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历史 澳大利亚国庆背后的痛楚：“白澳”政策造成多少牺牲品

200多年前，从欧洲殖民者踏上澳洲大陆，澳大利亚土着就开始了遭受屈辱、驱逐和屠杀的“受难史”。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任何有色人种和混血人种的“雪白”的澳大利亚社会，自认为血统纯洁而高贵的白人殖民者奉行“白澳”的理念和政策。这一政策登峰造极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被偷走的一代”。

电影《澳大利亚》中的孩子诺拉，是一个被白人男性强奸的土著女性所生的混血儿。影片中，娜拉被殖民当局强行带走，送往白人收容所。

“白澳”政策的悲剧

1788年1月26日，由11支舰队组成的第一支英国流亡舰队，带着759名俘虏和206名船员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港，开始了欧洲移民澳大利亚的历史。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日子，澳大利亚政府在1935年将1月26日定为“澳大利亚日”，也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庆节。然而，对于澳大利亚如此重要的节日，却有很多争议。对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来说，这一天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而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悲痛日”和“侵略日”。把这一天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庆节，是公开撕开他们无法愈合的伤疤。

澳大利亚土着人是生活在澳洲大陆上最古老的民族，面对干旱少雨的荒凉大陆，除了狩猎和采集食物，他们还发展出极具特色的烧荒农业。在欧洲人来到澳大利亚之前，这里存在着500多个土着部落，散落在整个澳洲大陆，人口数量达数十万之多。18世纪末，英国开始把澳洲东南沿海地区开辟罪犯流放地，意图在这里建立一个大英帝国的“海外监狱”。流放地建立初期，英国政府并无意向内陆扩张，多次禁止向内地移民和侵占土着人的狩猎地，要求同当地土着和平友好地相处。

这种短暂而表面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白人殖民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毛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澳大利亚逐渐成为英国最大的羊毛供应国，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为了争夺土地，全副武装的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对当地原住民实施灭绝政策，“吃羊人”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在这片古老而沉寂的大陆上演。白人殖民者带来的疾病、驱逐和狩猎，加上土地的丧失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彻底摧毁了土著人民几代人的生活方式，土著人口急剧减少，到19世纪末，土著人口仅占原始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随着种族屠杀的进行，殖民者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人道主义压力，所以从1869年开始，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殖民地相继通过土着保护法，建立土着“保护委员会”，任命“土着保护官”，对土着人实施“保护”性的隔离政策。当时广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土着人的遭遇提供了一个貌似科学的解释，土着灭绝的命运正是“适者生存”法则的生动体现。在白人殖民者眼中，土着人“不过是同类相食的人兽，与世界上最丑劣的爬行动物相仿，在理性及有关的每种感觉方面，他们比最可鄙的畜牲还不如。”即使在一些真心实意保护土着人的“爱心人士”看来，土着人是低等种族，永远也不可能适应先进文明，只有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保护他们；土着人最终灭绝是必然的，白人所能做的只是使这一过程少些痛苦。所以，白人殖民者将土着赶进保留地或布道所，任这个“低等”的种族自行消亡。保留地与外界完全隔绝，居住其中的土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婚姻、财产、饮食、迁移、生育等等都受到严格的监视和控制，所谓的“保护”，不过是为土着种族提供的“临终关怀”罢了。

《被偷走的一代》

从“种族灭绝”到“种族隔离”，这些政策殊途同归，本质上都是白人殖民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的体现，其目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有色人种和混血人种的“雪白”的澳大利亚社会。这种“白澳”的理想在20世纪初澳大利亚由殖民地向联邦国家转变中，成为澳大利亚的建国理想。种族纯洁作为“白澳”的根本内涵，主张澳大利亚是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必须“成为欧洲以外唯一的纯粹白种人的国家”，“绝不容许其他种族掺杂其中”。

澳大利亚土著

然而，“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政策并没有保持白人殖民者“高贵而纯洁的血统”不受“污染”。无论是早期的被流放犯，还是伴随着殖民开发不断涌入的移民和劳力，进入澳大利亚的白人以男性劳动者占绝大多数。越是先行开发的地区，男女比例失调越是严重。为留住白人男性，早期的殖民当局还曾鼓励他们娶土着女人为妻，但这种案例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实在凤毛麟角，更为普遍的现象是白人男性不断诱奸或强暴土着妇女，仅仅把土着女性当作发泄生理需要和生育劳动力的工具。这一社会现实固然给无数土着女性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同时也沉重打击了白人殖民者的“白澳”理想——白人男性与土着妇女结合所生育的混血土着数量越来越多，与纯种土着人口数量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自1901年以来，混血土着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白人。如果说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确信保留地上的纯血统土着会自然消亡的话，那么日益增长的混血土着则引起白人普遍的恐惧。有报纸鼓吹道，如果混血土着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澳大利亚将会成为一个“杂种的社会和国度”。

