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尼style 张琦：多维度冲突背景下的竞选式执政

介绍

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以共和、民主两党的党间冲突，共和党的党内冲突，以及主要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冲突、主要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之间冲突为写照的多维度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濒临失序的政治生态。与上述多维度冲突的政治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缺乏从政经验、欠缺政治资源的特朗普，并未完全受制于相对不利的政治环境，而是通过近两年的执政实践，逐渐搭建起一套以延续与实践“特朗普主义”为主要线索，并以行政命令、社交媒体、集会演说等为主要方式的竞选式执政框架，在多维度冲突的执政环境下进行持续性的政策推进、政治传播、选民动员。这一套有别于传统执政模式的竞选式执政框架，虽然对于特朗普巩固自身政治基础、延续民粹主义政治联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状况与民主政治的既有危机，并导致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遭受由内而外的“自杀性”破坏。2019年以来，随着特朗普第58届总统任期进入后半期，美国国内政治纷繁芜杂的局面并未出现根本性改观，而特朗普一切以竞选连任为纲的竞选式执政框架也未出现显着变化。上述美国国内政治局面与特朗普的非常规执政模式有望进一步延续。

自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美国新总统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呈现出多维冲突的复杂局面。在他执政的前两年，国会两党，共和党，主要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主要行政部门和主要媒体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冲突。与此同时，特朗普作为执政主体，上任以来以一系列违背传统的执政方式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学术界和媒体密切关注并调查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上述演变。然而，大多数观察通常忽略两个问题。首先，特朗普是他上任以来美国国内政治“混乱”的直接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政治的诸多问题，在2016年大选前酝酿已久，为特朗普时期的集中爆发奠定了基础。其次，特朗普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执政方式与他的个人喜好和身份特质密切相关，也与他上台以来所面临的国内政治生态即执政环境有着重要联系；然而，其统治模式的非常规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合理甚至无效。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以“反政治正确”为代表的竞选言行受到广泛关注。但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对上述现象背后的逻辑很少进行深入探讨，更多的是集中在对现象本身的描述和报道上。如今，特朗普第58任总统任期已过半。如果继续从实证或辩证的角度审视特朗普的“真人秀”执政表现，就会重蹈2016年大选集体误判的覆辙。本文试图从多维冲突这一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来分析主要原因，进而探讨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竞选式执政的主要思路、方法、效果和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特朗普就任以来的执政表现与美国国内政治演变，倪峰、刁大明、谢韬等学者已经从政策理念、具体“成绩”与关键因素、历史视角等多个方面给予阶段性总结与辨析，本文则意在循着从执政环境到执政方式的线索，对特朗普执政前两年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与具体执政状况进行回顾与评估，同时为观察与理解特朗普的后续执政与美国政治的未来演变提供参考与借鉴。

1.多维冲突:处于混乱边缘的美国政治生态

回顾特朗普执政前两年里美国国内政治的演变可以发现，国会两党之间、共和党内部，以及主要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主要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之间的多维度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基本局面，政治架构中的每一个主要部门，以及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的媒体，全都成为冲突的主要参与方。图1显示了特朗普执政前两年里多维度冲突的政治生态。

正常化的政党间冲突

共和、民主两党的党间角力长期以来就是美国政治的主旋律，而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前两年里，两党的党间冲突则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以往主要在两院分治或“分立政府”状况下凸显的党间矛盾，在共和党同时占据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并且府会一致的状况下表现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在新一届联邦政府组阁、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补充、重大立法三个方面得到了典型体现。

特朗普就职初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新政府内阁候选人展开大规模“对抗”。新政府的四名部长候选人和国务卿候选人都是凭借共和党席位的相对多数获得批准的。上述被提名人在相关参议院委员会提名确认阶段没有得到一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投票结果完全严格按照党的路线；进入全院投票阶段后，四位部长候选人仅获得两位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尽管国务卿蒂尔森赢得了个别民主党参议员的支持，但这些参议员要么来自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大选的州，要么面临2018年中期选举的压力。2018年3月，特朗普提名迈克·蓬佩奥为新任国务卿，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虽然两党在一些候选人问题上的对立在上届政府组建期间时有发生，但在特朗普时期造成如此广泛而激烈对抗的情况却屈指可数。

围绕最高法院法官席位的补充，在尼尔·戈尔苏奇和布雷特·卡瓦诺的确认过程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党际冲突贯穿始终。2016年3月安东宁·斯卡利亚法官去世后，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的司法候选人。共和党在第14届国会占据多数席位时，参议院没有对提名进行投票，甚至拒绝举行听证会。2017年初，戈尔苏奇被特朗普提名后，两党在法官候选人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对抗。提名确认阶段，戈尔苏奇的提名由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严格按照党路线的结果通过；第一次全院投票碰壁后，共和党以52票对48票的相对多数强行推出“核选项”，并通过修改议事规则将法官通过门槛从60票降至51票，以确保戈尔苏奇通过第二次全院投票。2018年6月，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宣布退休后，两党继续为卡瓦诺的提名而斗争，两党在整个提名确认过程中的“激烈斗争”比戈萨克更激烈、更露骨。

在上述人事议题之外，特朗普执政前两年里两党冲突激化还体现在如废除并取代《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税改等多项重大立法议程中。在第15届国会开启后，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改” 成为共和党的主要立法目标，在围绕这一议题的数次关键性投票中，民主党方面始终“寸步不让”，使得有关法案的通过演变为共和党内部的协调问题，最终导致这一共和党追逐多年的政治目标宣告搁浅。《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于2017年圣诞节前获得通过，但是自该法案最初版本提交众议院以来，在历次投票中没有一位民主党议员表态支持，该法案在众、参两院都是凭借共和党的相对多数席位获得通过。简而言之，在特朗普执政前两年里，其与共和党极力推动的医改、税改两项重大议程，都受到了民主党方面的全面抵制。截至2019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总统24个月之时，除去税改法案之外，第115届国会通过的重大立法寥寥可数。此外，由于两党在围绕童年抵美者遣返、美墨边境墙拨款等议题上难以达成妥协，联邦政府三度关门，其中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长达35天的第三次关门创造了联邦政府关门时长的新纪录。

