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的父亲 曹景行:父亲和我见证的台海波涛

【作者简历】1947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89年移居香港。先后在中文《亚洲周刊》、香港“传讯电视”、香港凤凰卫视任职。现任多所大学教授和访问学者、在多家媒体做新闻评论、主持。

那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邵老夫妇、张治中等,同父亲在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暮色渐浓,船上挂上几只电筒作灯,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56年的7月16日,北京的夏日好像没有现在那么闷热。下午四点左右,一辆蓝色的“华沙”牌轿车载着我和父母三人直奔颐和园。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女士已经在门口等着,我已记不得叫他公公还是爷爷,他同我父亲曹聚仁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进了园子,我真想到处奔跑一番,父亲却不能同我一起。于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邵老就带我这个小男孩,绕着昆明湖游玩起来。接着又上山,到了铜厅那里没有再往前,不能让邵老累着,我和妈妈也该回城里去了。

父亲没有同我们一起回去吃晚饭,他和邵老留在了颐和园。

牵线“第三次国共合作”

后来从父亲的文章当中才知道,那晚,周恩来总理和陈毅、邵老夫妇、张治中等,同他在昆明湖上泛舟三个小时。暮色渐浓,船上挂上几只电筒作灯,主宾之间谈的就是台海两岸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可能。父亲问周恩来,早先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票面票里的实际价值究竟如何,周恩来回答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价值完全相符。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有关内容,父亲以《颐和园一席谈》为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刊出,这应该是北京第一次公开向海峡对岸发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呼吁。而那一天,快满九周岁的我,无意中成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间接见证人。

在北京的两个星期,我见到最多的就是邵老夫妇和张治中、屈武、陈叔通等,还有一些记不得名字的老先生。他们轮流做东,我听不懂他们席间所谈之事,只是饶有趣味地看着陈叔通老公公如何把烤鸭穿过他的长须送进嘴里,或者同屈武的苏联夫人谈论小学功课,因为我们读同一年级的课本。父亲有一天单独同夏衍在“菜梗香”吃午饭,我也“旁观”;现在想来,夏老应该没有深入参与其事。

从1956年到1959年,父亲多次往返香港与北京,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有多处记载,第一条就是:“1956年7月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商议周恩来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的有关事宜……”那时,父亲已经到了北京,我和妈妈也从上海前来。

10月7日,由邵力子、张治中等人陪同,周恩来与再次来京的曹聚仁会面。这次谈话内容,《周恩来年谱》记录得十分详细:周恩来回答了曹聚仁询问如果台湾回归后,将如何安排蒋介石等问题,周说:“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关于陈诚和蒋经国也都有提及,周恩来表示,陈诚如愿到中央,职位不在傅作义之下。母亲邓珂云后来在笔记中记载:“这次毛主席接见了他。”

为毛主席传话

1958年8月,毛泽东再一次接见我父亲,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夫子。后来在报纸上以“郭宗羲”之名发表了独家文章,透露了中共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提及这段历史,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说:“毛主席十分重视曹聚仁,当时毛主席讲(这是)政治性‘试探气球’。

”“总理和我们也等着曹先生把消息传递给台湾。当时曹聚仁可能没有与蒋经国直接联系上,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但他为了执行毛主席交给的特殊任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以记者‘郭宗羲’的名义发表。”

三十年后,我在香港遇到了当年主理《南洋商报》香港办事处的郭旭先生。他说他接到我父亲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稿电报,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就决定用自己的姓,造出了郭宗羲这个名字发表。后来我又到新加坡《联合早报》(多年前由《南洋商报》与另一家报纸合并而成)和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它们都把这篇独家报道作为报史中的重要一页。

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50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这样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

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周恩来年谱》记载,毛泽东当时表示,“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与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

毛泽东对台湾政策,后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的这个想法在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当局。而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金冲及的《毛泽东传》,毛泽东的想法正是在1958年会见曹聚仁的一段谈话表露出来的。

