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 《尘封档案》——94公安部一号大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1994年6月25日，一个晴朗的日子。这年的夏天来得早，还未交“小暑”，气温已突破30摄氏度。中午时分，太阳当头照，北京城里一片炎热。

12点30分，西城区一条胡同里出现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中高身材，长方形的脸庞，宽阔凸出的额头下面有着一双不大的眼睛，身穿浅蓝色衬衫和铁灰色长裤。此人走进胡同后，鬼鬼祟祟地东瞅西望了一阵，来到一个四合院的墙下，双手上举，轻轻一跃，抓住墙沿口，纵身上了墙头。他顺着墙头走到房顶上，蹲了下来，一双眼睛望着院内。院子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那人站起来，正要往下跳，却又突然蹲下，抓起一块碎瓦片，朝院子里掷去。瓦片落在青砖地上，发出“啪哒”声响，四合院内仍无动静。他放心了，毫不犹豫地站起来，飞身一窜，整个人轻飘地落在地下，竟连个趔趄也没打！

这个“不速之客”站在当院，一打量，便迈步走向正房门口。房门紧锁着，那是普通的“司必灵锁”，一般的窃贼通常都是用特制的钢皮条对付，但他却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伸手往房门旁边的玻璃窗上轻轻一按，主人特地安装的用于防范窃贼的5毫米厚的钢化玻璃便无声地碎了，碎渣子“哗哗’地掉落下来，他把手从窗框里伸进去，从里面打开了房门。窃贼进门后，直奔卧室，从怀里取出一把螺丝刀，急急地干起”活儿“来。从他撬抽斗、箱柜的动作看来，他对这门”活儿“还比较生疏，但手上劲力甚大，螺丝刀伸进缝隙，一撬便开，绝无多余的动作。只抽半支烟的工夫，四合院主人密藏于抽斗、箱柜内的钞票、债券、首饰便已悉然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几分钟后，窃贼打开四合院的大门，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他显得很从容，甚至没忘记应该把院门重新关上，那副神态，就像刚从自己家里出来。轻易得手的喜悦刺激着他那颗罪恶的心，他脑袋里竟萌生出”再接着干一次“的念头。罪恶的念头一旦产生，便很难自行遏止，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走到邻近的一个四合院外面，将身子一跃，轻轻松松地上了房顶。

这一回，窃贼似乎不再那么谨慎，他已不屑于使用先前那种“投石问路”方法，蹲在房顶上侧耳谛听片刻，确信院内无人，便又轻悄悄地跳了下来。但窃贼这回失算了，这家屋里是有人的。那是男主人的母亲，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退休以后闲着无事，每天午后必卧榻小憩。她睡得很熟，竞没听见窃贼进院子的声音。直到”不速之客“弄碎玻璃落地时，她才发现有梁上君子光临她家。

“贼！抓贼啊！”老太太迅速作出了反应。她的中气还挺足，诈唬起来简直声震屋宇。

窃贼大吃一惊，返身便逃。老太太毫不迟疑，开门出来，站在当院大喊“抓贼”。这一带是居民密集区，这天虽不是星期天，但还是有不少居民在家里待着，听见声音，都纷纷出门抓贼。窃贼逃出四合院大门，正欲往胡同口窜，却见几条大汉从各自家里跑出来，堵住他的去路。他心急慌忙，马上一个转身朝胡同的另一侧奔去。背后，一群男男女女边呼喊着边紧迫不舍。

窃贼像过街老鼠似地慌忙乱窜，很快就来到胡同尽头。没想到这是一条死胡同，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尽头是一幢平房，一人半多高的青砖墙头迎面挡道，堵死了他的退路。后面的追捕者兴奋不已，嘴里嚷着“投降”、“跪下”，急急地逼过来。谁也不曾料到，这时竟发生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窃贼像是没看见前面有房子挡道似的，仍然往前逃窜，来到墙壁前面，他犹自脚步不停，竟把砖墙当平地，噌、噌、噌地踩着平整无隙的墙面，轻轻松松地上了房顶，飞也似地越过屋脊，眨眼间便消失了！

