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时代 中世纪风云︱中国的火药如何改变欧洲历史的进程

国王会被活捉的时代

头盔和盔甲的中世纪重骑士曾经是战场前方的主力。

主导欧洲社会近一千年的贵族，在比例上来说只是人口的少数，少的时候不到1%，多的时候也很难超过5%。他们自认为血管里流着高贵的血统，天生就是当统治者的材料，拥有大部分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他们赋予自己的首要职责，却不是坐地收租，治理一方，而是出征打仗，勇武与战功才能体现他们最为崇高的理想。在火药还没有传到欧洲的冷兵器时代，个人的勇武是战场上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的贵族勇士，头戴铁盔，身披铠甲，是战场上的“坦克”车。担当这样的骑士，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训练，盔甲的重量加起来有好几十斤，骑在马上还要挥动兵器，平日里不可养尊处优，必须练就强壮体魄。跟在他身边的还有骑士与亲兵，平日与他一起演练协同与配合，战时跟随他拼力厮杀，是他这一支“私家军”的核心。再往下边可能还有他庄园里的农奴，也要履行跟主子上战场的责任。但是这些人只是带着农具的农民，无法跟随主子远征，在战场上也就是吼一吼，壮壮声势，真正兵刃相见的时候大多躲在后边，一见形势不对就扛着锄头四下逃散。贵族骑士之间的厮杀，其实跟他们没有多少利害关系。

中世纪的战争没有现代战争那么惨烈。冷兵器没有很大的杀伤力，骑士身上的盔甲足以抵挡普通刀箭的冲击。在战场上，两军交战的机会并不多。大多数战斗围绕着城堡，骚扰周围的人。在战斗中死亡的可能性很小。最坏的情况是从马上摔下来，受伤后被重甲碾压，站不起来。如果个人秦冰再次被驱散，你只能躺在那里等待有人活捉他。被活捉后，生命没有大的危险。敌人通常优待俘虏，不是出于人道关怀，而是为了俘虏的家人和朋友为救赎付出代价。当然，冲锋陷阵是荣耀，夺取战利品是贵族喜欢打仗的动力。如果能活捉别人，就有赎金。如果不幸被活捉，只能等着钱破了再说。在这样一个个人勇敢的时代，国王很可能在战场上被俘虏。中世纪后期，两个法国国王被活捉，一个是百年战争中被英国俘虏的约翰二世，另一个是在意大利被西班牙俘虏的弗朗索瓦一世。

封建欧洲的国王只是“山大王”

贵族们在庄园里养起了自己的私军，他们之间的矛盾大多通过“私战”来解决，国王对他们无能为力。国王带兵打仗时，首先依靠的是自己的“私军”，皇家庄园里的一大群勇士是国王权威的基础。他的日常开支也由皇家庄园的收入支付。他没有国库，没有政府官员，只有帮他管理庄园事务的仆人。或者说白了，他只是一个山大王，带着一群手下，却没有国家机器。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时，国王发出征召令，来自世界各地的贵族们率领自己的私军前来投奔他，尽封臣之责，并趁机打着国王的旗号出去抢劫他。

这些私家军各自有各自的旗号与制服，装备与食物自己解决，抢到战利品或是赎金也是归自己口袋。通常来说，皇家庄园最大，所能带来的人马也最多。没有这样的实力，国王的地位很容易受诸侯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众位弟兄之中的老大，大旗一举，群英会集，在组织方式上跟《水浒》之中的绿林豪杰差不多。只不过，梁山好汉平日还要打上“替天行道”的旗号，毕竟上梁山是迫不得已之下的落草为寇。四处冲杀的欧洲王公贵族，倒是可以堂堂正正地出征，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征战天职。

后来的艺术家想象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召集军队的场景，就像英雄聚义一样。来到他身边的军队都是各国贵族率领的私人军队，没有统一的旗帜和制服，连军衔都不整齐。

