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掖 日记中的潘祖荫：晚清高官如何奖掖后进

缘起

今年世界博物馆日，苏州博物馆推出“馆藏古籍古迹特展”，集中展示珍贵古籍、馆藏珍贵古迹等稀世珍宝。其中，苏州潘氏家族日记手稿的集中展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自潘石恩以来，潘增枢、潘、潘祖荫、潘祖同、潘、潘一家三代的日记文献被集中保存，这在现代家庭中可能是罕见的。作者研究了潘祖荫的生平，撰写了《潘祖荫年谱》。多年前，他有幸在苏州博物馆阅读了这些珍贵的文献。时隔十年，我又见到了自己的真面目，很高兴又见到了老朋友。因此，我想介绍一下潘祖荫的日记和一些轶事。

这部日记首次向世人亮相是在2006年，那年12月上海动物园二百三十岁的癞头鼋去世，消息传到苏州，热心掌故的潘裕博先生向苏州《城市商报》“报料”：苏州西园寺原先有四五只“癞头鼋”，都是上海动物园那头的族祖，当为潘祖荫所放，其中两三只在1938年春被日寇吃掉了。潘裕达与族兄潘裕博先生曾翻阅过《潘祖荫日记》，于是记者施晓平随同潘裕博先生查阅《日记》，找到了放鼋的记载，并把该页照片登报。光绪九年潘祖荫父亲潘曾绶过世，南下丁忧，当时一共放生六头，比潘裕博记忆中的数量还要多。原文是：“光绪九年六月初十。游拙政园，买鼋六头……瑜伯放之西园。”笔者于沪上闻之，拜访了潘裕博、潘裕达两位先生。此后，随潘裕达先生着手整理《潘祖荫日记》，近日此项工作即将完毕，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日记概述

潘裕达老师见告，据苏州博物馆原馆长钱镛老先生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南石子街潘家旧宅的住户上报文管会称旧宅滋生白蚁，苏州市文管会派人前往察看，考察发现系“废书成堆”所致。在清理“废书”的过程中，捡出这部稿本《潘祖荫日记》，归藏于苏州市文管会、苏州博物馆。

《潘祖荫日记》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藏于苏州博物馆。2008年1月21日，文化部办公厅公示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月1日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潘祖荫日记》等6家苏州博物馆藏品入选，评定为一级。

全书现存十二册，记载的年份为同治二年、光绪七年至十三年、光绪十五至十六年。同治年册与其他年份开本、行款不同，开本较大，所用稿纸红印套格上中下三截；光绪年册开本较小，所用稿纸红印“滂喜斋”套格纸，不分栏。其中光绪九年正月廿二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至五月初九日，因潘祖荫丁父忧，前后两年用蓝格纸。光绪十年册封面题注“是年患目疾，四月十四后长太代书”，检书中该日起字体确有不同。封面及封底皆钤有潘祖荫大小闲章数十枚，常见的印文有：“八喜斋”、“千载一晴”、“如愿”、“喜”、“红蝠书堂”、“晚夝轩”、当年干支等等。

童志年日记

另有光绪十四年日记藏于上海图书馆，同属一套，为潘景郑题签、装池，题名《潘文勤公日记》。或是原书于宅中散乱摆放，潘景郑所见仅此一册，将它与其他部分潘氏旧藏文献带到上海。

潘祖荫留有一篇简短的日记，一篇完整日记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商代国家大事的讨论、职责的变化、政务、书信、金石学书籍、支出账目和身体状况。从内容上看，潘祖荫的日记只是自己的检查和备忘录，与他的朋友翁同龢、叶友生、池昌、李慈明的日记有很大不同。

尤为触目的是，日记止于十月二十九日的绝笔：“乙丑，凤石来诊，周姓诊。”根据日记可知，潘祖荫因救灾过劳受寒发病至逝世仅仅七天，令人浩叹。潘祖荫的病因，据姜鸣研究推断，可能也是染上了那年的瘟疫。

日记虽然简短，但仍然包含了从宫廷礼仪、法律法规到日常生活的丰富历史信息，值得我们用更多的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日记的详细内容，请参考我在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潘祖荫日记记述》一书。

光绪年日记

潘祖荫奖掖后进

潘祖荫以其特殊的身份和独特的学识，一直不遗余力。四代几十年间，大量文人雅士聚集，影响了晚清的学风。近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学者，早年都与潘祖荫交游。本文结合日记和相关文献，举了两个例子。

