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够 面对工业化农业 德国人说：“我们受够了 ”

        当我们谈农业现代化时我们谈些什么？我们好像常谈欧洲。欧洲农业大规模、集约化、高科技、重监管，在获得高产值的时候却又不失良好的环境和景观……这里面一半是现实，一半是我们心中的那个“现代化农业”的投射。在地面上看欧洲农业，情况会复杂许多。

今天，一组德国农业观察发表在这个网站上，试图捕捉那里正在进行的关于农业模式的争议。本文是第一篇，接下来两篇文章将涉及转基因和工业化动物养殖问题，呈现当地民间社会对可持续农业的理解，涵盖工业化动物养殖、生物能源、转基因、农业补贴等话题。，并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仍然缺乏的视角。

游行队伍中的拖拉机。

       德国今年年初最大的游行不是德雷斯顿的PEGIDA游行及其反游行，而是1月17日在柏林举行的“我们受够了！”游行。人们来自全德各地，他们开来了近百台拖拉机，打扮成动物和植物，发表激昂的演说，在许多不同的运动和愿景之间建立共识和团结……

这五年，真的叫“我们受够了！”游行每年1月如期在柏林举行，人数从2011年的2万人稳步增加到今年的5万人。参与者包括农民团体、消费者团体、环境保护组织、动物福利组织和国际援助组织等200多个团体。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反对日益工业化的农业，支持家庭农业。

       工业化的标杆德国，在反对工业化的农业。这一点颇耐人寻味。那么，什么是工业化的农业，为什么反对它？

工业化农业就是把工业生产的规律应用到农业上。它把土壤、水资源、环境、动植物作为不受自然规律控制的工业投入，从而组织完全由人的意志设计和控制的大规模生产。最典型的是大规模集约化动物养殖和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两者都有其典型的问题。

       大型“动物工厂”为了尽可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将动物终身监禁在狭小的牢笼中，为了不让它们在狭小空间内相互伤害，而对它们进行“改造”，比如拔掉牛的犄角，剪掉猪的尾巴和鸡的喙；为了防止动物生病，对它们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最终残留于食品；动辄成千上万头只动物每天产生大量废物，这些“动物工厂”常常声称具有现代化的治污手段，事实上却常常造成所在地水体、土壤和空气的严重污染。

在游行参与者眼中，“工业化农业”远不止这两种具体而直观的表现，它还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单一作物种植是指在大面积土地上只种一种作物，而且不事轮作。这种模式便于机械化，节省人力，但是，不间作、不轮作的土地是病虫害的理想温床，因此这种模式更加依赖于化学喷洒来抑制病虫害，而不像具备生物多样性的农田那样，可以利用大自然相生相克的规律来保持健康。单一的种植也意味着不种绿肥、不养动物，因此肥料也必须来自农场之外。化肥唾手可得，却破坏土壤、污染水源。

但在游行参与者眼中，“工业化农业”远不止这两种具体直观的表现，它还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背后有一整套的思维模式和制度安排。他们反对的不仅是它的面子，还有它的里子。只有在欧洲和德国农业政治的背景下看待这一系列抗议活动，我们才能理解游行者受够了什么。

       这场运动的一大不满，在于欧洲共同农业政策。他们认为该政策长期偏袒大规模工业化农场，而没能给予小规模家庭农场以应有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大家伙们将农业绑上了资本和工业的逻辑，“动物工厂”和单一种植就是其掠夺性生产的最典型表现。而规模小得多的家庭农场，则更能秉持传统的农业知识和伦理，能够维持农业生产中的生态平衡、守护乡村景观，并给予他们饲养的动物以应有的权利。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是前者只把农业作为商业，而后者也将它作为生活；前者只关心农业的最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后者会在乎农业的整个过程，以及这整个过程中的多重价值。也正是因此，联合国将2014年定为“世界家庭农业年”，来承认世界各地的小农在扞卫粮食安全、均衡营养、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上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富裕的德国，小农的生活并不愉快。因为食品零售业的寡头垄断创造了欧洲最低的食品价格，德国农民的利润非常有限空。此外，食品卫生监管过于严格，流通渠道对农产品外观过分挑剔，也增加了小农户的负担。但更重要的是CAP的补贴政策，使得德国小农无法与工业化农业竞争。在过去的十年里，在不断上涨的土地市场和动荡的市场环境中，大量的小农场倒闭了。大农场和小农场合并，变得越来越大。