如上所述，尽管特朗普在执政的前两年是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但正常化的党派间冲突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背景。两党在政治上的斗争远大于党派利益合作至上的局面，不仅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衰落，也导致了政治规范的进一步衰落。

共和党碎片化状况下的党内冲突

与长期的党派斗争相比，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是过去十年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征。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共和党内的温和派、传统改革派和超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相互撕扯，进一步放大了共和党在“一致执政”背景下的内部矛盾，成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生态的又一大特色。

众议院方面，由于以“自由连线”党团为代表的非共和党主流势力的活跃，使得共和党的政治议程屡屡遭遇波折。在第115届国会中，由30余位持有自由意志主义、财政保守主义立场的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自由连线”党团，在医保、预算等议题上坚守自身立场，拒绝向共和党主流靠拢，时常扮演众议院中关键少数的角色。2017年3月 24日，因为“自由连线”部分议员对于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改”相关议案的反对态度，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 被迫撤回已经提交全院等待投票的法案。在“自由连线”党团之外，由近50位持有温和立场的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星期二党团”也时常向共和党主流发难。正是在上述党内碎片化的背景下，形式上占据多数的众议院共和党，在实际运作中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瑞恩等共和党高层在面对党内协调事宜时，时常要面对“按住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

在参议院，共和党内部的分裂程度不亚于众议院。除了以传统建制派为主的共和党主流外，长期被认为是参议院共和党自由力量的苏姗娜·科林斯、丽莎·穆考斯基等温和派参议员，以及近年来随着茶党运动进入参议院的特德·克鲁兹、兰德·保罗等极端保守派参议员，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往往各持己见，互不让步。与此同时，一些参议员，如已故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由于其“特立独行”的政治风格或对政治规范混乱的失望态度，经常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出现在党内。换句话说，类似于众议院的情况，参议院共和党人更像是由不同派别组成的保守阵营，很难团结一致。2017年7月28日，参议院举行了自第十五次国会开幕以来最重要的医疗改革投票。共和党有望借此机会彻底改写国内医保政策。但在此次投票中，麦凯恩等3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相关法案以49比51的结果在参议院宣告破产，导致共和党在第15届国会期间立法层面最重大的败局，特朗普任期内“奥巴马医改”的废除和替代基本告吹。

主要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冲突

国会两党和共和党内部的冲突，塑造了特朗普执政头两年立法部门的复杂局面。作为政治结构中的另外两极，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同一时期也频频相撞。特朗普上台以来，联邦各级司法部门、白宫、司法部等主要行政部门围绕以“旅行禁令”为代表的多个问题进行了多次博弈，它们之间的持续冲突使得特朗普时期的政治生态更加混乱复杂。

2018年6月26日，联邦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宣布支持“旅行禁令”的实施，确认特朗普在相关事宜上的总统权力。而在此之前，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围绕“旅行禁令”进行了长达17个月的拉锯：2017年1月底，特朗普政府签署以“阻止外国恐怖分子入境美国以保卫国家” 为名，以“暂停原有难民接纳项目120天，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未来90天内禁止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7国公民入境”为主要内容的第13769号行政命令，即第一版“旅行禁令”。其后，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方法院、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先后做出裁决，分别发布、维持临时限制令，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实施第13769号行政命令的部分内容。在第一版“旅行禁令”受挫后，特朗普政府又于2017年3月初、9月下旬，先后发布第二、第三版“旅行禁令”，而伴随每一版“旅行禁令”发布，司法纠纷都如期而至，联邦地方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全都介入相关上诉之中。第三版“旅行禁令”发布9个月后，最终获得联邦最高法院通过。

上述关于“旅行禁令”的博弈，只是特朗普执政前两年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冲突的部分反映。此外，在许多问题上，如联邦资助庇护城市、DACA等。，双方多次发生冲突。与立法部门相比，司法部门对具体政策有一定的被动影响，但特朗普执政前两年司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持续碰撞，对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生态和美国边境政策仍有较大影响。

主要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之间的冲突

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制衡构成了美国政治的基本框架。同时，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在美国社会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特朗普2015年6月宣布参选以来，媒体对他的关注度很高，使他成为选举初期最具吸引力的候选人。大选中后期，随着特朗普逐渐确立在共和党内的领导地位，部分媒体逐渐改变了以往的报道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特朗普对部分主流媒体的不满和批评也逐渐增多。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特朗普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盛顿邮报》等一些在大选期间形成的主流媒体之间的冲突，迅速演变为以白宫为代表的主要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之间的冲突，并延续至今。

从特朗普及白宫方面来看，冲突恶化的典型表现有：其一，特朗普与白宫新闻部门长期对部分媒体进行公开批评与抵制，特别是特朗普毫不掩饰对于部分媒体的敌视态度。例如自就任伊始，特朗普即频繁斥责CNN等媒体制造“假新闻”，指其为 “美国人民的敌人”；其二，身为在任总统，特朗普连续三年打破惯例，缺席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此举被认为是与传统媒体全面对抗的象征；其三，白宫新闻部门多次拒绝或限制部分媒体的采访报道，并且指责有关媒体的报道“失实”。

