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拆出吉林兵变 改变中国历史底色与气场的三次迁都，其中不乏野蛮强拆

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苦肉计南征借坡下驴

450年七月的一天，乌云密布。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三百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在这次打击中，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汉族和鲜卑之间矛盾激化。失去了中原世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

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几任北魏帝王都没有找到答案。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

孝文帝登基的第十三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

冯太后，汉族，长乐信都人，公元477年至490年十四年间一系列改革的实际主持者。冯太后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血缘关系。因为北魏宫廷有一个“子贵母死”的现象，所以孝文帝亲生的祖母和母亲都很早就死去了。冯太后实际上是一个汉人，她从孝文帝小的时候就注意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一百年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基础便是脚下的沃土。战乱后有大量的无主荒地，另外也为了维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所以采取这种措施。鲜卑人能够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均田制在这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太和十四年，冯太后去世，二十四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现在，是他独自上路的时候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孝文帝，没有了依恃，也没有了约束。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

大同古城之北魏明堂

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三年。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

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并亲题“文圣尼父”，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无法施展拳脚。如何摆脱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呢？

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

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太和十七年九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三十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

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本不想出兵伐齐的大臣们再次出面阻拦。安定王拓跋休、任城王拓跋澄等鲜卑贵族也跪在马前，请求停止进军。

孝文帝假意坚持，大怒道：“我正要统一天下，你们这些人竟敢阻挠大计！若再多言，军法从事！”众臣惴惴，孝文帝这时才说：“不继续南征也行，你们必须答应把国都迁到洛阳。现在你们就要表明态度！”为了不再南征，拓跋贵族们也只有答应迁都。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一百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龙门石窟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浮雕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除此之外，一百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

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祭拜一位他敬仰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祭拜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迁都之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平城，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平城。

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遗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二、金朝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 野蛮拆迁使人回不成老家

位于今黑龙江阿城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金朝的第三代皇帝金熙宗时最终修建完成。金朝正是从这里走向繁盛。完颜亮亲手杀掉堂兄熙宗自立，他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孙，太师完颜宗干次子，金朝第四位皇帝。

海陵王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贞元元年，他在大多数汉族官员的支持下，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这样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为实现迁都目标，他将始祖以下十个皇帝的坟墓迁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时命令会宁府毁掉宫殿宅第，把原址夷为平地，让百姓耕种。这样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回到上京，只能跟从他迁来燕京，海陵王从而将女真地区和汉族地区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完颜亮，女真名迪古乃，因为他是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后来又在政变中被杀，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庙号，只称海陵王。他曾与亲信高怀贞谈论自己的志向，说：“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国，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

海陵王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他认为已经接受汉文化的金朝与宋只有南北之分，没有夷夏之别。他反对故意抬高汉族，贬低少数民族。他崇拜试图灭亡东晋、统一南北的前秦苻坚。“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由蔡珪代他所作的“御制”诗，表达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他甚至将都城迁往原来北宋的首都汴京。

不久，海陵王发兵全线出击南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海陵王进攻南宋的同时，后方的完颜雍乘机发动东京兵变，登上皇位，改元大定。这对试图在灭宋之后改元大定的海陵王是何等的讽刺。他信誓旦旦要统一南北，最终却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死后被他的继任者贬为海陵庶人，没有了皇帝的荣耀。

金世宗完颜雍在内外交困中登上皇位。为稳定局势，他在即位的诏书中列举了海陵王滥杀无辜、拆毁会宁府、大兴土木、动众兴兵等十七条罪状，极力贬低完颜亮，表示自己顺应天意。世宗在东京即位后，听从了李石、独吉义等人的建议，将都城迁往中都，以中都为统治中心，号令天下。

卢沟桥 金世宗1189年下令修建

金朝历九代，凡一百二十年，和辽、西夏相比是最为繁荣的一个王朝，却又是寿命最短的王朝。这个繁盛的王朝为什么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亡呢？