       CAP支配着高达欧盟40%的年度预算开支，近几年的年度平均预算达到六百亿欧元左右。但是长期以来，补贴额度与土地面积成正比，而且不加封顶，这让大规模农场成为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它们仅凭其巨大的土地规模就能获得远多于小农场的农业补贴，但它们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和创造的就业机会却低于那些在精耕细作的同时给土地留出休养空间的小农场。制度的漏洞，甚至让一些工业巨头也能获得大笔补贴，《明镜》周刊在2013年2月的一篇报道提到：德国30%的农业补贴被1.9%的主体领走了。

从2011年第一次游行开始，“我们受够了！”该运动试图干预将于2014年10月开始的2014年至2020年的联合呼吁程序改革进程，并改变现状。然而，在工业化农业阵营强大的游说攻势下，这种变化并没有发生。

       CAP补贴对“大家伙们”的倾斜与德国政府对沼气发电的“双重补贴”政策的作用相互叠加，让小农陷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

沼气发电与太阳能、风能一起，被认为是德国放弃核能、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后，未来将依赖的一种可再生能源形式。沼气发电通过种植大量的玉米、油菜等农作物，通过发酵产生沼气用于燃烧和发电。小型化设备允许农场生产能源作物并在当地发电。早在2000年，德国政府就开始对可再生能源的上网价格进行补贴，使得向电网出售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机获得高于市场价格的回报。此外，他们还可以获得种植能源作物的CAP农业补贴，因此沼气发电享受“双重补贴”。丰厚的回报让沼气发生器不断扩大土地规模，种植越来越多的玉米，而且只种植玉米，这使得玉米的单一种植在整个德国广泛传播。这一过程导致了土地价格的急剧上涨，这使得许多生产粮食的农民破产或转行。2011年，德国25年来首次无法生产足够国内消费的谷物。

       启动于2011年10月的2014～2020年度CAP改革，原本被广为期待可以变得更加环保、可持续，还上过去CAP对欧洲公众欠下的账。这是因为，支付CAP巨额补贴的是广大欧洲纳税人，但领受其补贴的是仅占欧洲人口5%，对欧盟GDP贡献不到2%的农业人口，它的合理性基础，是这笔钱能够为欧洲创造公共利益。这些利益除了食品安全、农业传统的存续，就是对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守护。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委员会的改革提案原本包括三个看似不错的“绿化”条款:第一，在农场保留永久牧场；第二，进行至少三种作物的轮作；三、保留至少7%的未施化肥和农药的土地，供动物和昆虫栖息繁衍，以及水土更新和修复。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农民就得不到全额直接补贴。然而，由于游戏的结果，这些条款被各种漏洞和豁免条款大大打折，它们没有能力大幅“绿色”CAP。

       除此之外，与直接补贴一同构成欧洲农业补贴的“两大支柱”的农村发展基金中的钱却变少了。直接补贴的功能是增加农民的竞争力和生产力，而农村发展基金除了支持农村发展，同时也用于保护乡村的自然环境。可是改革之后，该基金的预算比2006年减少了20%之多，只占CAP总预算的1/4，更糟糕的是，新CAP允许成员国把农村发展基金中最多25%的比例转移到直接补贴中，让本来就所剩不多的资金池进一步缩水。用在环保上的钱变少了，用在扩大产能上的钱却在增加，而小农从两者中所能获得的资金都非常有限，虽然他们能拿到补贴，但是补贴发放依照的却是把他们赶出市场的不公平的游戏规则。这仍是属于工业化农业的时代。

