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传 《书城》专稿｜王冕之死：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元末明初的狂士——王冕，经由吴敬梓着名小说——《儒林外史》的渲染，他孤傲而才气纵横的意象，业已栩栩如生地烙印在广大读者的心灵，不只成为传统士人所景仰的偶像，也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吴敬梓置王冕为全书的首回，与其他章回所刻画的读书人庸俗不堪、令人发笑的丑态恰成对比，正符合作者所自述“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的用意，在艺术创作上，自是绝大的成功。但小文所要探讨的，却是历史的真实与文学创作之间曲折的紧张性和创新性。

王冕在家乡，可是个“偶像破坏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的惊世骇俗之举， 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史传与小说各自如何交待王冕最后的结局。细绎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也都各拥文献证据：其一突然暴毙，其二遇难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张岱溢出历史的神仙说，则不予论列。

王冕是家乡的“偶像破坏者”。他曾经有过“缺工资就当斧头偶像”的惊世之举，他曾经在夜晚坐在佛祖的膝上，在长明灯下读书。最有意思的是历史传记和小说是怎么解释王冕最后的结局的。对迄今保存下来的文本进行详细分析，可以看出“王冕之死”极具争议性，难以下定论。简单来说，古今史籍都归结为两大原因，都有书证:一是猝死，二是遇险死亡。否则，如果明末散文家张岱的神仙史论泛滥，就无从谈起。

宋濂著《宋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宋濂的《王冕传》向来为后世所尊， 王冕“暴毙而死”不仅成为主流论述，更成为《明实录》、《明史》的依据。宋氏认定朱元璋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由于宋濂系明初开国功臣，素负文名，他的说法遂为众人所取。但倘若比对该时的原始史料，则颇有斟酌的余地。

清初朱彝尊的《王冕传》因其所处的地位，对王冕晚年命运的解释，与宋濂的描述大相径庭。他特别称赞王冕为朱元璋“不降志气死”，因想当传记而想去“历史博物馆”。他希望编纂者慎重选择，这显示了朱的认真态度。遗憾的是，《明史》的正式修订毕竟还是以宋濂的说法为依据。

朱氏的质疑，无非本诸王冕的同乡徐显的说词。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归，曾告诫徐显天下将大乱，王冕遂决定南栖归隐。徐显也替王冕写了篇传记，文末说王冕遭寇挟持见“大帅”，冕慷慨晓以大义，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人为之具棺服敛，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见犹为一介平民。徐显论赞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所以只能直称“元逸民”，而与尔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传》，显有歧出。

但说到艺术再现，王冕却有着特殊的含义。历史人物作为文学创作题材虽然仍有想象的空间，但与完全虚构的人物相比，多少受到时间空和史实的限制，后人谈论最多的是《三国演义》。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并不完全受历史空白的影响。《儒林外史》被视为“稗官文”体裁中的“闲斋老人”，他认为“稗官文是历史的支流，善于读书的稗官文才能进入历史”。他引用《三国演义》作为证据，说:

《三国》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弑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

由此可见，“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可以一语道破，无需区分“虚构”与“事实”，其辩证关系需要逐一详细研究。

宋濂的《王冕传》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却绝口不提王冕曾屡试不中之事，刻意将其塑造成无意仕进，“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的高士。按，文学创作本不须“秉笔直书”，与史实小大出入可也。

王冕画《墨梅图》

又，王冕原以“画梅”见长，倚此闻名于世。但在《儒林外史》里却不提“梅花”，王冕改以画“荷花”见着。按，“荷花”作为象征，不外取喻释教佛本身或载道工具，但核诸王冕生平素不礼佛、敬佛，则知非其所本。只是《儒林外史》里塑造王冕画荷的寓意，应与佛教无关。作者吴敬梓较可能取材自北宋大儒周敦颐的传世名文《爱莲说》，将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花，转化作君子洁净高超的象征。

