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杰 专访新晋列文森奖得主邓利杰：中国基层治理的奥秘与智慧

邓丽杰博士

我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导师邓利杰博士获得2016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的信息，被本站的记者朋友看到了，便嘱我写一篇稿子介绍他和他的新书。以学生身份写文章介绍自己的导师和他的着作本是一件令人惶恐的事情，但作为海外中国研究最重量级着作奖的获奖者，可以预见邓博士和他的作品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海外中国研究乃至其他学术领域引起更大的反响，中国本土的学者也有可能会在与他的研究对话的过程中有所获益。有鉴于此，我便决定与邓博士商量并向他提出做一个小小的访谈以便了解他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历程，邓博士欣然应允。访谈的内容将在下文中结合他的学术历程一并呈现给读者。

目前，邓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全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拥有近十年海外顶级中国研究期刊《中国期刊》的编辑经验。他的海外华人研究名著主要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阶级/阶层重构。在这一系列研究中，他观察到中国城市变迁的许多方面都引发了其社会成员的身份重构，包括旧城改造、农村城市化、房地产私有化以及封闭式住宅小区的兴起。对城市社会阶层的关注贯穿了他的学术历程。

邓博士的中国研究之路始于他的大学时代。1984年进入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主修中国语言与文明。1988年，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第一站是上海。他受到与欧洲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同济大学的接待。在同济，除了学习中文，他还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大跃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史。

邓博士认为这一段在上海的学习科研经历奠定了他未来研究的关注方向，即始终围绕着中国城市的变迁反思旧的体制、旧的传统，发现新的动向、新的问题。这一关注方向与当时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主流截然不同。面对1980年代以来的农业改革和工业化的大潮，许多海外学者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国城市中尚未开始或进展缓慢的变局还未能引起注意，更何况对毛泽东时代城市管理体制的省思。改革的话语将旧体制标签成僵硬的存在，未及梳理清楚就将它弃入了历史。邓博士的选择却不同，他将在上海的科研成果最终形成了一篇关于中国1950年代城市人民公社历史的硕士论文，反思公社组织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当中的角色，开启了他的中国城市研究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变革风起云涌，邓博士不仅仅是一个外部观察者。在上海的科研活动结束后，邓博士移居北京，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工作了一段时间。时至今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怀念80年代北京开放的文化氛围，热血青年们畅所欲言，与各种中国本土和外来的观念争论着过去和现在。我没有亲眼听到邓医生提到他在北京的经历。邓博士在写感谢信时回忆了他的中国之行。他的父母看着他离开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去了上海。回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胡子凌乱，头发长长的，带回来两把吉他，轻度抑郁。然而，这段旅程对他来说是难忘的。“这让我更加热衷于探索中国，驱散疑惑和神话。”

不久之后邓博士就重返学术界，以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劳动政策变迁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一选题承继了他对中国毛泽东时代体制的兴趣，也开始关注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调整，尤其是经典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如何适应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研究的契机是1995年版《劳动法》的颁布，新法案对劳动价值在新时期定义和意义的调整，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执行上的争议，成为他博士论文的焦点。

邓博士近照Stuart Hay/摄影发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官网

鉴于劳动法的主要适用群体集中在城市，对劳动政策的研究引导他开始关注城市中的工人阶级，“阶级”也由此成为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关键词，以至后来他转向研究城市中产阶级也是出于“中国除了工人阶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阶级”这样的疑问。在19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尽管不论是中国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学者，大多不再愿意使用“阶级”这个在毛泽东时代高度政治化的词汇，他们对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及其引发的社会影响仍旧是十分关注的。有限度的市场经济发展、私有化和外商投资造就了一批新富人群，在邓正来等中国学者和部分海外学者的眼中，他们构成了中国的中产阶级/阶层，是崛起中的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衡国家的重要力量。而在另一些海外学者的眼中，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阶层和国家之间的暧昧关系颠覆了西方理论中对中产阶级崛起必然带来国家权力制衡的假设，而这也是邓博士获奖着作的学术脉络之一。

邓博士的同事乔纳森·安戈教授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苏联政权的解体掀起了欧美学术界的公民社会研究浪潮，一些海外华人学者纷纷效仿，期望从中国社会中挖掘出具有公民社会潜力的团体和组织，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热潮至今没有消退。2000年后，中国城市社区的社区业主委员会也因其积极维权的活动和业主自觉的主体意识而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被誉为新的社会组织/力量。

这种亢奋的乐观主义渴望以某种有组织的集体博弈来促进变革，邓博士的获奖着作却给这些乐观主义者泼了两盆冷水。第一盆冷水首先浇醒他们对拥有私人产权的业主的“中产阶级”身份属性的认知。尤其是那第一批拥有自己房产的业主绝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享受了政府的政策优惠并和国家维系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这层关系意味着这些“中产阶级”并非西方理论预设的独立于国家的私有产权拥有者。第二盆冷水，是邓博士发现，这些业主在言行上也和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保持一致，并将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尽量控制在国家默许的红线内。在这种情形下，看似独立自觉的业主维权组织实际上是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一种形式运作着。

基层治理是近年来国内外新的研究热点。相对于基层治理研究与中国维稳等政策实践的结合，海外相关研究似乎更着眼于观察和评价中国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的执政策略和执政成效。这种观察和评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执政党必须对自身做出一些改变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其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也依赖于这一逻辑。

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市场的扩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抬头，国家政权顺应“大市场、小政府”的理想转变自身的职能，从不少原本由福利国家管理的领域退出，让社会人个体在市场竞争中为其自身谋求福祉。部分学者引入米歇尔·福柯的理念，将这种政府退居幕后但依旧发挥影响力的做法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式的“远距离治理”。在中国研究领域，有一派左翼学者也用此说法来概括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治理策略，引起了海外关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属性的争论。

邓博士也将自己对中产阶级业主的研究置于这场学术辩论的背景下。这些所有者与国家之间的有限斗争再现了“远程治理”的表象，但他们对国家的依赖与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不相容的。邓博士的后续研究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复杂性，这是现有西方理论无法覆盖的。邓博士在北京研究了中产阶级社区后，搬到了有着深厚工人阶级背景的沈阳市铁西区，在那里他观察到政府的基层权力不断下沉:国家将在市场化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下岗职工重组为社区干部，他们既是国家管理和救济的对象，也是国家管理和救济在基层的执行者。这种身份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国家一样，在兼顾自身利益的同时，自觉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触角，这也是获奖书的标题

在这一点上，读者应该能够把握邓博士学术研究的脉络。从毛泽东时代的城市管理体制，到改革开放前后以城市为中心的劳动政策的转变，再到新时期的社区基层治理，“城市治理”一直是邓博士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毛时代城市居民的主要政治身份和改革前后劳动法的主要适用群体，成为邓博士早期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作为指导其后期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

在邓博士的获奖着作中，“城市治理”和“阶级”最终构成了他分析中国都市社会的经纬线。城市治理的经线标题是邻里共识，即中国都市大的政治氛围上呈现出国家和社会的合作，造成这种合作的因素既包括国家策略性的治理手段，也有城市居民为自利而与国家协商的智慧。但阶级分析的纬线揭示出这统一共识下的国家针对不同阶级居民采取了大相径庭的治理手段，以及这些居民依照自身处境截然不同的协商智慧。也是通过这种表述，邓博士呈现出国家和城市中不同阶级的居民都是具有政治智慧和务实手段的行动者主体，破除了学界以往对中国国家政权和普通民众同时存在的刻板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