在媒体上，矛盾激化的主要表现为:第一，一些媒体将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视为美国分裂或民主倒退的象征。比如《华盛顿邮报》将于2017年2月2日起“民主在黑暗中消亡”。添加到注册标题的徽标中，并持续至今；二是一些媒体长期给特朗普及其行政团队“差评”，多次批评特朗普通过推特发布大量“虚假”或“误导性”内容，抨击特朗普政府的人事任命；第三，以CNN为代表的一些媒体长期关注“俄罗斯门”问题，质疑特朗普当选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如上所述，自特朗普入主白宫的第一天起，与主要媒体的对抗态势就已形成，而在担任美国总统的前两年里，这一冲突不仅没有淡化的迹象，反而逐步走 向“机制化”。以特朗普为核心的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之间的冲突，对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乃至美国的国际形象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国会两党之间、共和党内部、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之间、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之间的多维度冲突，构成了特朗普执政前两年处于无序边缘的政治生态。一方面，以党际斗争和党内分裂为特征的两党生态造就了严格的立法环境，使得共和党占据两院多数席位和“一致政府”的优势在十五大期间几乎消失；另一方面，过去更多以“守护者”和“监督者”身份出现的司法部门和媒体也成为冲突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各大媒体与行政部门的冲突，几乎是大多数媒体行业与特朗普个人之间的“战争”。简而言之，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整个政治生态处于高压或对抗状态，呈现出一种处于无序边缘的混乱局面。作为统治者，特朗普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环境，遇到了多重障碍。

二、造成多维度冲突的原因分析

多维冲突的政治生态是特朗普执政前两年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写照。特朗普作为上述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也是统治者，与上述局势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在特朗普政府的背后，多维冲突的政治局面也是美国民主政治中一些长期问题或趋势不断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近十几年来，美国社会在各个层面日益分化的局面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的代表性危机，也为特朗普时期的多维冲突提供了土壤。

首先，从上述冲突的各个维度来看，它们是政治极化、社会问题司法化等美国民主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或趋势在特朗普时期的最新演变，尽管各个维度的冲突在特朗普就任后同时凸显，然而其肇始都历时已久，并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就 已经有所显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极端意识形态，利益集团对复杂政治结构的长期渗透，以及以两党制为特征的政党制度的日益固化，使得美国政治中的制衡与妥协的天平更加倾向，小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寻求解决方案”的政治越来越滑入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特别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长期作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第三方难以真正站稳脚跟的情况下，政党政治在两党政治框架内被有效钳制，两党之间的两极分化和冲突日益加剧，两党内部的分歧和疏离逐渐加深。近几十年来，像“Jerry蝾螈”这样的选区划分，固化了两党在某些领域的既有优势；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佩诺特获得了近20%的民众选票，却未能获得选举人票，这也使得独立候选人或第三方的弊端在现行选举制度中充分显现。这些因素不仅导致现有政治制度的刚性不断增强，也导致茶党势力纷纷入党、参加大选。近十年来，以联邦政府数次关闭为表现的党内斗争频繁上演，以“茶党”和共和党为例的党内撕裂成为常态，这是特朗普时期党内矛盾激化、党内分裂的前奏。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权利运动的扩大与文化战争的延续，一大批以堕胎为代表的“楔子议题”被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央。随着多个“楔子议题”在美国社会持续发酵，司法部门“不得不”对堕胎、同性婚姻等一些具有争议的重大议题进行裁决，这些裁决对于美国国内政治走向、社会文化变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上述现象相对应的是，随着两党在政治理念上的分野日益加剧，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联邦司法系统也难以避免地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如里根总统任内成功提名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与一位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四位人选均被认为持有鲜明的保守派或是中间偏右立场。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事更迭，又反过来影响最高法院有关判决的结果，对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重大事项造成深远影响。上述这些以社会问题司法化为代表的现象或趋势，正是特朗普时期两者冲突频发，而共和、民主两党如此重视联邦最高法院人事更迭的根源之一。

此外，一些媒体的制度化也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重要趋势。一方面，在主流媒体阵营中占据多数的自由媒体与相当比例的保守基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虽然大多数媒体标榜客观公正，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福克斯新闻频道以其明显的保守倾向，在1996年成立后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美国有线电视媒体的冠军。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长期以来主流媒体阵营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主流媒体，包括一些保守的媒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正确”现象在美国社会的广泛流行，与主流媒体的积极态度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主流媒体的“制度化”色彩。2016年大选以来，特朗普与各大媒体尤其是主流自由派媒体的“战争”，也是长期缺乏“代言人”的保守派基层民众与一些“制度化”媒体之间隔阂的延续和扩大。因此，特朗普时期凸显的多维冲突，其实在他上台之前，甚至在2016年大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很久。

其次，从所围绕的具体议题来看，多维度冲突则是近年来美国社会复杂而多层次分裂状况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在既有政治体系面对严重分裂的社会现实的状况下，民主政治的回应性显着下降，代表性受到多方位挑战，导致各方诉求激烈 碰撞无法有效缓解，从而为特朗普时期的集中爆发埋下了伏笔。

近十年来，美国社会的分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是以“黑白”为代表的种族冲突和堕胎、同性婚姻等“楔子问题”引发的权利争论，并没有随着相关立法或判决的实施而得到解决，反而在近年来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第二，随着2008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急剧流失和金融危机，美国近年来关于经济或民生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再次，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非欧洲移民比例的不断增加，特别是部分移民进入美国社会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使得近十年来“我们是谁”的国家认同问题更加突出。第四，在政治两极分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如凯瑟琳·克莱默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城乡分裂，即“怨恨政治”所体现的所谓“乡下人”和“城里人”，以及活跃在华尔街和硅谷、充分享受虚拟经济好处的“世界公民”，在铁锈地带和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宁静，今天的美国社会与过去“e pluribus unum”的大熔炉相去甚远， 并逐渐趋于以权利、种族、宗教、文化、地域等因素为标签和部落特征的马赛克拼图。