王冕似乎见过明太祖。明初刘忱的《国始故事》中，以画梅花闻名的王到金华去见太祖。太祖呆了挺厚，说:“我是绍兴人，看你当知府。”他得到了衣服并被送回，但没有被任命。按照这本书的话来说，应该是一笔一笔记录下来的，而且写法简单，没有任何隐瞒，应该以此为依据。甚至有反复的报道说，王冕曾经向明军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叫他稍微攻打一下城池，但是他失败了，王冕受到了指责和疏远。明朝还有其他传言，说“洪武开国之初，待元君子者，极为慷慨，赏其忠义，抑其浮躁无耻之人”。讽刺的是，排在“忠”位的王冕，最后却是这样:

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军前，直言而死。此又忠义者之果于自决，非为上者之不优容也。

这似乎是毛的一个借口。这种回避不禁引起人们的怀疑。

相反的，宋濂并未亲见王冕，却着意为之立传，恐缘当时两军对垒，王冕为该时名士，其投效与否，大有文宣价值。此外，明初另一国师刘基也为王冕的《竹斋集》写过序。一介逸士需劳得两位重要的开国文臣为其作传、写序，显得十分不简单。

玄机在于，以王冕的嚣张跋扈，很明显，当你遇到朱元璋这种轻身书生，不肯听风雅之言，又是杀人凶手的时候，你怕的会是恶多于吉。太祖杀义子朱文正之罪，恰恰是“近儒生而愤”，更何况太祖还毫不掩饰地告诉自己最亲近的大臣:“金杯与君共饮，白刃不饶。”可想而知，王冕的处境艰难而危险。

唯王冕的死因扑朔迷离，徒增后世史册纷扰，致难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纂修的《诸暨县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记述道：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载《续高士传》列《隐逸》，《续宏简录元史》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录宋濂传，仍拟列《儒林》。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所列“儒林”，《浙江通志》所载“续高士传”所列“隐居”，《续洪元史》所列“寒若珉”，《史明》所列“文远”；现在在宋濂传有记载，还在计划上市“儒林”。

吴撰《儒林外史》，补齐省馆全图

该书采宋濂之说，故将王冕入列《儒林》，但不得不承认和其他史册的分类多有分歧。吴敬梓则在两橛之间，借文学创作，将王冕刻画成始终如一的高逸之士，完美了其艺术形象，并超拔于历史枝节的纠缠。在《儒林外史》里，王冕最终选择躲避明朝征召，吴敬梓如此交代：

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不透露姓名。后来他得病去世，邻居捡了些钱，葬在会稽山脚下。.....可笑的学士最近，话说王冕，他们都叫他参军王！王冕做过一天官吗？

观此，作者让王冕“得病而死”，且不曾“做王参军”，在史料两相对垒的夹缝中，开拓权宜的想象空间，也实践了他将王冕形塑成“嵚崎磊落”之士的宿愿。因为王冕即使怀有经世之志，并不见得愿意投效明军，他所处的历史情境乃是多方势力竞逐的场域，包括旧有的元朝政权、新起的张士诚和草莽出身的朱元璋，回旋其间，委实令人难以适从。其生平遭遇，为各方势力各取所需，遂呈现传闻异辞的状态。

在这里，顾颉刚的“古史积累”说也可以适用于后来的历史人物，比如王冕的情况。原始简单原始的记述，越是后世，越是丰富。即使过了很多年，爱管闲事的人也在捕风捉影，想象一些额外的词语，甚至到了画图的地步，比如明太祖和王冕的生动对话。

析言之，攸关王冕的生死，既存史料的分歧与矛盾，在在使得发掘历史真相难以取得定论。相形之下，反倒是《儒林外史》里的“王冕”，由于作者精心刻画，呈现了风格完整的理想形象，充分体现了艺术的真实性。盖吴敬梓所形塑的“王冕”，至能体现王冕的真精神。王氏在晚年所作《照水古梅轴》的右上方，自题《梅先生传》，即兴书写虚拟的“梅先生”，他人一望即知系王冕的自况之辞。《梅先生传》的文末，王冕借“太史公”的口吻总结道：

梅先生，动荡年代的高士。看着它那清晰的标准和优雅的魅力，有种古代绅士的风范。何华很漂亮，但是他可以羞辱他！所以，世界各地的人都互相仰慕，是真的吗？

诚如其所述，则吴敬梓笔下的“王冕”，是否更加契合王冕的自我形象呢？果真如此，岂非印证了西哲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拥有更为普遍真实的意涵”？

（本文原载《书城》杂志201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