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性文化博物馆 泰特名誉馆长：很多私人博物馆不过是在购物

英国脱欧，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完成，泰特馆长离职。这三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无必然联系。即将离任的馆长克里斯·德尔康在上海的一场讲座上，以这些事件为背景，谈起了他眼中的博物馆的未来。他表示：虽然我们国家已经离开欧盟，但泰特现代美术馆代表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文化。

克里斯·德尔坎普，英国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名誉馆长。

我的官方名称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名誉馆长，这意味着，我是即将离任的泰特现代美术馆馆长。我会在2016年9月1日卸任馆长身份，然后去德国最着名的——也是最艰难的——柏林人民剧院担任总监。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比较微妙的。

在我计划离开期间，我一直负责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项目。6月17日，泰特现代美术馆迎来了扩建后的盛大开业。作为即将离任的馆长，我现在有了相对更多的言论自由。

扩建后的泰特现代美术馆。

私人博物馆

你关心传承和可持续性吗

我们对未来充满各种各样的遐想。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是48%表示要留下，52%要退出，虽然我们国家已经离开欧盟，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机构，依然是中立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机构，在国际主义的大背景下，应该做出怎样的贡献？我觉得，泰特现代美术馆代表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文化。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欧洲城市。我的新工作是在德国柏林的人民剧院。这份工作也与地方认同和国际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对比伦敦和柏林，柏林正处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紧张可能更有建设性。不像伦敦，我不认为这次公投显示了民主。从那以后，也许我们应该叫它小英国，而不是大不列颠。

柏林是一个真正开放自由的城市，相反，我觉得伦敦被金融行业所裹挟。非常不幸的一点，说到伦敦，其实现在就意味着金融。

扩建后的泰特现代美术馆。

几年前，泰特现代美术馆要进行扩建的时候，有很多漫画，描述未来伦敦的私人博物馆或者公立博物馆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漫画中，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香槟馆、VIP包厢、豪华车库，很多都是为亿万富翁专门设立的空间。很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个描述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私人博物馆在更多的情况下改变了艺术市场的规则和趋势。几年前，我写了一篇名为《印第安纳·琼斯与私人博物馆的废墟》的文章。

我当时给德国一家报纸写了这篇文章，设想私人博物馆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看到私人博物馆有很多钱，可以买下非常好的艺术作品，这点可能是公立博物馆做不到的。但公立博物馆更注重历史传承，留住历史记忆，私人博物馆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公立博物馆代表的是可持续性，代表长期发展，私人博物馆至今还没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只是在市场上大量采购艺术品，将其集中呈现于一个博物馆，却又在5到15年后关门大吉。这对于整个艺术市场、艺术界都是一种损失。

我建议好莱坞拍一部《夺宝奇兵》的续集，让《夺宝奇兵》40年后来到上海，当代艺术成为当时的遗物。但是主人公可能受到保险公司的威胁，所以没能成功。可惜好莱坞不喜欢我的剧。

当然，我们需要在公共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之间做出一个平衡。没有私人博物馆，中东的面貌会大不相同，他们不会收集那么多艺术作品，也不会塑造起这般文化形象。没有私人博物馆，亚洲、拉美也不会有这么多当代艺术成长的空间，这可能是我们私人博物馆带来的贡献。

不过，我还是要问，这些私人博物馆有没有制定政策，使自己具有可继承性、可持续性和长期发展性。如果当代艺术只能存在于当代，那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必须考虑长远，否则，这只是购物。

泰特现代美术馆标志性的烟囱和新建的砖墙金字塔。

博物馆的未来，

在那些小地方，

公立博物馆的未来会是怎样呢？泰特现代美术馆也许是大型博物馆扩建最后的案例。未来，博物馆扩建的资金应该会非常紧张，加上英国脱欧，对于公立博物馆的扩张也是一个坏消息。所以，我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作未来的小型博物馆或者微型博物馆，你能想到有多小，它就可以是多小。

我举个例子。印度一位非常著名的摄影师，戴安妮塔·辛格，在环游世界时，带着她的微型摄影博物馆。

在上一次威尼斯双年展，我看到中国建筑师王澍。我的好朋友拉什·穆勒也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办展出，他出版过关于王澍的建筑作品集，关于中国的建筑作品集。

我发现一些普通的建筑师和建筑事务所，很多年轻的建筑师，在中国做了很多不平凡的实践。在中国的大都市，如上海，有许多伟大的公共和私人博物馆。但是在中国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更多有趣的博物馆正在出现，这可能对博物馆学更有意义。

拜印第安纳·琼斯所赐，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现很多有趣的微型博物馆，在印度、在阿曼、在巴勒斯坦、在约旦，我们在一些古城工作，也在巴勒斯坦和约旦的社区展开合作。

