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为什么要杀犹太人 当过顺民杀过犹太人 欧洲“受害国”各有不愿示人的二战记忆

德国足球教练勒夫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

1月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1945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的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刚过去不久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活动上，德国总统高克、法国总统奥朗德、奥地利总统菲舍等4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波兰奥斯维辛-比尔肯瑙集中营旧址的纪念活动。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忠杰认为，大屠杀已经上升到了二战欧洲“共同记忆”的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奥地利和波兰都是二战期间德国侵略的目标和受害者。他们为什么要和“侵略者”德国一起纪念大屠杀？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只需要记住两件事，一是自己一方是如何英勇奋战的；第二，对方有多残忍。但是这三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中真的只有两件事吗？

       2月4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接受本站专访，讲述德国之外，法国、奥地利、波兰等“受害国”那些曾经被掩藏起来不敢示人的二战记忆。

法国:“抵抗”的神话被打破

       本站：提起二战时期的法国，人们容易想到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政权”，以及法国人为抵抗纳粹德国和“维希政权”的“抵抗运动”。现在的法国人怎么看待“维希政权”？

孟中杰:1940年6月22日德国入侵巴黎。不久之后，法国出现了维希政权，其首脑是法国元帅伯特兰。历史学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词叫“维希综合症”。说到维希，法国人总是很难过。我们大概无法理解这种悲伤，因为当我们提到“汪精卫的傀儡政权”时，我们并不认为它与我们现在的记忆文化有任何关系，它只是一个汉奸政权。但对于法国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法国在二战末期建立的“大多数人英勇抗德，少数人才是汉奸”的“神话”在1968年后被打破了。

       本站：1968年前，所谓“神话”是什么？是如何构建的？

       孟钟捷：1944年巴黎光复后，第18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这么一段话：“巴黎！她饱受折磨！她一度崩亡！她浴血奋战！如今，她靠着自身的力量，在法国军队的援助下，在全民族的支持和拥护下重获自由了。”这段话其实抹杀了很多东西，比如它完全忽略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对法国解放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避而不谈“维希政权”。

孟中杰:1944年巴黎光复后，法国第18任总统戴高乐这样说:“巴黎！她在受苦！她曾经崩溃过！她浴血奋战！现在，她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法国军队的援助，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重新获得了自由。”这段话其实抹杀了很多东西，比如完全忽略了诺曼底登陆后盟军在法国解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避免谈论“维希政权”。

1940年，法国维希政权的贝当元帅会见了希特勒。

       在1968年以前，法国人对于二战的记忆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德国是坏的”；二，“维希是法奸，法奸是不好的，而法奸只代表法国少部分人”。那么，大部分法国人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像戴高乐那样出走，在英国发起“自由法国运动”。“自由法国运动”是“抵抗运动”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当提到“自由法国运动”对于抵抗德国的贡献时，戴高乐把盟军的作用给降低了，强化了自身的英雄形象；另一类则是在法国本土抵抗德国的法国共产党，也强化了自己的英勇身份，同时故意隐瞒了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故事。

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署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我们来看时间表，1940年6月22日巴黎沦陷，在此之前，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条约签了后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怎么反对德国？法国共产党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尤其在签约一年后，法国沦陷，法国共产党怎么办？抵抗还是不抵抗？这种尴尬一直持续到1941年德苏战争爆发，所有共产党才能自然而然地反对纳粹。那么，在1940年至1941年的这一年里，法国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所隐瞒的事情。

但巴黎光复后，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就时局达成共识。法国正面临重建，不允许民族撕裂，因此有必要构建和维护一个“神话”，即大多数法国人是反对纳粹的，只有少部分人勾搭纳粹和维希政府。

       本站：但是这样的“神话”，到了1968年被打破了？

法国纪录片《悲伤与同情》率先质疑法国受害者的身份。

        孟钟捷：对。先是法国电影人开始对“神话”提出质疑。最令人震撼的是1969年取材于不少当事人的纪录片《悲哀与怜悯》，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统治下的法国城市克莱蒙费朗。这部纪录片指出，此城的法国人曾支持过维希政权甚至德国纳粹。这部本打算于电视台播放的影片，直到1981年才解禁。按法国公共电视网主席的说法，“这部片子正摧毁对法国仍有所裨益的神话”。

197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帕克·斯顿用法语出版的《维希法国》一书打破了法国人长久以来的共识。大量德国档案显示，法国没有抵抗德国的计划。相反，佩塔因试图与德国合作，以确保法国在纳粹德国统治的欧洲大陆上保持主导地位。

       显然，这些史料的挖掘，对1968年以后法国在二战中“抵抗者”等角色认知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法国人对“受害者”的自我定义，对“法奸”范围的“小部分”描述都被颠覆了。法国人对于过去不再只有自豪，也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的“抵抗”在二战中其实不占主导地位。1995年，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承认，法国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帮凶，而他的几位前任对这一话题都避而不谈。

