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宗光 金庸武侠六十年︱金庸的传媒、政治朋友圈

【编者按】

查梁勇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海宁。

       1955年2月8日的香港，《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金庸“出生”。

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梁勇。

       金庸武侠问世一甲子之际，本站将刊发一系列文章纪念。

       金庸笔下，无论江湖豪客还是正派大侠，几乎没有不爱交朋友的。换句话说，都挺喜欢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像少林方丈、武当掌门、丐帮帮主这类朋友圈广到无边无际的江湖大佬，只要一露面，差不多是人人点赞、句句转发的节奏。韦小宝这种小流氓，干脆同时和天地会、康熙、神龙教互加，体制内外都朋友众多，所以最后能在通吃岛上做他的通吃伯。

虽然金庸多次坦言自己与书中主人公并不相似，“我绝对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但他爱交朋友。金庸闻名世界，他的朋友也是。同学圈

《明报》是当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它是由查梁勇和中学同学沈宝新于1959年创办的。

       金庸曾经说过：“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明报前总经理沈宝新一定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沈宝新和金庸是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金庸和同学一起从小学到初中编助教，赚了不少钱，有一次拿钱资助沈宝新。1948年两人在香港相遇时，金庸看中了沈宝新在出版印刷方面的经验，请他一起办报，于是《明报》应运而生。

       沈宝新待人慷慨，机房工人赌博输钱找他借，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被员工称作“老豆”，和今天我们说的“大大”一个意思。《明报》推出马经是沈宝新的主意，走娱乐化路线的《明报周刊》也是沈宝新向金庸建议后创办的，可谓经营有术。创刊最艰难的那段时间，也是沈宝新陪金庸一起度过的。

金庸高中的时候，得了疟疾。与金庸合编的沈德枢，带着其他同学翻山越岭采药，熬成药汤给金庸服用，使金庸摆脱了发烧和疾病。1985年，金庸和老同学在杭州聚会时，带着儿子向沈德旭敬酒。他说:“我们一起给沈伯伯敬酒，我的命被沈伯伯救了。”后来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时，沈德旭是浙江大学园艺系的博士生导师。他开玩笑说:“金庸发表了十四部武侠小说，成了亿万富翁。我发表了14篇学术著作，为中国农民增加了500亿元收入，但他们没有什么损失。最近发表了学术著作，要自己掏钱！”

       《大公报》《新晚报》圈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这个新闻工作，《明报》生涯占了大头。而在创办《明报》之前，金庸曾在《大公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梁羽生、罗孚、陈凡，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明报的职业生涯占了这份新闻工作的大部分。《明报》创刊前，金庸在《大公报》、《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梁玉生、罗父和陈凡此时相遇了。

香港新晚报原总编辑罗福。

       那时还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和金庸的共同话题有两个：下棋和武侠小说。梁羽生围棋、象棋都爱，金庸只爱围棋，聂绀弩在香港的时候，常去找他俩下围棋。下棋之外，两人经常把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作为谈资。后来，两人都开始写起武侠小说来，把他们常聊的那些武侠小说家都抛在了后面。

罗孚当时是《新晚报》的总编辑，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就是由他连载的。连载之后，他又上了金庸的巅峰，之后又有了金庸的处女作小说《书剑对敌录》。中央编译出版社为罗孚文集加的腰封上写着:“生下梁羽生的金庸妻子”，绝对是真的。生第一个孩子总是很难。生婆婆是必须的。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就会顺利，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出生。有十四个金庸和三十五个梁羽生。

       上世纪四十年代即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比较惨，化名“百剑堂主”连载《风虎云龙传》，读者反响冷淡，他就此搁笔，转而和金梁二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并称“三剑客”。

离开《大公报》后，金庸创办了《明报》，在政治上针锋相对，经常在政治问题上争论不休，特别是文革后。即便如此，他和罗孚、梁雨生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只是人脉比较少。文革期间，经常藏刀假扮“大刀卫士”的陈凡，以“张恨奴”为笔名，接连写下《明报魔言魔语》，批判明报和金庸。

       金庸和梁羽生的友谊是持续终生的。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后，每次回香港，金庸都做东请客，金庸去悉尼，梁羽生也会去看他。两人每次见面，都会下几盘棋。梁羽生老家广西梧州市蒙山县城的梁羽生公园，匾额也是金庸题的。

罗孚作为地下党的骨干，曾向香港左派报纸传达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要求停止攻击金庸和明报。20世纪70年代，罗孚经常与金庸秘密会面，交流思想。林彪的逃跑被罗孚透露给金庸，让明报抢了一个大独家。

