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的变革 爱尔兰公投同性婚姻合法是性公民运动顶峰 那么何为性公民
2015年5月23日,爱尔兰都柏林,变装艺术家奥尼尔庆祝公投结果。东方集成电路图
爱尔兰通过全民公投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成为彩虹世界中最令人振奋的一则新闻,当人们还在为卢森堡首相结婚、副首相出柜这些应接不暇的好事而惊叹不已的时候,爱尔兰的这次全球首次同性婚姻合法化公投,将欧洲性公民运动推向了顶峰。性公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通过分析亲密关系和性身份的性政治来质疑和挑战传统的“公民身份”。吉登斯和贝克斯等社会学家都对亲密关系中的民主研究抱有极大的热情。吉登斯认为,性,包括个人生活中的亲密关系,是快乐与痛苦、爱与暴力、权力与斗争的竞技场,与公众的凝视隔绝。早在1950年,马歇尔就指出,公民更倾向于更大的社会范畴。因此,从最初的概念来看,一个在公共领域,一个在私人领域,所以公民和性完全没有关系。 Jeffery Weeks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19世纪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异性恋”与“同性恋”的二元对立,在20世纪遭到同志运动、拉拉运动以及集体的性别身份的挑战,随之逐渐开始出现松动。即便是同志运动陷入低潮阶段,以酷儿性存在方式出现的性政治的边缘效力也逐渐展露出激进的批判力量,具有性的身份并同时追求这一身份的政治权利的性公民也越来越进入公众视野。周认为性与公共领域的分离,一方面促进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但同时人们仍然认为性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公民的概念要求在公众中争取权利、获得和保持公民身份空。因此,性公民属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混合产物,性少数群体开始在私人领域追求公民权利。 他认为女权、同志和拉拉运动主要有2个特征,一个是反叛,同性恋骄傲游行、焚烧胸罩等行为都是不断地挑战传统的性别框架;另一个是公民身份的诉求,要求更加包容,更加接纳多元性倾向和性别关系,要求平等的法律保护,要求同性恋婚姻立法,以及要求伴侣权利、应有的社会地位等等。周认为,早在希腊城邦时期,甚至直到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革命中的公民概念仍然以政治参与为其核心要求。19世纪,各种工会领导的争取工人平等权利的新工人运动的出现,成为新一代公民的核心诉求,以社会经济权利为主要内容。性公民的概念突破了传统公民概念的局限,使公民概念的内容更加丰富。他认为,性公民的概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亲密关系中的民主;新身份的出现;关于个人生活的新的叙述或故事。 在我看来,亲密关系内部的民主包括性关系中的知情同意等内容。新身份的出现,则是期待更多不受公众接受的性少众群体的能见度能够得到提升。而个人生活的新叙事或新故事,则将性倾向和亲密关系的更多可能性纳入其中,这也是吉登斯在1992年的《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中提到的“生活的经验”的各种不同表达。从这个概念出发,无论是同性恋个体走出来养家糊口,还是以苹果CEO为代表的商业领袖走出来,抑或是欧洲政治领袖公开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性公民为获得自己作为公民的性身份权利所做的努力。欧洲领导人内阁的出来,因为他们的政治家风度,公然属于“性取向”的私人领域,这也给欧洲性公民带来了极大的政治支持。 将性纳入公民身份的权利范围之内,是性公民概念的核心内容。每一个个体与生俱来的性身份以及后天逐渐社会化形成的社会性别角色,既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元素的影响和制约,与此同时,性以社会化的方式存在也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由于传统的教育,对同性恋的偏见和歧视,以及宗教的教条约束,不论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自身的性的身份属性往往被忽视。性小众群体的性公民赋权的努力,透过边缘的力量,让普通人身上的性的公民属性获得逐渐被接纳和认可的社会能见度,因此而受益的不仅仅是同性恋人群本身。无论是美国的石墙运动,还是台湾省的同性恋大游行,以同性恋文化消费为主导的“粉色经济”的兴起,甚至是中国同性恋朋友的手机App应用,都是性公民运动的不同表现。这些都表明了个体性身份对公民身份的重新定义,并逐渐推动了社会意识的转变。 爱尔兰公投同性恋婚姻立法,更是意味着,性小众群体,终于完成了从抗争到赋权、从边缘到主流、从小众到大众的身份接纳。这种接纳,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国民都具有同性恋身份,而是说爱尔兰全体国民对公民自主选择的性身份表示的理解和尊重,普通公民所应该具有的性权利纳入到公民基本权利范围之内。一旦这种围绕性展开的公民权利得到认可,整个社会会呈现出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各种不同形态下的性别存在。即使是异性恋关系中的非主流亲密关系也会得到更大的认可和接纳,因偏见和歧视带来的性别暴力也会逐渐减少。相信爱尔兰支持同性婚姻立法的公投,一定程度上会加快世界各国承认同性婚姻为普通公民权利一部分的进程。也许到了那一天,李银河老师每年向NPC、NPC提交的同性婚姻立法提案会更加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