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乳 对陈寅恪先生的唐朝河北胡化论以及李白西域胡人说之辨析
唐朝鲜卑论最早源头是朱熹的话,《朱子语类》中云:上世纪民国大师陈寅恪,便引朱熹这句话,进一步发千年之新论,相继提出了「唐朝河北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陈寅恪先生主张李唐皇族并非出官方说法的凉武昭王李嵩之后,也不是其自称的陇西李氏,而可能是赵郡李氏破落户冒名。而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民国大师的另一位民国大师刘盼遂则相继写就《李唐为蕃姓考、续考、三考》,力主李唐皇室先人为胡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掀起一场关于李唐族源的大讨论。王桐龄、萨孟武、朱希祖等学者都曾前后参与讨论。陈寅恪与吕思勉、钱穆、陈垣被称为上世纪的“前辈史学四大家”,随着年代推移,更成为历史学界被奉若神明的泰斗级人物。
从此当了一千多年汉人千古明君、不世英雄的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及其子孙一众大唐皇帝,甚至还有诗仙李太白,就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莫名其妙被改了户口本,变成了胡人。前辈史学家的贡献是必须敬重的,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必须正视的,谬误同样也是要予以批判与否定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才是论史治史者正确的态度。如吕思勉的“岳飞军阀论”就长年被诟病,如今已经被史界彻底否定了。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治史文化史方面的各种创见,如“关陇集团”的提出,特别是「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一精妙论述,皆是真知灼见。但他同样也不可避免有其时代局限性,比如很著名的一例,就是陈寅恪坚决反对汉字简化,坚决反对书籍报刊从竖排改为横排。因此他许多版本的文集,至今皆遵其遗愿,繁体竖排。此见解是否正确,相信自有公论。同样,陈寅恪的「唐朝河北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也只是证据极不充分的一家之言。
唐太宗李世民
其一,辨析李唐皇室的血统。
毋庸讳言,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时代,一直都是父权制社会,因此对某个王朝、某个家族、甚至某个具体个人的民族属性判别,按传统观念都是从父不从母,即父系决定论。——道理再简单不过,皇位和家族权利财富的传承皆来自于父系。很多朝代妇女甚至根本没有完整继承权。
显然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办法套用现代男女平权观念,去替古人纠正其三观。历史就是这样已经发生的事实,主观上可以不愿接受,但其客观确实存在。
从五胡乱华时代起,许多胡族王朝的皇帝都收纳了汉人后妃,生下皇子继承皇位,如此情形司空见惯,即使特别标榜“旗汉不婚”的满清王朝亦不例外。但这些有汉人血统的皇帝,其自身认同依然是胡族,而非汉人,他们治下的王朝也并没有因此就变成汉人王朝。
就以满清为例,而即使不举康熙帝玄烨生母佟氏的例子;嘉庆帝生母魏氏也是确凿的汉人无疑。然而嘉庆帝并其子孙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仍是满人无疑,无论当时后世,同样没有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会视其为汉人,或认可他们治下的满清因此变成了汉人王朝。
那么依据同样的标准,既然胡族皇帝并不会因为母系祖先是汉人、就因此被认为汉人;那么汉人皇帝又为什么会因为收纳了胡族后妃,子孙就因此也变成胡人呢?此论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谬?持此论者,能够自圆其说么?
因此,李唐皇室的母系祖先,如窦氏,独孤氏,长孙氏虽为鲜卑后裔,但唐朝历代皇帝的汉家天子身份根本不用质疑。同样道理,如郑成功父亲是汉人,母亲是日本人,但他仍然是100%的中国人。郑成功开拓台湾,也和日本全无关系。
此外,从北魏孝文帝元宏汉化改革起,尽弃鲜卑族风俗语言服饰,鼓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全面汉化。其中虽经西魏-北周政权给汉人冠加胡姓的反复,但到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敕令尽弃胡姓,禁绝胡俗,光复汉统,历时数十年,到李唐王朝建立时,
如果按陈寅恪先生「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述,从孝文帝汉化起,到唐朝建立止,这世界上就再没有鲜卑人了。如唐初的皇后长孙氏、大臣长孙无忌、大将尉迟敬德,人家都早已经是汉人,拥有的也是汉人的文化和族群认知。
因此如果后世论者当真遵从陈先生的主张,以“文化决定论”为是,以“血统决定论”为非,又为何要不顾这些历史人物本来意愿,执着于证明他们是胡人呢?
