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被它的同名新电影批评

实验开始了

1971年8月14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汤米·怀特洛被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惊醒。睡眼惺忪的他被破门而入的警察从床上拖了起来，被搜身、扣上手铐、押上警车；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衣服被剥光、浑身上下被喷上消毒剂、被套上一件印有身份号码——第647号——的囚服，然后被押进监狱。和他一样从大学生变成阶下囚的，还有其他8个年轻人。

犯人被蒙住眼睛，带进了警察局

当然，这只是一场实验；事实上，它是有史以来最着名的心理学实验之一——斯坦福监狱实验 。

所有这些都是由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策划和指导的。为了对监狱中权威的影响和被监督人的行为进行心理学研究，津巴多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与监狱生活实验。为期两周的奖励是每天15美元。”共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的医学和心理测试，选出了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他们被随机分为三组:9名囚犯、9名警卫和6名待命人员。

津巴多发布的广告

此后发生的便是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年轻的志愿者很快进入了角色，“看守”逐渐表现出虐待狂病态人格，而“囚犯”显示出极端的被动和沮丧。实验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囚犯”在“看守”手下忍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他们遭到嘲笑、一丝不挂、不能睡觉、被迫在塑料桶内排便。当实验进行到第6天，“看守”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时，站在监控屏幕前的津巴多终于忍无可忍，提前叫停了这场实验。

“这种监禁经历使人们抛弃了他们一生所学的东西——尽管它是短暂的；人性的价值被抛弃，自我意识受到挑战，人性最丑陋、最低级、最病态的一面浮出水面。”——这是津巴多对这个实验的结论。他把这种人性的改变称为“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曾经是上帝最喜欢的天使，后来堕落成撒旦。

“卫兵”要求“囚犯”面朝墙站着

囚犯戴的镣铐

“镇守”着手“镇压”叛乱

“卫兵”闯入每一间牢房，剥光“囚犯”的衣服，搬走床，单独关押叛乱领袖。

囚犯被迫做一些毫无意义或羞辱性的活动，如洗厕所和俯卧撑。

津巴多将实验的录像带交给了NBC电视台，后者于1971年11月26日做了一个专题节目；1973年，《时代》杂志又对该实验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相关媒体报道反复重申津巴多的观点：只要环境稍作改变，最出类拔萃、最光彩照人的人也会变成残暴的野兽或丧失自我的奴隶。

从那以后，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无数书籍和纪录片的题材，很多电影都以此为蓝本，至少有一个朋克乐队以此命名。SPE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符号，也是对“人性本恶”的可怕提醒。

它的影响在44年后的今天仍未消散。就在上个月，2015年7月17日，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北美上映。该片在实验记录的基础上展开叙事，逼真地还原了原始实验的细节。参演过《几近成名》的比利·克鲁德普在片中饰演津巴多，而津巴多本人则担任该片的顾问。

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

纪录片《沉默的愤怒:斯坦福监狱实验》

电影《达斯实验》

电影《达斯实验》是2001年从德国版翻拍而来的

然而有趣的是，这部今天上映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影片在多处暗示，该实验在设计上存在着种种不科学或不可靠之处；它甚至故意安插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来指出津巴多并非一个公正的研究者。

事实上，早在1975年，两位心理学家就发表了一篇论文，批评斯坦福监狱的实验研究方法。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纳粹暴行仍然历历在目，苏联在冷战中占了上风——美国公众对这些质疑的声音充耳不闻。

直到新千年，人们对那场实验的怀疑才逐渐上升。2001年12月，斯蒂芬·莱谢尔和亚历山大·哈斯莱姆与BBC的纪录片部门合作，部分复原了津巴多的实验环境，进行了一项为期八天的研究。看守依然身着制服，有权对囚犯稍加赏罚，但被告知其任务是让监狱平稳运行。伴随着实验的进程，研究者发现，看守们并没有凝聚成一个集体，反而逐步分裂；相反，囚犯却产生了集体认同，他们团结起来，用各种花招挑战看守的权威。

