春梦琐言 访谈︱施晔：除了房中术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还研究什么

【编者按】

几年前，由于电视剧《神探迪·徐人杰》的热播，“方圆，你怎么看”这句话成了网络流行语。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迪·徐人杰的侦探形象是由一个外国人发扬光大的，他就是著名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

       随着严晓星编《高罗佩事辑》，C.D.巴克曼、H.德弗里斯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等相关图书的出版，作为汉学家而不只是作为小说家形象的高罗佩，也渐渐为大众所熟知。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石页已经研究高罗佩四年了。在此期间，她还前往荷兰莱顿大学追踪高罗佩的足迹，掌握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她的专著《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4年底，本站记者来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充满古典气息的办公室中，围绕“高罗佩及其汉学研究”的话题对施晔教授进行了专访。本次访谈由于篇幅较长，本站将分两次发布，上篇介绍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及其与中国文化精英的交游情况，下篇围绕高罗佩的奇书《长臂猿考》展开，敬希垂注。

       

施晔与高罗佩长子高惠联合影于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高罗佩特藏室

本站:你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同性恋写作”，而高罗佩恰好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的先驱，那么你最早关注的是高罗佩吗？

       施晔：我其实早在上大学时就在图书馆里看到过高罗佩的《迷宫案》，是陈来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翻译过来的一本小说。我记得当时就觉得这本书很奇怪，它不像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又不像西方的侦探小说，这是我最早知道高罗佩这个人，不过后来又忘掉了。

当我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我肯定会遇到他的“性学两门考试”，所以我了解到高罗佩还是这样一个人——中国性学研究的先驱。一般来说，中国人避免谈论“性”，但像他这样的外国人可以对它进行研究，而且他已经做得相当深入，所以我对他产生了好奇。

       但是我此后一直没有时间去专门研究高罗佩，第一是为了评职称，要拼命写一些我并不感兴趣的东西，其次就是没有资料，缺少对高罗佩的收藏及其学术研究的深入了解。而且高罗佩的英文版学术着作在国内是很少能见到的，翻译过来的就只有“性学两考”，且有很多的删节，并不完整。

       

高罗佩的中文版“性学两考”

       所以一直等我2010年评上教授，有了足够的经费和时间以后，才有可能开展对高罗佩的研究，2011年干脆就到荷兰去了，在莱顿大学待了半年时间，在其高罗佩特藏室把所有藏书都理了一遍，走访了他的家人和传记作者，反正搜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高罗佩的资料，包括莱顿民族学博物馆、海牙国家档案馆。2013年初还去了波士顿大学Muga Memorial Library，查阅了他们收藏的高罗佩档案。经过这些准备后，相对来说我占有的一手资料就比较充足，对做高罗佩研究就很有自信心了。

这个网站:高罗佩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几乎对象棋、书法和绘画了如指掌。然而，他现在为大众所熟知的是他的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能否介绍一下高罗佩除了小说创作之外，在其他国学领域的造诣？

       施晔：高罗佩一生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古琴文化，他的《琴道》出版于1941年，还有《嵇康及其琴赋》，是对嵇康《琴赋》的学术性译注，这两本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则是其考察中国琴学东传日本谱系的副产品。

       

高罗佩正在书房弹钢琴

       第二部分是性文化研究，《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他的代表作，另外他对艳情小说作过校点，比如《春梦琐言》，但是他犯了一个错误，他一直认为《春梦琐言》是中国明代文人模仿唐代张鷟《游仙窟》所写的艳情小说。但其实不然，在我看完这本小说后我觉得它是日本汉学高手模仿明代文人的口吻写的艳情小说。

第三部分是中国书画鉴赏，其中代表作是《中国书画鉴赏集》，这是一本很厚的书。现在中西出版社买断了版权，但是还没有翻译。第二部是《芈海月砚史考》，是《芈飞砚史》的学术译著。第三个是鲁世华的书画翻译。这三本书是他研究中国书画的代表作。此外，他还研究了中国砚、墨和民间版画，并写了一些相应的论文；

       第四部分是动物文化的研究，《长臂猿考》是他的代表作；

       

高罗佩和他的宠物长臂猿

       第五部分是对密宗神明“马头明王”以及梵文的研究，代表作是《马头明王古今诸说源流考》，还有一本书是《悉昙——中国与日本梵文研究的历史》，《悉昙》这本书出版社已经邀请了北京大学的王邦维教授来翻译。

