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和约 “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冲破谎言与权力交易的牢笼

“我是证人”：从尹贞玉到金学顺

战后，日本军队的“慰安妇”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这只是近20年的事情。早在1973年，日本人夏光的《军中慰安妇》一书，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问题在韩国小说、电影和研究著作中被零星提及，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战后，韩国社会长期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社会不够开放，不能公开谈论“性”。就这样，这个问题沉寂了快30年。

不过，沉默不一定就意味着遗忘。在这30年里，有一个人一直对此心怀疑问，无法释怀。她就是梨花女子大学的尹贞玉教授。尹贞玉出生于殖民地时期。1943年，她就读于梨花女子专门学校家庭学系。那年，她十七岁。当时正值朝鲜的未婚女性以“勤劳挺身队”的名义被日本帝国主义大量动员到军需工厂、前线的时期。11月的一天，一群日本人来到梨花女专，发给每个学生一张表格，不加任何解释，就让她们在上面签字。学校老师也按照指示怂恿学生照做。幸亏尹贞玉的父母提早得知了内情，第二天立即让她退学，才使得她逃过此劫。尹贞玉虽然幸免于难，但她心里却始终割舍不下被日本人招去的小伙伴们。解放后，她到处打听那些以“挺身队”名义被动员去的同学们的下落，令她不解的是，男孩子们很多都回来了，女孩子们却不知去向。当时，尹贞玉花了一周时间，每天跑到首尔火车站，逢人就问是否知道女子挺身队队员的下落。在她的死缠烂打之下，才渐渐追问出女孩子们是被送去当慰安妇、客死他乡了。所谓的“勤劳挺身队”，虽然名义上宣称是“勤劳奉公”、为国劳动，但是当时很多朝鲜少女就是以这一名义被拐骗过去，最后落入充当日军“慰安妇”的火坑。尹贞玉得知真相后，在后怕之余，更多的是对那些被日军蹂躏的女同胞们的愧疚。成为梨花女大的教授后，尹贞玉将这一份愧疚化为责任感，不断搜集资料，等待时机为那些不幸的小伙伴们沉冤昭雪。

20世纪80年代，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韩国的女权运动也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性买卖、性暴力和性别平等成为女权运动的焦点。特别是韩国教会妇联对朴正熙执政期间开始实施的“卖春观光”进行了强烈批评，并开玩笑说，以日本男性游客为主的“卖春观光”是现代版的“慰安妇”制度。战后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利益为名任意操纵女性的现实，如美军为日本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基地村”和“卖春观光”，也赋予了“慰安妇”问题新的时代意义。1987年，尹振宇教授和韩国教会妇女联合会走到了一起。他们一方面开始寻找昔日“慰安妇”的踪迹，另一方面开始接触中国各行各业的妇女团体，并于1990年11月发起成立韩国站队对策会议，凝聚韩国各大妇女团体的力量。自此，“挺对协会”成为韩国最大、最权威的旨在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民间公益体育组织。此外，尹振宇教授还牵头成立了专业研究机构“常务团队研究协会”，从研究领域支持“常务对抗协会”活动。

日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于战败之际下令销毁了大量关于“慰安妇”的档案资料。因此，为了跟日方交涉，原“慰安妇”证人的存在就显得很有必要。虽然尹贞玉教授于80年代就曾到冲神等地寻访过原“慰安妇”，但是要让伤痕累累的老人亲口说出这一段往事谈何容易。就在“挺对协”苦苦等待之际，1991年7月，终于出现了一位名叫“金学顺”的老人。她主动找到相关负责人，并说明了自己来访的意图：

“我叫金焕松。最近看新闻，发现像我这样的人还在吞声，但那些分享神人共愤的坏人在说谎。我不能再看了。我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我一个人，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上帝让我活到今天，好像是为了今天，然后我会告诉你我应该说什么。”