       陈凡1997年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逝世。他逝世前，曾写信给金庸，讨要一套作品集。金庸托专人送交陈凡一套亲笔签名作品集。在金庸看来，这是陈凡向他示好，希望和解。        

明报圈

       《明报》时期的金庸，一手办报纸，一手写小说，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这个时候的他，朋友圈几乎将港台文化圈名流一网打尽，一直延伸到了大陆乃至全球华人文化圈。

倪匡和古龙。

       从创刊于1966年，着眼于中国文化、学术的《明报月刊》的顾问名单中，就可窥见一二：

王蒙、王德威、白先勇、田长霖、李天明、李远哲、李毓芬、李泽厚、李欧凡、余光中、余英时、吴冠中、吴清辉、杜维明、金耀基、周策宗、白洋、胡举人、查良勇、徐立志、高行健、夏志清、马悦然、唐德

       金庸自己，也在顾问之列。事实上，若非金庸的影响力，《明月》是断不能排出如此豪华的阵容的。

       而《明报》历任总编辑潘粤生、梁小中、王世瑜、董桥、张健波、刘进图，个个堪称香港新闻出版业的大将。除了董桥和张健波之外，《明月》历任总编辑胡菊人、古德明、古兆申、邱立本、潘耀明也都是一时之选。后来创办“香港财经风向标”《信报》的林行止曾在《明报》资料室做资料员，受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返港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被称为“香江第一才女”的吴霭仪曾任《明报》副总编辑及督印人，现为大律师兼立法会议员，她出版有《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情》《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的女子》等多种“金学”着作，不仅受到读者好评，金庸也很欣赏。

《明报》历任编辑潘、梁、、董桥、、刘，都是香港新闻出版业的伟大将领。除了董桥和，《明月》的主编胡、顾德明、顾、邱、也是临时选择。后来，创办《香港金融风向标》的林行止在《明报》资料室当资料员。受到金庸的赏识，他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回到香港后，他成为《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吴爱丽素有“湘江第一才女”之称，曾任《明报》副主编、印度督军。现在她是大律师和立法会议员。她出版了《在金庸小说中看到生活》《金庸小说中的爱情》《金庸小说中的男人》《金庸小说中的女人》等多种“金学”，不仅受到读者的好评，也受到金庸的赞赏。

黄志光

       《明报》自创办以来，副刊一直是“小说”、“杂文”两版。这两个版面专栏作者的聘请，一定是要经过金庸批准的。所以，长期以来，《明报》副刊的作者，也大多是金庸的朋友，如倪匡、黄沾、亦舒、董千里、林燕妮、蔡澜、温瑞安、陶杰等。

倪匡说，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是金庸，他的小说只在《明报》连载，大部分也是在金庸创办的明闯出版社出版。他为《天部》写了6万字，金庸专门叫他拿给董看，改了之后又报了一遍，因为“老董的字更简洁，简洁有力，字的组织能力高”，没人当鬼注意。倪匡的妹妹亦舒也在《明报》开设了专栏。兄弟姐妹觉得金庸稿费太低，一起向金庸抗议。结果，金庸笑着转身回去了。最后，他们继续为金庸写专栏。

       黄沾给金庸影视剧的插曲填了十四首词，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汤镇业主演的《天龙八部》第二部的主题曲，而金庸认为黄沾成就最高的作品，则是无人不知的《笑傲江湖》插曲《沧海一声笑》。黄沾曾经狂追林燕妮，多次求婚不成，干脆找金庸证婚。金庸草拟婚书不说，还挥毫书就嵌二人名对联一副：“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沾朝雨共君永年。”可惜的是，此后不久两人便彻底分手，金庸白做了一场月老。

