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笑滔滔两岸潮 吴晓波：大佬的黄昏

一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逛了港九，经常指着一栋楼跟我说是某某的别墅，某某的豪宅，某某投资的房产。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多次提及。在太平半山腰的一座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就是霍存放武器的仓库。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幸运的是，他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底层开始的。他做过煤铲、机场苦力和地下机车司机。攒了一点钱后，他开了一家叫优优的杂货店。他赚的第一桶金与倒卖有关。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府在战争期间拍卖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竞标，以1.8万元的价格赢得了一套机器。他一转手就赚了22000元。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与贸易联系在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1995年，霍英东接受冷霞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自己的行为。他说，他最开始卖柴油，后来做了药品、软管等。然而，“绝对没有军火生意。”

       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或因为爱国或出于牟利，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段战火情义，这些商人与中国政府结下了深厚感情，为日后的商业往来奠下了基石。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进入繁荣时期，人口迅速膨胀，商业超级发达，住房市场和股票市场繁荣。港九巨头的老一辈大多是从这两个城市开始的。当年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有“工业大厦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被称为“小丑之王”。李嘉诚通过建筑实现神奇发展的故事广为人知。

       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荡，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迷人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了200年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引导力。在东亚，中国大陆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而日本则迅速崛起，韩新台省等“亚洲四小龙”相继兴盛。在这个大格局中，香港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作用，成为远东地区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自由港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会上升，他事业的大小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息息相关。30多年来，霍英东一直涉足香港房地产、澳门娱乐产业、航运交通等。，胆大心细，敢在深海里造一艘大船，寻求伟大的事业，自然做出别人做不到的事业。

       二        

霍英东是所有港商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也可能是中国大陆最知名的港商之一。他的名字不是因为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对中国改革的奉献。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1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        

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巨头想尽一切办法拉近与北京的关系。当年，许多商人把孩子送到北京太子党聚集的几所学校，试图为他们的交往打下基础。印尼第二大财团广金集团董事长黄奕聪曾送二儿子黄宏年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于1992年成立中策公司，靠当年同学的人脉大规模收购国企，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则表现得要含蓄很多。不过，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中央政府曾经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       

基于这种情况，邓小平把深圳变成了特区，在华南地区打开了许多开放的窗口，而港商则跃跃欲试。霍英东的时代正在这一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9年1月，56岁的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霍英东看裸画，辨政策风标”的小趣事。        

霍回忆说:“我在内地投资的时候，怕政策突然变化。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展示少数民族节日场景的壁画，画面中一个年轻女孩一丝不挂，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每次去北京，都要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是，我的心会更踏实。”

       霍英东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质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连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他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近乎“无赖”的做法居然还是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涌进了一万多个市民。  

       蛇口工业区的首创者袁庚曾经讲述过一个很珍贵的细节。1981年，袁庚受命在蛇口开辟经济特区，某日，霍英东、李嘉诚带了十三位香港大企业家来蛇口参观，霍在酒席间提出，他们对蛇口很有兴趣，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此论在席间一提既过，再无复议。晚年袁庚曾对媒体很遗憾地谈到，“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曾说过一个珍贵的细节。1981年，袁庚奉命在蛇口开设经济特区。一天，霍英东和李嘉诚带着13位香港企业家来到蛇口。霍在宴会厅里提议说他们对蛇口很感兴趣。他们能投资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吗？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说:“谢谢你，我放了钱，但我担心拿不回来。我不敢麻烦你。”这个理论在会议中被提到，没有重新考虑。晚年的袁庚曾遗憾地对媒体说:“如果让李、霍入股，蛇口就能完全资本化，或许还能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1984年1月，邓小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霍英东交谈

这些往事就像秋风中的黄叶，摇摇欲坠，再也找不到。透露的信息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港商对内地的经济复苏运动采取非常积极和热情的态度。他们有一种预感，一片比香港大几千倍的商业土地正在蓬勃发展，凭借他们积累的财富、智慧和血缘，有可能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商业神话。然而，后来的事实出乎意料地发生了逆转。这些在自由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商人，其实很奇怪，无法适应转型时代的各种商业运作。