就这样，1991年8月14日，金学顺老人以亲身经历为证词，成为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强征“慰安妇”暴行的活证人。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社会的女性贞操观念依旧很强，金学顺老人此举无异于响彻隆冬的春雷。继她之后，其他的“慰安妇”受害者也受到了鼓舞，开始陆续出来作证。“挺对协”方面旋即于1991年9月开通“挺身队举报电话”，鼓励受害者揭露事实、扞卫正义。同时，“挺对协”极为重视这些活证人的证言，系统地听取、整理她们的口述资料，前后出版了7卷原“慰安妇”口述资料集。不仅如此，“挺对协”还于1991年1月8日开始组织每周一次在日本大使馆门口举行的“周三集会”，敦促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20余年来风雨无阻的“周三集会”，现已举行1200余次，俨然成为韩国“慰安妇”运动的一大象征性活动。

“慰安妇”的老年受害者至今饱受身心折磨，解放后很大一部分无依无靠。“亭兑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对他们的物质帮助，给政府施加压力。1993年6月，推动国民议会制定相关法律，从医疗、住房、生活补贴等方面给老年人带来切实的照顾。韩国佛教界还出资建立了“共享之家”，为一些曾经的“慰安妇”和老人提供了生活场所。然而，尽管“非常正确的协会”和政府都鼓励受害者宣布其受害者的事实，但到目前为止，只有238名受害者向政府申请登记。换句话说，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已经死在慰安所和战场上，或者由于社会压力仍然被禁锢在沉默和痛苦中。

2016年在韩国上映的“慰安妇”题材电影《鬼乡》

“慰安妇”问题的国际化：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颉颃

正如二战期间日本强行招募“慰安妇”是国际犯罪一样，解决“慰安妇”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走国际路线。尤其是日本政府一再否认日本的国家责任，韩方针对日本“慰安妇”提起的诉讼，总是被驳回或败诉。因此，韩方很早就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一问题的国际化。协会成立后不久，就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投诉日本强行招募“慰安妇”的罪行，并与各国相应组织广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慰安妇”问题上，“挺对协会”还与朝鲜“太平洋战争慰安妇和受害者赔偿委员会”积极合作。同时，韩国灵活运用北美和欧洲华侨华人的力量，加深对欧美社会“慰安妇”问题的认识。21世纪初，许多欧美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敦促日本政府解决“慰安妇”问题。这可以说是“慰安妇”问题国际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慰问妇”的产生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所致，但是战后70余年“慰安妇”问题的悬而未决，牵涉的却是更多的主体。其中，1951年在美国主导下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可以说很难摆脱干系。韩国因为在二战时期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战后并未被列入战胜国之列，而且因为南北分裂的问题，在《旧金山和约》签订时，与中国一样被排除在签字国之外。《旧金山和约》没有解决朝韩两国和日本之间的求偿权和财产问题，而是让这些国家之间另外再行协商。正因为这样，才有了1951～1965年长达14年的韩日间的7次协商和1965年最终签订的《韩日协定》。并且，目前韩国学界认为该条约的很大一个问题还在于没有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本身进行惩罚，这也是导致韩国“慰安妇”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等列强本身就是殖民活动的老手，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在意殖民行为本身。

殖民经历使以“挺对会”为中心的韩国“慰安妇”运动带来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但不同国家的情况不同。首先，日本的“慰安妇”很多都是妓女，这与韩国可怜的少女被骗去做“慰安妇”的情况大不相同。其次，当时中国被占领。与上述两种情况相比，实际被强奸的妇女更多。在中国，以刀、枪等强制手段迫使女性就范的“广义胁迫”，不同于殖民地依靠行政权力，通过雇佣诈骗进行敛财的“狭义胁迫”。此外，这三个国家的“慰安妇”之间确实存在等级制度。当时“慰安所”的接待费标准规定，日本女性最高，韩国女性第二，中国女性最低。因此，韩方认为，韩国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殖民统治下民族差异、贫困、宗法制度和阶级交织的结果。为了突出韩国“慰安妇”的特点，赢得韩国社会更多的支持，韩国“慰安妇”运动塑造了“纯国民女儿”和“被拐少女”的形象。他们失去的青春和贞操已经变成了现代朝鲜主权被日本蹂躏的象征。

