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 访谈∣学术研讨刘慈欣的《三体》 是对主流文学批评的冒犯

2015年，刘慈欣的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文学界最高奖项“雨果奖”，该小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让中国的文学再次获得世界性的可见度。但与此同时，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界与学术界却似乎慢了半拍，并没有真正对刘慈欣的创作本身展开严肃或有学术含量的讨论，“热闹”过后，理应浮出地表的讨论并不多见。

因此，由北京大学影视与文化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和《现代汉语》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刘科幻与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研讨会非常特别，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在刘获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主流文学建构的顽固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在中国最南端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无疑更像是一个突破口，在密不透风的主流知识结构中，放置了一条不断扩大的裂缝。用学者刘的话说，这是“对主流批评秩序和规则的挑战和冒犯”。

【访谈对象】

刘，1970年12月生于山东菏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海南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朱杰，1981年4月生，湖北宜昌人，上海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现执教于海南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

本站:刘的《三体》获得雨果奖后，媒体的报道和采访似乎铺天盖地，但似乎真的传到了学院，实际上很少主动回应，进行真实严肃的讨论。在海口举办“刘科幻与当代中国文化状况”研讨会的初衷是什么？在大会第一天的开幕式上，刘先生，你说这是一次“革命大会”。能说说体现在哪里吗？

刘复生：在开幕式上我的确说过“这是一次革命性的会议”，这显然有它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当前主流的作为文化体制的“纯文学”，以及与之同谋的文学批评界。我一再表达过对当下主流文学界的不满，在我看来，这个日趋封闭和狭隘的小圈子显然背离了“当代文学”的精神。

本站:那么你心目中的“当代文学”是什么？

刘复生：我以为，真正的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具有对现实加以总体化的叙事能力，由此，它创造出一种关于现实以及我们与现实关系的崭新理解，它重组了我们日常的零散化的经验，并超越了个体的狭隘的经验的限制，从而打开了重新认识现实，尤其是在复杂的社会联系中重新感知现实的可能性。它改造了我们认知与感受的方式，重建了总体化的生活图景，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感。

那些优秀的当代文学总是蕴含着解放的潜能，能够打破既有的刻板思想的束缚，将个体从各种神话和幻象体系中释放出来，还原“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现实”的感觉和认知能力。它总是隐含着批判的眼光和乌托邦的维度，激发着对未来的想象。因此，当代文学对现实的审美表达应该具有潜在的实践能量，尽管它不是直接的，也不应该是直接的。

本站：是否可以说，主流文学已经丧失了对当下中国现实的把握和理解能力？或者说，有点画地为牢？

刘:主流所谓“纯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读者离它很远，这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当代文学的功能消失了吗？不，它已经悄然走向了一些边缘文化形态和文学体裁，如电视剧、历史小说、科幻小说、旅行小说和官场小说，尽管这种“当代文学精神”往往以扭曲和碎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近年来中国科幻创作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革命因素和创作能量，值得特别关注。刘无疑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本站：刘慈欣获奖之后，据说也有一些小型的研讨会，但好像都是囿于科幻自身的范围内。

刘:我有必要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至少就我组织这次研讨会的初衷而言，我并不是要举办科幻文学的圈层大会，而是真正的“当代文学”大会！我想大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戴锦华先生和罗刚先生都应该同意这一点。

本站：作为在学院从事研究的学者，您对“当代文学”的定义似乎比较开放。在今天的学术生产体制下，能将视野投向诸如穿越小说、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等“鲜活”的当代文化里的，其实也是不多的吧？

刘:我不反对纯文学，但我反对当前以“纯文学”的名义歪曲文学本义的主流文学。文学和批评应该是新思想、新价值的源泉，但今天的纯文学和批评往往愿意充当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缺乏创造力的捍卫者和广告商。他们既没有理解现实和绘制历史的能力，也没有想象未来的勇气。我们不妨把注意力转向充满活力的科幻小说。

所以，这次会议的视野和方法都迥然不同于主流文学研究界的一般套路，我们试图从主流文学瞧不上甚至是刻意排斥的边缘发起对中心的解构与挑战，也打算抛开“纯文学”的预设，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学脉络，从而打开一个重新理解历史与文学的讨论空间。这难道还不是革命性的？

本站: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学术界对本次研讨会有回应吗？或者，科幻圈如何看待本次研讨会？你听到反馈了吗？

朱杰：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戴锦华老师说，这似乎是学院圈子第一次认真面对刘慈欣、面对《三体》、面对科幻文学。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既然是“第一次”，那也就意味着关注的人可能不会太多——实际上很有趣的是，当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为我们的会议做广告的时候，朋友圈的反应是很热烈的，但是这个热烈，主要来自年轻的学生和校园之外的科幻爱好者，“主流学界”之中的朋友，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私下表示不解。这其实是个特别有趣的症候，它一方面标示出“主流学界”的某种清高和傲慢，另一方面标示出今天真正激动人心的知识生产和文学生产所可能发生的场域，即在“通俗文艺”或“大众文化”之中，却可能携带着某种“主流学界”所不具备的生气和力度！