众人目睹这一幕，一齐驻步，纷纷惊呼：“不得了，飞檐走壁！”“好小子，飞贼啊！”

西城公安分局接到报案，火速派出多名精干刑警赶往现场进行调查。

现场勘查：刑警在被窃去钱物的七号四合院的青砖地上提取到作案者的半个脚印；在主人卧室里的五斗橱抽斗拉手上发现了三个模糊不清的指纹，经与主人全家人的指纹对比，确认系作案者的。刑警又借来梯子上到房顶，发现“飞贼”踩过的地方瓦片破碎甚少，联系到他的“噌噌噌”上墙动作，说明他确是受过特殊攀登训练的。

七号四合院的主人在刑警现场勘查结束后清点了东西，发现被“飞贼”窃去现金人民币9000元、1992年、1993年国库券22000元、黄金项链1根、手链1副、戒指2枚，总计钱财约合4万余元。根据公安部颁布的立案标准，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盗窃案件”。况且，作案者身怀绝技，如不迅速缉拿归案，将会给人民群众带来难以估测的后患！西城公安分局意识到这一点，在去现场勘查的刑警返回后，立刻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汇报。市局领导十分重视，当即指示：抽调精干力量投入侦查，侦破此案，缉获罪犯！

紧张的侦查工作开始了。刑警先把从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输入了电脑，请电脑鉴别罪犯是否在其他场所作过案，指望从中获得线索，作为侦查参考。电脑中储存着数以万计的犯罪信息，凡是未曾侦破的各类案件中的诸如指纹、脚印、血液、毛发、精液、物品、犯罪工具、作案手法等等的资料，均被输入，予以储存，以便鉴查。近年来的许多刑事案件，就是借助这种高科技得以侦破的。但这回却不灵光，电脑把输入的“飞贼” 指纹退了出来，原因是“模糊不清，无法鉴别”。

这边失利，刑警便另辟方向。按照一般财产型案件的惯例，罪犯在作案后，总是希望把赃物尽快出手的。刑警便把注意力投向全市的金银首饰店铺和大百货商店有加工黄金首饰业务的专柜，以及证券交易所，一旦罪犯把所窃得的首饰加工改制以便销赃或者将国库券出手，那就露了马脚，离案件侦破也就不远了。三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五天过去了，仍无反应！难道罪犯不想迅速销赃？或者已经通过私下交易将首饰、债券出手了？刑警们犯了嘀口古，一个个心急如焚。

第六天，情况似乎出现了转机——这天晚上，西城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告：有人在一家旅馆租了房间聚赌。值班局长当即下令出动警力缉捕。十几名警察和联防人员赶赴现场，当场抓到赌徒6名，查获赌资3万余元。令警方感兴趣的是，在查获的赌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1992年、1993年的国库券。经讯问，弄清楚这些国库券是一个名ⅡLl沈小铭的赌徒的。再一查，这个姓沈名小铭的青年是个不久前刚被解除劳动教养的无业人员，家境并不富裕，这和他拥有上万元国库券这个事实相并存显然构成了疑点。尽管沈小铭和那天目击“飞贼”的群众所叙述的外形大相径庭，但还是被作为线索嫌疑人带进了审讯室。据沈小铭供称，这些国库券都是他半月前参与另一起赌博案时赢来的。他在长达六七个小时的审讯中，九供不离一辞，一口咬定这一点，令刑警无法找到突破口。