潘祖荫与吴昌硕的交游始于光绪九年。大致在春夏之际，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看到吴所刻印章，十分欣赏，于是请吴治印。七月间，吴昌硕登门拜访了潘祖荫，其诗文、书法和篆刻颇受潘的赏识，潘称赞他的篆书有古意，并勉励他研习经典，吴昌硕大受鼓舞。此后，二人金石往来渐多，吴前后为其治印数十方。《日记》：“七月初二日，吴苍石复刻‘井西书屋’印好。”“初五日，仓石来赠拓本廿五纸。”“初六日，仓石名俊卿，从九，刻印、行草、诗文俱好，湖州人。”光绪十年正月、二月、九月、十二月，吴昌硕多次造访，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执彭姑钟拓本出示，潘祖荫判为伪器。光绪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吴四次造访，二月二十八日潘应前次所求，送他对联两幅。三月十七日，是日记中最后一次记录吴来造访。潘祖荫服除回京之后，两人就“分隔云泥”，无缘见面了。

吴昌硕这样评价这段友谊:“王德庆大师潘正安·包公是世界著名的大臣。顾浩奖是从韩丹那里借来的，有一个好，还不如表扬。桂维春，在家读书仪式。偶尔看到的不只是篆刻，我是有口皆碑的。所以我先把家里的瘦羊刻出来，每隔几十个方块就叫好。把云和泥分开，很久没有引入了。包公首先向人们致敬，并制作了各种古代青铜拓片。包公的想法是通过经典从过去学习。也有说于诸书入古。余燮并不敏感。盖玉学刻多年，却未能自信，即篆书很少被认可。当他听到包公的话时，他没有感觉到。如果你不敢领导大众自重，就不能说你不为人知。所以记住这个。"

苏州博物馆展出的一卷信札，是这段交谊的最好实证。信共八封十页，前三封五页字很大，潘祖荫此时患眼疾。潘祖荫在这八封信末都自称“制荫”，即守制也。潘祖荫写信一般不具年月，二、三两封所用信笺左下角钤有“甲申”朱印，第四封落款“五月三日”。信文主要是潘祖荫请吴昌硕治印的来回“短信”，兹录于下：

病久未愈，红肿未消。谢谢你一个多月。外面的三块石头祈求封印。屡次亵渎，当报。要札的话一定要这么大，但不能这么小。向仓石先生问好。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印石若蒙先篆其一，见感。

42张拓片送人，但医生看了不应该收。仓氏兄弟。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晋石拓本一纸奉赠。病未愈也，心绪亦纷然耳。仓石大兄大人。制荫顿首。五月三日。

“最好掩掉”印刷，然后就定了。

求篆印不敢促迫，能事但能先得，阳文者为妙耳，必当图报。仓石仁兄大人。弟制荫顿首。

打印。收到。如何添加一百个朋友的罐头？致谢仓石先生。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篆石收到，敬谢仓石仁兄大人。制荫顿首。

墓志铭分为两点，一点对一点，我想送给仓石先生。哥哥的影子突然启动。

潘祖银给吴昌硕的信

从内容上看，可知是从求印到得印的一批信札。潘祖荫当时的眼疾很重，医生嘱咐要少看字，潘还关照吴昌硕回信字要写得够大，否则看不见。潘祖荫急于求印，拿到后也有所要求，他喜欢阳文印，还嫌原来刻的太大，希望吴能像给方伯裕的那样大小再刻一个。

吴昌硕将自己描述为潘祖荫的数十种治印之道，与现有书信中潘祖荫求印的情况一致。可惜上面提到的“京西书局”和“不如盖关公”。作者研究了吴昌硕的几类印刷品，但没有发现印刷品。只有吴昌硕的集邮册里的“攀古楼”才能清楚的知道是潘祖荫的东西，没有刻本。孟攀老师告诉我，吴昌硕刻的“竹中堂”朱文胤是潘祖银的一件古器物。如果邹涛主编的《吴昌硕全集》中有这样的印章，就会被列入无年无年的范畴。另一方面，发现吴昌硕在光绪十年寒食节当天送给潘祖印族侄儿潘万智一座“浣燕殿”，其大小样式与“钟灵殿”相似，很可能是同时制作的。而吴昌硕给了方君毅一个白色的印“方君毅印”，正如信上所说，印面比给潘祖银的要小很多。由此可见，潘祖荫治理吴昌硕的方式只有两种:“攀古楼”白印和“秦”朱印。

《钟

《归砚堂》

潘祖荫因族兄潘钟瑞与吴昌硕相识，而吴昌硕与潘钟瑞交往甚深，金石往还甚密。吴昌硕《石交集》“潘钟瑞”条云：“香禅居士名钟瑞，字麐生，又号瘦羊，吴县人。性澹泊，貌和而清。……与余有深契，过从频数。每得书画碑版，辄共欣赏。恒为余题跋，余亦为君奏技，相得甚欢焉。”由此可知，吴昌硕与潘氏一族多有金石之交，这对吴昌硕得盛名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康有为是晚清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早年参加科举并不理想，世道巨变，改革之志渐生。光绪十四年，在考取地方大考后再次进京参加顺天之前，他先用“有时名”刺死了潘祖荫、翁同龢、徐彤等几位大臣。恐怕希望他们能替他递交一封说光绪的信。《康南海编年史》:“光绪十四年，武子三十一岁，八月游明陵...九月去西山旅游...潘、殷、常熟翁诗甫、等有时被点名，他们的伟大计划因此受到指责。首都一片茫然。...我住在米市胡同南海馆，出口也是菜市场。”

