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振 这位清代皇族格格给张作相做了儿媳 90岁时仍上台唱戏

天津住着一位爱新觉罗家族的格格，本名叫爱新觉罗·毓宜，后改名为金婉茹。她的父亲是庆亲王载振的次子溥锐，母亲是清末名臣叶赫那拉·那桐的六女儿张兰卿，丈夫是东北军关键人物张作相的四子张廷录。

金婉茹没正式上过学，没有学历，后来一直在达仁堂药店卖药，直到退休。但这位格格深受皇族家庭影响，曾师从溥铨、溥佐学习书画，随张伯驹学作诗填词，又得民国名票丁思禹、凌汉臣等人点拨，年届九旬时还在《辕门斩子》中扮了佘太君，是真正的贵族才女。她一直生活在天津，晚年和儿子儿媳同住在鞍山西道一处单元房内。

载振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之子，封贝子爵位，年轻时赴英、法、比、美、日五国考察，做过商部尚书。20年代，溥仪避居天津的第二年，载振也拉家带口来到天津。他买下了清末大太监小德张在天津英租界剑桥道新建的宅邸，定居于此，深居简出。

金婉茹生于1922年，载振来天津时，她刚刚4岁，从那时候起就一直住在天津庆王府里，度过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直到21岁出嫁。

天津的这座庆王府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壁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祖先堂，另外包括外围120多间平房。全家二十多口人，载振、溥钟、溥铨等人住在主楼二层，溥锐和妻子——那桐的六女儿张兰卿带着儿女们住在主楼一层。房子里有暖气，但不怎么暖和，家里有小锅炉，平时用煤烧锅炉供暖。当时院子里有花园，里面有水池喷泉和假山，假山上有亭子。楼外群房和地窨，由男女仆人及家属约百人居住。

载振每天下午两点左右起床，先到佛堂烧香拜佛，吃早点，吸食鸦片烟。每晚9点吃饭，饭后喝牛奶吃水果，再吸一次鸦片烟。天气好的时候他就到花园闲逛，玩赏花鸟鱼虫。他养过龙睛鱼、金鱼、天鹅、野鸭、虎皮鹦哥、蛐蛐、蝈蝈、热带鱼。他在天津二十多年，一直保持这种生活方式。

作为一家之主，载振在儿孙面前始终保持严肃，板着面孔。儿孙们每天必须给他问安，男的请跪安，女的请蹲安。他不准孩子们去外面的学校读书，金婉茹7岁念家馆，跟先生学《百家姓》《三字经》，还学习英语、书法、绘画、抚琴。她的书画老师之一是清末天津名家樊筱舫。

金婉茹有两个亲妹妹——金珍茹和金寿茹。溥锐主张让孩子们去外面上学，跟载振沟通多次后，金婉茹的妹妹们都进了学校，但金婉茹此时年纪不小了，就没去成，这是她终生的遗憾。

溥仪与载振关系疏远。因为溥仪痛恨庆亲王奕劻父子，1917年奕劻病故后，溥仪说了一句话：“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拒绝为奕劻留一个身后名。倒是黎元洪颁发了总统令，载振承袭庆亲王，成为名副其实的末代亲王。载振带着儿子去张园拜访过溥仪，但只去过一次，回来后就不准子女们再去了。

载振经人介绍结识了高星桥，当时高星桥与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两家合资，兴建了劝业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90万元。这其中有从东方汇理银行借的30万元贷款，载振投了约30万元，高星桥还上了这笔贷款。劝业场的业务经营由高星桥和儿子高渤海负责，溥钟、溥锐每隔一两天到劝业场事务所与高家父子见面。

载振常带着家中老少去劝业场天华景和中国大戏院听戏。金婉茹除了随祖父去中国大戏院听戏外，几乎从未去过任何地方。所以去大戏院听戏是她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径。一家人坐在中国大戏院二楼包厢听戏，她和妹妹们都穿着由家里成衣处做的长衫，比两侧包厢的小姐太太们身上华贵的旗袍要土很多。

载振给儿孙们做了几套行头，高兴时就让大家唱几出戏，载振就倚在二楼的栏杆上听，偶尔会称赞。尚小云、谭富英、奚啸伯、张君秋、马连良、白玉薇、李金鸿等名演员都到天津庆王府做过客。每逢喜庆生日举办堂会时，就在主楼大厅内铺地毯唱戏。

金婉茹幼时和姑姑金端生在自家唱过《武家坡》《坐宫》等生旦“对戏”。她由父亲、叔叔开蒙，又得天津名票丁思禹、凌汉臣点拨，初演老生，后改老旦，嗓音脆亮厚实，常演《钓金龟》《桑园会》《遇皇后•打龙袍》《赤桑镇》《大登殿》等戏。

21岁时，金婉茹嫁给了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的四子张廷录。张作相没什么钱，家里天天吃窝头就东北大酱，很少吃肉，过门后金婉茹嫌张家饭菜粗劣，常回娘家一住数月。张廷录在银行工作，夫妻二人育有一儿一女。

50年代，金婉茹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过，但因为没有学历，她被调到郑州道附近一家托儿所。恰好天津药材公司接收了这家托儿所，金婉茹也转入药材公司，在达仁堂药店卖药。中药厂组织文艺汇演，金婉茹唱老旦，终于有了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