封建关系是主子与属臣个人之间的约定，虽说受封仪式隆重，内容却是千奇百怪。有的属臣为了多几层保护，同时效忠好几个主子，出现争执的时候该效忠谁，没人说得清楚。有的属臣自己势力不小，有地盘与又有人马，并不是特别把国王放在眼里。有的王公贵族具有多重身份，角色矛盾。比如说来自法兰西的诺曼底公爵渡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成为当地的国王，但是回到诺曼底他仍然是法王的属臣。只是在法王看着不放心，在英格兰国王看着也觉得别扭。长子继承制之下，家谱定下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有当家的能力，有的醉心宗教不问政事，有的未满成年，需要别人辅佐摄政，有的甚至就是天生的疯子或傻子。而当王公贵族没有子嗣，家谱又出现争议的时候，肯定有人来抢地盘，最容易引起战争。

战斗无数，其中有恩怨情仇，有心机，有沉浮，有功过，有无穷无尽的宫廷剧。以英国为例。从1300年到1500年，发生了英法百年战争和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冲突。贵族之间有斗争，皇室内部有王位之争，还有农民的反抗。很少有连续十年不动刀的稳定生活。与其他地区相比，英格兰不是最差的。毕竟是在一个相对孤立的岛上。在面积更广、情况更复杂的欧洲，战争几乎从未停止。

中国的火药改变了欧洲

抛开这些争论的细节，观察常年战争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不难看出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政治组织的扩张和国家的形成。即使在群英荟萃的封建时期，组织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旗帜下，可以聚集更多的人，实现更好的协调，哪个政党获胜的机会更大。在我国历史上，正是通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争斗和消灭，中央集权的国家组织才逐渐诞生。欧洲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加速这一进程的关键是中国的一项发明:火药。

从技术上来说，火药的意义可以与工业革命相比。工业革命之前，人们日常使用的动力主要依靠人力或是牲畜，也就是生物的肌肉。工业革命之后，动力的来源变成燃料的燃烧，由此提供肌肉所无法比拟的机械动力。火药发明之前，武器的驱动基本也是靠生物的肌肉，火药发明之后，武器的驱动变成火药在瞬间发生的爆炸。二者都可以算是技术上的大飞跃。

大约在公元1300年，火药传到了欧洲。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由打击东欧的蒙古骑兵带来的；其次，它首先是由穆斯林带到他们统治下的西班牙，然后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之后，以火药为基础的军事技术在欧洲取得了更加迅速的进步，因为欧洲的封建主义创造了一种以战争为常态的格局，不断刺激着军事手段的改进和提高。那些近距离观察战争的人经历了残酷:军队的屠杀和破坏，士兵的抢劫和强奸，以及人民的流离失所。读历史的人可以把自己的距离延伸到那些悲惨的描述之外，但他们也能看到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文明的终结或经济技术的倒退。它带来的巨大压力有时会导致军事技术的提高和政治组织的演变。

火药的出现改变了欧洲战场，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披盔带甲的重装武士渐渐失去用武之地。火炮的使用使战争的组织复杂化，火炮的铸造，火药的合成，弹药的运输、保管，都需要专人在一定的组织架构之内完成，完全不同于往日骑士的个人勇武。相应的，军队的供给成本增高，需要财政与税收制度的支持。以前王公贵族以他的庄园为基础，只要请来几位能干的铁匠，就可以置办盔甲，装备私家军所需要的刀械。这样的规模与技术水准，却难以应付使用火药的战争。庄园的城堡，也难以抵挡火炮的进攻，严重侵蚀贵族赖以割据的军事势力。与此同时，国王的势力却大为增长：他可以通过税收调动更多的资源，建立更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去应对建造与维持火炮部队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到1500年之后，欧洲的政治组织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有的学者称之为“军事革命”。

热武器催生中央集权

组织的变化首先出现在军事上，骑在马上的勇士渐渐被手持火枪的步兵取代。只是早期的枪炮射程与杀伤力有限，打一枪之后重新装弹要几分钟时间，需要将步兵排成数行，在指挥官的口令之下，由站立的一行同时举枪开火，另外几行则蹲下装弹，准备好下一轮起立发射，如此轮番装弹、举枪、射击，形成难以抵挡的火墙。贵族的私家军是跟着骑士一涌而上的散兵游勇，使用火枪火炮的步兵，却要有整齐的队列与严明的纪律，服从上级的指挥，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新型的军队平日里要一起操练队形、步伐、口令，使用标准的枪枝，穿戴一统的制服，以徽章标志官兵的不同等级，统一配置粮草、枪弹等等后勤支援。

