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疫情形势 疫情后的世界发展格局观察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事件之一。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疫情引发的问题、分歧、矛盾或冲突再次严重冲击了二战后形成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全球经济秩序。

从全球治理体系、投资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科技颠覆、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看，世界已处于剧烈动荡的大变局中。面对当前局势，中国审时度势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思路。

发展离不开更加稳定友好的国际环境。在动荡不确定的世界中，如何为“双循环”战略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博士对此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向冰

来源 | 《财经》杂志

地缘政治与全球治理体系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于二战之后的世界发展格局基础之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发展格局变为“一超多强”，形成了美国主导、各国广泛参与并由各类国际组织专业化协作与管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核心“创始人”，或是出资额最多的“大股东”，承担了必要的“责任”，也做实了其全球领导者地位。

近年来，全球治理体系变得越来越低效。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先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美国“退群”导致全球治理“无领袖”，“大股东”不关心“地球村”的发展，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战后影响面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之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本来，各国应精诚合作，共同抗疫，并致力于早日恢复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从各经济体的表现看，彼此间不仅缺乏真诚合作，反而各自为战甚至相互指责与拆台。这种局面充分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及其协调机制的无效。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分裂”趋势，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全球治理体系更加撕裂甚至走向崩溃。

事实上，“美国优先”“退群”的做法，宣告了美国暂时放弃了其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发展格局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特朗普也在“一股独大”的美国全球治理体系时代按下了“暂停键”。

未来，依靠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各类国际组织协商解决全球重大发展议题，通过全球共识来化解矛盾冲突应对全球挑战的有效性或将大大降低，各经济体间合作发展的挑战可能会越来越大，潜在矛盾与冲突也可能越来越多。

第二，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加上单边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日渐盛行，地缘政治摩擦与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此次全疫情冲击后，地缘政治风险会进一步加大。

第三，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稳定的中美关系对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中美合作则多赢，反之可能导致全世界满盘皆输。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美之间的竞争和争端越来越多，双方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美国挑起的“中美脱钩”和所谓“新冷战”，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和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2020年底，美国将迎来新一届大选。与特朗普单打独斗、靠一己之力“手撕”世界的做法不同，从过往经验和方法看，民主党及其竞选人拜登或许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差异，也更加善于构建国际联盟。

如果拜登上台，很可能会利用美国的国际联盟和意识形态分裂，进一步推动中美“脱钩”和中国与西方世界“脱钩”。

总而言之，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中美关系逆向而行的大趋势或许不会有大的变化。

全球投资和贸易体系的转变

后WTO时代的特点

现有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是在二战后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世贸组织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社会将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简单地归结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恶果，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再崛起等话题成了一些西方经济体内部各种问题的一个“替罪羊”。由此，产生了突出的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意识。长期看，这种趋势对经济全球化和WTO体系都构成了重大挑战。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体系的构建者和主要推动者。

特朗普政府主张“美国优先”、“退群”、打击主要贸易伙伴与重修许多重大贸易协议、挑起贸易争端、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等种种做法，表现出对WTO规则及其经济秩序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加速了世贸组织的解体，这场疫情或许已经彻底宣告了世贸组织时代的正式结束。

在大变革的趋势下，世界经济或许已进入到“后WTO时代”，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将可能呈现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更多的经济体可能会选择“独立”和“自力更生”。

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隔离政策导致物资短缺，凸显了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也引发了经济及生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的担忧。

未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许多行业和产品贴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战略性标签。一方面，要努力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以此为借口实施投资限制和贸易保护，增加了市场准入难度和经济交易成本。

其次，类似于WTO的新的全球性投资贸易体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或难以成型，多边、双边和区域性的投资与贸易协议或将成为主流。

现有WTO体系支撑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时代虽已结束，但在全球治理体系崩溃、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和恶化的背景下，短时间内建立新的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局面下，未来的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投资与贸易协议或将不断涌现。

虽然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加速上述两大趋势的变化，但笔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拥有全面完整的产业链、全流程和全球经济生产能力。实践“独立”和“自力更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种战术对于中小经济体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能够依托自身庞大的内部市场更为重视打造相对独立且完整的产业链，构建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全球新格局下，依靠内外双循环以支持中国的持续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总体来看，在新的世界发展格局下，美国和日本在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产业链调整可能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从产业链完整、产业门类齐全、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等方面来看，欧盟和中国在应对后WTO时代“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挑战方面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优势。

中国应对之策的思考

在百年未有的全球变化下，挑战中蕴藏着巨大的战略机遇。中国审时度势，在国内外提出了“双循环”的构想。

结合上文所述对世界发展新格局的观察，笔者对如何营造优势的外部发展环境以更好支撑“双循环”战略做了如下思考。

第一，经济利益有助于团结连横，广交朋友，营造友好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是中国在世界上广交朋友的一个基石。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商品贸易出口约占全球总量的13%，进口约占11%。