但是，韩方所塑造的这一形象，却遭到了世界其他国家相关组织的质疑和诟病。在国际上，日军“慰安妇”制度更多的是在战时性暴力和反人道主义罪行等框架下加以讨论，而韩国总是强调殖民地经历的特殊性，这时常成为引发争论的导火索。尤其是女权主义者经常批判这是男性本位的民族主义宰制韩国“慰安妇”运动的表现，认为对贞洁少女形象的过于强调，到头来只不过是在为父权家长制背书而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女性学专家山下英爱因为不满“挺对协”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毅然断绝了和“挺对协”的合作。不过，面对外界的批判，“挺对协”自身也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挺对协”认为韩国的“慰安妇”运动坚持强调殖民地的特殊经历是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主义的泛滥；同时，外界所批判的“民族主义”策略是出于争取韩国大众支持的现实性需要。反思之余，“挺对协”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国际上尽量淡化所谓的民族主义色彩，更多的在维护女权、人权、世界和平的旗帜下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韩国慰安妇团体敦促日本政府合理解决慰安妇问题。东方集成电路数据

路在何方：2015年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之后

此时，读者不禁要问:除了非政府组织“挺向协会”之外，韩国政府还做了什么？虽然韩国政府响应民众呼吁，立法保护“慰安妇”受害者，为其生命提供保障，但在“慰安妇”问题上与日本的外交却常常表现出软弱和无力。韩国政府的这一表现与1965年签订的《韩日协定》有很大关系。50年代中期，美国对朝鲜的援助减少，韩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强调与日本合作。随着1965年《韩日协定》的签订，可以说韩国政府以牺牲个人向日本索赔的权利为代价，换取了日本的大量援助资金。这给日本留下了借口，让日本很容易将“慰安妇”的责任转嫁给韩国政府。2011年8月，韩国宪法法院判定韩国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不作为“违宪”。这一判断给韩国政府带来了一定压力。此外，朴真慧作为女性总统，必然会在这个与女性直接相关的问题上采取更多的行动。此外，为了摆脱亲日派父亲朴正熙带来的阴影，朴槿惠在推动解决“慰安妇”等历史遗留问题时，也需要为自己赢得更多支持。自2014年4月以来，韩国和日本举行了主任级会谈，以促进"慰安妇"问题。最后，2015年12月28日，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外交部长协议。协议规定，日方投资10亿日元，韩方成立财团，对“慰安妇”进行补偿和治疗；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承诺拆除2011年12月竖立在日本大使馆前的一个女孩铜像，两国同意今后不再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就“慰安妇”问题发生争执。

消息一出，韩国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痛骂这是丧权辱国的“乙巳条约”的翻版，有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1995年日本所炮制的国民基金的死灰复燃。日本政府的道歉依然只限于道义层面，绝口不提政府的法律责任，而日方出资的10亿日元也像当年的国民基金一样性质不明，在“赔偿”和“补偿”之间玩弄文字游戏。更令人气愤的是，政府的决策过程完全排除了受害者当事人和25年来一直处于韩国“慰安妇”运动核心地位的“挺对协”的参与。甚至有很多人感慨，“12.28协议”让20多年来韩国“慰安妇”运动所积累的成果一夜之间化为了泡影。不过，这更多的是气话。回过头来看，别的姑且不说，20余年来“慰安妇”运动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促进了韩国社会本身的成熟。20多年前，韩国人以“慰安妇”为民族的耻辱而缄口不言；20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却能够以包容的心态去拥抱这些伤痕累累的老人们。

我们相信，“12.28协议”绝非韩国“慰安妇”运动的终点，而是预示着下一个更为波澜壮阔的阶段的到来。它要冲破虚伪、谎言、权力交易的牢笼，还世人以真相，赐伤者以治愈，馈后人以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