在上述社会严重分裂的背景下，既有政治体系的回应性显着下滑，代表性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就政治体系自身而言，受政治极化等因素影响，“否决政治”成为常态，政治体系的运转效率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作为政治体系的主要参与者，甚至是决策者的整个精英集团，在全球化、“政治正确”等重大议题上基本保持一致；而共和、民主两党各自的代表性也逐渐定格，在社会分裂的背景下浮现出的部分“弱势” 群体——如中下层白人蓝领并不在两大政党的主要关注之内。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以往主要由两党精英所主导的政治体系，在面对近年来严重分裂的社会现实时，难以对多样化、部落化的社会现状与由此引发的各类诉求进行有效回应，进而陷于代表性危机之中。此外，在以社交媒体、移动支付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影响下，政治参与的渠道与可能性被大大扩展，这些变革也对既有政治体系的代表性造成深刻挑战。2009年以来，右派“茶党”运动、左派“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接连兴起，2016年大选中由桑德斯与特朗普两位主流政治的“边缘人”与“局外人”所掀起的左、右两翼民粹主义社会运动，就是普通民众对于既有政治体系回应性下滑的集体抗议。随着2016年大选的延续，围绕移民、全球化等议题的一系列争议被推上前台，成为特朗普时期多维度冲突所围绕的主要矛盾所在。

最后，在上述长期因素的基础上，特朗普的当选和执政加剧了各维度冲突的激烈程度，使得许多被现有政治制度所忽视的对矛盾上升到了台面上，难以进入政治议程中心的争议性问题被推到了舞台中央，最终导致了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多维度冲突的混乱局面。

在党派冲突方面，以共和党身份参选的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就对民主党以“身份政治”为代表的政治理念与锈带、大湖地区的蓝色根基造成了严重冲击，而特朗普上台后与共和党所推动的一系列政治议程又进 一步激化了党间冲突。与此同时，近年来在共和党内部屡屡呈现的党内碎片化，也因“一致政府”的局面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在此背景下，党内分裂也被进一步凸显。

一方面，随着特朗普上台执政，反移民等有争议的政策相继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为司法部门在相关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机会，也导致特朗普与主要行政部门矛盾频发；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大选期间形成的与各大媒体的对抗状态，自上任以来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反而进一步走向了“制度化”，这不仅将他的个人置于一个同样处境的媒体环境中，也极大地恶化了整个政治生态，使得多维度的冲突局面全面成型。

三、非常规的竞选式执政

多维度的冲突构成了特朗普时期处于无序边缘的政治生态。那么，特朗普作为执政主体，如何在多维冲突的背景下执政呢？它的主要执政理念是什么？执政风格和实际效果如何？考察他执政前两年的具体表现，可以发现遭遇多重阻碍的特朗普并没有完全受制于复杂的执政环境，在竞选期间也没有对自己的政治理念进行实质性的调整。相反，特朗普坚持并延续了以特朗普主义为核心的政治理念，通过行政命令、社交媒体、集会演讲等方式，客观构建了有别于传统执政模式的竞选式执政框架。通过这种以连任为重点的竞选式执政，特朗普将自己的主要政策主张付诸实践，相对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

以延续与实践“特朗普主义”作为主要执政线索

2016年大选伊始，特朗普抛出了一系列以反移民、反全球化为代表的争议言论，迅速成为选举阶段的主角。随着特朗普在大选中越走越远，尤其是在有望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上述政策主张逐渐被丰富和提炼为一套以“美国优先”为核心要义的政治主张，对内强调经济、就业和边境安全，对外回归现实主义甚至孤立主义。通过2016年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和2016年10月2日的“新政100天”演讲，这一被戏称为“特朗普主义”的政治理念在2016年大选后期基本成型。“特朗普主义”的特点是民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本土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混合体。这不仅违背了共和党主流长期倡导的自由贸易原则，也与共和党近年来在移民等问题上的政治态度不同。然而，与共和党主流政治理念明显不同、带有一些“另类右翼”思潮典型色彩的“特朗普主义”，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对政治制度失望、对自身处境焦虑的“沉默的大多数”。通过鼓吹“特朗普主义”，尤其是强调就业、移民等问题，特朗普打造了一个以中下保守白人群体为主要组成部分、以赢得选举为主要目标的民粹主义政治联盟，一举扭转了选举趋势，最终入主白宫。

进入执政轨道以来，以共和党身份“借壳上市”的特朗普与前者共同推动医改、税改等共和党传统政治议题。在实行上述“既定项目”的同时，从“局外人”转变为执政者的特朗普，并未因为身份变化而改变“特朗普主义”的政治理念，而是持续地将“特朗普主义”所主张的多项内外政策付诸实践。

在经贸政策方面，特朗普在第一个工作日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在就职后100天内发布了以重新评估《多德-弗兰克法案》为代表的多项行政命令。2017年底，特朗普签署了30年来最大的税收改革法案。自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分别对中国和欧盟发动贸易战。2018年5月底，它签署了旨在放松银行监管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放松管制和消费者保护法》。11月底，它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旨在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在移民、边境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于就任首周即发布第一版“旅行禁令”，后续发布第二、第三版，并于2018年6月获得联邦最高法院放行。2017年公开宣布支持由共和党参议员汤姆·柯顿与大卫·普度主推的《改革美国移民政策以加强就业法案，并拟终止DACA计划。2018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开始推动针对非法移民家庭的“零容忍”政策，并于6月对该政策中饱受诟病的“亲属隔离”内容做出调整。2018年 1月，特朗普针对南部边境移民潮发布关闭边境警告，同时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向非法越境移民提供庇护。2018年年底，特朗普在美墨边境墙拨 款等事宜上的坚持，引发了美国联邦政府在其任内的第三次关门。

在全球治理和国家安全方面，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强烈退出”了一些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双边或多边机制，如宣布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全球移民协定》和《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通过多项措施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比如2017年、2018年连续通过《国防授权法》，计划提高官兵待遇，提高装备能力。多方面提升美国军事实力；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份报告发布，将经济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国内经贸政策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如上所述，在2016年大选中以“特朗普主义”作为主要政治理念并成功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在就任前两年里并未如部分媒体或专业人士预期的那样对政治路线做出较大调整，而是将延续与实践“特朗普主义”作为执政的主要线索，在推动共和党传统议程的同时，全力推进以反移民、反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内外政策。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虽然依然身处多维度冲突的政治局面之中，但特朗普并无对其政治理念与执政路线做出重大调整的迹象。

