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秘闻 图忆 法国秘密军组织：以恐怖对恐怖 几次暗杀戴高乐都失败

2016年1月7日，是法国《查理周刊》遇袭一周年纪念日。在过去的一年中，只有5%的法国人肯定政府应对恐怖主义的措施。而回首历史，在60多年前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秘密军组织与法国政府上演过一场恐怖与反恐怖的混战。

恐怖袭击改变了生活

Delphine Renard清楚地记得，很多年前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她只有4岁。那是1962年的2月7日，一颗炸弹在她家窗户前爆炸。炸弹原本的袭击目标是住在同一幢房子内的法国作家、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但那天马尔罗恰巧出门了，逃过了一劫。炸弹是由法国秘密军组织安放的。同一天，他们在各处放置了10枚炸弹，分别对准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政客、记者和知识分子。

1962年，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象征。视觉中国信息

此前，不甘心失去阿尔及利亚的一群法国前军官，组成了秘密军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所有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不管是致力于民族解放的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还是法国政府本身。

在恐怖袭击中受伤的戴尔芬·勒纳尔被送往纽约接受治疗。她失去右眼后戴了眼镜。

这次炸弹事件造成7人受伤。小小的Delphine Renard成了这场仇恨的牺牲品，她失去了右眼。第二天，当她满脸是血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画报》上时，人们的心被击中了。而Delphine Renard的人生从此被永远地改变了，她的整个童年都被同一个噩梦纠缠着：身后一个巨大的白色雪人蹒跚着追逐她。很多年以后，因为那场爆炸的后遗症，她的左眼也彻底失明了。

戴尔芬·勒纳尔的不幸是普通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被恐怖分子不公正伤害的缩影。她的背后，牵扯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以爆炸等极端手段追求民族解放，法国殖民当局以严刑拷打作为回应，法国秘密军队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组织了一场以暴制暴的混战。

以恐怖对恐怖

1960年12月12日，在阿尔及尔，一名穆斯林妇女受到严格审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反殖民运动正风起云涌。彼时，法国刚刚失去了前殖民地突尼斯和摩洛哥。而在阿尔及利亚，自法国1830年建立殖民统治以来，大量欧洲人移民到此，他们被称为“黑脚”。殖民统治之下，阿尔及利亚人无论在当地还是法国本土，都受到歧视。二战胜利后，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的决心也日益坚定。

1945年5月8日二战胜利日，阿尔及利亚人在塞蒂夫游行庆祝，并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游行队伍中有人高举阿尔及利亚国旗，高喊独立口号。示威很快演变成暴乱，当地的欧洲人被屠杀成“法国存在的象征”。对此，法国殖民当局采取了全面的政策。根据法国官方统计，塞蒂夫事件导致103名欧洲人和1500名穆斯林死亡。但许多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真实数字远高于1500。事后看来，塞蒂夫事件具有里程碑意义。历史学家、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穆罕默德·哈尔比后来写道:“阿尔及利亚战争始于塞蒂夫”。

1956年9月30日，民族解放阵线派年轻的祖赫拉·德里夫在一家咖啡馆安放炸弹，造成3名法国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她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处20年监禁，并于1962年被戴高乐释放。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正式起义。在早期，该组织严格遵守不伤害平民的原则。但慢慢地，他们也使用起了爆炸等极端手段，袭击对象也不再限于法国的设施和警察，而是包括了与法国当局有联系的穆斯林。1955年6月，他们宣布对“所有法国人实行全面战争”。

直到1955年8月菲利普维尔事件爆发5个月后，《法国快报》才在头版报道。

1955年8月，在菲利普维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分支组织袭击了26个“黑脚”集聚地，并造成123人死亡。怒火中烧的法国殖民当局随即处决了1273名阿尔及利亚囚犯加以报复。

除了铁丝网，莫里斯防线上布满了地雷和巡逻士兵。

之后，法国政府为将普通老百姓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隔绝开来，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境修建了莫里斯线，甚至一度将阿尔及利亚人转移安顿，集中居住。然而，因为集中居住的条件恶劣，结果招致了阿尔及利亚人更多的怨恨。

1958年6月6日，戴高乐抵达阿尔及尔后会见了雅克·马格。右翼的萨朗将军后来发动了政变。

为稳定阿尔及利亚局势，1957年1月，雅克•马絮 被派往当地。但他当政时期，殖民当局被指使用了酷刑和非法审讯手段。因为有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记忆，法国民众对使用酷刑敏感且反感。此后，Roger Wuillaume被责令调查此事。他的报告表明，酷刑确实被广泛使用，比如残酷的水刑和电刑。1971年，马絮也在自己的书中承认，他的手下们当时使用了酷刑。但他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那些使用恐怖手段的叛军相比，使用酷刑来消灭恐怖主义的法国军人简直就是唱诗班男孩。“我们遵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法则”，马絮如此辩解。当时的情况，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爆炸成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对付欧洲人的策略，而酷刑则成了法国人为获得情报使用的手段和策略。直到90多岁高龄后，马絮在一次采访中对使用酷刑表达了遗憾，他说：“当时的情况下，酷刑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

