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 国军第一位起义将领高树勋,为何没有获得军衔,邓小平说他有功
1942年,高树勋率部撤退到大后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暴虐让他深感失望。
高树勋到重庆后,满腔怒火地去找参谋长陈诚将军,对在重庆看到的腐败和苛政提出抗议。他说:“你们这里,三民主义只是写在墙上和在书店里卖的,就是不在人民之间实行。你给我指出哪一个县实施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陈诚面红耳赤,哑口无言。
1945年9至10月,国民党发动了进攻解放区的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
刘伯承、邓小平在进行平汉战役的同时,开展了秘密争取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政治攻势。我军区参谋长李达冒险穿过火线亲自到高树勋军营面谈,这使高树勋很感动,终于下定了决心起义。
1945年10月,高树勋在内战前线邯郸临阵起义,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宣布起义,他成为了国军起义第一将领。
高树勋率部起义后,首先面临着的就是改编问题。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因为汪精卫曾用过和平建国军名义,故高部应改用人民建国军或民主建国军或其他名称或仍用新八军旧名均可。请与高树勋商量酌定,高宣言宜早发表。”
经过刘、邓与高树勋等起义人员研究,认为毛泽东起的名字很好,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称“民主建国军”。同时,遵照毛泽东的意见,高树勋与其他起义将领最终以通电的形式向全国发表了起义宣言。
看到高树勋的起义通电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专门发来了贺电。太行、太岳、晋绥、冀鲁豫、冀南以及山东等军区也都纷纷发来贺电,对高树勋部起义表示欢迎和祝贺。
1945年11月10日,民主建国军成立大会在太行山麓的武安县伯延镇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军民有两万多人。会议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高树勋为民主建国军总司令、王定南为总政治部主任、范龙章为第一军军长、乔明礼为第二军军长。命令宣读完毕后,高树勋亲自率领全军将士宣誓就职。大会结束后,群众表演了高跷、旱船、秧歌等节目助兴。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也到民主建国军驻地演出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等节目,起义官兵深受教育,他们真正感受到了回到亲人怀抱后的幸福,庆贺自己的新生。
高树勋也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当天他就郑重地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1945年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民主建国军成立后,随即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为了把民主建国军建设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晋冀鲁豫军区派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到军中帮助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开展了民主运动,组织了赴延安参观团,成立了建国学校和干训团,培养了大批骨干,部队在逐步向人民军队转变。
但是,由于这支部队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最早的一支起义部队,我党派往改编的干部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再加上一些干部政策水平较低,没有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去真诚团结,耐心教育,帮助提高起义人员的思想水平,以使大家逐渐接受共产党的主张,而是采取“左”的关门主义态度,争取下级排斥上级,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所以,他们与起义军官的关系闹得极不融洽。加上一些政工人员品质不好,弄虚作假以邀功请赏,渐渐把事情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所谓“叛乱”事件的发生。
1946年底,就在民主建国军内发生了一起所谓的“特务案件”。当时因为部队供给困难,允许部队搞一些长途贩运,主要经营布匹及日用品。一名保卫干部在集市上看见民主建国军的一位连长向一个商人举三个指头,就说他是向特务发暗号,把他拘捕。后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供出了一批“通敌”人员,其中涉及到民主建国军一些营、团干部和更高层的领导。刚开始时涉及的人不多,范围不大,这些人被陆续送到设在潞城的神泉村训练班审讯。随着逼供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人在严刑下开始胡说,又供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层次越来越高,搅得民主建国军内谣言四起,官兵人心惶惶。
高树勋夫妇也被押到军区驻地进行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把高树勋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保了下来……
195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高树勋,说:“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授勋仪式正式开始,被授予勋章的人员共1000多人,在授勋仪式上,除解放军将领以外,能引起大家注目的就是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包括程潜、傅作义、张治中、刘文辉等,他们虽然都已不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职,但都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而作为第一个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高树勋后来却连军衔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1955年授衔时,鉴于高树勋已经转到地方任职,因此才没有参与军衔评定。事实上,除了高树勋,国军还有不少起义的高级将领没授衔,但他们的功绩却永远为人民铭记。
邓小平曾说:他的功劳很大。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回忆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