第六部分是我国刑事案件专题著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代表作是《唐寅笔石》。最近在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论文，高罗佩译注:跨时空空宋代狱判文学的传播，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我想高罗佩的汉学研究大概就是这六个部分，还有其他就是边边角角的，比如说关于“现结芒果”的研究。所谓“现结芒果”是源自印度佛教的魔术，和中国道家的幻术类似，先拿一个芒果核给你看，然后在地上掘个洞放进去，再用布盖起来，然后魔术师在一旁对着树念经，没一会儿，芒果核就发芽了，然后再盖上布再念经，再揭开来看已长出枝叶了，到最后就变成一棵很大的芒果树，树上还能结出芒果来，魔术师还能摘下芒果给你尝，就是这样一种为西方人所熟知的印度传统魔术。

高罗佩研究了这种魔法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然后成为中国道教魔法之一。比如《聊斋志异》讲的是一个道士种梨的故事，还有道教八仙中的韩祥子，他能让花瞬间绽放。这些故事都与“芒果现在”有关。他能发现两者的关系，我想在中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至于高罗佩对这种印度魔法的研究，我很早就写了一篇论文《印度“新鲜芒果树”的佛教起源与中国的演变》，但还在等待杂志发表。

       本站：虽然高罗佩在汉学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诣，但如今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得益于他的小说创作。您认为写小说和做研究在高罗佩身上是否存在着冲突？

石页:我觉得高罗佩最大的贡献在于走出象牙塔，把小说创作和国学研究结合起来。他之前在国学上很努力，后半生开始写小说很有益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艾维德教授也说:“高罗佩晚年写小说是一件好事。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众多的公案小说，将自己来自中西方的渊博知识和研究成果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他的灵气插图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

       一方面，高罗佩汉学研究的成果激活了他的创作灵感，这方面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迷宫案》里头的迷宫图案就是他收藏的《香印图考》里面的一幅插画，我翻过这本古书对照过其中的插图，发现是完全一样的。另外，高罗佩儿子说《四漆屏》的灵感就是来源于他家里收藏的一架明代屏风，有一天他在旅途中百无聊赖，就突发奇想，以家里的那架屏风构思新的狄公案小说，于是就有了《四漆屏》。

       

高罗佩为他的小说配插图

       另一方面，小说创作又激发了高罗佩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就比如性学研究，其实他对性学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晚，那是因为他的《迷宫案》要在日本出版，日本人为迎合读者口味就想在封面上使用裸女图片，但高罗佩说中国女性都穿得严严实实，没有裸体的可能。但日本人说中国古代就有春宫画，有裸女图，让他去找，结果他就真找到了《花营锦阵》这一套明代春宫图的画版，于是他就开始研究春宫图，这就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秘戏图考》。

高罗佩经常以小说创作为载体传播中国文化，他经常在小说中嵌入很多东西。比如《玉珠串》中，一个周游列国的老葫芦向西方人介绍了神秘的中国道家哲学。此外，高罗佩还将算盘作为小说的主题进行了描述，如算盘是如何构造和计算的等。他在小说中对中国文化的介绍特别巧妙。这是前所未有的，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他作为汉学家最独特的地方。

       本站：1943年至1946年，高罗佩被派往荷兰驻重庆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在此期间，他结交了诸多中国的文化精英，当时具体交游情况如何？

石页:我曾经核实过，在重庆和高罗佩有过接触的人大概有42个人，有些人的名字和履历我无法确认，没有包括在内。主要的考证依据是别人给他的字画，根据字画上的题字判断他和谁在一起过。还有两本画册《巴·江璐别诗册》和《书籍画册》，藏在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1946年高罗佩离开重庆时，很多朋友来送他，他让这些朋友在这张专辑上写诗或画画。所以这两张专辑非常珍贵。

       当年与高罗佩交往过的名人有着名的书画家沈尹默、傅抱石、于右任，着名的金石学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高罗佩还参与创建了重庆的天风琴社，于是和很多琴家交往，像徐元白、徐文镜兄弟，杨少五、杨大钧，以及査阜西、梁在平等人。他和冯玉祥也是在琴社认识的，冯虽然是个军人，但很喜欢附庸风雅，所以也参加了天风琴社。

       

