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木 怀念王天木教授
作者|柯蓝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曾任教于西北政法大学
感谢柯蓝教授对本文的授权
2021年5月8日是西北政法大学老校长王天木教授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我仔细阅读了王天木教授的回忆录《生活是艰苦多雨的,我发现这本回忆录结束于1997年,也就是我去西北政法大学工作的那一年。那一年,我经王天木教授介绍到西北政法大学工作。看完这本书,我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打着新中国的旗号学习创业的奋斗历程。他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蒙古家庭。建国后就读于中央人民学院附中、北京大学法律系。在法院工作多年后,调任西北政法大学,亲自参与西北政法大学法理学学科的创建。后来,他担任西北政法大学校长,为学院的建设和规划努力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他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错误地贴上了“妻子党”的标签,后来被平反执行政策。他是我在西北法律领域的引路人,也是我尊敬的法学前辈。我在西北政法工作时,有幸成为王天木教授夫妇的朋友。当时他已经退休了,但从他身上,我能更清楚地了解到一个正直的老共产党员的忠诚品格,以及他作为一个资深法学家的深刻思考和洞察力。读完他的回忆录,我无怨无悔地了解了他前半生不平凡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新中国司法事业和法学教育的执着。值此王天木教授逝世三周年之际,我将三年前为他写下的回忆献给他的灵魂,并对作为青年学者的王天木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
王天木教授生平简介
王天木,蒙古族,中共党员。1937年7月出生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1951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1962年至1971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71年至1979年在吉林市第十一中学工作,1979年至1980年在吉林市昌邑区基层人民法院工作。1980年7月调入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基础理论教研室,后任教研室副主任。1984年至1987年任《西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1987年至1988年任教务处主任,1988年起任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导师。1988年至1991年任西北政法大学常务副校长,1991年3月至1997年8月任西北。曾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xi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被陕西省法学会授予“陕西省高级法学家”称号。
代表作品:
1.《法律基础理论课》,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2.《台湾省现行法律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3.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4.《基本法与行政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5.《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法理学精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7.《旅美纪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论文:
1.《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彻底废除旧法律原则的发展》,《西北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2.“法律是什么”,《理论杂志》,1986年第2期;
3.《论中国法律的三大障碍》,《西北政法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4.“法律的功能是什么”,《理论杂志》,1986年第4期;
5.《论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原则》,《法学研究》1984年第5期;
6.“法律的本质是什么”,《理论杂志》,1986年第5期。
王天木教授是我在中国西北法律领域的向导。我于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当时我想申请一份Xi的工作。我没有社会经验,也不认识这里的任何人。我有点困惑。我的硕士生导师汪哲教授告诉我,西北政法大学院长王天木是北大法律系的老毕业生,学的是法理学,正好是我的专业。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去找他。当时我来Xi安转学到几所高校,西北大学和解放军政治学院也去过。毕竟是双向选择,还得多留几条路。但是导师的建议也被推荐了,所以我决定主要考虑西北政法大学。当我去那里时,我急忙去他的办公室看他。他的办公室现在在健康诊所的二楼。按照当时的标准,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地方。我的第一印象是,我非常坦率,没有胡说八道。他看了看我的简历,表示欢迎。就这样,我来到了西北政法大学。