以行政命令、社交媒体和集会演讲为重要方式

延续与实践“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就任前两年里的主要执政线索，而行政命令、社交媒体、集会演说则构成了特朗普推进主要政策、扩大个人影响、巩固政治基础的重要途径。在多维度冲突的政治生态中，缺乏从政经验、欠缺政治资源的特朗普并未完全受制于不利的执政局面，而是通过上述路径在客观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与传统执政模式具有显着区别的竞选式执政框架。特别是特朗普在整个执政过程中对于社交媒体超出常规的深度使用，与就任伊始即密集展开的以连选连任为目标的集会演说，成为其非常规的竞选式执政框架中的有机组成，在政治传播、选民动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行政命令

美国宪法将行政权赋予总统，具有联邦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是总统行政权的重要体现。行政命令的签署与发布无需经过国会，主要由总统与行政部门完成，但其可能面临的问题则是司法系统的违宪审查与来自国会的立法否定。此外，行 政命令也可被新的行政命令终止或否定。在执政前两年里，虽然特朗普与共和党方面成功推动了 《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两项标志性立法，但上述两项法案之外的其他重大立法却屈指可数。相比于冗长且易受多方因素制约的立法程序，作为执政者的特朗普更倚重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单边化”行政措施来兑现竞选承诺、推行主要政策。

截至2019年1月20日就职两周年，特朗普一共发布了92条行政命令。与冷战结束以来的四位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执政前24个月发布的行政命令数量仅次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高于其他三位总统；如果我们以后四任总统平均每年发布的行政命令数为参照，特朗普执政前两年平均每年发布的行政命令数排名第一。图2显示了特朗普执政前24个月发布的行政命令的月度统计数据。

虽然特朗普在发布行政命令的数量上并没有与前四任总统拉开明显差距，但与以奥巴马为代表的将行政命令作为行政手段之一的前几任总统不同，特朗普采取的是以行政命令为主要行政工具的行政措施，尤其是通过这一渠道，他发布了大量具有广泛争议性、充分体现“特朗普主义”理念的重要政策。

就任初期，特朗普通过发布多项行政命令兑现竞选承诺，确定政策走向。特朗普在执政首月与执政百日来临之际的第4个月都发布了12项行政命令，上述两月发布行政命令数量占到执政前两年所发布行政命令的1/4还多。其中就任首月，特朗普接连发布了涉及移民与边境安全的第13767号、13768号、13769号等多项行政命令，推行其在加强美墨边境安全、取消庇护城市联邦拨款、限制部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国家移民等政策。在就任百日前期，特朗普集中发布了涉及贸易与就业的第13788号、13790号、13796号、13797号等多项行政命令，推动以“买美国货、雇美国人”与设立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为代表的多项政策。在移民、经贸两个主要议题之外，特朗普还在就职百日内发布了改进政府效能的第13771号与强化公共安全的第13776号等行政命令，体现了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多次宣扬的政策目标。

在2016年大选前17天举行的“100天新政”演讲中，特朗普以“特朗普与美国选民的契约”的形式，将多项以“特朗普主义”为主题的内外政策一一提上日程，直指执政100天。特朗普在就职典礼开始时发布的这些行政命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其竞选承诺的直接回应。考察特朗普执政前两年的行政表现，可以发现，特朗普在执政初期发布的诸多行政命令，基本奠定了特朗普政府在相关政策领域的主要框架，确立了新政府在移民、经贸等重大问题上的政策走向。

2017年中期以来，特朗普每月发布的行政命令数量长期保持在个位数，议题趋于多样化，然而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行政措施在特朗普执政体系中的作用下降。在立法环境相对严峻、重大立法难以达成的情况下，行政命令始终是特朗普推进主要政策的重要途径。2017年10月中旬，在通过立法程序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改”基本无望之后，特朗普发布第13813号行政命令，通过行政手段放宽“奥巴马医改”的多项限制措施，对其后续施行造成一定影响。进入2018年后，包括对外制裁在内的多项行政命令成为特朗普政府在内外政策上的重要组成。

除了行政命令，特朗普在上任前的前两年还多次发布总统备忘录、总统公告等行政措施，宣传重大政策，如在第一个工作日通过总统备忘录宣布退出TPP，2017年8月中旬通过总统备忘录授权启动“301调查”，2017年9月通过第9645号总统公告发布第三版“旅行禁令”。

如上所述，特朗普就职前两年的执政历程，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措施在其中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在执政初期，特朗普以行政命令作为先声，积极兑现竞选承诺，确立主要政策走向；随着执政的延续，立法环境的复杂化，行政措施实 际上成为特朗普在多维度冲突的政治生态下推进政策的主要选项。简而言之，在以党间、党内冲突所构成的严苛立法环境下，缺乏执政经验、欠缺政治资源的特朗普，将行政命令等“单边化”的行政措施作为在政策层面的主要抓手，持续推进主要政策，实现施政目标。

社会化媒体

除对行政命令的倚重，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的另一大典型特征就是对社交媒体的深度使用。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就因对推特的热衷引发广泛关注，在众多候选人中独树一帜；进入执政模式之后，特朗普的“推特议政”引发了美国内外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引发了围绕其推特内容与严肃性的讨论。然而，考察特朗普就任前两年的整个执政历程与其对于推特平台的深度使用情况，可以看出推特平台之于特朗普的意义远非社交工具这么简单，它在特朗普的执政过程中扮演着难以代替的重要角色，对其进行政治传播、巩固政治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特朗普上任以来发的推文数量和影响力来看，从他上任到2019年1月20日，特朗普通过个人推特账号“@realDonaldTrump”共发推文5971条，平均每月发推248.8条。1月份最多发了414条推文，执政第二年发的推文数量比第一年更突出；与被称为“互联网总统”的前任奥巴马相比，特朗普上任以来每个月发的推文数量是他的两倍多。图3显示了特朗普执政前24个月发布的推文月度统计数据。在特朗普执政的前两年，他的个人推特账户上有37，120，907名新粉丝，总数达到57，449，213人，在所有推特用户中排名前15，只有一位政治家奥巴马领先。