至于科幻圈的反应，我还没有专门调查，但是我们邀请了一位著名的科幻专家，北师大的颜屋老师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的会议是4月8日开始的，他在会前会后都有课，但他还是很支持我们，抽空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他前一天晚上到的，第二天演讲完就赶了回来，所以他很努力。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会议重要性的肯定。除此之外，我们还邀请了著名的青年科幻作家夏嘉和费申命记。虽然他们这次是以研究人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但我想他们作为科幻作家也应该感到很开心。

在雨果颁奖典礼上，《三体》的英文翻译刘宇昆获得了这个奖项

本站：听说在刘慈欣获奖之前，这次学术大会就已经在筹备了，所以并不是赶时髦去凑热闹，而是有自己的考虑，是不是也说明科幻文学并非是刘慈欣获奖才得到学界的关注？

刘:这次见面源于一年前刘在微信朋友圈和罗刚师兄的讨论。当时离雨果奖三体还差得远。罗刚师兄建议可以组织一个小规模的会议讨论一下。这个提议赢得了我的心。后来这个想法得到了戴锦华老师的大力支持。就这样，基本决定由北京大学影视与文化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现代汉语学报联合主办，我院具体承办。

不过，在我们筹办的过程中，传来大刘获奖的消息，当时我的心情有点小复杂，既感高兴，又有点小失落——获奖的时机真不好，就不能等我们开过会再获奖吗？此后大刘和“三体”一下火得尽人皆知，电影的拍摄也成了热点新闻，说实在的，当时我就有些犹豫，这会还要不要开？但是，与这个大刘热或“三体”热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大刘并没有得到主流学界尤其是文学界的认可，不少文学界的朋友就颇为不屑地认为其“文学性”不足，仍把它归入不入流的类型文学或通俗文学中去。应该说，这种傲慢与偏见刺激了我，决定继续把这个会开起来。

很多人说今天是“小时代”，但也有人强调这是“大时代”。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有这样的“差距”吗？这种感知上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朱杰：所谓“小时代”，其实是“精致的个人主义”的逻辑延伸，即一切事情，无非只是个人的，因此是“小”的；但是这样的“精致的个人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却首先是跟一系列“大”的判断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晚期资本主义”，比如说“全球化”，比如说“新媒体”，比如说“网络社会”等等。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视差”：一般我们会认为主流文学是所谓“严肃文学”，是有“终结关怀”的文学；而科幻文学是所谓“通俗文学”，娱乐而已、不必当真。这样的看法看似朴素，背后其实是1980年代以来一整套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等的大判断，它通过1980年代以来变革之后的文学体制而变为今天人们的“常识”，但主流文学的圈外人士，比如刘慈欣，看到的却是某种日益“自恋”的文学。所以说，刘慈欣的观察，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某种重新理解1980年代以来主流文学发展路向的视角和思路。

本站: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裁，除了在科幻圈自得其乐之外，似乎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这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有趣对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症状？

刘复生：其实从世界文化史来看，近代以来，科幻小说被刻意区隔出一般的主流文学史，成为不入流的边缘文类，这已是普遍现象。某种意义上，所谓“纯文学”的正典地位，正是借由这样的排斥机制而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差别并不一定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大，“纯文学”还没有真正体制化之前，各种奇幻的文学并没有被区别出来，即使在近代以后，依据文学体制的设定，某些科幻文学因其主题或形式上的某些特征也往往成了“纯文学”，如《1984》和《万有引力之虹》等。就拿刘慈欣的很多作品来讲，其实从内容到形式往往和“纯文学”相差不大，仅仅因为涉及科学想象，就被打入另类，而卡尔维诺和博尔赫斯在现实之外的想象就具有文学的合法性，这其实没什么道理好讲，从文学史上看，二者之间的互相渗透和挪用一直在上演。

本站:现有的评价标准或批评方法是否也面临失败的困境？

刘复生：以《三体》为代表的当代优秀科幻文学的确表现出了对主流“纯文学”成规的极大偏离和挑战，这恰恰是它革命性的体现。某种程度上，今日的中国科幻文学已经摆脱了面对“纯文学”的身份焦虑，进入了比较自由的创作状态。应该说，对于这一文学领域，当下的主流批评界是完全没有能力介入的，也是不被重视的。批评界在知识、视野和思想资源上完全不能和当下的优秀的科幻小说家对接，二者处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批评界在视野和方法上的保守和落伍是明显的。

因此，我们的会议，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会挑战和冒犯主流批评的秩序和规则。该得罪了。现在是一个特别需要真正的“当代文学”的时代。旧的文化共识正在瓦解，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可能性正在增长。我们的文明共同体需要建立新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文学应该重新体现生存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确定。刘的出现和《三体》中产生的史诗般的光辉，与刘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有着间接的时代关系。