十月初四日，康有为致信潘祖荫求见，潘祖荫与康有为的伯祖康国器有旧谊。康有为在信中盛赞潘祖荫“好才爱士、雄略柱天”请求一见：

.....生于世三十一年。少说百字，学六经的目的。......公公略列天，真气惊幽，胸有纵横九溪之学，眼底有纬八表之思，一个好男人如果是饥不择食，又能容忍外任，他可以说是隗嚣之臣...

十月初八日，潘祖荫约见了康有为，十七日，潘主持考试刚结束就送给康有为一笔川资，并答应为康国器作墓志。康有为随后又写一信抒发胸意，大抵可知康有为再三求见、致信是表达自己救弊济世的急切之情，盛赞潘祖荫“公卿子弟，熟谙掌故，又身阅四朝，老于时事”，“才气魄力，能运天下为非常之事、度外之言，大人一人而已”，鼓动他挺身而出，推动革新。潘祖荫谆谆教导康有为要“熟读律例”，安心参加科考，而康有为不以为然，称“此自当官所宜然。窃谓成例者，承平之事耳，若欲起衰微，振废滞，造皇极，晖万象，非摧陷廓清，斟酌古今不能也”。潘祖荫此后未再与康有为来往，现存文献也未见潘祖荫为康国器作的墓志。更有趣的是，与潘祖荫的老友翁同龢同样以爱才名于世，却将初次求见的康有为直接拒于门外，这与日后向光绪皇帝引荐康有为共推维新的他判若两人。

《登古楼》

潘祖荫不收画

潘祖荫一生爱好金石学和古籍，藏书甚多。然而，他并没有接受一切，尤其是他的画。光绪十年守制期间，有人送他一幅画，但被退回。《日记》:“12月28日...文小坡求书，问西台墨。又赠芬芳山水，暖斋打草。翔宇不接受书法和绘画，但计划它。”

潘祖荫拒绝了董其昌的画，却独独“酷嗜”钱松壶的画，称其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能为”，可谓别具只眼。钱杜的集子曾有三种刻本，历经兵燹，到光绪年间已经绝迹。为此，潘祖荫在光绪六年以“八喜斋”的名义特地请善书的门人徐琪手书上板单刻了钱杜的《松壶先生集》，他在序中说：“荫酷嗜松壶先生画，所收亦最多。先生诗画，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集凡三刻，兵燹后皆不存，荫有旧藏本，属门人徐花农太史手书付剞劂，而以《画忆》及《逸事》附焉。太史书画篆隶皆工妙，今手录是集，亦犹林吉人书午亭、渔洋、尧峰诗文……叔美有知，其无憾矣。”

这本《宋虎先生集》是绿色套印，在潘祖银主编的几十本书中是独一无二的。看人看事，想人，恐怕看不出他那种“淡然沉迷”和自得的表情。

“壶天”吃烧鸭

清朝的皇帝都有在就职暑假旅游的习惯。随着季节的变化，他们在紫禁城和公园面对朝鲜。那些受到皇帝和皇太后宠爱的人可以从殿元那里获得一等奖。潘祖荫和他的祖父潘都得到了奖励。他们的家位于宣南米市胡同。毕竟离典源很远，所以主要是方便上朝议政。皇帝和皇太后在紫禁城时，潘祖荫等大臣不一定回家。根据他的日记，几乎每天去法院“录入数值”后，他都要坐或待在一个叫“湖田”的地方。“湖田”是潘祖银常年租住在东华门外的一间客房，和他的老朋友翁同龢的书量相当。客房所在的酒馆原名叫“广金馆”，后改名为“广胜馆”。他在这里小睡，见朋友，吃饭，招待客人，学习，避雨。他“总是呆在那里”，几乎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光绪二年十月，这里发出了“三十年后不知谁住在这里”的哀歌。

同治十年五月廿九日翁同龢与潘祖荫等奉敕影写《星凤楼帖》中草书。两人因雨皆住酒家，入夜，翁同龢买烧鸭款待潘祖荫。考潘祖荫日记，他似乎爱吃烧鸭，尤其是光绪十五年一年里，他在“壶天”吃了八次烧鸭，一至三月就有六次，或许是大冷天特别好吃吧？笔者多次在东华门外徘徊，试图体验一下宫门外吃烧鸭的境遇，可惜并没有找到这家馆子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