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久不衰 作为一个“老IP” 《星际迷航》为何数十年经久不衰
9月,一部曾经风行一时的好莱坞大片《星际迷航》系列的续集《星际迷航:超越星辰》在中国上映,成为当月的票房冠军。从2009年该系列在内地上映的首部影片的85万票房到如今的4亿票房,《星际迷航》系列可谓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这部影片被中国观众所熟悉,大家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影片的明星阵容与华丽特效转向了影片背后的人物、价值观与故事内涵。2016年恰逢影视剧系列50周年。作为一个“老IP”,为什么会有如此持久的魅力?我们从美国历史和电影史的角度如何认识它?
最新上映的《星际迷航:超越星空》
《星际迷航》是怎么诞生的?作为大众文化的标志性产物,《星际迷航》似乎有着天然的悖论属性。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它竟然有这么长的寿命——当美国编剧让·罗登伯里提出人类星际旅行的想法时,当时的世界还处于冷战的紧张局势中,但这个关于星际旅行的故事却流传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其中的经典场景、人物和情节。只能说《星际迷航》披着快餐流行文化的外衣,但却嵌入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内核。一个伟大故事的诞生往往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反映出当时人们心中的渴望和恐惧,二是具有超越性的追求——这种宗教般的超越精神和时代关怀可以给予人们灵魂极大的抚慰。学术界的新近研究表明,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往往需要构建一个共同的神话来塑造自己的国族认同,而美国人因为其历史短暂和共同经历的不足,就更加需要一个“国民神话”来完成国民共同心理的形塑和国家凝聚力的强化。在这样的文化演变过程中,虚构故事会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星际迷航》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虚构故事,所以它虽以流行文化的面貌出现,却映射出美国人积淀于历史之中的自由精神、性格、气度和追求。星际迷航系列概述
20世纪60年代是冷战的转折年代,冷战整体态势经历了由“美攻苏守”到“苏攻美守”的转变。1962年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1963年备受美国人喜爱的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此外,让美国人泥足深陷的越南战争也愈发升级。反共主义在美国的漫延带来了两种极端的情绪,一是恐惧,一是太空竞赛的热情。对外太空的好奇、向往与热情又激发了一部分影视创作者对于科幻作品的兴趣。《星际迷航》之父罗登贝瑞便是其中一员。和《小王子》的创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一样,罗登·贝里也是一位“领航作家”。出生于1921年的罗登·贝里曾担任轰炸机飞行员和民用客机飞行员。1956年,他辞去洛杉矶交警一职,全身心投入编剧工作。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银幕是言情剧和西部片,罗登伯里想改写这种局面,为当时的影视文化注入科幻元素。1965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同意花很多钱对罗登·贝里的故事进行试播。1966年,《星际迷航:原系列》第一集上映。在过去的50年里,尽管经历了无数的风暴和困难,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了一个与《星球大战》同名的美国民族神话。罗登·贝里
《星际迷航》为何在全球拥有万千拥趸?《星际迷航》不仅是美国流行的文化产品,也是一部跨越古今中外、在全球拥有大量粉丝的“偶像故事”。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它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是许多人童年的记忆和生活的慰藉。这些粉丝中最优秀的在长大后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这个故事。例如,《重启》系列的现任导演艾布拉姆斯和林诣彬都痴迷于《星际迷航》。因饰演现代版福尔摩斯而走红的著名演员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从小就喜欢这部美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同意出演《星际迷航:黑暗无界》中的反派第一英雄。除此之外,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着名物理学家霍金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都是公开的《星际迷航》粉丝。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克罗斯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星球旅行的奥秘》的书,来讲述《星际迷航》背后的科学依据。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星际迷航》也成为中美文化交流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与《星球大战》一道,让国人认识到美国科技的先进与想象力的丰富。在令人迷幻的感官刺激之余,国人也或多或少将经济制度的变革与美国精神的某些侧面结合了起来,“企业号”的翻译或许是一个最佳的例子。换句话说,《星际迷航》已经成为连接全球各行各业人们的共同故事纽带和情感记忆。好莱坞著名导演、《星际迷航》重启系列的前导演JJ·艾布拉姆斯曾这样评价罗登·贝瑞创作的故事:“罗登贝瑞创造了《星际迷航》 ,他将人类联合成一个整体,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而是着眼星球与星球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克服各自的差异和矛盾,把力量结合起来对抗那些对我们都有威胁的事物,这是深刻的思考。”纵观整部影视剧,被无数影迷熟知的柯克船长的独白,或许被赋予了20世纪60年代罗登·贝里的“美国梦”:“太空,人类最后的边疆。这是星舰进取号的航程。它的五年任务,就是去探索新世界,寻找新生命和发现新文明,勇敢地航向前人所未至之地。”自19世纪末美国完成西进运动以来,美国人一度为“边疆失守”所困扰。当时美国人意识到,美国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所带来的海量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力、自由资本和自由市场。1893年,美国着名历史学家特纳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宣读了他撰写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引发巨大思想震动的观点:他认为是西进运动重塑了美国人和美国的国家特性。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是因为广大“边疆”的出现和被征服,才使美国人摆脱了原有的欧洲特征,转而被塑造成一个个“新美国人”。用特纳的话说,就是“他脱下了文明的外衣,穿上打猎的衬衫和鹿皮靴”。