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 米塞斯打了今天哪些经济学家的脸

1940年8月2日，历经一个多月的颠沛流离，几经周折之后，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然而，这位一年多前仍与欧洲政要谈笑风生，而几位弟子也早已就职于北美名校的犹太逃亡者却发现，自己在这异域不仅不为人知，甚至要觅得一份满足温饱的体面生计也希望渺茫。从1940年到1945年，从西海岸辗转到东海岸，最终方在纽约大学获得了一个非正式的“访问教授”资格。落寞之余，这位客居他乡的老人一方面开始学习语言、积极融入新世界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开始提笔回忆自己在欧洲的峥嵘岁月。待其去世五年之后，这本回忆录的英文和德文版同时付梓。这位老人，就是米塞斯；这本书，就是《米塞斯回忆录》。

米塞斯回忆录。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生于奥匈帝国的伦姆堡，贵族、犹太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语地区，同时贴上这两个标签就几乎注定了此人一生将命运多舛。1900年米塞斯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其间他阅读了奥地利学派奠基者门格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研究兴趣开始转向经济学。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米塞斯积极参与门格尔的杰出弟子、曾三度出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庞巴维克所组织的研讨班，并成为主要参与者。1909年，米塞斯开始进入维也纳商会工作，直到1934年为止。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货币与信用理论》，该书奠定了他作为现代奥地利学派领军人物的地位。

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影响最大。在学术工作中，米塞斯因其对货币问题的深刻见解和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准确预测而闻名。就连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的罗宾斯，也不远千里飞到维也纳，参加米塞斯组织的私人研讨会；在社会工作中，米塞斯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阻止布尔什维克掌权；二是尽可能抑制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即便如此，米塞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局外人:在学术界，维也纳大学对他关上了大门，他只能作为一名无薪讲师教书；在政治上，作为一个经常给政客提建议的非正式顾问，米塞斯的官方身份其实只是商会秘书办公室的一个小职员。1934年，米塞斯意识到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接受了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教学职位，离开了生活了近40年的维也纳。1938年，纳粹军队进入维也纳的当晚，米塞斯的住所遭到突袭。法国沦陷后，米塞斯终于同意了妻子的建议，移民美国。

如本文开篇所述，米塞斯到达美国的初期经历了一段阴郁的低潮期。一个年近六十的老者，失去了一切，还要依靠自己的学生和朋友接济度日，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致命的打击。然而米塞斯却并未放弃，大约从1943年开始，在他身边又开始重新聚集起一批新的学生、好友和仰慕者，同时纽约大学和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两份工作也解决了他的生计问题。米塞斯重振旗鼓，将维也纳的私人讨论班传统带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地下室，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带到了美国。1969年，在米塞斯年届八十八岁时，美国经济学会授予米塞斯“荣誉会员”的称号，但也仅此而已。对当时的美国学术界来说，米塞斯仍然是局外人。聚集在他周围、受到他思想吸引的，大多不属于学术圈，而是商人、律师、医生或者其他领域的人士。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米塞斯。

如何评价米塞斯，学界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在奥地利学派学者心目中，米塞斯是“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无论怎样强调他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好友兼同事，着名思想家哈耶克将米塞斯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领域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之深刻广博，“甚至连亚当•斯密也难望其项背；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伏尔泰、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大思想家”。而在奥教分子——特指那些丝毫不理解经济学，却热衷于意识形态、立场斗争的奥派粉丝——眼中，米塞斯更像是上帝一般的存在，社会科学理论到米塞斯这里就达到了完满，“人的行动学”是当下人类智识水平不可逾越的巅峰，任何对米塞斯理论的质疑都是异教徒恶毒的攻击。但是另一方面，在主流学界，米塞斯依然默默无闻，甚至还有些声誉不佳。大多数正统的思想史教材中，根本寻不见米塞斯的身影；一些经济学专业人士也仅仅是知道有这个名字而已；即便偶有少数教材提及米塞斯，说得最多的不过就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而且基本上沿袭思想史权威布劳格的观点，认为在这场发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论战中，米塞斯是输家。尽管该论断全然罔顾中央计划经济在二十世纪后期全面衰退的事实。

平心而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米塞斯至少做出了三大贡献。首先，他基于孟了、庞巴威克和威克塞尔的理论，最初提出了一套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补齐了孟了《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缺失的一章，将货币纳入庞巴维克的“生产过程理论”，追随维克塞尔的脚步，解释了为什么看似中性的货币会产生非中性效应。米塞斯首次用效用理论证明了货币的本质，解释了企业的投资决策、银行的信贷扩张以及政府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导致社会和系统的经济波动，从而为宏观层面的商业周期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二是要坚持用动态的方法来应对现实世界的经济形势，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角度来理解竞争市场。在米塞斯看来，竞争市场的本质是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每个有目的的理性行为者有意识地发现“利润机会”的过程。因此，米塞斯反对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概念，认为没有客观意义上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只有短暂的“休息状态”——此时，没有人能通过进一步的交换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正是因为试图以机械优化的方式配置资源，计划经济的计算注定要失败。但是，“价格机制”、“企业家精神”和各种市场规则并不等于市场本身，而只是行为者可以用来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工具。第三，米塞斯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博弈的思想。米塞斯在解释价格机制如何运作时明确指出，凭借市场价格传递的信号，行为人在做出经济决策时也可以考虑他人的决策，从而实现人际交往行为的自发协调。20年后，他的学生摩根斯坦和“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合著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正式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