我七月份刚来报道。过了一会儿我去拜访他时,他碰巧不在。他的妻子李殊老师告诉我,他刚刚退休。当时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他任职期间最后一位新上任的老师。所以,我对王先生的记忆就是他退休后的生活。他是什么样的校长,只能由他的同事和学生,以及我自己的感受来决定。我见过这所学校的许多孩子被分配到这所学校工作。八九十年代很普遍,也不是什么不健康的趋势。然而,他自己的孩子没有被分配到这所学校,他的大儿子在Xi安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创业,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退休时住在10号楼五楼,按学制分配。对两个60岁的老人来说不太方便。他也住了很多年,没有买更豪华的商品房。
每次在校园里遇到他,他都笑着走过来问我,你家是不是解决了没有职称的问题,没有进导师组?是很真诚的关心。他是蒙古人,也是我唯一熟悉的蒙古人。他的热情、率直、微笑,是我印象中汉族人的蒙古形象。他退休后,我去看过他几次。他和他的妻子李小姐非常热情,每次都和我谈论时政、学术和他们的感受。和他深谈了几句,我能感受到一种来自属于某个时代的老共产党人对国家和法治的关怀,一种让我这个年轻散漫的人感到敬畏的关怀。有时候他会觉得现在的社会真的不好,我也会觉得有些沉重。我想在心里督促自己,但不能入乡随俗,失去自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刚从美国回来看他们的儿子。李老师给我讲了她对美国的印象,说“外国人都笑得很灿烂,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当时回答,你和王老师发自内心的笑了。
退休后担任培华学院法律系系主任,充分发挥余热。他知道我年轻,只是收入低,所以主动建议我去培华学院当代课老师。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家收入都不高,去别的学校上课,增加收入会解决很多困难。当时我的同事董智鹏曾经推荐我代课省委党校和市委党校。后来,王先生推荐我去培华学院代课。现在想想。那时候,一年挣几千块真的是一大笔钱。他们都无私地帮助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也帮不了别人。老年人真的不想帮我。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么好的人,真是幸运。
在培华学院当代课老师的那些年,我能感受到学生们对王先生的爱和尊重,学生们的毕业方式也不是很好。王老师联系了他们专升本到西北政法的通道,我教的几个学生因为成绩优异被西北政法录取。去新校区的那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要去王先生家看老师,高兴极了。
害怕退休的人很多,但王先生退休后的生活给我的印象是,他从未离开过自己热爱的教育和学术事业。其他人很热情但很低调,从来不宣传自己以前作为校长认识的什么达官贵人。大部分还和他交往的人都是学生和普通劳动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王老师在北大法律系的时候就很优秀。他和他的妻子李先生都是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在各个圈子里也有很多混得不错的朋友,甚至是红二代官员,但我从来没有听他主动提起过。有时候我想,他不是本地人,凭他年轻时的履历,他完全可以去经济发达的地区找更好的职位。那个时代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想,他自然就来了。
后来去了法国大学当医生,和他接触的比较少。我记得去看医生前去看了他一次。他给了我一本《法理学基础》,是他退休后写的。我回去仔细看了一遍。我觉得自己像他的人民,直言不讳,简单,没有废话,关心国家和法治。
几年前我在校园里遇见了他。他的听力不太好。他自己大声说话,但他听不清楚我的回答。但它看起来仍然很坚韧,走得很快。当我遇到人们时,我会笑着热情地迎接他们。有一次他走过来对我说:“我看你就像看我的孩子一样。”。他比我父亲大几岁。那天,我觉得老人现在有点虚弱,有些人在想孩子,但我被他的话感动了。
我曾经听一个同事说,西北地区申请政法博士最好的时候是王天木当院长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做到。我不知道细节。有时候想想,觉得西北政法不公,但也觉得很可笑。据我对王先生的了解,他是老一辈法学家中的佼佼者,但为人正直直爽,可能并不擅长一些申请博士时应该做的公关工作。然而,他作为教育家和学者的造诣却远超许多博士生导师。他没有做,也没有急着给自己博士头衔。一所法学大学做好本科教育,为各个司法部门输送大量优秀人才,难道不比忽悠很多不切实际的博士项目,折腾博士生送C刊布局更重要吗?相信在未来,中国大学的评价标准会逐渐成为一个良性循环,像王天木教授这样真正的教育家会被人们铭记。
我在西北政法大学老校区的院子里住了很多年,现在是客人,但对这里的一些风景还是很熟悉的,比如青翠的松树,几十年前盖的没有电梯的房子。与新的建筑和装饰相比,它们可能很古老,但它们承载着某个时代的纯粹记忆。当时的人们信奉共产主义理想,面对建设集体工作,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追求一些远大于追求个人富裕生活的理想。当时及以后,每个人都可能因为生活环境差而放弃自律,陷入自卑的生活选择。每个人也可能选择生活在简单的阳光中,远离熙熙攘攘的物质生活。这些古老的风景,当我路过的时候,总会回忆起逝去的时代。王天木教授是北大老校友,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资深学者,我特别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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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燕
考官|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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