2007年，托马斯·卡纳汉和萨姆·麦克法拉尼指出，津巴多在报纸上发布的招聘广告的措辞——“寻找监狱生活心理学研究的志愿者”可能影响了实验结果。两位学者先是重新刊登了原来的广告，然后又刊登了一则删除了“监狱生活”二字的广告。研究发现，两个广告招募的参与者在一系列心理测试中得分不同；那些认为自己在参与监狱生活研究的志愿者，在攻击性、权威主义、权谋主义、自恋、社会支配等方面明显优于后者。

2011年，当年那场实验的“看守”之一约翰·马克接受媒体专访，透露出一些令人哗然的信息。马克告诉记者，在参与实验的那几天，他每天都服用大麻；而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津巴多一直在刻意地制造紧张的气氛；他还表示：“我不觉得那是一个为期两周的实验；津巴多就是想要在短时间内制造出一个戏剧性的高潮，然后让一切戛然而止。他始终知道他想要什么，始终在尝试操纵实验的走向。”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著名的反对者可能是波士顿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彼得·格雷。格雷教授编写的心理学入门教材已被北美多所大学采用，并已出版第六版，但本教材中并未提及斯坦福监狱实验。2013年，格雷在《今日心理学》个人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文不值”。

实验志愿者的家人正在等待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21个年轻男子被要求扮演看守和囚犯。那是1971年。当时有许多关于监狱暴力和看守虐待囚犯的新闻报道。”格雷教授在文中写道，“那么，在这场游戏里，年轻人‘应该’怎么表现？他们难道‘应该’围成一圈坐下来，愉快地谈论体育、女朋友或者电影？不，当然不是。这是一个关于囚犯和看守的研究，那么志愿者的工作显然是要扮演囚犯和看守——更确切的说，是表演出他们对于囚犯和看守的刻板印象。”

如今，心理学中几乎“共识”的观点是，心理实验的参与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展示他们认为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展示的东西。这种反应被心理学家称为“需要特征”。在任何实验中，那些给受试者暗示并让他们猜测研究人员想让他们做什么的实验特征就像“命令”；心理学实验应该消除或尽量减少这样的命令，但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这样的命令无处不在。

事实上，当年那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志愿者，甚至都不需要去“揣摩”研究者的心思或意图——津巴多直接告诉了他们。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中，津巴多陈述了他在实验开始前对“看守”们说的话——

“我们不能身体虐待他们，”我说，“但我们可以制造无聊。我们可以制造烦躁。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吓唬他们。我们可以创造一种任意的权力来支配他们的生活……他们没有隐私，他们总是受到监督，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他们不能做或说任何我们不允许的事情。我们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剥夺他们的个性……”

一个精神几近崩溃的“囚犯”

上述这段津巴多跟“看守”的“通气”，被普遍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最大弊端——研究者即使没有在操纵这场实验，也把自己的意图表现得过于鲜明，即证明牢狱环境的残酷性、或是证明人们一旦被赋予权力就会变身恶魔。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们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那样做也许是为了实验的“成功”，为了科学的善名，甚至可能是为了给现实政策提供佐证、以改善美国监狱内囚犯的生存处境。

如果津巴多换一种说法会发生什么？如果他告诉当时的“看守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检验人在看守犯人的同时可能是正派高尚的人，那么大学生在后续实验中的表现会不会有明显的不同？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但话说回来，近年来的这些质疑，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结论。比如2001年那场BBC监狱实验，它本身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在200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众所周知，参与BBC实验的志愿者，恐怕也有他们的“需要特征”，即表现出与原先那场实验迥然不同的行为。再如，现实里的监狱长恐怕不会跟看守说我要看看你们能否保持高贵人性之类的话，比起格雷教授的假设，监狱里看守得到的指示可能更接近于津巴多的指示。

不幸的是，今天的研究人员无法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再也不能像半个世纪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探索人性的邪恶。在美国，学术审查委员会不断提高研究实验的伦理标准。因此，让人们陷入某种“道德困境”的行为研究，如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米尔格拉姆实验，不再被允许进行。

也许，比“人性本恶”更为糟糕的，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