时至今日，上述贡献早已被当前经济理论所吸纳，无论主流学者是否意识到这些思想其实最早都是由米塞斯所提出的。

抛开时代的特殊因素不谈，米塞斯被主流学术界排斥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性格，这种性格通常给人以刻板、严格、教条的印象。Wepstart写的Mises是一个挑衅的形象。“米塞斯长着长长的鼻子，自恋，难以对付，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直到晚年才明白为什么米塞斯在朝圣山学会的会议上激怒了他这个“社会主义者”；即使是米塞斯的第一批弟子有时也不得不害怕，因为一些观点的分歧会导致米塞斯大发雷霆，甚至几年内不再和他们说话。

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主流经济学界对米塞斯着作中那种异样的执着心生厌恶，“他的充满感情的风格并不为支持经济学学科的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方法的许多经济学家所喜欢”。所以布劳格毫不讳言米塞斯“后期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作品”是“如此古怪和奇特，以致我们怀疑是否有人已经认真地对待过它们”。简而言之，在绝大多数经济学者眼中，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不符合当今的学术标准。

米塞斯写了《货币与信用理论》。

如果我们不了解米塞斯思想的背景，就永远无法理解他同主流经济学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而《米塞斯回忆录》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部回忆录中，米塞斯极少谈及自己的私人生活，而是尽可能地向世人展示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让我们能够通过米塞斯自己的剖析来重新认识他的思想世界：

面对不可避免的灾难，人们将如何生活？这是气质问题。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我选择了维吉尔的一首诗作为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多的勇气，继续面对它。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我回想起这首诗。我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的境地。面对那种情况，理性的深思熟虑是完全没有用的；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救赎出现了。即使现在我也没有失去勇气。我愿意做一个经济学家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厌倦讲述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整部回忆录中最扣人心弦的段落。透过这段内心独白，我们仿佛能触摸米塞斯潜藏于倔强外表下的脆弱灵魂，感受到他为何要以一种近乎殉道者的方式去思考、去战斗。

有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遗忘米塞斯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自我放逐:米塞斯似乎完全忽略了3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种评价不能说不公平，但只是表象而已。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米塞斯一直拒绝二战后经济研究的转向。“使用数学方法和工具的价值远不止对概念清晰性和深度的关注，经验的可预测能力的重要性远高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强调政府积极、善意的经济调控政策的可靠性，远比强调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重要。”

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大爆炸的时代。相应地，知识生产也从曾经的手工作坊模式变革为工厂流水线模式。这种转变的优势无需多言，但也会存在弊病。最大的弊病莫过于其消弭了个性化学术研究所带来的知识异质性：当今世界各着名学府中“标准化的”学术生产线，活生生地将大批潜在的天才头脑逼成了工匠木脑。

按照目前的标准化学术评估方案，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必须能够学以致用，关注现实；如果不能用，就要在方法上有所创新；如果你连方法上的创新都得不到，那你就应该在形式上有创意，赢得关注。

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光怪陆离的发展。应用学科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社会科学工作者也要学学道士下山，小则可为顾问，大则可成国师。而躲在象牙塔中的少数派孜孜于搜罗各类自然科学“新方法”，从早期的数学、经典物理学和生物学，到热力学、量子力学和脑科学，乃至活体实验、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等方法也悉数收录，以期理论上有所突破，却完全无视数学、物理学背后的抽象逻辑，更罔顾自然世界法则和人类社会规则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最不济的，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也可以走网红道路，做明星学术：比如我不说“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是讨论“为何毒贩子要和老妈住一块”；我不关注“需求和偏好”，而是关注“失足妇女如何对不同人种的嫖客定价”；或者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韪，来证明大众常识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尽管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证明专家错得更多、更离谱。

这种趋势将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强调纯粹的、普遍的真理”转移到“简单地描述现象”。李约瑟曾问东西方科技发展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如今，学者们沉迷于描述气候影响了社会制度，红薯减少了农民起义，土豆促进了人口增长...并认为前者的定性分析模棱两可，缺乏证明，不“科学”；后者定量分析更准确，有数据，有标准计算，所以“科学”。

然而这是错的。强调诸多外在因素的所谓定量分析不过是曾经的“地理决定论”的升级版。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形形色色外在因素摆布下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有何区别，人和棋盘上的棋子又有何区别？更何况按此推论，适应能力超级无敌的“小强”岂不是早就应该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淘汰人类了？