从特朗普推特发布的风格和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就推特上的语言风格而言，特朗普完全不拘泥于自身的总统身份，而是重点突出其个人特质，如充斥着大量口语化的表达与营销式的自我肯定。其二，特朗普就任以 来所发布的推特信息覆盖了大量的政策性内容，毫不隐讳对于某一政治议程的明确态度，将个人意见几乎不加修饰地经由推特平台进行散播。

第三，除了政策内容，特朗普个人推特的另一大主题是“消停”，即对一些占其个人负面报道相当比例的主流媒体内容进行反驳或批评。

在就任总统两年来的整个执政过程中，特朗普没有因为总统身份而放弃推特的频繁使用，反而继续对其投入极大精力，不仅在发送数量与影响力上保持较高水平，并且在风格与内容上颠覆了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上的传统规范。透过上述从形式到内容的“突破”，在一个近乎一边倒的传统媒体环境下执政的特朗普，实际上赋予了作为社交媒体的推特平台一系列“政治任务”，并在客观上使之成为自身执政框架的重要组成。

首先，特朗普将非官方媒体推特作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并将其作为对抗各大媒体、攻击政敌的重要工具。在与各大媒体长期冲突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深度利用推特，构建了一条由自己主导、没有主流媒体之外的信息过滤的传播路径；与此同时，在主流媒体环境下长期“被动挨打”的特朗普，借助推特平台维护和强化自己的形象，对一些媒体和政敌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其次，特朗普对于推特的深度使用，特别是其在内容上的“突破”，使得推特这一社交媒体也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一环。就对内政策而言，特朗普通过推特不断散播的具体政策与个人态度在引发争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特定群体起到了政治施压与政治动员的效果，如2017年3月医保法案在众议院受挫后，特朗普通过多条推特对于“自由连线”党团进行抨击，对于后者形成了公开的政治压力；就对外政策而言，特朗普在涉及经贸、朝核问题的多条推特中，不断变换的恫吓与示好等表态，客观上成为其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自就任以来，围绕特朗普推特内容与严肃性的讨论始终存在，然而特朗普透过推特所传递的部分政策性内容确实对美国的内外事务造成了直接影响。

最后，在与各大媒体激烈冲突的情况下，特朗普通过不断推文，客观上营造了一个有别于各大媒体乃至所有主流媒体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舆论环境。通过这种与主流媒体并行的舆论环境，借助社交媒体的聚合效应，特朗普实现了与广大同质化支持者的非常规政治互动。川普在推特平台上口语化、高频化、长期化的信息发布，客观解读了古斯塔夫·勒庞总结的领导者行为，即“断言、重复、感染”；由众多“沉默的大多数”组成的支持者，通过推特平台实现网络渠道下的政治互动。特别是一些可能因社会压力等因素而在现实生活中隐藏偏好，在传统媒体中缺乏发声渠道的支持者，在推特平台上通过点赞、转发、回复等方式表达政治态度。在“后真理”领域，事实和真理被情感和信仰所取代。特朗普与其核心选民之间的“粘性”不仅很难受到一些主流媒体的严重冲击，甚至可能通过长期的推特发布和相关互动而反复强化。换句话说，特朗普在整个执政过程中对推特平台的深度利用，实际上让常规政治领袖使用的社交媒体成为了传统政治环境下的辅助工具甚至“锦上添花”，成为非常规总统特朗普在异常政治环境下进行广泛政治沟通和高效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对回馈核心选民、夯实政治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

集会演说

2017年2月18日，在他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29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墨尔本国际机场向主要支持者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演讲，这也是2020年第一次寻求连任的竞选演讲。从这次演讲开始，截至2019年1月20日，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至少举行了27场以连任为主题的“选举集会演讲”，在2018年3月10日的第12场集会演讲中，他宣布了2020年大选中的竞选口号——“保持美国伟大”。图4显示了特朗普上台前24个月举行的集会演讲的地理分布和具体日期。

作为一名现任总统，他在执政初期就开始举行旨在连任的集会演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被称为“永久选举”的政治策略已被多位总统采用。与其他拥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广泛政治资源的总统相比，出身“局外人”的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来集结演讲。对特朗普上任以来举行的一系列集会演讲进行调查后发现，它们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与将社交媒体作为政治传播的主要途径类似，特朗普将集会演说作为选民动员的主要舞台。特别是在与主要媒体持续对抗、长期缺乏政治资源的状况下，集会演说成为特朗普对于核心选民最为直接、最具针对性的沟通渠道。特朗 普自就任伊始就开始密集举行的集会演说，客观上与社交媒体共同构成其执政体系中的“客户端”。

其次，特朗普举行的一系列集会演讲都极具方向性，几乎都聚焦于“红色州”和主要“摇摆州”，即对巩固政治基础和连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州。在截至2018年8月底举行的26场集会演讲中，有24场演讲是在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州进行的，尤其是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这三个州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的所有州中选举人票最多的三个州，除了得克萨斯州。直到2018年6月，特朗普才在输掉2016年大选的该州首次发表演讲。

最后，就集会演说本身而言，特朗普的演说在内容与形式上与其对于社交媒体的深度使用类似，如涵盖大量的政策性内容，极力突出个人政治态度等。不同于部分政治人物以宏大叙事与 “政治正确”为主要特点的演说风格，特朗普的集会演说以私人叙事为主，充斥大量“非政治正确” 的表达，并且富于情感动员，从演说语言到肢体动作都具有强烈的表演性。虽然自参选以来，特朗普就因语言规范性与演说风格饱受诟病，但是这种“下里巴人”式的表达方式与“剧场政治”式的表现效果，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广大受教育程度不高，对于建制派的政治语言感到厌烦的目标选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概括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传统与美国社会中的反智特色。

