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 吴晓明|当代中国精神重建之路径
黑格尔《历史哲学》
自问世以来,学术界公认为进入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系统的入门书籍,此书乃其“生平所读这类著作中最愉快的一部”,而占据全书篇幅甚多的例证解释,对于研究哲学不深的读者也是很熟悉的。其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用一个截然新颖的观点来论列“历史”上各种主要事实,从而使人可能比较顺利地把握住黑格尔哲学的主导概念,再由此带动对该系统各个方面的深入认知。
第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或者中国的精神重建,它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所谓“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之中。那么这个历史性实践的展开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讲,我想大体上是1840年以来中国的整个发展进程。如果说我们的精神领域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那么我们只有从这样的实践过程之中,或者我们简单地说——中国道路之中,去寻觅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基本定向。我想在这个过程之中大概有两个方面是最基本的:第一个方面,我们实际上面临着现代化任务,这个任务我想就是中国人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一百多年来始终坚持的最根本的一条。但另一个方面形成障碍的是,我们往往以为,这个现代性或者现代化,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因此在很多的理解之中,仿佛我们中国现在的精神重建没有必要被提出来,因为在西方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已经有现成的精神样式可以来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那么这样一种想法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或者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实际上是在与西方相当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被忽略。所以一方面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任务,另外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是在与西方相当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理解来说有根本的重要性。
当今中国的发展往往被最为通常地概括在“现代化”一词中,而现代化一词又往往最为通常地意指进入到“现代文明”之中。于是,未被深究的“现代文明”便经常作为一种纯粹形式的和空洞的抽象,来构成一种与实体性内容完全分离隔绝的普遍性。依照这种普遍性,我们仿佛能够用“现代化”的符咒把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驱迫进“现代文明”的标准或者尺度中。这一点对于我们来理解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现实基础,构成了严重的妨碍。因为我们如果说现代,或者现代性,或者现代文明,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现代文明,根据它的本质规定来讲,它首先是西方文明、欧洲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或是地域性的文明,而不是什么普遍的文明。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否认它的普遍意义呢?不是的。它的普遍性在哪里?在于这样一种文明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所以现在我们讲的什么普遍性,或者普世,讲的非常多,特别是讲普世,普遍性那个普世,究竟应该怎么来理解?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几乎不能说明任何实际的发展进程、发展道路,也就是越来越稀薄的抽象性,以至于我们认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如此,这是最稀薄的抽象,这样一种纯粹知性的普遍性。它几乎不能说明任何事情,因为它可以说明一切事情。这种抽象我们经常使用,在知性科学之中历来被使用,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如此。第二个,就是黑格尔讲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但是当我们说某种普遍性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候,这种普遍性它就是具体的、而且是历史的。就好像黑格尔写《历史哲学》的时候,他会说最早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则是中华民族的原则,历史的太阳就好像自然界的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一点一点西移,接下来是埃及,是波斯,是希腊,是罗马,最后是日耳曼。这些原则可以被看成是普遍的,但它的普遍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如果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这样的普遍性是历史的,也就是说,有它的出生,有它的成长,有它的壮年,有它的老年,有它的衰老,有它的死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了解现代文明,了解现代文明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方面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文明在其特有的历史阶段之中所具有的绝对的权力”。这种绝对的权力我们看到过的,是农村从属于城市,是东方从属于西方,是农业的文明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文明。这种普遍性我们看到了,但是它是历史的。第二个方面,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如果我们来发现它构成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实践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来考察在这个过程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我想这一点恐怕同样是非常对的。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它要求实现现代化,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任务是在相当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之中,中国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迅速地临近了现代文明的限度,我说的是现代文明所面临的历史性的限度。尤其我们觉得最早开展出现代事业,比如说荷兰或者英国,或者稍后的法国、德国、美国等,但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因为中国今天的快速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使得现代文明的限度就出现在我们面前。马克思当年曾经讲过德国,他说德国人很有可能在面临现代解放之前就面临现代崩溃的境地。这件事情在德国没有发生,但是在中国发生了。
我们现在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已经开始看到了现代文明的界限,我说的是两个界限:
第一个是自然的限度,我们现在面临着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恐怕比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更加直接、更加切近。这是现代文明本身的限度,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快速的并且总量巨大的发展过程之中迅速地临近了。这件事情我想奥巴马总统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在哥本哈根开会的时候跟手下的人说,中国和印度是不能让他们现代化的。因为如果他们现代化,如果中国人都要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一个地球表面,按照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计算,是不够的。十三亿中国人,事实上大概是十四亿中国人,在它的快速的发展过程之中,它已经迅速地面临现代文明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限度。估计在2030年左右,印度的人口超过中国人口,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人口国,如果他们也要过美国人的生活,那么我想我们大概要第二个地球。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考虑阿拉伯兄弟和非洲兄弟,它的自然的限度来得那么快,那么切近,那么直接,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快速发展之中仅仅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们说得更加简单一点,就是资本文明的无限制的欲望,现代文明无限制的开发自然、榨取自然的方式,它是有自身的限度的。这个限度在自然之中表现出来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所谓社会生活的限度,这一点也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之中,特别是在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之中显现出来了,那就是我们几乎在所有的社会生活方面都开始使用所谓的市场的标准。那么市场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很简单,它之所以能够配置资源,而且能够比较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尽管它未必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之中它采取的基本原则,叫作“唯利是图”。大家不要以为我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中国人说唯利是图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不存在这个问题,它说的是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在古典作家之中,它们被看作是“犹太本质”或者“犹太精神”。在市场之中活跃、起作用的唯一的原则,就是“犹太本质”或者“犹太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唯利是图”原则。如果说有其他原则或者其他的观念进入到这个领域之中去,那它就不再是标准的“市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直接向度。
齐 东 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导;
《国家宝藏》特邀专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项目“丝绸之路考古”负责人;
高 蒙 河 郑 召 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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