高罗佩是当时唯一有资格参加“秦天学会”的外国人

       此外还有一些文人，如作家田汉，当年他和郭沫若经常光顾苏渊雷的“钵水斋”书肆，“钵水斋”类似一个文人雅集的文化沙龙，高罗佩经常和在重庆的文人雅士在此诗酒唱和，鉴赏书画作品，风流余韵，传播至今。记得2012年高罗佩的外孙女高若兰和荷兰驻沪领事馆一起搞了一次纪念高罗佩的活动，他们当时邀请我去参加了。现场就有一个小伙子说我外公认识高罗佩，但是没有人理他，于是我就问他说你外公是不是苏渊雷，他很激动地说终于有人知道他外公是谁了。后来我们还一起去看他外婆，百岁老人精神依然矍铄，我问老人是否记得高罗佩，她说记得，“个子老高的，一天到晚抽烟”。

此外，著名画家徐悲鸿还送了一幅画给高罗佩的妻子水世芳。然而，由于高罗佩去世较早，水世芳的四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她卖掉了许多字画养家，包括徐悲鸿送的这幅画。

       政治、外交方面的人物有郭沫若，当时他在重庆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当时共产党的身份可能还没有暴露，所以仍在国民党任职，他在《巴江录别诗书画册》里面也给高罗佩题了两首诗。还有比如许世英、王芃生，许世英1936年任中国驻日大使，王芃生任使馆参赞，这些人是高罗佩在日本的时候就认识的，他当时为了学汉语就经常跑到中国领事馆跟他们交流，这时候在重庆他们又重逢了。还有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以及外交部长，也喜欢收藏古字画，高罗佩与他经常来往，互相欣赏收藏品。

此外，还有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研究唐代音乐史的毕铿、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天主教神父方浩。人太多，不再一一列举。

       抗战虽然是中国人的悲剧，但是高罗佩说过要是没有抗战，他不可能有机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遇到这么多精英名流，因为抗战使这些人都聚集在陪都重庆，抗战给了他一个与中国士大夫文化近距离接触的绝佳机缘。

1946年3月，秦天学会与高罗佩夫妇在重庆各界合影。

       本站：在重庆期间，高罗佩与时任使馆秘书的水世芳女士恋爱并结婚，听说水世芳是张之洞的外孙女？这也是人们谈到高罗佩时经常提及的一句介绍。

石页:水师坊是张之洞的孙女。恐怕这是一个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任何数据来证明这种说法。高罗佩的家人也问我，说听说我妈是清朝一个高官的孙女。你知道吗？我说连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在已经出版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里面通篇都没有这个说法，还有一个外国杂志《WHO’S WHO IN CHINA》上面有篇关于水世芳父亲水钧韶的文章，介绍他的生平，只字未提他跟张之洞有任何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以讹传讹。但无论怎样，水钧韶是清政府及国民政府高官，水世芳为名门之后，这点没错。

       

左图:年轻时的水世方；右图:晚年的水世方

       水世芳是中国传统的贤妻良母，虽然她会说英语、荷兰语、西班牙语，又跟洋人结婚，但是她一生保持着中国传统贤妻良母的本色，以相夫教子为最大的事业，从不干涉高罗佩在家庭外面的事情。或许有人认为水世芳可以帮助高罗佩进行汉学研究，但水世芳说：高罗佩研究的东西我不太了解，太高深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包括书法都比我好得多，我只是负责相夫教子。其实结婚以后高罗佩在外面也有一些风流韵事，但是水世芳能忍，一直维持着这段婚姻，从这方面来说她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妻子。

我一直不明白高罗佩死后，水世方为什么要离开荷兰去西班牙。有一次我问高罗佩的大儿子威廉，威廉告诉我她不习惯荷兰的气候，因为冬天很长，经常下雨，又湿又冷，对她的身体不好。后来经历了西班牙，才知道西班牙冬天不冷。穿一件毛衣和一件外套就够了。巴塞罗那的蓝天白云让人心旷神怡，所以水师坊愿意住在那里。我问威廉她是否独自住在那里，但他说她没有。她很快就认识了其他人，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很开心。水世方就是这样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她似乎死于2005年。

       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戴晓莲是教古琴的，她曾为了高罗佩收藏的一批琴谱到荷兰去，这批琴谱中有珍贵的孤本《龙吟馆琴谱》。她当时还见到水世芳，我看到过她们的一张合影。

       高罗佩和水世芳一共育有三儿一女，大儿子威廉是莱顿大学的教授，搞日本文学研究，二儿子彼特是律师，三女儿宝琳在博物馆工作，最小的儿子托马斯是一位外科医生。

        

高罗佩和水世方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威廉是莱顿大学研究日本文学的教授，二儿子彼得是律师，三女儿波林在博物馆工作，小儿子托马斯是外科医生。

高罗佩和他的四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