1961年10月17日，在巴黎附近的一个警察局里，被捕的示威者受到了警方的监视。刚果解放阵线组织的示威被警察镇压，导致40人死亡。但实际数字可能要大得多。

如果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争取民族独立而采取的爆炸等手段，是当时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弱者的武器”，那么法国的秘密军组织 以极端的方式对之的回应，则完全要另当别论了。

1958年6月，戴高乐重新掌权，试图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958年10月3日，他在一次演讲中呼吁:“为什么杀人？人应该活着！为什么讨厌？...停止这些荒谬的战斗。”在演讲的最后，戴高乐高呼:“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万岁”。这似乎暗示着很多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期待将会破灭。

1961年4月23日，若昂、萨朗和查尔斯三位将军参加了政变。

然而，一些法国人并不甘心于此。1961年4月22日，为阻挠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前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司令萨朗同另外三名将军泽勒、夏尔和儒奥，一起发动了军事政变。面对叛乱者的威胁，戴高乐在电视上强烈谴责了这“四位退役将军”的政变行为。该行动不久就以失败而告终。

1961年4月26日，人们聚集在一起听萨朗和其他发动政变的人的演讲。

萨朗和戴高乐。视觉中国信息

萨朗曾参加过印度支那战争，于1956年晋升上将，后被任命为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总司令。萨朗与戴高乐的渊源颇深。他曾在1958年戴高乐的再次上台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那一次，正是他在阳台高喊“戴高乐万岁”，让已经隐居科隆贝的戴高乐顺势出山。萨朗的军队有这样一个宣传口号：“地中海穿过法国就像塞纳河穿过巴黎。”但这一次，坚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萨朗，与已打算让阿尔及利亚自己选择前途的戴高乐分道扬镳了。

1961年11月1日，在巴黎，法国消防员赶到秘密军队组织的恐怖袭击现场。萨特等人参加的反种族歧视游行刚刚经过这里。

政变失败后，萨朗逃到了西班牙，并与Pierre Lagaillarde等人成立了法国秘密军组织。OAS的支持者主要是来自阿尔及尔和奥兰等地的贫穷白人。当地错综复杂的地形给了OAS犹如FLN在山区作战同样的优势。据当时《世界报》的统计，从1961年5月到1962年1月，秘密军队组织在阿尔及利亚共进行了5862次袭击，造成了269人死亡。

1962年3月5日，属于犹太人和欧洲人的商店也在阿尔及尔遭到秘密军队的袭击。

秘密军队组织下设三个机构，分别是专门从事暗杀、爆破的“作战行动”组织，负责宣传的心理作战组织，以及负责筹款联络的组织。除此之外，OAS在法国本土还有一个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行动团。在比利时，OAS有自己的印刷厂和武器库。对暗杀对象的选择，OAS遵循着能引发的效应大小的原则。1962年3月15日，他们暗杀了包括作家Mouloud Feraoun在内的六名教育界人士。Mouloud Feraoun身中数弹而亡。OAS将暗杀的地点选在了社会教育中心这一公共场所。当时，距离埃韦昂协议的签署还有几天。Mouloud Feraoun是作家加缪的朋友，和希望休战的加缪不同，Mouloud Feraoun将战争归因于殖民者的利己主义，尽管对双方的暴力行为都不满，但他还是选择了支持独立的一方。

法国秘密军队在阿尔及尔的街道上留下涂鸦，大棒砸碎了戴高乐头上的一个包。

为了达到更好的威慑效果，OAS有时还会在暗杀场所留下签名。OAS采取的“焦土政策”，意在表明哪怕失去阿尔及利亚，也要留给阿尔及利亚人一个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的阿尔及利亚。为此，他们也恐吓当地的欧洲人，要把他们吓走。OAS给出“箱子或者棺材”的极端选择，即要么走人要么被杀。

1962年3月23日，埃维昂和平协议签署后不久，一名阿尔及利亚妇女在阳台上愤怒抗议。法国殖民当局和秘密军队的交火在她的阳台上留下了痕迹。

OAS甚至将戴高乐也列入了暗杀名单。1961年9月8日晚，戴高乐的专车行驶到塞纳河桥镇附近时，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炸弹爆炸了。然而，戴高乐的车从火球中穿了过去却安然无恙，原来是炸弹提前爆炸了。根据爆破专家的看法，是当时引爆装置安装不当让这次暗杀失败了。

