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作者：学者该把忠诚献给历史

【编者按】作为当代最具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长达五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是英国思想文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独立报》称，“作为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批评家，甚至超越了F.R.利维斯。”查尔斯王子曾高度评价其在学术界的地位，称其为“可怕的伊格尔顿”。

2011年，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出版并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和关注。去年，他的新书《论邪恶:关于恐怖主义行为的思考》和访谈集《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相继在国内出版，再次引发了学界对这位“坚定的不受时代思潮束缚的社会主义者”的讨论。

       近日，伊格尔顿接受英国高等教育报刊《泰晤士高等教育》的专访，谈及了他50年的学术生涯。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

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是“糟糕的日子”

伊格尔顿1943年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附近索尔福德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1年进入剑桥大学。21岁时，他成为18世纪以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最年轻的初级研究员，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69年调至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凯瑟琳学院沃顿英语与文学理论讲座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伊格尔顿已蜚声海内外，成为国际着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左翼公共知识分子。1983年他的着作《文学理论介绍》对新潮流的介绍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被重印了近20次，成为当时文学系学生的必读教材。他还定期为《卫报》和《伦敦书评》以及其他许多主流媒体撰写文章，文风一向是冷嘲热讽、插科打诨，《卫报》称他“在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文化批评家中首屈一指。”

面对《泰晤士报高等教育》记者，伊格尔顿用“糟糕的日子”描述了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说，他最喜欢的小说家和诗人是波兰著名作家波里斯·拉尔夫·普鲁斯和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他最喜欢的音乐是莫扎特的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和泰迪熊的野餐。

       对普鲁斯、莫扎特和牛津的喜欢，源于他在故乡索尔福德的童年时代。他回忆道“人们常常说起那里的河，连鱼罐头都不能在里面生存。”随后，他提及自己父亲，一名社会主义者，伊格尔顿说父亲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我怀疑他一生从未读过一本书。”他也曾说过，“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以我父亲的名字，人们喜欢他。”

谈及自己小时候的阅读经历，伊格尔顿说，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冒出来关于阅读的奇怪想法，但他回忆说，“我8岁左右的时候，脑子里就萦绕着阅读经典文学的念头。不知道什么是经典文学，也不知道是三本还是三百本。然后我把可怜的母亲拖到曼彻斯特市中心的一家二手书店，那里有一排狄更斯的小说。我问店员，‘这是一个经典的名字吗？店员说，‘是的，这是经典作品的一部分。我母亲付了五先令，剩下的两先令六便士分期付款。这些书我大部分都是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读的。"

 “共产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伊格尔顿早年也信仰天主教，并将这种信仰带到了大学:“当我来到剑桥时，”他说，“我成为了那里一个名为‘天主教左派’的运动的成员。你看，我很幸运遇到了基督教的激进版本。”

       伊格尔顿于1969年转到牛津任教，“我从一个堡垒搬到另一个堡垒，这一次是到一个充斥着右翼中古学家古怪念头的堡垒。偶尔，我会看到一些教师直白地穿过马路，就是为了要避开我。当时我认为，因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但现在我觉得，这不过是因为我来自剑桥而已。”

伊格尔顿解释说，现在他更喜欢“共产主义者”这个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思是好的，但“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实用术语。”

       他转而谈及1970年代学院里激进的好日子，“我受邀在丹麦的一所大学发表演讲，两名羞涩的年轻学者迎接了我，其中一人随身携带了一个小录音机。他们说，‘我们的学生认为演讲是暴力的一种形式，所以你不能在这里演讲。你愿意对着录音机演讲吗？’最后我对着录音机完成了整场演讲，他们点了点头，带着录音走了，仅此而已。”

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在这个激进的时期，文学批评可能会扮演政治革命的角色。当时，伊格尔顿自称是“一个严肃、高尚、无情的知识分子”。多年后，他解释说，1980年左右的女权运动使他脱离了那个阶段。此后，他的作品表达了各种“庸俗”的美德，如做作、讽刺和喜剧。

孤独是激进生活的一部分

伊格尔顿曾在1987年的小说《圣人与学者》中写道:“你的革命不会成功，因为你没有学会轻佻。”

       喜剧是怎样的？为什么如此重要？伊格尔顿说，“喜剧可以成为友谊和团结的一种形式。我的意思是，激进派的困难之一是要不停地反对或者排斥异己。激进分子想要和其他人一样摆脱孤立。”对伊格尔顿来说，孤独似乎是激进生活的一部分。他回忆起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引用他的诗句说，“‘我们想要为友谊做准备，可自己根本不可能友好。’”

伊格尔顿说，他曾经为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写过一部关于布莱希特的剧，但这部剧胎死腹中。他补充说，如果他不是学者，他肯定会成为一名演员。后来，他似乎自相矛盾，但我们每个人都被“内在的必然性，我们自己坚定不移的规律”所推动，所以我们无法选择。当记者问他能否举个例子时，他说:“要写，我必须写。事实上，你知道，有时候我写什么并不重要。当我写作时，我极其自信，觉得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就好像我不在我的正常生活中。”

大学不再是人性批判的中心

20世纪80年代，伊格尔顿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天主教。后来，他的作品充满了天主教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基督教似乎是伊格尔顿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50年前，伊格尔顿把自己看成一个基督徒吗？应该让《圣经》复活吗？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包括来世吗？“不，”伊格尔顿说，“来世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一样，‘人们相信人死后，永恒开启，这多么奇怪啊。’基督教的信仰是此时此刻的永恒。”永恒只限于当下吗？他回答道，“永恒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无止境地活下去，那将是地狱。”

那么什么是大学呢？作为一个批评家和学者，我应该把忠诚献给谁？给真理、知识、探索，还是自己的部门经理，研究“卓越框架”和纳税人，还是学生，还是任何雇佣自己的人？还是上帝还是凯撒？

       “历史”，他回答，“历史为评论家设置任务。关于大学，现在我们生活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大学不再是人性批判的中心，反而成为新资本主义野蛮的价值所在。”

       那大学还有希望吗？伊格尔顿笑着引用卡夫卡的话，“‘是的，希望无限，但我们没有。’”

大学还有希望吗？伊格尔顿笑着引用卡夫卡的话:“是的，希望是无限的，但我们没有。”"

伊格尔顿的中国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