在德国占领期间，凯旋门下的法国警察向德国军官敬礼

       本站：为什么是1968年这个时间点，出现了转折？

孟中杰:因为1968年有学生运动，家长的历史责任被“翻了”。当时戴高乐这一代人已经老了。随着1970年戴高乐的逝世，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的默契结束，大量史实被揭露。人们发现，包括维希政府在内的法国人在迫害犹太人方面不亚于德国纳粹。

       后来，有位德国人写过一篇论文，去论证法国的犹太人被捕，更多地是出于维希政府的主动性而非纳粹要求，所以法国人应该为此道歉。这件事在1980年代就形成了很大争论。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公开发言称不要再争论了，法国民族好不容易从战争中走出来，不要再把伤口撕裂了。

然而，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追求真理的权利，于是法国历史学家继续揭露事实。这就是为什么在巴黎有一个犹太博物馆来纪念在维希执政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后来，法国共产党道歉，承认他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并不都是正确的。

       本站：那么，现在法国官方对学生的教育中，是怎么定位维希政府的呢？“神话”被打破了吗？

孟中杰:很难说。我曾经问过一位法国教授这个问题，他说教科书中对维希政府的评价不再是简单的“少数人的政权”，而是“许多普通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德法两国才能走向相互和解的道路，奥斯威辛可以算是一座欧洲的纪念碑。

       法国人对二战的“神话”记忆确实已被打破，但也有些并不是神话。比如法国共产党中的牺牲者、戴高乐做出的贡献等，确实也为大家承认。只是，有些东西也不能否认：第一，维希政府当时的确受到大部分法国民众的欢迎；第二，维希政府当时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出于纳粹政府的压力；第三，解放法国，盟军也有功劳；第四，二战中除了要谴责德国纳粹之外，我们也要对西方欧洲文明进行反思。

奥地利和波兰:两者都不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

       本站：1938年，纳粹德国实现了德奥合并，奥地利到二战结束前都受德国统治。似乎奥地利一直是特别无辜的形象？

孟中杰:奥地利也希望大家记住它无辜的身份。二战后，奥地利人第一个跳出来说“我是受害者”，他们也是非常特殊的受害者，因为没有其他国家被纳粹统治的时间像奥地利一样长。战争结束后，奥地利遇到了比法国更糟糕的情况。它被当作战败国对待，被四个国家占领，最终在奥地利获得独立之前达成了奥地利是永久中立国的协议。

       本站：奥地利对于自己的二战记忆，始终是受害者的形象吗？

       孟钟捷：不是。其实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奥地利历史学家就说这种记忆是错误的。首先，德奥合并在奥地利得到很高的支持率。这其实也很正常，希特勒自己就出生在奥地利，而且奥地利本来就是一个德意志国家。它在1871年俾斯麦统一时被排斥在外，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大家都觉得德国和奥地利迟早会合并。一战后，德国提出与奥地利合并，而《凡尔赛和约》却持反对态度。1938年德奥合并时，政界反对，但老百姓是支持的。

孟中杰:没有，其实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奥地利历史学家就说过这种记忆是错误的。首先，合并案在奥地利支持率很高。这其实很正常，希特勒本人出生在奥地利，而奥地利原本是一个德国国家。1871年俾斯麦统一时被排除在外，但只是临时措施。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和奥地利迟早会合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提出与奥地利合并，凡尔赛和约遭到反对。在1938年的合并中，政界反对，但老百姓支持。

希特勒受到奥地利维也纳人民的欢迎。

       希特勒在奥地利实行的镇压政策，镇压的是“反对政权的人”和“犹太民族”。东部的集中营内，其实很多看守都是奥地利人。所以奥地利人在反犹这方面也做过很糟糕的事情，包括维也纳周围也有很多集中营。直到1980年代，奥地利慢慢转变了立场，开始向犹太人道歉，进行一些赔偿。

这个网站:波兰怎么样？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波兰。

       孟钟捷：首先要厘清一个事实，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确实有很多波兰的犹太人，但是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不是一回事。除了德国之外，波兰是二战前犹太人聚居最多的国家，尤其在华沙。但是，波兰犹太人最多，并不代表波兰对犹太人好。“反犹”问题能成为今天欧洲人共同反思的问题，就说明二战前“反犹”现象在欧洲是相当普遍的。

因此，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对波兰人的意义非常复杂:一是波兰存在“反犹”现象，使他们无法用正义的言语反对奥斯威辛；其次，被德军杀害的犹太人不仅仅是波兰犹太人，所以波兰仅仅以祭奠波兰人的名义纪念奥斯威辛是有问题的；最后，波兰和民主德国在冷战期间都属于东方集团，因此谴责德国不太符合逻辑。