越来越多的混血土著人宣布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种族隔离”政策彻底失败。由于原住民发起的反歧视斗争和国际社会持续的人道主义关注，加上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世界大战对军事人员和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澳大利亚政府被迫改变对原住民的同化政策，在给予原住民生存权的前提下，消除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从而实现种族和文化同质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只是“白澳”理想面对现实的一种适应和妥协，两者基本相同。

澳大利亚对土着的同化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中对混血土着儿童实行强制同化是土着同化政策实施初期的主要措施和内容。早在19世纪晚期，随着土白混血儿的不断出生，各地政府就有权把这些混血儿童带离保留地，施以白人教育。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政策，以改善土着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随意从土着家庭中带走混血的土着儿童。这些儿童多数由教会和孤儿院抚养，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庭中收养，接受同化教育，让他们学习白人文化，最终回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有近10万土着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土着儿童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偷走的一代”。

然而，残酷的历史现实证明，这一政策远未达到预期效果。更有甚者，长达60年的同化政策，给被迫与亲人分离的土著儿童留下了巨大的创伤。在养老院，土著儿童经常受到不人道的待遇、营养不良、虐待和凌辱，或者被用作无偿劳动，许多人一生中经常再也见不到亲人。有些人讲述自己被带离家乡长大后的感受:“我们也许能回家，但回不到童年。我们或许可以再次与父母亲人团聚，但时光流逝，我们无法体会亲人的爱与关怀。这种遗憾是一辈子都抹不掉的。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无法消除。”

对土着居民来说, 被偷走的不仅是他们与家人原本应该共享的生活, 还有土着身份的认同和土着文化的传承。文化断裂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也许比心灵和肉体上的伤害更大。这些“被偷走的一代”长大后也并未如预期一般真正融入到白人文化中。他们虽然放弃了自己的种族身份，但也难以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接纳，仍然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存在。“被偷走的一代”所代表的，是澳大利亚土着200多年来遭受苦痛、屈辱和死亡的冰冷历史，而且我们要看到，这些“被偷走的一代”仅仅是“白色阴影”笼罩下受到伤害的一小部分人而已。

迟来的道歉

二战后，反种族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澳大利亚也加入到国际反种族主义运动的浪潮之中。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学生多次举行抗议活动，声援美国与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运动，而这些运动反过来也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种族问题的高度关切和对澳大利亚种族政策的质疑。有评论尖锐指出，“仔细考察澳大利亚的种族状况，就会觉得澳大利亚人声援美国民权运动显得荒唐可笑……那些抗议者应该环顾一下自己的家乡，看看是否存在有色人种邻居。如果示威者深入考察的话, 他们就会发现在自己的社会里存在着他们所要反对的那种种族歧视, 而且还非常严重。我所指的是澳大利亚如何对待自己的土着”。

在国际社会的质疑声中，澳大利亚开始关注和反思自己的土著状况和种族歧视。从那以后，澳大利亚的种族政策迎来了根本性的变化。1967年，澳大利亚联邦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原宪法第127条关于“计算联邦人口时不计算土著人民”的规定，并以默许的方式授予土著人民公民权。1970年，澳大利亚废除了“允许当局带走土著儿童的法律”，最终“被盗一代”的悲剧彻底结束。1972年，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澳大利亚官员开始考虑修改法律，保护土著居民的权利。这一决定标志着“白澳政策”的破产，澳大利亚的民族政策进入了“多元文化”的新时期。“现代澳大利亚是一个由土著居民、各种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多元社会。它是不同种族、文化、遗产和宗教的独特混合体，忠于并坚持共同制度，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

自1970年同化政策废除以来, 尽管要求政府向土着人道歉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澳大利亚政府担心巨额赔款等原因一直拒绝向土着居民道歉, 给出的理由是现政府不应该为前任政府的错误政策承担责任。直到2008年，总理陆克文终于打破坚冰，代表政府向议会提出动议，对澳大利亚过去实行白澳政策给土着居民带来的伤害表示正式道歉，他表示这个道歉是为了去除“澳大利亚灵魂上的污渍”。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堪培拉的一次招待会上拥抱了“被偷走的一代”成员。

他在道歉信中说道：“我们就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和议会通过的给我们那些澳大利亚同胞们造成深重痛苦、苦难的法律和政策致歉。我们尤其对强迫土着儿童与他们的家人、社区和地区分离致歉。对这些被偷走的一代人、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疼痛、苦痛和伤害，我们说对不起。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 我们说对不起。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 我们说对不起。”而且他提出将“缩小我们之间在寿命、教育程度、经济机会之间的差距。”

尽管陆克文在信中信心满满地说，“现在是纠正过去错误, 让这个国家翻开澳大利亚历史新的一页的时候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自信地走向未来”，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自从欧洲殖民者来到澳洲，整个澳大利亚土着种族都遭到伤害和掠夺，至今仍是澳大利亚最贫困的族群。目前，澳大利亚生活的土着居民约占澳总人口的2.7%。其平均寿命比其他澳大利亚人短17年,婴儿死亡率高一倍，失业率是其他族群的3倍, 犯罪率则是13倍。要弥合历史的创伤，建成一个真正达成和解的社会，恢复土着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必然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