2018年4月28日，特朗普在密歇根州举行第14次集会演讲，充分体现了特朗普集会演讲的主要特点。2018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演讲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特朗普连续第二年在这一天为基层选民举行集会演讲。演讲所在的公关部县是典型的铁锈地带。2017年，该县约五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在汽车、钢铁产品等传统制造企业工作。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该县获得了224589张选票，以48351票的优势超过了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对于他在密歇根州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在2018年4月28日的演讲中，特朗普重点谈到了贸易、就业、外交政策等问题。虽然一些主流媒体对特朗普的演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指出他的演讲缺乏总统气度，有些观点与经济学常识相悖，但从现场报道来看，演讲现场气氛颇高，特朗普“背叛你”等表述...而我正在解决的问题”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面对媒体采访，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提高关税、减少赤字等政策主张，并表示将支持他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

如上所述，自就职第一个月起，特朗普就将整个施政过程与持续进行的“竞选集会类”演说融为一体，将“永久竞选”的政治策略与反建制的身份特质相结合，持续营造一种社会运动化的政治氛围，进行持续性、针对性的选民动员。虽然特朗普就任以来的一系列集会演说，不再像2016年大选期间那样引发普遍关注，但是对于特朗普执政，特别是巩固政治基础的意义却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特朗普上台以来，一直以“特朗普主义”的延续和实践为主要执政线索。在政策层面，他通过基于行政命令的行政措施，实现了重大政策的快速落地和持续推进；在政策层面之外，通过常态化的推文和议会发言进行长期的政治沟通和选民动员，客观上建立了一套与传统执政模式明显不同的竞选式执政框架。根据政治观察网站“清晰政治”统计的盖洛普、拉斯穆森、昆尼皮亚克等多家机构的平均民调数据，特朗普上任两年的整体支持率为41.4%，比上任时低了不到3%。根据盖洛普的民调数据，2019年1月20日前后，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为8%，与他上任时基本持平。换句话说，在多维度的冲突执政环境下，特朗普保持了相对较低但相对稳定的支持率。通过对特朗普竞选式执政的考察可以看出，以特朗普主义为执政理念的特朗普，将卡尔·罗夫重视基层动员的政治策略和米特·罗姆尼作为在任总统“无视47%”的政治态度推向了极致，一切都是以连任为基础，几乎毫不妥协地坚定兑现，不仅在美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也有效地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基础。

四、竞选式执政的影响与意义

首先，从执政主体特朗普的角度来看，竞选式治理客观上为其执政提供了一套多维度冲突背景下的“解决方案”，为2016年大选以来创建的民粹主义政治联盟提供了持续支持，这也是特朗普执政前两年政治基础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凭借选举人票数方面的优势赢得选举入主白宫。然而作为“局外人”的特朗普不仅缺乏政治经验，并且由于其争议性的政治理念与反建制的身份特质，在就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得全面的政治资源。与此同时，特朗普还需要面对一个由于政治极化、代表性危机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多维度冲突的政治生态。在上述背景下，如何避免受制于几乎完全被动的执政环境，同时能够有效推进，甚至是主导政治议程、落实政策目标，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主要考量。回顾特朗普就任前两年的整个执政历程，特别是考察其竞选式执政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到特朗普借由行政命令，绕过了由党间斗争、党内分裂所构成的严苛立法环境，兑现竞选承诺、推行主要政策；同时借助社交媒体与集会演说，规避了相对负面的主流媒体环境，进行政治传播、实施选民动员。在“特朗普主义”这一主要线索的引领下，行政命令、社交媒体、集会演说三者为特朗普在多维度冲突的执政环境下，构建了一整套看似不合常规，甚至是缺乏严肃性，但却对其个人具有可操作性，甚至行之有效的执政框架，为其推进执政路线，持续回馈、巩固核心选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图5显示了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的主要方式与多维度冲突的对应关系。

回顾2016年大选以来特朗普创建的民粹主义政治联盟的演变，发现这一以在大选过程中赢得大选为主要目标的政治联盟，在特朗普进入执政轨道后并没有明显松动，反而在他竞选式执政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延续。一方面，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通过行政命令等方式实施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层面提供实质性反馈，如作为代表TPP的多项经贸政策退出，以及“旅行禁令”和“零容忍”。代表的一些移民和边境政策；另一方面，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和集会演讲进行的政治沟通和选民动员，不断“唤醒”和“回应”在2016年大选中被动员和塑造的“特朗普选民”，使社会运动的政治氛围得以长久持续，在部分选民眼中，他“为民请命”、“言出必行”的形象进一步强化。从某种角度来看，在特朗普竞选式政府的影响下，一些以坚定追随者为核心的“特朗普选民”长期处于类似于群众运动中“忠实信徒”的状态。综上所述，在以多维冲突为特征的政治环境下，特朗普的竞选式执政客观上为“沉默多数”主导的政治联盟提供了从政策层面到舆论层面的持续支持，这也是特朗普尽管受到党内党外诸多党派的掣肘、司法和媒体的包围，甚至在“通瘤胃”的长期调查下，仍在上任前两年保持相对稳定支持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就任总统的前两年里，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自上而下地加剧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撕裂，“两个美国”的状况趋于固化，而美国民主政治所面临的危机更为严峻，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也在遭受“自杀性”的破坏。

特朗普的竞选式执政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整个美国社会的撕裂。一方面，特朗普主义所包含的本土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只是反映或代表了部分美国人的诉求。虽然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以选举人票优势赢得大选，但他所倡导的上述观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和支持。走上执政道路后，特朗普并没有对“特朗普主义”的政治理念进行大的调整，也没有寻求相对温和的主流政治道路，而是继续奉行以美墨边境墙建设为代表的一系列广受争议的内外政策。特朗普在执政理念上的“坚持己见”，在政策层面的“单向输出”，必然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撕裂局面。另一方面，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社交媒体和集会演讲一直被视为政治沟通和选民动员的主要方式。上述行为，尤其是“推特讨论国家大事”，本身就存在争议，特朗普作为现任总统不断传递的争议性思想和极端言论，也系统性加剧了整个美国社会的对立情绪。在特朗普竞选式政府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分裂局面因权利、种族、宗教、文化、地区，甚至地方或全球而进一步加剧，“两个美国”的局面趋于固化。特朗普上台以来针对亚裔的多次言语和肢体攻击，2017年8月因种族问题引发的夏洛茨维尔骚乱，以及2018年第三季度围绕新当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持续争议，都是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的典型表现。