其二,论所谓“李唐皇室胡俗说”。
连同朱熹最早提出的“李唐皇室闺门失礼说”,都被上世纪一些民国大师,当成了“李唐胡化论、胡人说”的重要论据。
可是自北魏以来,胡汉通婚极普遍,所谓胡化汉人、汉化胡人都常常混居一起。那么用隋唐皇族与胡姓通婚,或是沾染所谓“胡风”,来认定他们本身一定是出于胡族,岂非自相矛盾?
诸如唐太宗纳弟妇、唐高宗纳父妾、唐玄宗纳子媳这些事,本是统治者私德;包括唐朝公主相对开放的私生活;其实皆是华夏历朝亘古皆有,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南北朝,稍懂历史的,都知道例子不胜枚举……根本不足以证明是这是胡俗,或受所谓“胡风”影响。会如此认为的,只好说少见多怪。
还有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吮父乳事,
《史记》:周文王姬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因此被周太王认为“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可见古人对男性多乳症有崇拜,认为是圣人的象征。而《新唐书》:李渊“体有三乳,性宽仁”,亦可看做他作为开国帝王的异象。
唐高祖李渊
玄武门之变发生在六月,古人没有空调电扇,即使是皇帝也没辙,李渊乘凉散热,赤露躯体原是常理。其实变相说明他被尉迟恭等人囚禁时的狼狈,堂堂天子竟然连件御袍也来不及披上。
而李世民同样不待李渊正装,便迫不及待做出这种举动,乃是因为是日政变关键不在玄武门,而在皇宫大内;不在李建成,而在李渊。李世民此次成败关键,在于就他以斩首战术挟制了李渊,他老子不是史书和相关影视小说里的窝囊老好人,而是大一统王朝众得天下最速的开国之君。英雄一世的李渊,临老千古艰难唯一死,忍下两子十孙惨死、自己被逼宫的奇耻大辱,亦或说出于王朝建立者与家长族长的立场,选择了顾全大局妥协,而不是为帝王尊严去鱼死网破,让李世民省去了一番说服天下的周折与整合中枢的血腥,自然是意外之喜,难怪竟会喜极而泣,抱着李渊表演一番父子亲情,与所谓“胡俗胡礼”更全无关系。相关论述可参见前著《另类解读玄武门之变,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的殊死搏杀》
其三:论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初唐起,不断有突厥、契丹、回纥、高句丽、沙陀各部被迁入中原,其部酋为唐政府效力为唐将,中间也确实有过处置不当,后突厥回漠北复国这样的反复。 然则就总体趋势而言,一直是这些胡部被汉化,胡人被汉人融合,而从来不是相反。即使到唐末才迁入的西突厥沙陀人,经过五代几十年融合后,也彻底泯灭民族意识,和汉人毫无区别了。
而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确是不假。但他们的地域民族认同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当真变成了胡人。更不说河朔三镇同样还有大量的汉人士子,一样参拜孔庙,传承六经,参加朝廷科举。陈寅恪先生以河北地域重武轻文,不重儒学,便大呼这是”汉人被胡化“之论,仿佛我汉人天生就不该尚武,就该用天灵盖去顶狼牙棒不成?