可以说，“中国制造”和“中国消费”是中国合纵连横的强大经济基础。

近年来，中国在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自贸区建设、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金融、汽车等产业开放、上海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国策的精耕细作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这些努力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吸引力，巩固中国与世界各经济体的投资和贸易关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有助于扩大并夯实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朋友圈”。

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在新的形式下，只强调利用经济利益发展友谊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在经济与贸易上对中国的依赖远高于美国，中澳之间无可置疑存在巨大商贸纽带关系。

然而，近年来，在地缘政治、国际治理、国家安全等诸多敏感问题上，澳大利亚几乎始终站在美国的立场上。

比如最近在华为问题上，澳大利亚先于美国开“第一枪”，成为全球第一个禁止华为等中国供应商为其提供5G设备的国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澳大利亚主动与美国、法国、德国、新西兰等盟友沟通，牵头脱离WHO展开所谓的针对中国的“国际调查”。

面向未来，在强大的经贸利益基础上，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非经济利益，以改善、发展和加强中国的国际关系。

这些非经济元素的一部分，可以包括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包括政治价值观、文化和外交政策等。

当今世界，不同经济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宗教与信仰及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每个经济体所关注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对各个非经济元素的重视度也各有不同。

面对当前的全球变化，中国可以将连横与非经济元素结合起来，多交朋友，多交真朋友，全面拓展和巩固中国在世界上的铁杆“朋友圈”，为“双循环”战略构建更加和平、友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第二，加发展快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关系，将“儒家经济圈”发展成为一个战略着力点。

为了在未来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国应该全面加快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关系的谈判，在全球投资贸易体系中与连衡齐头并进。世贸组织时代的全球循环将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相呼应。

从文化和地缘关系角度看，着力发展“儒家经济圈”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重要战略抓手。

“儒家经济圈”

2017年底，借鉴“盎格鲁圈”的提法，笔者提出了“儒家经济圈”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

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省，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八个经济体。

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庞大，内部经贸关系耦合度高，长期发展潜力巨大。

1)经济方面，根据IMF数据，2019年儒家经济圈GDP为22.7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6.7%。

2）贸易方面，2019年儒家经济圈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为27.8%，远高于美国，低于欧盟。其中，儒家经济圈成员内部商品贸易比重较高，与欧盟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3)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中，儒家经济圈企业202家，占比40.4%，营收占所有《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总营收的38.7%。

在儒家经济圈的基础之上，中国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区域化战略。

第一，从儒家经济圈到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

本文的东亚包括中日韩及东盟十国。东亚与北美、西欧并成为全球最大的三大经济中心，且近年来东亚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心。2019年，东亚地区GDP总量达到24.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为27.6%。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2020年一季度，中国与东盟商品贸易额突破1400亿美元，东盟首次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未来，通过大力发展儒家经济圈，构建“CES+ASEAN”融合发展机制，同时加速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进而形成更为全面的和更有深度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

正如李克强总理指出的，“中日韩是近邻，我们愿意在大循环中建立中日韩小循环。”

同理，在后WTO时代被重构的世界大循环中积极建立东亚循环，打造一个经济协作与文化融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极地，将有助于中国应对后WTO时代的挑战。

第二，从东亚走向世界。

依托儒家经济圈及东亚经济的整体协同效应，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并推动各类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发展计划，进一步扩大国际循环的范围。

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

全球市场方面，2020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关系协定”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也要从更高的战略层面重视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努力把欧盟发展成为后WTO时代中国的核心经济伙伴。

欧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集团，其商品贸易全球占比约32%。欧盟无可置疑的是全球商品贸易的龙头老大。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并积极与欧盟构建更为深入的贸易与投资关系。

例如，2013年6月，美国奥巴马政府开始与欧盟谈判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被视为美国制衡中国、构建新世贸组织体系的重要一环。

2018年7月，日本先行一步，与欧盟在东京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同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关系。

从2012年2月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到2013年11月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方都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作为中欧关系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截至2020年6月，双方已进行了29次会谈。一旦达成协议，CAI将取代中国与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6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议。

全面加强与欧盟的经贸关系，构建一个类似于日本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应对全球投资贸易体系大变革及“中美脱钩”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总而言之，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可能需要新视野、新格局、新思维、新对策来应对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取势于中国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以及在“一带一路”多年发展的成果，以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元素双管齐下，夯实与拓展中国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关系。

通过构建核心节点的多边和双边投资贸易关系，可以在后WTO时代新格局中整合联恒，为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整合全球资源搭建更多更好的桥梁和平台，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拓展更大更友好的国际空空间。这些努力也将有助于应对“中美脱钩”风险和潜在的“新冷战”，瓦解美国试图建立的反华或排华联盟。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由东盟10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参与，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它最早由东盟国家提出，由东盟主导。它是成员国相互开放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组织形式。如果RCEP成功，将覆盖约35亿人口，GDP总量将达到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覆盖面积也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答记者问。

目标

原标题：《疫情后的世界发展格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