刘的出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和版图。严肃的学术会议是否也在积极改变当代批评的格局和景观？

朱杰：我一直不认为文学批评只是文学作品的“婢女”、是依附于文学作品的“衍生物”：恰恰相反，好的批评，其实是对于文学作品那些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意义的阐发。当然这样的阐发绝不是瞎说，而是有意识的建构，特别是在今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情境之中，对于“意义”的争夺其实正是当代批评场域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也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面对构成了更多人日常生活的文化现象发言，其实正是今日批评界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如伊格尔顿说过的，好的文学批评，其实“总是已经”是“政治批评”，当然这里的政治，既包括狭义的政党政治，更包括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因此这样的文学批评，当然“总是已经”既是某种“陈述”，也是某种“塑形”，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总是已经”既是对于现实的描述，也是它所描述的现实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这样的批评、这样的学术讨论，当然可以改变当代批评界的格局和地貌。

本站:从大会上的发言和讨论来看，真正从事科幻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而是传播学、现当代文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年轻人。，从不同的学术背景积极参与并“撞见”这一领域。这个现象很有意思。

刘复生：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把这个会开成一个科幻圈子的会，那样的话，它的革命性如何体现？再说，戴老师、罗岗兄，以及我本人也都不是科幻圈子里的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幻迷，虽然我们的确也都爱读科幻小说。我倒是希望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学者广泛参与，以期通过对刘慈欣作品的阐释打开一下火花四溅的思想空间，它也的确隐含着多维的阐释可能性。其实文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进行思想讨论和现实理解的场域，大家想想八十年代文学对各领域的激发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几个文学批评家或专业人士闭门研究和欣赏的文学评论方式是文学与接受的异化状态。另外，从最初确定参会名单时，我们就没打算局限在一般的文学批评的领域，现在做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很多人视野太窄了，观念太陈旧了。

本站:本次研讨会中，许多话题不仅聚焦于刘本人的科幻小说，还将这一文学现象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联系起来。从对场景的感知来看，似乎所有的学者不仅仅是在谈论科幻小说本身？

刘复生：当然。其实《三体》之所以那么引人注目，尤其是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主要是因为它所表达的社会历史内容，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某种意义上，它富于创造性和形式感地讲述了很多中国人的政治无意识，当下时代很多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秩序的想象，这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全球化格局中的位置变化和处境密切相关，未来世界与当下现实有着隐约而真切的映射关系，这种文化政治甚至政治哲学内容当然是值得认真分析和给予批判性思考的。所以，不奇怪，很多人从政治哲学和民族国家国际关系的角度进行讨论。尽管刘慈欣本人极力反对以科幻小说反映现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构成了他写作的前提，或者如杰姆逊所说“不可逾越的地平线”，这也构成了我们阐释他的地平线。

这或许也是文学阐释的独特魅力。就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尤其是刘的小说创作而言，他的“横空出生”与我们现在的时代有什么关系？

刘复生：我想大家应该承认一点，《三体》这样的作品只可能出现在当下的中国，在八九十年代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这决不是个人才华的问题，而是社会历史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基本可能性的问题。由于主流文学仍受到自身传统与规范的强大制约，它的视野越不出某种固定装置的限制，反倒是科幻文学这样的边缘文类突然爆发出了思想与艺术的能量，刘慈欣和主流的小说家并不共享同一套文学和思想资源，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加上科幻这一文类独特的文体优势和便利，相对更容易实现突破。科幻小说的确有它不同于主流文学的地方，有它独特的优势，比如在大尺度时空背景下对另类社会情境的设定，以思想实验的方法对政治、人性及道德状态的可能性进行书写，其实这和米兰·昆德拉所谓“小说的艺术”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更加极端而已。

本站:科幻小说是对未来的想象，也是对历史和当下的质疑。人文主义者担心中国当代文学失去“想象力”也是基于此吗？

朱杰：2005年，杰姆逊出版了一本关于科幻的研究着作：《未来考古学》，这本书的中译本在2014年出版。我们都知道杰姆逊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那么他为什么要讨论科幻小说呢？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重新思考“乌托邦”。

《未来考古学》全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乌托邦欲望引论：今日的乌托邦》。杰姆逊要问的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其基本依据之一，是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自苏东剧变、“历史终结”以来，乌托邦已经被等同于极权主义，因而被彻底地“污名化”。那么，身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之中的人们，如果对于现状不满，他们还有什么资源和方法来想象未来？杰姆逊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的问题：当代文学日益走向“内心”或者“消费”、日益丧失了讨论当下和想象未来的兴趣，这背后其实是某种“疲惫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关注刘慈欣、关注科幻小说，的确与我们“想象未来的焦虑”有直接关系；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认为“想象力”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奇技淫巧”，而更是某种“总体性”的思考，那么今天的中国作家，的确普遍缺乏“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