因此，在当前的CAP改革过程中，最初提案中对公平和绿色的承诺只是被轻轻举起放下，其中的“绿色”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不断被淡化。“我们受够了！”在过去的四年里，Movement经历了从对新CAP的希望、对游戏过程的不满和对结果的失望的弧线。他们能做的，一方面是不断指出当前CAP存在的问题，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CAP改革上；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集中火力阻止正在推进工业化农业的其他制度安排。

       为了促进这场运动的团结和成熟，“我们受够了！”在去年十月在柏林举行了一场大会，在游行之外，深入探讨诸多议题。欧洲新种子法的立法是其中一个受到热议的话题。

种子是农业的基本要素，种子的管理可以决定农业的模式。2013年5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试图将原本相对灵活的种子管理制度“标准化”。它不仅要求所有参与种子流通的人都登记为“经营者”，还要求对流通的种子进行登记。而且，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种子才能注册——唯一、一致、稳定。这意味着农民通过自然授粉培育的常规种子不会被登记和流通，因为自然授粉的花粉来源是多样的，世代之间既不统一也不稳定。商业种子公司生产的控制授粉种子和杂交种子很容易满足这两个要求。如果这一建议获得通过，原本由农民通过自然授粉和大量非商业性协作进行的育种实践将被边缘化，知识产权的逻辑将主导种子的生产和流通，大型种子企业将主导市场。

       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种子业已经呈现了高度的集中，这一法案将进一步巩固这种集中势头，把小型的育种机构挤出市场，并最终威胁到农民对种子的控制权。这还会有另一个后果：由于追求统一，排斥自然授粉种子，农业的生物多样性将受到削弱。而生物多样性不仅意味着农产品的丰富选择，也意味着农业的抗灾变能力。因为只有存在多样性，人类才能从中挑选出具备强大适应能力的个体加以繁殖，让农业在灾变面前屹立不倒。在一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种意义尤为重要。

因此，“我们已经受够了！”该运动坚决反对通过该提案，并提议捍卫种子多样性的自由。这也是欧洲人反对转基因的重要原因。幸运的是，欧洲议会在去年3月拒绝了这一提议，欧盟理事会在今年2月25日撤回了这一提议。

       这场运动全力阻击的另一项正在酝酿的制度安排是“TTIP”，这是欧盟和美国之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缩写。关于它的磋商始于2013年7月，目前正处在第八轮谈判。两者希望通过这项协议来降低两地贸易的非关税壁垒，比如监管。这种企图，在农业领域，将意味着转基因产品和生长激素牛肉、氯洗鸡等不符合欧盟现有食品监管规定的产品将有机会坐进TTIP的“特洛伊木马”，被打包输入欧盟。拟议中的一些条款还将赋予美国企业绕开欧洲法律框架，在私立的贸易仲裁法庭上挑战欧盟成员国在转基因等问题上的监管决定的权利，这被很多欧洲人视作对欧盟民主的威胁。

德国农业工业化最根本的驱动力可能还是使其农业走向全球市场的贸易自由化思想。上一任德国农业部长在2010年表示，由于金融危机，国内市场低迷，德国农业必须通过出口促进增长。代表大型农场利益的“德国农民协会”不断鼓励成员做大做强，让德国农业也能像德国制造业一样成为面向全球的出口产业。在当前的CAP改革进程中，该协会是反对环境保护条款和保护大型农场补贴的游说团体的中流砥柱。因此，他们支持欧盟逐步取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的牛奶生产配额制度，以防止生产过剩，让有实力的奶农释放产量，抓住新兴市场国家乳制品需求上升的巨大机遇。然而，2008年至2009年，欧洲牛奶价格在前一年上涨后大幅下跌，给中小奶农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这让他们不再相信增产能增加收入的说法。他们只是认为生产过剩是奶价下跌的主要原因，于是走上街头，激烈抗议配额制度的废除，将鲜奶倒入下水道，并封锁乳品厂，阻止乳制品上市。然而，人们后来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欧洲市场的生产过剩，而是欧洲乳业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但这一过程伴随着牛奶产量的增加。研究表明，2007-2009年欧洲牛奶价格的剧烈波动是由动荡的国际乳制品市场传导而来的，是欧洲乳业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结果，也是欧洲奶农第一次感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