这就是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在做的事情，并希望与这些小博物馆和不同国家的博物馆合作。与蓬皮杜、古根海姆或卢浮宫不同，我们不会在英国以外建立我们的博物馆分支机构。我们希望与其他地区的小型艺术机构进行交流与合作。包括印度、阿曼、约旦和中东，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此类合作项目。包括上海双年展、广州双年展等。这些双年展非常有趣，我非常希望能与这些双年展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相应的，一些艺术家也会主动去创建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例如刚才提到的印度摄影师戴雅妮塔·辛格。西非贝宁一位艺术家米查•伽巴，他发现很少有博物馆会展示非洲当代艺术，所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博物馆，包括7个侧厅。泰特买下了这件作品，并提供足够的空间对其进行展示。

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的亮点是高耸的宽楼梯。

很多艺术家会去重新想象一个博物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现象并不新鲜。从前的艺术家也是这么干的。19世纪，因为提交作品被官方沙龙拒绝了，库尔贝在官方沙龙的旁边开办了自己的小型博物馆。

这个趋势很有意思。在日本直岛，他们邀请了一些艺术家设计自己的博物馆。在德国科隆，一位艺术家几周前开设了自己的博物馆。米开朗基罗·勒托在比埃拉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和艺术学校。作为博物馆，我们需要倾听艺术家的声音。

贝尼生是日本非常着名的一家出版机构。他们将艺术作品带到直岛，并且与当地的渔民合作，将一些废弃的房屋改造成文化场所。这个岛屿不仅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终端站，吸引艺术爱好者前往参观，同时，也成为当地文化复兴的一个楷模，能够惠及本地居民。这是一个典型案例，有钱人可以建造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不仅为了彰显自己的荣耀，同时也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具有高瞻远瞩。

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的亮点是观景层。

是艺术的，也是政治的

如今，艺术以各种表现形式越来越接近政治，就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展览一样，如今，政治越来越像艺术，政治家经常模仿艺术家。我知道现在世界上很多政客都喜欢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但我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好演员。

僵尸游行的参与者是非常好的演员，因为我们分不清楚这个是艺术行为，还是政治宣言，或是什么样的运动。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僵尸题材的广泛回归，充斥着全世界的电视、电影、艺术和各种游行。我女儿也很喜欢看僵尸电影。三年前，她迷恋上了一个吸血鬼演员。虽然有人笑，但我想我大概知道女儿想要什么。

僵尸代表了什么？它会死，死后还会复生。我们现在的消费文化和政治文化，有时候把你弄得死去活来，让你生不如死。这些人为什么想要扮演僵尸？因为僵尸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在躯体死后重新回来，回归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夺回此前所失去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常常出现于各种政治游行当中。在西班牙毕尔巴鄂等地，穷困的、生活状态很差的年轻人，他们每周都在街头扮演僵尸，他们希望重新回来，夺回他们所失去的身份。

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社会运动不仅仅体现在僵尸游行上，还有一些新元素，比如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工具。在西班牙，有一个普拉多媒体实验室，是对普拉多艺术博物馆的模仿。普拉多美术馆展示了中国富人阶层的藏品，如戈雅等名作。普拉多媒体实验室希望展示普通公民的丰富性，因此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泰特现代美术馆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创建了泰特交易所。泰特交易所有什么意义？它欢迎非政府组织和小型组织加入。也许是因为经济原因，这些组织无法在伦敦大都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伦敦是一个非常危险和不确定的城市。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光明，但背后有很多贫困问题。在这样的城市，如何运营公共美术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一个宽阔的楼梯上。

特别是在我们的文化世界、艺术世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我觉得热情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过度挖掘。所以，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不要过于热情。我把自己定义成悲观主义的战略家。

我有个主意。我们应该在泰特交易所的空房间设置一个贵宾包厢，专门为实习生提供。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首创，其他机构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人们普遍认为，我们需要唤醒实习生的活力和激情，这样他们才能成长。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们还应该教他们如何无视截止日期，如何迟到，如何睡过头，如何带薪上厕所。这也是应对自我捕捉的一个技巧。

我们看到在电影、文学甚至艺术作品中，睡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睡觉是人类仅存的反抗形式。睡觉非常重要。泰国一个电影导演拍摄过很多关于睡觉的电影。睡觉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动作，它让你处于在与不在之间。你们将会在未来看到越来越多的关于睡觉的艺术作品。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一场讲座、一场电影当中睡觉，代表你信任这场讲座、这场电影。

当然，我们不能一直睡觉。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情况保持警惕。Assemble是一个去年获得特纳奖的建筑团体。他们由非正规的艺术家和非正规的建筑师组成，只有少数人有相应的文凭。他们与不同的人合作，改变社区的空房间，改变建筑的外观。收藏家和卖家特别反对拿特纳奖，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做的不是艺术，不能收藏。

