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 拉美学者：古巴革命极具象征意义 但难以复制

【编者按】

2016年11月25日晚，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作为20世纪60年代拉美左翼游击革命的象征，卡斯特罗之死也引起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拉美革命给拉美社会留下了什么遗产？拉美左派如何反思古巴革命？近日，记者联系到正在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进行学术交流的奥尔多·马切西教授。他在乌拉圭共和国大学任教，研究领域是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革命。在奥尔多·马切西教授休息期间，记者邀请了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张琨与他交流。

奥尔多·马切西教授

本站：您听到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有何感想？

奥尔多·马切西:卡斯特罗的去世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意外。我的意思是，对于一个90多岁的老人来说，无论是古巴权力的核心，古巴人民，甚至是卡斯特罗本人，他都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菲德尔早在十年前就把总统职位交给了劳尔。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德尔的离开是一个明确的问题，已经被列入古巴各方的下一个议程。对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被处死的格瓦拉，也不同于被推翻的阿连德，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这一事件本身并不足以引起如此激烈的讨论。他的去世，在我看来，象征的意义要远远超出现实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革命浪潮中，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一举奠定了古巴在第三世界左派中的地位，而这两人，作为反帝国主义与反美国霸权的象征，也一同被世界所认识、被历史所铭记。格瓦拉早已战死，而卡斯特罗今天的逝世，某种意义上才宣告了那段冷战背景下革命岁月的终结。看似人们在讨论怀念卡斯特罗，实际上人们在讨论、反思冷战背景下的六十年代。

说起来，古巴革命的初衷是反对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卡斯特罗在这一时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上台后，他的政权确实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但以我个人判断，这个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环境的结果。在当时的古巴，为了维护主权和独立，一定程度的铁腕是必要的。后来，从卡斯特罗以不同方式对其他拉美左派政权的尊重和支持，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自己的思想中仍然支持政治多元化。比如智利的阿连德就是靠竞选上台的，这次事件赢得了卡斯特罗的同情和支持。卡斯特罗还派自己的警卫去智利担任阿连德的警卫，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菲德尔·卡斯特罗

本站：拉美革命兴衰的一个重要外因是冷战，所谓“兴于冷战，衰于冷战”。那么，从拉美内部的视角如何看待其兴衰？

奥尔多·马切西: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时，得到了古巴人民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甚至持续到半个世纪后。我个人希望这种支持能够继续下去。古巴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古巴人民缺乏政治权力和自由，以及美国在古巴的特权和掠夺。

影响拉美革命的原因很多。但总体来说，整个拉丁美洲在六十年代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大众的生活水准下降得比较厉害，工人工资降低，学生福利变差。一般来说，经济危机会推动政府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革，拉美一些政府，比如危地马拉、巴西、阿根廷也确实做出了一些尝试。可惜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下，任何背离美国经济政策或是自由主义的改良，都会被不自觉的“意识形态化”，会被美国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入侵”。这样一来，美国政府联合拉丁美洲各国的寡头阶级对所有的改良进行了扼杀。当改良的道路被堵死后，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也只剩武装革命这一条出路了。

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卡米洛·托雷斯，哥伦比亚的一名牧师，鲁汶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回到哥伦比亚后，他创办了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做了三四年的实地考察，希望通过考察和改善，提高哥伦比亚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最终，政府解除了他在大学的职务，禁止他自由发言。他认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是武装革命。因此，他参军了，成为拉丁美洲历史上最著名的死在山里的游击战士。

当时的卡斯特罗面对的情况差不多也是这样。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地区兴起的革命运动，是对六十年代经济下滑、美国干涉与改良无望等一系列事件的激烈反应。

拉美国家大规模的武装游击革命，甚至跨国游击革命和社会动荡，都导致了各国军政府的上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军政府在技术、人员和方法上给游击队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失败的原因一是双方实力差距过大，二是游击战的局限性，比如不能很好地联系群众。

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留下。如果将视线放长，那么我们便能发现，不论是八十年代兴起的人权运动，还是九十年代出现的进步政党，抑或是新世纪中拉美政坛集体的左转，其中都能看到之前六七十年代游击队员的身影。卢拉、穆希卡、罗塞夫、基什内尔和查韦斯都与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当时还确实参加过游击运动，甚至坐过大牢。在八十年代重返民主的进程中，他们重新出现在各国的政坛上，并对自己以往的理念进行了反思，采取了一系列较之以前相对缓和的改良措施，确保了新世纪拉美政局的相对稳定。