       因此，不仅很多中小奶农在这场风波之后退出了代表大农场利益的DBV，代表这一类奶农的团体“德国奶农联合会”更从2011年就加入了“我们受够了！”游行，直至今年。他们与消费者团体、动物保护组织、环保组织、有机农业团体等等原本并没有很多共识的人们一起，要求发展旨在满足欧洲自身消费需求，并能保证欧洲农民生计的区域性农业，而不是崇尚工业化产能、制造价格波动，并对发展中国家农民造成冲击的全球化农业。

所以，人已经受够了，但改变的希望在哪里？

       在游行的组织者约亨·弗里茨看来，至少一场可持续农业运动诞生了，它广泛地联合起了很多原本关心各个具体问题，却并不对农业的发展模式有完整看法的力量，建立起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这在欧洲是前所未见的，它将有望激发其他欧盟成员国社会同样的声音。

国内政治氛围开始转变，保守党去年首次对动物福利表现出关注。去年，新任命的农业部长克雷斯蒂安·施密特要求水产养殖业停止切断鸡的喙和猪的尾巴，否则将被立法禁止。一直倡导可持续农业的绿党也能够在一些新领域掌权。

       社会风气也在改变。比如德国最近成了全欧洲唯一肉制品消费量在下降的国家，肉类生产消耗大量谷物，也存在着大量的动物虐待。因此，这种改变对抑制工业化农业蔓延的意义不容小觑。而力挺可持续农业的人们，则愿意将它视为工业化养殖造成的高污染和动物虐待在媒体的密集曝光下，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

该运动的核心组织之一未来农业基金会的负责人本尼·海林表示，公众已经充分认识到暴饮暴食导致的肥胖和营养过剩，甚至吃太多肉也变得有点像吸烟一样的“污名”——尽管他不认同这种污名。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意识到他们远离食物，所以他们渴望与农村和土地重新建立联系。新兴的城市园林项目就是这种情感的表达。在弗赖堡，我们被告知德国有一场农贸市场的复兴运动。此外，全国还有近70个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联合起来寻找生态农民，签订订单共担风险，参与生产规划和劳动，与农民同甘共苦，共同实现好农业、好粮食。

       海林说，这场运动中活跃着大量对可持续农业满怀憧憬的年轻人。一些青年农民团体积极反对资本对土地的掠夺，为小农和归农青年争取土地权益。他们也把目光投向工业化养殖场和屠宰场中的劳工问题，指出德国的低价肉食的一个原因是对东欧劳工的不合法的低工资和福利，并为他们的福利而呼吁。在国际农民运动“农民之路”的网络中，他们与欧洲各国的青年农民联合起来，宣传“食物主权”思想，主张食物的生产和流通应当由人民大众的民主参与来决定，应当体现生态、文化等多种价值观，而不应被资本和不透明的决策所操控。发源自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在德国的青年团体也积极参与这场运动，一改人们过去对慢食运动偏重文化和生活方式、略显中产趣味的印象。2012年1月，为了给数万“我们受够了！”游行参与者提供热蔬菜汤，德国慢食青年们发明了“菜汤迪斯科”，把处理加工农民们提供的数吨蔬菜的繁重劳动变成一场盛大的迪斯科舞会。这种形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成为之后每一年“我们受够了！”游行的传统节目，更通过慢食网络风靡荷兰、法国、美国、加拿大、韩国、肯尼亚，变成一种新的抗议文化，尤其是在抗议工业化、唯市场导向的食物体系中所存在的大量结构性的食物浪费。

所有这些都被海林称为“希望之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林一直在欧洲开展捍卫可持续农业的政治活动。

       工业化的标杆德国，正在反思工业化的农业。这对时常将大资本、大规模、高科技、标准化作为农业的出路和食品安全解决之道的我们来说，是否值得思量？

采访是作者和常天乐在参加了由米索尔基金会资助的德国亚洲基金会“2014中德学习之旅”后，于2014年10月在德国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