博物馆是众人的欢愉圣殿

16年前，艺术新闻有一篇专题报道，聚焦“博物馆建设潮”。当时，艺术博物馆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博物馆今天还在发展，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会越来越小。它的发展是为新的艺术展览形式创造更多的空房间。这就是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正在努力做的事情。

一年前，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做了关于建筑师尤纳·弗里德曼的展览。我觉得他是建筑方面非常好的代表人物，他的很多思想，刷新了人们对于建筑、展览的认知。但是私人博物馆不会做这类展览。我曾经和一位着名的私人收藏家交流，问他你觉得能为一些电影作品举办一场展览吗？他回答说，这不是艺术，这是电影。我也提起了尤纳·弗里德曼，他说这不是艺术，这是建筑。我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我在英国，我必须要有礼貌。

泰特现代美术馆改建前原貌空。

现在的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非常好的媒介，能够不断地去吸收其他学科的理念，同时对于相应学科做出反馈。不一定其产出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交流和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应该注重这种双向的交流和沟通。

“天才艺术家”“天才策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也有“天才观众”。不久前，《经济学人》关于博物馆的系列报道《欢乐的殿堂》引用维多利亚·纽豪斯的话说: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拘束的容器，而是一个丰富的伴侣。博物馆应该是一座令人愉快的寺庙。

谈到令人愉悦的圣殿，我们不能不提及一张照片，就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2003年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所做的装置作品《天气计划》。这个装置作品吸引了大量人流，数千人涌入美术馆，在这个空间中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场景让馆长、策展人、艺术家、保安都感到特别惊讶。他们在里面闲逛、野餐、睡觉、恋爱，甚至做着自己的艺术，他们自顾自地做着这些事情。感谢艺术作品，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成为了一个奇异又开放的空间，依然有一些不能理解的东西，奇怪的事物，不同的臆想，荒诞的感受……大的小的，昂贵的廉价的，并置于同一个空间之中，这些另类之处，这种包容性，正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所在。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里有许多这样受欢迎的展览。我们认为，所谓的艺术博物馆的扩建，不一定意味着不断地建造新的建筑，但也可以为我们的空房间带来一些新的艺术和展览形式。这也是我们泰特现代美术馆的蓝图。

当我们考虑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计划时，我们不希望在原本建筑的旁边正式地兴建很多建筑。它的更多空间是往地下发展，我们充分利用了原本的空油罐、开关房的空间，将更多艺术形式纳入其中，也为更多人提供与艺术相遇的机会。这是我们的计划，这个空间是公共性的完美诠释，也是在城市之中构建了一个城市。

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展出的作品。

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项目开张的那一天，下了很大的雨。人们穿着蓝色雨衣站在雨中参加开馆典礼，这个场景显得特别寻常。反映了博物馆作为一个公共的场所，它和邻里之间的紧密关系。

泰特现代美术馆是一座砖塔，我们旁边是一座高大的玻璃建筑。从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玻璃幕墙后面的房子。我们大多数邻居不住在里面。这些建筑是空。这些房子被中国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以及许多外国投资者购买。我称他们为金融难民。

我在博物馆里，常常打量这些房屋。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建筑，整体入住率只有30%左右。尽管里面常常没有人居住，但是室内设计师为这些房屋选购了昂贵的家具，书架上摆放着艺术和时尚类的书籍，非常高非常大，我称之为咖啡桌书籍。经我观察，其中有一本非常沉重的书籍，是Taschen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赫尔穆特·牛顿拍摄的裸体女人，这本书有17公斤重，它讲的是性、艺术和建筑之间的关系。

博物馆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观影的机器，或者说是人们可以随意观看的地方。你可以看艺术品，也可以通过艺术品看别人。回望艺术史，印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他们也强调不断观看，用新的眼光观看。

实际上，人们走入博物馆是期待着相遇，知道一些事情的人们期待着遇到知道另一些事情的他人。多年以前，泰特现代美术馆做过一个观众调查。我们询问人们，他们来博物馆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观众希望得到美学的体验和灵感启迪。更多人希望在这里获取知识，遇见他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划的国家。事情太多了，选择、评论、讲故事——一句话，策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使在这个数字时代，博物馆也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大众传播工具。

吊诡的是，艺术作品越在网络上出现，人们就越是想去博物馆。他们希望知道这件奇怪的物件在其他物件之中会体现出怎样的意涵，一位策展人为什么、如何将之安置在一起。我经常会这么说，“我们提出谷歌无法回答的问题”。试试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在十年前不喜欢这件艺术作品，却在此刻突然喜欢它了？”

当有这么多数字工具帮助我们做决定时，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为自己做决定。博物馆也许是最合适的地方。你不介意看到旧的挨着新的，便宜的挨着贵的，愚蠢的挨着机智的，熟悉的挨着陌生的。未来博物馆不再是展示新的和更新的东西的舞台，而是不同事物结合的完美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