沈小铭的交代是真是假，为了搞清这至关重要的一点，国库券号码被输入银行电脑。经查核，这部分连号的国库券是银行当初配售给某大企业发售给内部员工的135万元中的一部分，而失主正是在这家大企业供职的，他所失窃的国库券是从单位购买的。刑警获悉此情，不无振奋。这些国库券究竟是不是被“飞贼”窃走的那部分？刑警出于慎重，进行了另一项查证：提取国库券上的指纹与失主的指纹加以比较鉴别。这一鉴别，令刑警们刚刚萌生出来的一丝希冀之火烟消云散——所有国库券上都没有失主的指纹！而失主在失窃前一天还清点过这些国库券，如果果真是赃款，不会查不出哪怕是一枚指纹的。这么一折腾，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而“飞贼”的蛛丝马迹一点儿也没查到。是不是在侦查方向上犯了错误，没有选准突破口？参加侦查的刑警讨论了一番，选择了一个新的侦查方向：到在京打工的民工中去摸摸情况。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多达百万以上，来自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安徽、四川、江苏等省，由于“飞贼”具有特强攀登能力，警方怀疑他练过武术。这样，便先把侦查的触角伸向河南民工。河南乃中原腹地，自古尚武，来京打工的河南民工中，不乏擅长武功者，有的还真令人刮目相看。刑警粗粗一摸情况，得知案发地附近有一建筑工地，上百名民工均来自嵩山地区，会武术者颇有几个。于是，决定去那里深入调查。

十几名刑警经过几天艰苦的秘密摸查，找到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民工陈德良。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是1993年底来北京打工的。陈的身材、外形跟目击者所述的“飞贼”体形特征酷似；据其同乡说，他练过“少林轻身术”，自称已达到能“飞檐走壁”的境地。当然，刑警怀疑他并不光凭这两点，还有另外两点可为佐证：一是陈德良最近露出暴富迹象，接连往家里寄了两次钱共3200元，这已经远远超过他来京打工半年许的全部收入；这几天还请同乡去酒馆喝酒，抽的香烟也由平时块把钱一盒的“红梅”改为名烟“红塔山”；二是案发那天他恰恰请了一天假，一起打工的同伴曾问他的去向，他吱吱唔晤说不上来。有这么四条，刑警自是对陈德良大感兴趣。有人主张立即拘留审查，至少也先来个传讯，但大多数同志反对这种冒失做法。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先请目击者去建筑工地秘密辨认后再说。

秘密辨认安排在7月9日下午进行，警方从目击者中挑了三名外貌斯文的，请他们届时以承建单位“安全质量检查员”的身份去工地“检查”，在十几名正在于活的民工中辨认陈德良。警方对这次辨认寄予很大的希望，事先作了准备，一旦认准，即将陈德良收审。却不料，7月9日中午，从东城区传来消息：“飞贼”在东城区露面！

“飞贼”第二次作案，受害者是一位全国有名的文化界人士。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姑且把这位知名人士称为B先生。案件发生后，据B先生回忆，在这之前大约三四天接连两天出门时，都看见马路对面站着一个身穿浅色的确凉衬衫的青年男子，貌似悠闲地抽着香烟，一双眼睛却牢牢地盯着他看。作为名人，B先生见惯了这种情景，只当对方是刚搬来附近的居民，闻知自己住在这里，闲着没事是来看稀罕的，所以并没在意。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飞贼”，是来“相脚头”的。

B先生的夫人也是文化界人士，只因身患痼疾，所以长期在家休养。1994年的夏天，北京特别炎热，B夫人吃不消，便去哈尔滨避暑，昨天刚离京。B先生平时外面应酬极多，几乎从不在家吃饭，所以夫人一走，他便把家里雇佣的安徽小保姆也辞了，说是图个清静，实际上是想节省一笔开支。不料此念大错，7月9日小保姆前脚刚走，“飞贼”后脚就闯进了B先生这幢独居的小四合院，开始了大“扫荡”。

罪犯认定B先生一时半时不会回来，胆大放心，从容不迫地作案。他不但搜窃了B先生的美元、港币、人民币3万多元，还盗走了B夫人平时赖以消遣度日的价值上万元的进口激光影碟机。就是因为后面这一手，才使刑警得知此案是“飞贼”所为——他把影碟机装在原装纸版箱里，用塑料带子扎得方方正正，然后堂而皇之地拎着出了门。在四合院门口，他和居委会一位大婶劈面相遇，大婶见他提了这么个印满洋文的箱子，又是陌生人，自是警惕，问了声“这是什么”。对方用横愣的眼光扫了她一眼，大声说了句：“不用你管”，扬长而去。大婶越想越觉得不对头，遂给B先生打了电话。B先生火速赶回，进门一看，傻了，嘴里一迭声叫苦，好一阵才想起拨“110”。刑警赶来，居委会大婶自要提供情况，东城公安分局早已接到西城同行的“案情通报”，根据目击者的叙述，断定案犯即是两周前在西城区作下大案的“飞贼”。现场勘查所获取的指纹，经比较鉴别与西城区“飞贼案”一致，于是完全肯定B先生寓所失窃案是同一“飞贼”所为。

