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的消防员 《切尔诺贝利的悲鸣》选读｜消防员妻子的爱情与死亡

【编者按】1986年4月26日，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五十八秒，一连串爆炸震碎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存放燃料棒的四号反应炉，切尔诺贝利核灾成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科技浩劫。

今天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30周年。对于这场灾难，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悼念切尔诺贝利》中对遇难者进行了详细描述。Alexeyevich花了三年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的幸存者: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摄影师、教师、医生、农民、当时的政府官员、历史学家、科学家、被迫撤离者、重新安置的人，以及妻子和祖母。

本文节选自《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第一章，由北京磨铁·铁葫芦授权本站使用。

切尔诺贝利的哀悼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刚结婚，逛街的时候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站二楼的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用一个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总是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在哪里，他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有火焰。一切都在闪耀。燃烧着，冒着烟，很热。他再也没有回来。

2016年4月26日，在乌克兰斯拉维克，人们纪念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中遇难的消防员。屏幕上是被摧毁的4号反应堆。东方集成电路图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现在是四点钟。五点钟。六点钟。6: 00我们要去他父母家种土豆，Plibert离他父母住的Spiweser大约40公里。他喜欢播种和耕作。他妈妈总是说他们多么不希望他搬到城里去。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参军时就加入了莫斯科消防局，退役后想当消防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七点钟，我被告知他已被送往医院。我急忙赶到那里，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没有人能进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仅我在那里，那天晚上丈夫去过反应堆的所有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条件很差，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要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就要喝了。”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徐申克去世。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废墟中还剩下另一个人——瓦列里·格丹霍克，他无法靠近他，不得不把他埋在水泥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滚出去！走吧。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给你买牛奶，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过多久，整个城市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和火车停止，士兵用白粉清扫街道。我担心第二天出城买鲜奶。没有人提到辐射，只有士兵戴着口罩。城里的人还在去商店买面包，张着嘴拿着面包走在街上，还有人吃盘子里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已经出现的士兵把我们推开了。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是的，他们要坐飞机去莫斯科，所以你得帮他们穿衣服。他们用来救火的衣服都烧光了。”公共汽车停了，所以我们不得不跑。我们跑过了大多数城市，但是当我们带着他们的行李回来时，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是想骗我们不要在那里哭。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父母家的，只记得我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他是乘专机去的。”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去莫斯科的旅程了。到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第一个看到的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队员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到我们了，说是绝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不能说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我怀孕了。

“有。”我说。

“有多少？”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哦，所以他可能会有点不高兴。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是我知道我不会离开，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见他们坐在床上打牌，谈笑风生。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头看着我说:“好了，结束了！她甚至可以在这里找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了他。“坐下，坐下，”她说。“你不能在这里拥抱。”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别离我太近，找把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看到爆炸了吗？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这么说，以为是有人故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2016年4月26日，在乌克兰斯拉夫，人们纪念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中遇难的消防员。东方集成电路图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太爱他了！以前不知道有多爱他！我们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牵着我的手，把我转过来，吻我，路人会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宿舍的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热乎”了，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只留下钱。作为交换，他们给了我一件56号的病号服和一双43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还给我，因为很可能会“脏”。我穿着长袍去看他。他惊呆了，说:“女人，你怎么了？”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不，不！”我害怕有人会听到我。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做了什么？”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他每天排便25到30次，伴有血液和粘液。胳膊和腿的皮肤开始开裂，全身长满了疮。只要你转过头，你就能看到枕头上有一束头发。我开玩笑说:“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

一天晚上，一切都很安静，我们都在周围。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真的很想见见我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这取决于你。”

“为什么我自己决定？我们有两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样！甚至感觉不到心脏下面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医生不知道我晚上和他在生物室，但护士让我进去了。一开始他们求我:“你还年轻，为什么要这样？”他不再是人，是核反应堆，你只会和他一起毁掉。"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帮他拍照，没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盖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换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粘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

只要床单稍微打结，他身上就会有伤口。我把指甲剪得足够短以至于流血，这样我就不会不小心割伤他了。没有护士靠近他，所以如果他需要什么，他会打电话给我。

他们替他拍照，说是为了科学。我放声大叫，把他们推走！捶打他们！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是我一个人的——是我的爱，真希望可以永远不让他们接近他。

我离开房间，走到走廊的沙发上，因为我没有看到他们。

我告诉值班护士：“他要死了。”

她对我说:“还有什么？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会杀人，而你坐在核反应堆旁边。”

都是我的……我的爱。他们都死掉之后，医院进行“大整修”，刮掉墙壁，挖开地板。

一天晚上，我坐在他旁边的小椅子上。晚上八点，我对他说:“我要去散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表示他听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没办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洁女工敲我的门说:“去找他！他一直像疯了一样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加·凯比诺克和沃洛迪亚·帕维克将被埋葬。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很亲近。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站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真帅！好开心！这是另一个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很开心！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15分钟前去世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喊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对着天空喊空，整栋楼都能听见，但是没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想再见到他！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有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停尸房问我，“你想看看我们给他穿什么衣服吗？”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胳膊，感觉骨头晃来晃去，好像和身体分离了一样。他的肺和肝的碎片从嘴里出来，他的内脏被呛住了。我用绷带包好双手，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这些东西我说不出来，无法用语言描述，感觉好辛苦。这是我所有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着制服的瓦西里放进玻璃纸袋，再把袋口绑紧，放入木棺，然后又用另一层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纸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后他们把所有东西塞进锌制棺材里，只有帽子放不进去。

他父母和我父母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我们不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它们都有很强的辐射。他们应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埋葬——一个用水泥砖覆盖的密封锌棺材——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必须签署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

他们立即买了我们的往返票，第二天就出发了。从始至终，便衣士兵都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去买旅行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尤其是我，和别人说话，好像我当时有办法说话，但实际上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离开时，值班女工清点物品，她当着我们的面，叠好毛巾和床单，放进聚乙烯袋，很可能准备拿去烧掉。我们支付宿舍费用。十四个晚上，那是治疗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个晚上，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回到家，一进屋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但是她睡得很不好。”

我当年二十三岁。

两个月后，我去了莫斯科，从火车站直接去找他！我在墓地和他说话的时候，突然开始疼，他们给我叫了救护车。是安吉丽娜·维西丽娜·古斯科娃接生了我的孩子。她之前跟我说:“你是来这里生孩子的。”预产期还有两周。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也很完美，但她患有肝硬化、肝脏28伦琴辐射和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已经死了，而且是同一个故事:“我们不会把她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

我一直说错话...中风后我不应该大叫或哭泣。所以我一直说错话。但我想告诉你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拿来一个小木箱，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地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没有名字，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灵魂，而我埋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遍布大街小巷。这叫做切尔诺贝利地区。

那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当中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关于我的爱…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

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内滕科的遗孀

切尔诺贝利事故中遇难消防员的雕像。东方IC 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