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警察 难民逃亡路上女性常遭性侵 施暴者包括蛇头和欧洲警察

“大家都知道，给蛇头交走私费有两种方式:交钱或者出卖自己。”萨马尔说。

偷渡欧洲的难民不仅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和生命危险，不少女性难民还受到性侵的威胁。

据《纽约时报》1月2日报道，在德国，一名叙利亚女子为了偿还丈夫欠蛇头的债，被迫在走私路线上充当性工具；另一名妇女在拒绝匈牙利警卫的性要求后被打昏。

还有一名女性难民曾经是一名化妆师。她为了避开同行男性难民的注意，刻意将自己打扮成男子的模样，并不再洗涤衣物。在位于柏林的避难所，她晚上依然和衣而睡，并用壁橱堵住门口。

“这里没有锁，没有钥匙，什么都没有。”这位名叫Esra Al Horani的化妆师说。《纽约时报》指出，她是少数不怕被点名的女性之一。

霍拉妮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为她说她“只遭遇过殴打和抢劫”。

据《纽约时报》报道，从中东逃往欧洲的难民面临着许多困难——国内战争和暴力、蛇头的残酷压榨、危险的海域、陌生大陆上未知的未来。女性难民面临更多风险。

根据对几十名移民、照料难民的社工和心理学家的采访表明，针对女性的暴力在这一波难民潮中时有发生。此类暴力行为包括强制婚姻、强迫卖淫和家庭暴力，施暴者包括同行的难民、蛇头、男性家族成员，甚至欧洲警察。

今年10月，BuzzFeed还关注了难民逃离途中妇女儿童面临的潜在威胁。根据这份报告，妇女和儿童很容易受到有权有势的男人的侵犯和胁迫。当难民穿越欧洲中西部时，女性难民也面临着性侵犯的问题。

在德国柏林的一个难民营里，霍利尼仍然穿着衣服睡觉。

逃到欧洲的难民男女比例3:1

为了逃离战争和贫困，2015年有100多万难民从中东移民到欧洲。根据联合国统计，在前往欧洲的难民中，男女比例为3:1。“男人占了上风，包括数量和地位。”德国人权研究所性别研究专家海科·拉贝说。

苏珊娜·霍内是柏林西部一家心理治疗中心的首席治疗师，她专门负责治疗女性难民的心理创伤。霍内和她的18位同事每2周为每位女性难民提供一次心理咨询，并提供7个小时的社工服务，包括家访以及帮助她们适应在德国的生活。

苏珊娜·霍恩说，她负责治疗的44名女性难民几乎都经历过性暴力。“在我们听完这些女难民讲述自己的经历后，我们不得不定期去看心理医生。”

一名现年30岁的叙利亚女子在2015年初时，与家人共同逃难。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到达保加利亚时，她的丈夫无力向蛇头支付偷渡费，于是将妻子交给了蛇头。在接下去的三个月内，为了让家人能够继续偷渡行程，她几乎每天被强奸一次。不久后，她的丈夫也开始虐待她了。

“这个逻辑真的很奇怪。”霍恩说，“他显然是妓女，但他觉得受到了侮辱。相反，他的妻子成了错误的一方。”

这名女子目前获得了庇护，与孩子共同在柏林生活。她的丈夫目前在德国的其他地方。由于在柏林街头跟踪她，她的丈夫被判处禁止令。但是，这名女子仍然不敢透露自己的名字，担心遭到丈夫或其他家族成员杀害，因为她令家族“蒙羞”。

霍恩说，这名妇女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包括闪回、失眠和注意力不集中。

“这一刻她可能好好的，下一刻她就会在椅子上背对着你，回想着在大马士革躲避子弹的日子，或在保加利亚遭受虐待的场景。”霍内说道。

“这里的女人生活在男人的阴影下”

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是难民进入欧洲的主要入口之一。在这里，接待中心常常人满为患，照明不足，而单身女性缺乏个人空间。

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威廉·斯宾德勒说:“男人、女人和孩子睡在同一个区域。在整个欧洲，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收到了许多关于性侵犯和家庭暴力的报告。”

《纽约时报》指出，甚至是在相对安全的德国，面临着100万名难民的重压以及物资运输难以为继，整个庇护体系摇摇欲坠，已经难以为妇女提供基本保护——比如带锁的卧室。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避免人们无家可归。”德国性暴力专家拉贝说，“但一个有利于性暴力的环境是一个风险因素。我们不应该让安全标准下降。”