米塞斯和哈耶克。

只注重可量化的现象描述，让经济学在充斥着无比复杂的数学公式、图表和计量分析的同时反而变得浅薄。世人哪怕再无知，也不会相信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停止西进是因为基督徒的国王娶了穆斯林妻子；而大饥荒起始于革命后代谋求晋升机会，终止于个人生理健康原因——体质差的人都死光了；至于从河流支线的数量来估摸城镇数量这类把戏，数百年前配第爵士在数伦敦城烟囱的时候就玩过了——他用烟囱的数量来估计伦敦的城市人口数量。

在米塞斯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最低标准，就是能够辨别各种谬误，并给出果断的反驳”。因此，无论世界学术潮流如何变化，个人生活如何波折，米塞斯始终坚守在自己商会的办公室里，坚守在街头咖啡馆里，坚守在曼哈顿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当周围没人愿意听的时候，他默默的记录在自己的记忆里:你愿意为真相付出多少，哪怕是你认为的真相？

米塞斯尽其一生，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做一名正确的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知识分子”，不是价值判断，更非道德评价，仅仅是说知识分子唯一的职责，就是追寻世间万物背后的恒常，并将它们言明。

因此，米塞斯对人类思想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的一套至今仍被主流学术界所排斥的方法论原则。

米塞斯的方法论又被称为“极端先验论”，因为他主张经济学乃至关乎人类行动的知识整体，具有先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哈耶克也无法赞同米塞斯的立场。但是对米塞斯来说，一切又是如此的清晰：人之所以能超越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仅仅在于人能够思想，并将思想付诸行动；而从思想到行动的一切环节皆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人类心智所能会通的只有一种逻辑，同时也只有一种为人类共同理解的人的行动方式”；逻辑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方式，“逻辑借着我们影响世界，或者世界借着逻辑影响我们”；所以，逻辑是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这里的游戏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们生来就在这个游戏之中，只要我们活着就必须参与下去”，“逻辑充塞世界、现实，以及生命”；在此意义上，有关人类行动的科学的责任，就在于审查个人所要达成的目的与其采取的手段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这种逻辑一致性先于任何的经验范畴。

本质上，米塞斯的这一方法论原则是休谟定律与现代逻辑的混淆，而不是简单的“新康德主义”。根据休谟定律，“应该是什么”不能从“应该是什么”中推导出来。我们观察太阳从东方升起上亿次，我们不能绝对确定太阳从现在开始从东方升起。仅仅依靠经验数据和数据分析，是无法得到普遍真理的。另一方面，现代逻辑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变而来，经过莱布尼茨、弗雷格、怀特海和罗素，到哥德尔的成熟发展，已经规定了人类思维的一般形式。借此，我们可以直接说出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表象背后的一般事物。

所以，和古典经济学家萨伊以及西尼尔一样，米塞斯强调经济理论必须建立在能够为理性存在者所公认的一般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为了获得特定结论随意设定的假设之上。在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体系中，该一般事实被简化为一条公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皆有目的，并且为了达成目的而去行动。

如果既定的一般事实没有错误，命题推导也没有错误，那么结论必然是逻辑意义上的真。此时，经验材料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理解一般事实及其结论:如果经验数据与理论一致，则仅表明理论在特定的经验范畴内得到了验证；另一方面，如果理论与经验不一致，除非能够证伪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否则不能断定理论是错误的。所以占星家观测恒星空已有数千年，无法总结出“日心说”；苹果自古就从树上掉下来，但只有牛顿说“万有引力”；引力波实验失败了60年，却不能证明理论是错误的。

只有分析性的事实，才是在任何状态下，都能为理性存在者所能接受的事实。就此而论，虽然米塞斯的经济学一直不使用数学公式、否定实证方法，但是却比那些标榜运用“科学方法”的主流经济学更接近科学。而那些以学科规范为名、坚持僵化的主流经济学立场的学者，更类似于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不得”挂在嘴边的教条主义者。至于那些遗忘了休谟法则、背离了现代逻辑的所谓实证量化分析，反而让经济学与科学渐行渐远。

无论如何，米塞斯都是一件古老的古董，古老到只能在斯宾诺莎打磨镜片的毅力和毅力中找到。然而，纵观古今，它们都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基因，因为正是它们告诫我们，知识分子不是天赐良机——所以它们在故弄玄虚，预测未来；知识分子不是小丑——创新；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追求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不变的真谛，尽可能地展现给大众。米塞斯这样做是以他的一生为代价的。自始至终，他坚信在这个时代，经济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生存——

经济知识本身，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它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也是最近这几个世纪中一切道德、知识、技术和医疗所取得之成就的基础。由经济知识所提供给人们的这一丰富宝藏，是获得妥善利用还是被弃之不用，取决于人类自身。但是如果人们不能善加利用，而且轻视其学说和警告，他们也无法消灭经济学；将会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