两岸“密使”的遗憾

1959年夏,父亲再一次到达北京,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缠身于庐山无法如期返回。当时负责陪同父亲的徐淡庐先生后来告诉我,庐山会议的时间一延再延,中央决定先让曹聚仁到处走走看看。结果,父亲这次北行前后长达四个月,去了东北,又去武汉看了第一座长江大桥。时间远超先前各次。

这次之后,父亲没有再到北京,但他在两岸间的事情并没有停下,只是方式有些变化。早几年,上海作家叶永烈和台湾一些朋友都告诉我们,台湾日月潭畔的涵碧楼有记载说,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里见过蒋氏父子。只是,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一记载源自何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在香港日子越过越艰难,有好几年可谓“贫病交加”,但他仍然自视如波兰作家显克微兹笔下的“灯台守”,等待又等待。1971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父亲在家信中也隐约透露出一种新的乐观情绪,不幸没多久,1972年夏他病逝于澳门。我从安徽用了三天三夜赶去,却只能在追悼会上见到父亲的遗容。我们家人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大陆,现葬在上海近郊的福寿园墓地。

2005年5月14日,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李菁采访了原中台办主任杨斯德。关于五六十年代的两岸关系,杨斯德说:“我们那时主要是和‘蒋(介石)—陈(诚)—蒋(经国)’打交道,中间的‘牵线人’包括章士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已经很多了。曹聚仁也是我们的联络人之一。”

父亲能够成为两岸之间的“密使”,与他抗战之初走出书斋“带笔从戎”直接相关。他作为中央社战地记者穿行东南战线,结识国共双方不少高层人物。尤其是蒋经国到赣南主政,邀我父亲帮他重振《正气日报》,其间过从甚密。

1950年父亲移居香港,处在国共交锋的夹缝中,但他始终相信双方仍有机会重新携手合作,就像夫妻那样“床头打架床尾和”。终于,如“痴汉等婆娘”般,他等到了为此奔走效力的机会,付出了整整十六年的心血,最后还是如陆放翁般留下“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憾。

父亲没看到的,我看到了

父亲去世时,台海两岸高度敌对,壁垒分明。而二十年后,当我作为香港《亚洲周刊》记者踏上台湾土地时,那道海峡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了,但我见证的却是国民党的蜕变。李登辉的当权,造成了两岸之间的新危机。在《亚洲周刊》(属香港《明报》集团)上,我们率先讨伐李登辉对司马辽太郎发表“台独”倾向言论,详细报道浙江“千岛湖事件”的真实内情,明确反对美国航空母舰重临台海——也发出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可能上台的警告。

记得有一天,《明报》集团主管编务的高信疆先生告诉我,台湾方面对我的一些评论很有看法,但他又表示“事情本来就如此嚒”,完全支持我的见解。

1998年我加入香港凤凰卫视后,立即开始对台湾政局剧变作持续报道和评论,不断往返于台港之间。2000年3月18日,我们在台北现场直播了选举过程。国民党的下台虽在意料之中,但民进党和陈水扁的当选仍然令人震惊。特别是两岸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冲击,立即成为最大的悬疑。那些日子中,如何准确报道和分析台湾局势演变,压力空前。

这年的5月20日,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直播陈水扁宣誓就职,没多久又报道了国民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一片愁云惨雾。那个时候,谁都没有料到八年之后民进党居然会溃不成军,国民党又重新上台。实际上,我在一次次赴台湾的采访中,越来越感觉到多数台湾民众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强烈意愿。尤其是连战、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第三次国共合作就此实现。宋楚瑜回到他湘潭老家那一刻,感慨中紧拉我手,抱在一起。

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以压倒优势胜出。当晚结束在台北的一整天直播后,我来到《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家中,我们因多年的两岸新闻采访而成为朋友。在那里,我用相机拍下了张小燕和其他许多朋友的笑脸。这天晚上,我感到台湾民众已经把“台独”变成完全的死路,未来两岸必然走向利益的融合。同父亲一样,我也见证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