       三        

霍英东这一代人的财富聚集在一起，大部分都经历了惊险刺激，这其中有时代的影响，也有时代的煎熬。所以他的进退往往谨慎有序，目光犀利但目光长远，一生只接触过一两个行业。晚年，桑子情结越来越严重，他为家乡的建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邵逸夫和包玉刚从未忘记对宁波的热爱，李嘉诚也不遗余力地投资侨乡潮汕。走在东南沿海，到处都可以看到香港人建的学校、医院和工厂。霍英东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后18年，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番禺最南端的小岛南沙的开发上。

       这是一个面积为21平方公里的小岛，若非霍英东，至今仍可能沉睡于荒芜之中。从1988年开始，霍英东就发誓要将之建成一个“小广州”。这位以地产成就霸业的“一代大佬”显然想把自己最后的商业梦想，开放在列祖列宗目力可及的土地上。这也许是老一辈华人最值得骄傲的功德。        

据说十几年来，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每周三都会坐船去南沙，亲自参与各种项目的讨论。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4年8月，霍英东在南沙出席的例会多达508次。他修渡船、修公路、平整耕地，先后投资40多亿元，用自己的努力把南沙建设成了一个沿海小花园城市。

       霍英东的南沙项目在商业上曾被认为是一个“乌托邦”，十余年中，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在一些年份，甚至还有“霍英东折戟南沙”的报道出现。他与当地政府的合作也颇为别扭，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曾记录一事：某次，讨论挖沙造地项目，南沙方提出挖沙费用需每立方20元，霍英东一楞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他知道，如果请东莞人来挖，是8元一方，请中山人来挖，是10元一方，政府的人嘻笑着说，“是呀，我们是漫天价。”何铭思记录说，“霍先生咬紧牙根，似乎内心一阵愤懑，兀自颤动不止。我跟霍先生40年，从未见他对人发脾气，当日见他气成那样，可见受伤之重。”霍也曾对人坦言，“自己一生经历艰难困苦无数，却以开发南沙最为呕心沥血。”        

然而，尽管如此，这位号称“香港耐力第一”的巨头仍不死心。2003年前后，霍英东大胆提出以南沙为依托，构建粤赣湘“红三角”经济圈的构想。它的视野和格局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是由不同寻常的商人完成的。

       这些庞大的设想，至今仍是蓝图，“南沙情结”可能是霍英东这一代商人最后的传统。事实上，千百年间，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际遇，而所谓“江上千帆争流，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往来”。        

名利场一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场所。生活五味杂陈，世界忽冷忽热。钱从指缝中流过之后，即使再努力的人也不会觉得什么都没有。晚年，霍对南沙的痴迷或许已经超越了赚钱的意义，但他更有帮助世界的情怀。

       四        

2006年10月28日，84%的霍英东人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港元的资产。他的官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他之前，去世的港股巨头包括OOCL的董浩云、新鸿基的郭得胜和环球航运的包玉刚。这一年的香港，1907年出生的邵逸夫年近百岁，韩德胜的李兆基78岁，永新的曹光标87岁，金利来的曾宪梓72岁，就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也快80岁了。如果把眼光放在东南亚的半径，可以看到台湾省台塑的“管理之神”、澳门赌王何鸿燊、印尼首富、财团89岁、马来西亚首富、郭财团83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商很快就会被风雨吹走。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我常常觉得，当这些名字与传说堆砌在一起，就突然变成了一部厚重而神奇的华侨创业史。就在香港这个小小的渔村之上，无数从基层崛起，迎着光的普通人，都擅长随风而去。Ping 空创造了一个传奇，成为大热门，余音犹存。

       在香港的巨商中，据说只有霍英东出行是不带保镖的。他对自己的传记作者冷夏说，“我从来没有负过任何人。”斯人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       

这一代人从贫穷和战争中赤脚而来，从不看不起文人，相信勇敢和力量，凭直觉做生意，凭善良交朋友。早年，他拼了命，跨过政界、商界，铁腕夺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他看不起富人和穷人，看重自己对家乡的热爱，渴望留在这个有好名声的世界。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霍英东很喜欢听香港词人黄沾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       

这首歌是用粤语唱的，有一种无法掩盖的沧桑，尤其是在夕阳下，独自一人在优雅而孤独的维多利亚港的映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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