到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全面介入国际事务,最终成为“犹犹豫豫的霸权”和“勉为其难的帝国”,其边疆成为整个世界。在冷战时代,地球是不够的。美苏都把目光转向了外台空,台台空成为了美国乃至人类最后的边疆。对此,特纳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总结似乎是一个预言:“向边疆迁移曾经是这种扩张的最有力的事实,除非这种训练对一个民族没有影响,否则,美国人势必继续要求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以便发泄他们旺盛的精力。”因此,这一次,美国人脱下了文明的外衣,脱下了狩猎衫和鹿靴,穿上了太空衣服。美苏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台空的探索带有浓厚的军备竞赛和国家利益色彩。另一方面,罗登伯里试图将他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愿景融入《星际迷航》的故事中。与充满利益算计和各种阴谋诡计的官方政策不同,罗登伯里构思的故事充满了理想主义和开朗乐观的精神——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说,在罗登伯里眼中,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星际社会”,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将不再相互对抗和征服,而是将统一为一个“星际联邦”,一个于2161年10月11日在旧金山成立的星际联邦共和国。共和国坚持自由、共和、权利和平等的原则来管理人民,开发和开发泰国的资源空。其中,这个星际联邦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严禁联邦人员干涉前曲速文明的发展。这一原则的用意在于避免发达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文化污染”。熟悉《星际迷航》的影迷可能会想起,在《暗黑无界》中,影片剧情矛盾的缘起就在于主角柯克舰长为了拯救大副史波克,将“进取号”星舰展现在了土着人面前,土着人纷纷放弃原有的图腾崇拜物,转而向这个从海底跃升而起的庞然大物跪倒膜拜。电影中的原住民
这是罗登贝瑞对风行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反思。根据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其帝国主义的属性主要表现在某一先进文明试图摧毁落后文明的文化,并以自己的文化体系取而代之。这一理论范式在八十年代之后遭到了很多批判,如美国学者艾米丽•罗森伯格和德国学者杰西卡•赫克特就倡导使用“文化互动”和“文化迁移”来取代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而罗登贝瑞在美国混乱的六十年代就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一理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一方面,中国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白宫的高级官员正在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而罗登·贝里则在电视屏幕上向美国公众展示他的解决方案:在小型星际飞船“进取号”中,不同种族甚至不同星球的人可以为了共同的想法和目标而共同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最为经典的故事,莫过于罗登贝瑞大胆启用了三位不同种族的演员作为“进取号”团队中的核心成员:非洲裔女性通讯官乌乎拉、俄国裔领航员契诃夫和亚洲裔舵手苏鲁。在此以前,这三个种族的大众形象一直被丑化和标签化。特别是在民权运动沸反盈天的当时,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关系空前紧张,乌乎拉的扮演者尼切尔•尼科尔斯曾有一度意图退出剧组,是马丁•路德•金亲自通信给尼科尔斯,称“她所做的一切已经永久改变了美国电视上的肤色”。重新振作之后的尼科尔斯,与柯克舰长扮演者威廉•夏特纳奉献了美国电视史上第一个“跨种族之吻”。契诃夫和苏鲁也是俄国人和亚洲人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美国电视上。美国电视史上第一个“跨种族之吻”
《星际迷航》的余绪悠远绵长《星际迷航》的诞生和传播就像蝴蝶效应,在很多重要领域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比如1976年,NASA的第一艘飞船就应粉丝的要求命名为“企业号”;例如,摩托罗拉的首席设计师马丁·库珀受《星际迷航》中无线电话的启发,于1973年设计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手机...无疑,《星际迷航》是一部真正矗立在科技与人文交叉路口的优秀科幻作品。它是罗登贝瑞针对当时美国与国际局势的批判和畅想,其更重要的意义是故事中所蕴藏的人文价值:如史波克理性与感性的不断冲突映射着人类的性格困境、正派与反派的对抗反映出不同理念的争斗与妥协以及倡导多元文化共生的思想等。罗登贝瑞是一位不输于任何优秀政治改革家的伟大故事作者。1991年,由于苏联的突然解体,冷战戛然而止,《星际迷航》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它反映了我们的喜怒哀乐,引领我们在宇宙中畅游和沉思。参考文献:1.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2. 李道新:《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独特处境及历史命运》,《当代电影》,2001年第6期。3.克里斯蒂安·汤普森和大卫·波德维尔:《历史、历史写作和电影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4.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作为历史的电影史》,《世界电影》,1988年第2期。5.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展望》,《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6.汪朝光:《光影中的沉思——关于民国时期电影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7.罗伯特·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利。电影史:理论与实践。跨。李训。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8.Emily Rosenberg,“Cultural Interactions”, From Stanley Kutler,ed., Encyclopedia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Ⅱ,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ons, 1996,pp.695,698-708,710-715.9.杰西卡·吉诺-赫克特,“我们可耻吗?学术、文化转移和冷战-批判性评论”,《外交史》,第24卷,第3期,第465-494页。10.钱好:《:梦想“驶进”现实》,《文汇报》,2013年6月22日。11.李忆兰:“星球关系比国家关系更重要”,《南方周末》,2012年12月20日。12.弗雷德里克•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历史译丛》,1963年第5期,第30-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