与社会层面的撕裂相对应，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也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特朗普的胜选符合美国总统选举的规程，但特朗普从参选到执政所采取的政治策略，特别是剑走偏锋的执政方式，对 于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造成了极大挫败。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不仅没有改变其参选以来所坚持的民粹主义道路，反而将后者从动员方式、竞选策略转变为政策导向、执政指引。在2016年大选中，通过左、右两翼民粹主义社会运动所体现出的部分合理诉求，并没有因为特朗普的执政而以一种相对缓和或具有建设性的方式被接纳、吸收，而是以一种简单粗暴，并且具有强烈破坏性的方式被有选择地极端化推进；作为“平民”代表的特朗普，以总统身份从政治体制的内部对“精英”政治进行拆解与颠覆。受到上述因素影响，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呈现出的美国民主政治危机，在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的冲击下，以一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应对乃至放大。与此同时，在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的影响下，美国的两党政治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共和党所侧重的主流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被“特朗普主义”裹挟，试图通过特朗普“借船出海”推进政治议程的“老大党”，正在受到被“特朗普主义”深刻影响的选民所组成的“特朗普党”的反噬；特朗普上台以来，始终把“反对特朗普”作为主要政治策略的民主党，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竞选式执政的影响与冲撞下疲态尽显，或将在2020大选周期或其后迎来新一轮的代际更替、理念重塑。

特朗普的竞选式执政对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也对过去几十年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造成了“自杀式”破坏。在“特朗普主义”的主导下，“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以零和博弈和单边主义取代互利共赢的合作成为其处理外交事务的主要思维和行为。特朗普上台以来，以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退出《联合国全球移民协定》为代表的一系列“退群”行为，对以国际体系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以对中欧贸易战为代表的一系列“两败俱伤”行为，将国际经济政治重新导向“大国政治悲剧”的方向。受上述因素影响，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政治一直处于动荡的环境中，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变得更加严重。综上所述，特朗普竞选式执政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了深刻伤害。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被推向悬崖边缘，世界经济政治走向面临巨大不确定性。

最后，本文主要着眼于对特朗普执政前两年里政治生态与执政理念、方式的辨析，但在上述政治因素之外，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对于特朗普的执政状况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特朗普的后续任期内，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的演变是影响其执政状况与能否连任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2018年中期选举后两院分治的状况也将对特朗普的后续执政，乃至美国国内政治走向产生一定影响。

上任前两年，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为特朗普的“任性”提供了宽松的经济环境，包括生产、消费、就业等多项指标的积极表现。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等内外政策。提供信心；未来一段时间，尤其是2020年大选周期，如果美国国内经济走向滞胀甚至衰退，特朗普的执政压力将大大增加，他的政策选择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竞选式执政的说服力和动员效应可能会大大降低。长期处于支持率低于50%的特朗普，可能会陷入“内忧外患”的不利局面。

与经济因素类似，尽管特朗普就任以来长期处于多维度冲突的政治环境之中，但在执政前23个月中“一致政府”的状况为其提供了如议程设置等多个方面的优势。经过2018年中期选举，特朗普在国会方面的部分优势已经消失，两院分治的局面使其与共和党在立法层面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在就任前两年里频频陷入僵局的立法环境将会变得更为恶劣。这些变化或将促使特朗普在未来一个时期“另谋出路”，通过在对外事务上的多向发力来打造自身政绩、巩固政治基础、寻求竞选连任。

2019年以来，随着第116次国会的正式开幕，多维度冲突的政治环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结构性变化，共和党的党内冲突和主要行政部门与司法部门的冲突有所淡化；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成为国内政治主旋律的党际冲突，延续并放大了国内立法持续斗争与“通武门”弹劾案的严重对立，主要行政部门与主要媒体的冲突持续燃烧。与此同时，以常态化的“推特讨论”为体现，以美墨边境墙修建等争议性问题为代表，特朗普的利剑已经误入歧途，一切以连任为关键环节的执政框架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在执政前两年里，政治素人特朗普在多维度冲突的背景下构筑了一套有别于政治传统，但却对其个人具有可操作性的竞选式执政框架，并相对有效地巩固了自身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正是在特朗普所实施的竞选式执政的影响 下，美国社会的撕裂更为加剧，美国民主政治与国际秩序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在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来临之前，以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为代表的多个因素都可能对特朗普的执政与连任造成重要影响，而美国国内政治纷繁芜杂的局面与特朗普所坚持的竞选式执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有望进一步延续。

2016年11月初，斯拉沃热·齐泽克接受英国记者采访，对即将到来的2016年美国大选发表评论。齐泽克表示，如果必须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做出选择，他会投票给特朗普。在齐泽克看来，相比希拉里的“真正危险”，即制造一个不切实际的“各派联盟”，然后继续维持现有的政治议程，特朗普上台可能会给美国社会和两党政治带来一个打乱规则、回归原点的机会。如今，特朗普第58届总统任期已过半，新的政治议程尚未全面启动，齐泽克预言的“大觉醒”尚未到来；与此同时，“混乱”几乎成为特朗普时期美国政治的经典概括。不过，回看齐泽克在2016年大选前的采访言论，究竟是特朗普的上台给美国政治带来了历史性的一轮“停摆重启”，还是标志着其正在向崩溃迈出不可逆转的步伐，目前恐怕很难给出最终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发展和辩证的角度观察美国政治的未来演变。

作者简介：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琦

原标题：《张琦：多维度冲突背景下的竞选式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