然而，古巴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因为卡斯特罗自古巴革命胜利后就一直掌权。虽然当时古巴输出了革命，但该国并没有经历上世纪60年代游击战带来的动荡；自那时以来，古巴没有经历过1970年代军事独裁统治下对左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系统镇压。当然，由于这种不同的经历，古巴没有1990年代恢复民主化的经验和经历。这些差异使古巴成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拉丁美洲革命史上的一个特殊例子。事实上，卡斯特罗和拉美左派对古巴的经历有很多反思。

本站：拉美左派与卡斯特罗对“古巴革命”的反思，您能具体说一下吗？

奥尔多·马切西:这么说吧。我想左派和卡斯特罗通过反思已经意识到，古巴革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但不能作为一种效仿的模式。

作为拉美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抵御美国支持下军事干涉的国家，古巴承载了太多美拉关系进程中弱势一方的希望和期待。古巴革命的胜利向拉丁美洲各国证明了：我们也能无惧美国的压力，成功地独立于世界政治的版图中。在整个意义上，对于六十年代乃至以后的拉美革命者来说，古巴革命的胜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暗示意义——同样是拉美人，他们都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行？

但与此同时，古巴革命的胜利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历史事件。卡斯特罗本人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初的革命输出后，古巴和卡斯特罗对拉美不同的左翼革命，无论是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之路”、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阵线，还是查韦斯推动的玻利瓦尔主义，都持尊重和支持的态度。不仅如此，古巴和卡斯特罗本人也在不断反思变化。我们大致可以按照以下几个阶段来划分卡斯特罗和古巴:在20世纪60年代，卡斯特罗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拉丁美洲人；20世纪70年代，由于与苏联关系良好，卡斯特罗本人和古巴都有一定程度的苏联化倾向；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卡斯特罗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昔日拉美人的态度。虽然卡斯特罗和他统治下的古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和姿态，但总的来说，卡斯特罗的个人好恶在古巴政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称他为独裁者。然而，我认为这种个人主义风格应该与拉丁美洲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传统联系起来。就像庇隆、巴尔加斯、查韦斯等拉美领导人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位“克里什马”领导人。高大帅气，言语挑衅，敢于反抗美帝国，善于给人民许下承诺，这些特点都非常符合大多数人所期待的领袖形象。

当然，并不是所有古巴革命之后的拉美革命都与其有关，比如九十年代在墨西哥兴起的萨帕蒂斯塔起义军，他们的革命逻辑就与古巴是不同的。前者更加强调印第安人这一族群政治权利的获取与身份认同。

瓦加斯

本站：您提到了墨西哥，那么我想多问一句，墨西哥在冷战中与古巴、美国的关系是怎样的？

奥尔多·马切西:这个问题很有趣。众所周知，墨西哥虽然在文化意义上属于拉美，但在地缘政治上却位于北美，经济政治高度依赖美国。可以说是拉美国家的特例。而且，这个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也值得深思。总的来说，它的态度相当摇摆不定。虽然经常批评美国的霸权行为，但根据今天解密的档案，我们可以知道，墨西哥政府通常只是进行表面的批评，并继续私下与美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古巴问题上，其表现类似——一方面与古巴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充当告密者，向美国报告当时古巴发生的一切。

本站：作为一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拉美学者，您觉得在两地的学术界对美拉关系和冷战中的拉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有什么不同？

奥尔多·马切西:说实话，美国有很多学者批评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多学者为政府辩护。前一类包括韦培德、格雷戈·葛兰汀等。虽然他们是美国人，但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甚至超越了拉美学者。这种情况在拉丁美洲也经常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两地的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值得提一下的是，总体来看，美国的拉美学界有着更充足的经费、更加齐全多样的书籍与资料，以及相对来说更多样化的视角。这些都是拉美同行所应该学习的。另外，还有一点差异在于拉美的历史学界中大部分历史学家只专注于本国内部的历史，或是本国某一方面的历史。举个例子，你在阿根廷很难找到有关智利历史的书籍，在智利亦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研究者自身的取向，但也同时包含着政治因素。各国的政府都希望大量出版有关自己国家历史的书籍，从而加强人们对本国的历史认同感。而在美国的拉美学界，则倾向于将拉美或是拉美的某一部分作为一个研究整体，以此讨论人员与思想在跨国区域范围内的流动与相互影响。当然这与美国历史学界“全球史”的背景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