       本站：波兰如何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段历史？

孟中杰:我最近刚看了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了这个问题。奥斯威辛解放之初，波兰人接管了管理。他们在集中营举办了一些展览，但主题不是犹太人，而是非犹太人。自1947年以来，波兰政府和前战俘一直强调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历史是“波兰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灾难史”，进而叙述了一段英勇的斗争史，由此衍生出反纳粹德国的胜利故事。

       1970年代，波兰人还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展览中，着力宣传受害者的“天主教徒身份”。波兰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势力比较强大。1979年波兰裔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奥斯维辛后时，推动了更多教会标志的建设，其中就包括一个8米高的十字架，这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随着历史的发展，证据不断被挖掘，证明波兰人也对奥斯威辛负有责任，所以波兰人心里也应该有苦。一方面，波兰人应该强调自己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在奥斯威辛问题上，其记忆显然对犹太人造成了二次伤害。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波兰人开始承认许多犹太人死于奥斯威辛。

       不过，2011年，一位法国教授谈到了波兰的态度变化：波兰和所有相关国家差不多，1990年代后都把奥斯维辛直接与犹太大屠杀挂钩，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解。但其实奥斯维辛是大屠杀，杀的不只是犹太人，还有吉普赛人、波兰人、苏联战俘等。奥斯维辛里确实死了很多犹太人，但是把奥斯维辛等同于犹太大屠杀就有问题了。这是波兰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犹太人去奥斯威辛集中营。他们佩戴的大卫之星是欧洲对他们歧视的象征。

各国的二战记忆是不是历史的真相？       

似乎几个国家对二战的记忆都经历了恢复、发现、改变史料的过程？

       孟钟捷：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历史的复杂性。很多国家都希望把自己树立为受害者，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掩盖其实于事无补。二战的记忆之所以今天还能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还能被讨论下去，是因为它是复杂的。复杂的背后，人们可以进一步去观察国家的立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变化的。

在二战的记忆过程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国家可以找到一个让人反思的机会，同时，通过寻找这个机会，不同的国家可以对同一件事情形成共同的记忆，这可能是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

       现在，关于记忆的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非常热门的话题。记忆研究越深刻，历史学家对自己追求真相的能力越怀疑。我们往往会觉得历史学家能够恢复真相，但实际上，历史学家还是活生生的人，他生活在特定时代，这样一种特定时代给历史学家一种无形的使命。无论历史学家感觉到了这种使命的存在与否，都在不自觉中完成了时代需要他完成的事情。

这就好比人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吗？如何理解时代对历史学家的影响？

       孟钟捷：对。所以我说历史学家会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同样也能做出一些跨时代的东西。如今奥斯维辛成为一个隐喻，隐喻着欧洲人屠杀犹太人而不仅仅是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或者也可以说是现代文明屠杀犹太人。这便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记忆的贡献。法国人在研究维希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时，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法国人可以在这点上与德国人存在共性。

你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坚持还原历史真相，反之，你可以说上一代法国人做得很糟糕。但是几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历史学家为法国“抵抗”神话的构建承担了重大责任，但这种责任不应只由个人承担，因为时代也把这种责任推给了他们。1945年，法国要再次崛起，国家要振兴，所以历史学家需要完成这个使命。

       而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历史学家，要完成的是打破神话的使命，他们认为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拼命进行批评。但他们也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理解时代中人所作出的决定。除了打破神话之外能不能再树立点什么？这便是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家做的事情——在二战记忆中树立些正向的东西，与德国一起对整个世界进行反思，上升到共同记忆的层面。

这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方面，我们应该不断敦促日本道歉。除了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加强国家纪念外，还应考虑将其作为二战国际记忆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随着时代调整一些记忆内容，除了悼念死者、声讨凶手之外，还可以找到更多共同的记忆对象，比如战争中人性的光辉或丑恶，追求和平的各种努力等等。，使我们能够在东亚战争记忆文化的建设中发挥整合和引领作用。

       如果要做比较性研究的话，中国人多研究一下法国，还是有好处的。同样是受到侵略，同样是一半江山在别人手上，同样是存在过傀儡政权。战争中不仅存在着各式间谍，还存在着顺民。顺民的存在对我们的民族性也是有反省意义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纪念什么？战争的记忆绝对不只是仇恨的记忆，而是教训的记忆。教训是什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方面。一是要坚强自己，“被打在后面”是中国近代史以来的重要启示；第二，不能低估敌人，要虚心向对方学习；第三，要有自省精神。就像鲁迅一样，他猛烈抨击这个民族的陋习，欧洲人在纪念奥斯威辛时，也警惕着现代性这个神奇的洞穴。

       相关资料：

奥利维耶·维韦奥卡，回顾法国抵抗运动，1945-2008年

       【英】朱利安·杰克森《法国的合作、历史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