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汝耕 “鬼子”打跑了 汉奸怎么办

《小兵张嘎》是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其中胖乎乎的翻译官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在抗战期间，类似于翻译官这种为日本服务的“汉奸”人数并不少。据统计，在八年抗战过程中，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人数，其中包括伪政府工作人员、潜伏后方的特务等等。

但在战争胜利后，这些汉奸的下场又如何呢？

       

但是战争胜利后，这些汉奸们怎么样了？

射杀叛徒

令人不满的汉奸惩治工作

抗战后受审的汉奸，不仅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如果不服判决，还可以逐一上诉。遗憾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初期，国民政府对汉奸的惩治并不尽如人意。

据统计，截至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被捕获汉奸疑犯仅有一二百名，而在八年的抗战过程中，为日军服务的中国人显然不止于这个数目。例如南京伪国民政府委员共有22人，但当时被捕者仅有褚民谊等这样的非实权人物；伪军委会委员有40余人，被捕者也只有4人。

伪军的处理结果同样不能为人满意。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统计，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伪军改编为“自新军”的共有238,996人，将保安团及游杂部队整编拨补779,116人，这样共收编伪军及游杂部队1,018,112人。许多抗战期间帮助日军战斗的官兵并没有受到惩治，反而被整编为正规军。

       

伪军的待遇结果也不尽如人意。根据《中国战区中国军队总司令部受降报告》，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伪军改编为“自行新军”，总人数为238996人，并在保和平兵团和杂牌军中改编调拨779116人，征集伪军和杂牌军1018112人。很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帮助日军作战的官兵没有受到惩罚，而是被改编为正规军。

伪满和蒙古掌管军队

于是不满开始发酵，在汪伪政府解散的当天，潜伏在南京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处担任少将科长的军统特派员周镐，就集合了一批伪军政要员和一部分兵力，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旗号逮捕汉奸，抓捕时任伪政府工商部长梅思平、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等人。

媒体随后放大了这种不满，《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开始撰文要求严惩汉奸。甚至国外媒体的报道也关注到国民政府对汉奸的“宽容”。1945年10月13日，《美国先驱报·论坛报》记者安德烈斯在报道中写道:“北平以后，一切汉奸战犯都逍遥法外，继续胡作非为。没有中国政府来管理和制裁他们。我在上海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国民政府真正开始处理汉奸的工作开始于1946年3月13日《惩治汉奸条例》颁布后。

       

惩治汉奸工作出现在抗日战争前后。图为1936年北平枪杀汉奸现场。

如何逮捕汉奸？

惩罚叛徒的首要任务是逮捕他们。然而，解放后，许多汉奸改了名字，逃到了海外。如何才能保证汉奸不漏网？

依据《惩治汉奸条例》，抗战期间可以划归汉奸的人数相当多，仅靠国民政府的搜寻、抓捕显然不能将汉奸悉数搜捕。国民政府于调查之外，希望通过举报与自首的方法找到汉奸。

首先是举报汉奸。国民党在北平设立了主席办公室，处理人民的投诉。10天内，办公室收到了约2000封检举信，甚至还有从天津和保定坐公交车送来投诉的人。从1945年到1947年，省高级法院及其分支机构共受理了44204起叛徒申诉。

检举之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法律敦促汉奸自首。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拟具的《处置汉奸案件条例草案》中，初步规定自日本投降后自首的汉奸皆不能算作自首。

       

河北省高级法院监察厅发布的通缉令

而在抓捕汉奸的过程中，军统局起了主要作用。在惩治汉奸工作开始时，国民党军统局成立了肃奸委员会作为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并在全国设立了25处肃奸分会，地区肃奸工作则由各地政府负责。其抓捕程序也相当规范，缉捕名册、全国通报、舆论公报等方式都有运用。

自1945年9月起，军统局首先逮捕了一批在汪伪政权中担任要职的汉奸，包括梅四平、、周学长等。

值得注意的是，“鸿门宴”的剧情在此时也多次上演。因蒋介石“汉奸只问罪行，不论职务”的讲话，很多汉奸自认为没有什么具体的罪行而没有出逃，军统局在戴笠的主持下，用宴请的方式分别在上海和平津诱捕了王荫泰、殷汝耕等人。

据统计，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局共捕获有汉奸嫌疑者4291人，移送军法机关审判者334人，移送航空委员会讯问查办者24人，在押病死者43人。

       

据统计，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局共抓获汉奸嫌疑人4291人，移送军事司法机关审判334人，移送航空空委员会讯问调查24人，病故拘留43人。

尹如庚创建的伪冀东反共自治政府

如何审判汉奸？

1945年底以来，《处理汉奸案件条例》和修订后的《惩治汉奸条例》相继颁布，国民党政府开始了起诉和审判汉奸的法律程序。

在审判过程中，为自己开脱的汉奸高官并不少。例如历任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职的梅思平，在其抗告状中即辩解称自己追随国父孙中山革命多年。而自己在抗战胜利后，维持京城一带治安，等待政府接收，并创办中央政治学校，担任该校政治系主任等功劳。但梅思平的上诉最终被南京最高法院驳回，1946年9月14日梅思平被枪决。

       

叛徒犯罪问卷

当然汉奸中也有不予起诉的幸运儿。例如在河北高等法院受理的两千多起汉奸案件中，免于起诉的就达千起。其中原因有的是证据不足，也有的是被人诬告。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大多数被告是因为虽然在敌伪机构任职，但并无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人民的恶行，不应当担负汉奸罪责，因而免予起诉”。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汉奸案件处理条例》等文件规定，汉奸审判案件需要公开审理，一些知名汉奸的审判自然备受关注。例如，时任报新闻编辑的孙运年在审判汪精卫的妻子时写道:“这次公审的特大新闻，引起了沪宁苏锡文报纸的关注。当时南京联合通讯社的记者也去苏州采访，他们似乎对中国公开审判汉奸很感兴趣。”

而对周佛海的审判则更为火爆。1946年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大殿对周佛海进行首次公审，南京近万名民众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法庭无奈设置了音响设备，对外广播庭内状况。

       

周佛海画像

两年多的惩治汉奸工作取得不小的成果。截至1947年10月，据国民政府司法部统计，汉奸审判检察方面办结63,563案，起诉者30,185人，不起诉者20,055人。其他13,323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代总统李宗仁赶紧下令，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一律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虎桥首都监狱进一步羁押...

参考文献：

1.司法行政部《汉奸案件统计年谱》，《民国历史档案汇编》，第五卷第三部分，《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2页。

2、《最高法院办案情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政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

3.《近两年首都各地汉奸的惩治》，《中央日报》第2版，1947年12月1日。

4、谢宁：《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问题述论》，河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