但是，在柏林东部管理两处庇护所的舍鲍姆表示，“说”总是要比“做”更容易。他所管理的两处庇护所每层有两个浴室，所有房间均已满员。化妆师霍拉妮就在这两处庇护所的其中之一。

那里有120名成年难民，大多数是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其中80人为男性。

“这里的女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舍鲍姆说，“她们的声音被淹没，这是个问题。”

德国法律很难处理难民家庭暴力

柏林庇护所在当地咖啡馆组织的女性“咖啡时间”的夏日舞蹈。

在志愿者分发热汤和新鲜水果的食品站，女性往往排在队伍的最后。她们长时间地呆在房里，很少参加公告板上公示的活动：例如参观博物馆或听音乐会。一名叙利亚妇女抵达德国两个月来从未离开过大楼，因为她还未到达德国的丈夫禁止她出门。在干洗房，女人之间小声聊着家暴的传闻：比如四楼的吃醋丈夫打了妻子、一名妇女因为不能生育而遭到丈夫殴打。

几个月前，两名阿富汗男子骚扰了一名阿富汗女孩，并将她推下自行车。幸运的是，她周围的人及时阻止了她。然而，关于暴力事件的报道并不多。

据庇护所方面称，已婚夫妇从来不分开，从而使女性更为依赖丈夫，而不愿与丈夫分离。理论上，德国法律足够健全，能够处理家暴问题。但在实践中，很难在庇护所实施夫妻分离这样的措施。

我第一次接到家庭暴力的报案，舍鲍姆就报警了。令他惊讶的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声称，舍鲍姆“想带走她的丈夫”。此后，他大多采取调解家庭暴力的方式，尽最大努力争取女性在家里的地位。

上个月，舍鲍姆手下的一名志愿者组织妇女开展了一次户外散步。这一次，即使是猜疑心最重的男子都允许他们的妻子参加。这次活动中，一名妇女首次离开庇护所。在公园中，她用手机放了一首歌，并跟着歌声翩翩起舞。

“我们在户外待的时间越长，她就越有信心。”一位名叫薇薇安·鲁斯的志愿者回忆道。她是一名34岁的瑜伽教练。

现在还有只有女性参加的编织课程和有氧健身课。每周三早上，女性成批来到一名志愿者的家中进行私密沐浴，并参加美甲和化妆课程。

女性社工每周留出一个下午，组织女性难民去街对面的咖啡馆参加“咖啡时间”活动。咖啡馆的装修虽然是欧式风格，但只要Hollani一用手机播放阿拉伯音乐，整个咖啡馆就会立刻变成舞蹈和头巾的海洋。一些妇女开始在手上纹身，而另一些妇女则开始抱怨成为难民的痛苦。

“交钱或卖身”

35岁的萨马曾是叙利亚财政部的一名员工，她对女性在移民过程中遭受的苦难有着深刻的记忆。萨马尔在大马士革郊区的家在内战中遭到轰炸，她不得不带着三个女儿在漫长的逃亡路上走了14个月。

“我不允许她们离开我的视线，一分钟也不行。”她用阿拉伯语说，并通过翻译转述。在沿途中，她和其她单身母亲轮流睡觉，互相依靠并照管对方的女儿。

然而，在土耳其，萨马尔在准备登上一艘前往希腊的船时遭到抢劫。她付不起走私者的钱。一个叫奥马尔的人走过来，提出只要和他睡觉，就免费带走他们。在客栈里，与其他女难民交谈时，撒马尔听说过这个人，会让她们“去那个房间做那件事”。

“大家都知道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向蛇头交偷渡费。”她说，“交钱或卖身。”

但她拒绝了，这激怒了奥马尔。那天晚上，他闯入撒马尔的房间，威胁她和她的女儿。萨马尔尖叫着把他吓跑了。萨马尔在土耳其工作了近一年，才攒下了4000欧元用于接下来的旅行。

在城市的另一头，霍内对女性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她表达了另一种观点。

“这个问题很难处理。我们不可能让庇护所只接受女性，因为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全家在一起。有些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霍内表示，“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很多男性也遭受心理创伤。谈不上是非黑白与善恶。如果要帮助妇女，我们也要帮助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