对所谓“河北胡化说”,不妨反问,唐朝灭亡后经五代到宋朝建立,那些据说是“胡化了河北”的胡人怎么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唐末可没有再出个发布“屠胡令”的冉天王去杀光他们吧? 后周至北宋都领有河北,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是个常识。 甚至被契丹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还是个常识。
其实唐朝民族问题的真正缺憾根本不在河北,而是因为安史之乱导致河西陇右失陷,虽中途有归义军起义,宣宗复河湟,但很快就是残唐和五代兵乱,中原政权无暇西顾,汉人在当地不占优势,反而被吐蕃强制同化,即令人痛心的「汉人学作胡儿语,反向城头骂汉人」,这也是后来西夏得以成功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河西蕃化”是国力衰落和军事失败所致,和唐皇室的民族血统更加毫不相干。
其四,李唐皇室和帝国精英对胡人的态度。不要单看那些“胡汉一家”纯为统战需要的朝廷官面文章,从各种细节上,可看出历代李唐皇帝都坚持汉本位思想,对胡人的轻视和警惕是一以贯之的。如唐高宗李治之母长孙氏、祖母窦氏、曾祖母独孤氏,在一些血统论者眼里,他大约是个“汉人血统比例很低”的“准鲜卑人”了。而李治对胡人是什么态度呢?
二月,甲寅,上御安福门楼,观百戏。乙卯,上谓侍臣曰:“昨登楼,欲以观人情及风谷奢俭,非为声乐。朕闻胡人善为击鞠之戏,尝一观之。昨初升楼,即有群胡击鞠,意谓朕笃好之也。帝王所为,岂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窥望之情,亦因以自诫。”
李治登楼观看民情,胡人们特意聚在一起踢球,想讨好他。而李治宁可把球烧了,也不给胡人可乘之机,“冀杜胡人窥望之情”。
唐高宗:李治
攻灭东突厥后,帝国宰相魏征在朝堂议政时公然说“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并举西晋令汉胡杂居中原,“伊洛之间,遂为毡裘之域”为前车之鉴。李世民虽被诸胡部落尊为“天可汗”,但对胡人亦有清醒认识“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
大唐是诗的帝国,帝国精英留下了大量以汉喻唐,誓平胡虏的不朽名篇,试举几例:
《前出塞九首》 杜甫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塞下曲》 李白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塞下曲》 卢纶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从军行》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胡无人》 :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花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摧。 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 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
诗仙李白
诗仙李白祖先出处不详,据说生于安西碎叶。而认为李白是“胡人”的那几条论据,包括李白自号青莲居士,「青莲语出自西竺」,什么「李白之子伯禽小名为明月奴」,居然就得出个「则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的结论,实在难以自圆其说。哪怕李白写下了杀气腾腾的「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也被视而不见,实在失之武断了。
唐朝大诗人有胡人血统嫌疑的,元稹确是鲜卑皇族后裔,白居易是龟兹王族后裔,刘禹锡是匈奴后裔,不过唐朝时他们的家族都早已被同化了上百年、几百年。 所以他们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汉人,华夏本就以文明与认同分,从不单纯以血统论。
五、“唐朝鲜卑论”流传之用意。
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家,却不是全能全知不会犯错的神灵。科技发展如此迅速,从前民国大师穷尽一生能翻阅到的资料,在今天信息爆炸时代俯拾可得,因此他们的许多结论,都有时代局限性,并不能盲目迷信。吕思勉先生之“岳飞军阀论”如是,陈寅恪之于“河北胡化论”“李白胡人论”理应同样如是。
陈寅恪先生关于“河北胡化论”的论述,亦为今天网络上一小撮人拾其牙唾,长期散布,甚至进一步曲解散布为“唐朝鲜卑论”。有些是不识者为人所欺,或因为对“民国大师”和“史学大家”的盲目迷信,以讹传讹;有些就不免是曲解历史,别有用心了。比如唐朝时有影响甚大的著名高僧法琳,积极投身佛道之争,出于抵制道教发展的宗教目的,对李世民胡说“陛下并非老子李耳后人,而是胡人后裔”,被勃然大怒的李世民下狱,以讪谤罔上之罪,死于流放途中。
同样,今天竭力鼓吹“唐朝非汉人王朝论“的那些人,恨不得将从秦始皇到朱元璋都考证成胡人的那些人,其用心也无非也是和当年的法琳一般,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当真针对李世民子孙的血统,目的无非或为摧折华夏民族爱国热情和民族志气;或为异族王朝如蒙元满清的统治罪恶去辩解。才硬要将李世民和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等同,将辉煌灿烂的大唐王朝和黑暗落伍的满清王朝等同,故意搅浑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