17世纪威尼斯风格的星空要塞示意图: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坚固的防护墙周围几个凸出的棱角相互呼应，足以抵挡当时的炮火攻击。然而，堡垒规模大，建设成本高。

为了对付火炮的进攻，城堡的修建与设计变成一门学问，不再是中世纪那种既当碉堡又当贵族住宅的塔楼。发明于意大利的星型要塞，利用凸出的棱角相互掩护，足以抵挡火炮的攻击，但是其建筑成本大幅上升，超出一般贵族的承担能力，还需要专门人员来设计，指导建筑施工。大名鼎鼎的达·芬奇，在后世的声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着名艺术家，在当时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军事堡垒设计师。同一时期另一位着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曾经为自己的家乡佛罗伦萨设计城堡。而更晚一些的伽利略会去研究自由落体，抛物运动，并不只是因为抽象的兴趣，而是为着计算炮弹发射的轨迹。

西班牙炮兵军官留下的航迹计算图。解决这场战争的实际问题是激发伽利略抛物线研究的主要动力。

从政治上来说，火药出现之后国王需要贵族贡献的不再是马背上的骑士，而是税收与壮丁：火枪火炮需要金钱来购买、建造与维护；步兵列队需要抽调壮丁组成常规军在一起操练。军事变革带来一场相应的“官僚革命”，成立专门机构来协调作战的计划与组织，由穿袍子的官员来负责武器装备的生产、供应与维护。财政与税收更是关系到国力强弱的关键，只有国库充足，才有可能养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相应的，国王手下开始有一套国家机器，得以调动的大军人数也成倍增长。在1500年之前，一国集结的军队最多也就只有一个数万人的规模；到1700年，要增长到数十万人的规模。

电影《祖鲁》描绘了19世纪南非的一个场景，一群英国军队与步兵排成一行，打败祖鲁部落。一条线蹲下来装子弹，另一条线站着用枪射击，轮流发射无法抵挡的火墙。

火药与战争造就的“现代国家”

变革期间，国王和国家的权力增加，盘踞一方的贵族势力被削弱，无力抵抗国王麾下正规军的压力和反抗国王的权威。作为贵族权力象征的大部分城堡已经被拆除，贵族们再也负担不起自己的私人军队了。在一个国家内部，国王最大的原则是逐渐确立的。他不再只是所有兄弟中的老大，而是一个拥有“统治权”的国家的国王。在王权的扩张下，贵族不再被允许通过“私战”来解决纷争，而是被要求去法院要求陈述，从而形成了国家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即走向“天下之下土地是否为王，或王是否为土地沿岸之臣”的状态。

相应的西方历史书籍中，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机器的建立”：确立国王权威，常规军队，征税制度，官僚部门，法律标准等等，从封建走向现代。时常有人说这是“现代国家”的开始，到十九世纪之后才由西方将“现代国家”的组织方法带向全世界。促成这一过程的还有其它多重因素：人口的增加，经济贸易的发展，文化的复兴，技术的进步等等。虽说各种因素的轻重有许多不同的分析与解读，战争的刺激与军事的需要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关键因素。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两个奇怪的地方。第一，西方建立国家机器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央集权的过程，在我们的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即使在西方历史上的古罗马，或者在古代的中东，这种级别的国家机器已经存在，这并不会让人觉得“现代”。其次，火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影响。最早是道士偶然发现的，当时正在寻找长生不老药，却在炼丹炉里烧了一团瞬发烟花。到了用于军事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组织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只是增加了一些新的武器。

这一点或许是西方历史特别的地方，它原本是罗马帝国的边缘地区，政治与技术水准都相对原始，西罗马坍塌之后进入分裂割据状态。当火药引入西方时，落后的社会形态遭遇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冲击与变化更大。国家机器的建立，这一在别处算不上现代的过程，在西方却是跟着火药的使用，到1500前后才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