“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完颜阿骨打以几万人灭掉了辽和北宋，固然与辽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有关，但女真人艰苦卓绝、英勇善战的性格也至关重要。但金建国后将女真的猛安谋克迁移到汉人居住的地区从事屯田，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长时间的安逸生活养成了他们懒散、奢靡、安于享乐的生活作风，汉文化的影响也彻底消弭了他们英勇善战的性格，在声势浩大的蒙古铁骑的冲击下很快就一败涂地。

四百年后，清太宗皇太极在阐述他对金朝灭亡的看法时将金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金朝统治者的汉化政策，忘记骑射训练，与史家所称“金以儒亡”基本吻合。

的确，在金朝的统治过程中一直经历着保持女真传统还是汉化的斗争。熙宗和海陵王对汉文化的接受，决定了金朝的汉化方向。而这一潮流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似乎是无法摆脱的一个现实。金世宗、章宗为限制女真人的过快汉化发起了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但是个人的努力毕竟无法扭转历史发展的进程，最终女真族走向了全盘汉化。

三、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南京满城血腥和冤魂让他睡不踏实

1368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的大将徐达攻下了元大都，改名“北平”。为了加强北部的边防，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分封到北平。洪武十年，朱棣离开南京，来到北平封地。此后，除了短暂地到南京觐见父皇以外，朱棣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已经习惯了在北平的生活。

对于朱棣来说，北平是他的福地，是他的第二故乡。于是，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在永乐元年正月给皇帝上了一疏，说：“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化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朱棣很高兴地同意了，命以北平为“北京”。

明成祖朱棣狩猎图

然而，南京对朱棣来说却是另外一层意义。尽管这里是父亲朱元璋确定下来的都城，然而一场皇位争夺，已经让南京染上了血腥。

朱棣即位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官员大肆屠戮。他让有着“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替他写即位的诏书，遭到方孝孺的拒绝。狂怒的朱棣下令诛杀方孝孺“十族”，据说比“九族”还多杀了“门生故吏”一类人。黄子澄、练子宁等人，也都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死。一个人被株连，又会有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了所谓的“瓜蔓抄”。15 世纪初的南京城，血腥、恐怖和疑惧的气氛久久不散。

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因此，将都城迁往北京，不仅能使篡夺皇位的副作用降到最小，也许还能让朱棣的心灵多一些平静。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现实的考虑。

在1368年元顺帝退出大都后，回到北方草原的蒙古政权仍然具有强大实力，史称“北元”。洪武三年，元顺帝在应昌逝世，他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改年号为“宣光”，决心与明朝继续展开角逐。为此，朱元璋将几个儿子分封在对蒙古作战的前线之上，如北平的燕王、大同的晋王、大宁的宁王、宣府的谷王。

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宁王内迁到南昌，将谷王迁到长沙，明朝的北方边境防御因此被削弱。为此，朱棣在正式迁都北京之前，曾经三次发动对蒙古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北京是明朝军队的集合地点，也是军队给养的中转站。因此，历史学家们认为，朱棣迁都北京的现实考虑是要加强北部边防，即所谓“天子狩边”。

《皇都积胜图》,

描绘了明代北京城商业繁荣的景象

迁都北京，可以说是明朝初年最大的体制改革。对于明帝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西方和南方，也不是东面和南面的海洋，只有北方的蒙古才足以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需要大量屯兵的地方只是北方。以北京为都城，皇帝就能够牢牢掌握那些军队，甚至可以亲自统率军队征战。

然而，迁都北京固然加强了明朝的北部边防，但都城距离边境太近，也容易成为游牧的少数民族攻击的目标。终明一朝，北京多次暴露在蒙古及满洲等少数民族军队的直接攻击之下。一旦大同、宣府等边镇告急，京师就将进入戒严状态。正统十四年和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骑兵两度兵临北京城下。

迁都带来的间接影响，可能还包括朝廷对南方逐渐失去了兴趣，以及相应带来的航海事业的停止。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写道：“的船队于1433年7 月22日回到南京。……明代的中国无疑将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日益强大的威胁。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这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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