蔡澜。

       蔡澜、温瑞安和陶杰都是八十年代之后金庸结识的作者。蔡澜由倪匡介绍去《明报》开专栏，与金庸一见如故，在金庸退休后，陪金庸去了很多地方，金庸说：“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行过最长旅途的人。”但是，金庸的饮食趣味却和号称美食家的蔡澜截然不同，所以他曾当面对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温瑞安与妻子方娥真1980年时因为创办神州诗社，被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罪名遣送出境，1981年，方娥真得以海外雇员身份留港，温瑞安依然漂泊，是金庸“雪中送炭”，安排《明报》《明报晚报》连载其小说《神州奇侠》《血河车》，方才造就温氏武侠旋风。陶杰是金庸的忘年交，金庸说：“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金庸认为陶杰“既有中式家学渊源，又有英式国际视野”，邀请他在《明报》当副总编辑，兼写专栏《泰晤士河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龙。1972年，金庸篆书《明报·鹿山公》的连载即将结束。他给古龙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著名武侠小说研究者陈墨说，古龙的朋友于东楼曾告诉他，古龙收到金庸的信时，于东楼在那里。当时古龙正如火如荼地写着许多信，细看已经来不及了。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打开信，看看是哪个“家伙”从香港写给他的。结果是金庸的草稿信。古龙看了这封信，难以置信。他没有洗澡。“他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很长时间一句话也没说。”。后来《陆小凤》系列在《明报》连载，在空之前获得成功。金庸不仅是古龙的文学前辈，也是他的竞争对手。金庸愿意主动调任《明报》的职位，让他发表自己的代表作，值得终身铭记。

       政治圈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金庸还在《大公报》时，就与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和总理办公室秘书杨刚有过交往。20世纪50年代初，金庸就有了当外交官的想法。他在当时发表的关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文章受到了国际法权威梅九渊的赞赏。经人介绍，金庸来到北京外交部工作。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秘书乔告诉金庸，因为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在人民大学接受培训，写好户口材料，才能在外交部工作。考虑再三，金庸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于是放弃了做外交官的想法，回到了《大公报》。有人描述，北上的金庸穿着格纹衬衫和牛仔裤，打扮成小资产阶级，与红色北京格格不入。

       七十年代《明报》在香港已成气候之后，金庸介入了香港政治圈。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得以频繁接触首任廉政专员姬达。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了金庸，让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意见。1981年，英国女王授予金庸OBE勋衔。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金庸接受鲁豫采访时，曾回忆这次见面：“撒切尔夫人经过香港的时候邀我到港督府见她，英国当时跟中国在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她希望我支持英国人，香港不要归还。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归还中国，第一，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了；第二你签条约九十九年，现在到期了，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

邓小平遇见金庸。

       除了和港英政府联系密切之外，金庸还曾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中共高层领导人。

1973年3月，邓小平从江西回京后不久，就委托人买了一套金庸小说，至今仍是内地的“禁书”，中午津津有味地看完，晚上睡觉前半小时才看完。邓小平的护士郭曾说:看过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所有武侠小说，大部分都是《射雕英雄传》。金庸经常在《明报》的社论中称赞邓小平，所以邓小平复出后说:“我想见见查先生。”邓小平认为，金庸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他曾与林彪、江青等并肩作战多年，在海外有着忠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省对他也有不错的印象。他决定通过金庸把中央政府对台湾工作的新主张传递给国内外。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金庸。这次会面后，引起了全球华人社会的轰动，《明月》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这期杂志，一周之内连续加印了三次。金庸说，邓小平见面时给他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他，“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返港后，他立刻给邓小平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1984年9月26日，中英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仍然在中南海会见了应邀再次访问大陆的金庸。胡耀邦率真开朗的性格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1年后的1993年春天，金庸在山东省东部渤海附近游览了最前沿的“天涯海角”。胡耀邦题写的碑有两座，一座写着“天尽头”，一座写着“心潮家园站”。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邀请金庸题词留念。他写道:“在天的尽头，在地的尽头，向东望海望水。忆胡耀邦，心潮不能歇。”

       1993年春天，北京召开“两会”之际，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大陆。３月１９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会见了金庸。江泽民以金庸的小说作为会见的开场白，然后对金庸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江泽民和金庸主要聊了西藏、香港问题。此外，金庸还回忆说，江泽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 Timon of 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金庸还应台湾省当局的邀请，于1973年4月18日至28日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当时蒋介石身体不太好，“总理”蒋经国和金庸长谈。金庸回忆说，蒋经国跟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当政治家。他一开口，我就觉得他是同胞，觉得好亲切。”。

       蒋经国请金庸对台湾多提批评，金庸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回应道:“你的观点非常正确。只是我太好求了，总想一切都快一点。当我看到我的工作不如理想时，我非常焦虑。我亲自督促推动。我一直希望大家更加努力。”“以人为本的政治”之后，蒋经国的动手风格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

       谈到自己和邓小平、蒋经国的关系，金庸曾说，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对他很客气，“凡是对我客气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许许多多朋友，我都衷心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我没有资格做邓小平或蒋经国的朋友，不过我深信他们所实施的改革，比之以前的政策是好得多，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就算他们对我不客气，我还是希望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