1962年8月22日，戴高乐的专车上布满了美洲国家组织分子留下的弹痕。

即使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OAS的暗杀活动也没有收手。1962年8月22日，在戴高乐从巴黎前往Villacoublay军用机场的路上，在帕蒂-克拉玛，OAS分子朝他的专车开枪，但OAS分子的枪法并不准，凭借司机的高超技巧，戴高乐和夫人甚至他们车上携带的活鸡都毫发无损。

1961年12月1日，在法国巴黎，人们在街头抗议秘密军队的恐怖行动，称他们为“杀人犯”。

1962年2月8日，德尔芬·勒纳尔事件后的第二天，大批民众举行了反对美洲国家组织的示威游行。警方的镇压造成了混乱，导致数人死亡。

如果说早期的OAS还能得到一部分军官和一些普通民众的支持，随着时间推移，当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而OAS还继续频频制造着暴力事件，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则明显不得人心了。尤其类似Delphine Renard这样的事件。于是，法国政府针对OAS的行动开始了。

充当雇佣兵的特工

为对付秘密军组织，戴高乐动用了密探，他们从各个领域被招募进来，比如投靠法国的越南人，街头混混等。同时，警察头目Michel Hacq成立了对付秘密军组织的C小组，专门从事反恐活动。虽然充当雇佣军的密探们被秘密军组织的行动团打得落花流水，但多亏了他们的情报，Michel Hacq旗下的警察在三个月时间里就逮捕了600多名OAS成员，其中包括69名杀手和62名负责投弹的恐怖分子。萨朗本人也于1962年4月被捕。

1962年4月20日，法国秘密军队领导人萨朗在阿尔及尔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在1968年5月的风暴中，萨朗被戴高乐赦免。

恐怖分子还是爱国者？

前来参加萨朗案的警察穿着制服。视觉中国信息

当然，萨朗不会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1962年5月23日，萨朗案在法国本土宣判。当日，法院的台阶上，是一批批前来听审的警察和军人。当萨朗被法官宣布判以终身监禁时，他松了一口气大笑起来。原本，众人以为萨朗会因为政变和领导秘密军组织而被判死刑，但法官却宣称本案有“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然而没有人再去关心所谓情况是什么，此时大厅中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人们高唱马赛曲或者高喊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

案件宣判后，萨朗与律师拥抱庆祝。东方集成电路数据

萨朗案法庭上的气氛，某种程度上正是法国社会对秘密军组织态度的折射。在法国国内尤其是军队中，有很多OAS的同情者。甚至一些政客也公开支持它。萨朗的律师也将他描绘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了法国利益而奋斗的受人尊敬的将军。若干年后，戴高乐释放了一批秘密军成员，对此他评价道：“爱国主义有时候是盲目的”。

有趣的是，法国秘密军队的一些成员将与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OAS分子Edmond Jouhaud曾在审判中辩称:“我的行动和立场只能在特定的背景下解释。当然，如果没有FLN，就没有OAS。因为FLN，才会有OAS”。然而，在FLN及其支持者看来，FLN的存在是因为法国的殖民统治。因此，一方眼中的自由战士成为另一方眼中的反叛者，而自称爱国者的人被自己的国家视为恐怖分子。就他们的命运而言，随着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民族解放阵线通过选举成为合法政党，而法国秘密军队组织则土崩瓦解。

人们哀悼死于法国秘密军队的受害者。视觉中国信息

很多年后，当记者问起Delphine Renard，假如有机会与伤害她的恐怖分子见面，她到时会说些什么。Delphine Renard是这样回答的：“我想问他们是否后悔。我试图去理解，他们如何能为了一个口号而忘记自己的人性。我也想问问那个在窗口安放炸弹的人，是否看到了，在房间里，一个小女孩正躺在地上阅读。但我很害怕会听到他们说完全不后悔，除了让马尔罗逃过一劫。”

戴尔芬·勒纳尔可能不会遇到他们。时代变了，当年的恐怖分子可能已经死了。即使他们还活着，也很难说他们会对多年前的流血事件负责。她能期待另一个结局吗？历史不能假设，但文学可以表达善意和人性的期待。贾母的五幕剧《义人》取材于现实。在其中一个场景中，社会革命党成员卡亚耶夫准备刺杀大公，但在投弹的瞬间，他看到车厢里还坐着两个孩子，卡亚耶夫下不去车。面对同伴的质问，卡亚耶夫回答说:“如果是为了一个我不确定的遥远国家，我不会正面攻击我的兄弟。我不能再给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正义增加活生生的不公正。”

参考资料：《戴高乐传》

A Policy of Violence: The Case of Algeri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