西城公安分局的刑警接到东城区同行的紧急通报，放弃了对民工陈德良的指认安排。但对陈德良的调查并未中断，后来弄清楚这人也是个犯罪分子，不过他干的不是上门撬窃勾当，而是“轧轮子”——在公交车上扒窃。此与“飞贼案”无关，就此打住。

“飞贼”半月之内连续两次在西城区、东城区作下特大案件，令警方震惊。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毅然下令：西城、东城两起案件串案并侦，由市局刑侦处与西城分局、东城分局各抽调得力刑警组成专案组，全力进行侦查。

专案组刚开始着手侦查，西城区又发生了一起特大盗窃案：一位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家的寓所被窃！专案组刑警接报火速驱车前往，现场勘查结果表明：此案也是 “飞贼”所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飞贼”竟然马不停蹄接连作案——这边的现场勘查尚未结束，连《现场勘查报告书》尚未写出来，专案组又接到报案：距现场仅一街之隔的一户居民家又遭盗窃，分出人马赶赴勘查，令刑警拍案大怒：又是“飞贼”！

紧接着，从7月20日至8月10日，短短的20天时间内，西城公安分局又连连接报，“飞贼”屡屡光顾作案。一时间，人心惶惶，群众议论纷纷，不明真相者对“飞贼”的“本领”大肆渲染；也有不少人对公安机关怨声恶语，指责刑警破案不力，玩忽职守。

“飞贼案”是北京市警方、也是全国警方自建国以来所遇到的第一束作案频繁、案值相对率巨大而作案手法最具明显特点的系列盗窃案。北京市警方面对着气焰如此嚣张的罪犯，大大震怒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下令：专案组继续开展侦查，从市局及各区县公安局调集一千多名干警在东城区、西城区的一些有可能被“飞贼”光顾的地方蹲点守候，下决心非生擒“飞贼”不可！

蹲点守候是从8月23日开始的，说也奇怪，干警一蹲点，“飞贼”便不露面了，无论是西城区还是东城区，都没发生同类盗窃案。10天过去了，9月4日，远南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市举行。就在这天，“飞贼”再次出现了。那天下午，东城区一条胡同中段的一户姓薛的居民，正在家里干家务活，忽然听见外面似有什么东西落地的声响。他蓦地想起传言四起的“飞贼”，不禁一惊，遂从厨房抓了一把切菜刀去院里查看。他所居住的这所四合院里无异样迹象，但他放心不下，打开院门，想去隔壁看个究竟。

薛某开门出来，正好有两个蹲点守候的便衣刑警走过。刑警见他手执菜刀，且神情紧张，便询问情由。他如此这般一说，刑警顿时警惕，马上去敲隔壁四合院的大门。这一敲，惊动了正在里面作案的“飞贼”。只听见院里传出一阵轻微的声响，房顶上人影一闪，拐弯角处胡同里传来一个妇女的惊叫：“啊！飞贼！！”

两名刑警一面掏出对讲机向附近蹲点的战友呼叫，一面往拐角处急奔。拐弯一看，“飞贼”已从房顶上跳下来，正往胡同口疾逃。刑警和闻讯赶来的群众共十余人在后面大喊着紧追不舍。

“飞贼”逃出胡同口，和左侧马路上接到这边呼叫而急赶来的几名蹲点干警劈面相遇。为首那位大喜，喝道：“飞贼‘，这回看你往哪里逃？”一个窜跳直扑过来。“飞贼”灵巧地闪过，一个急转身往右侧人行道上奔去。后面，七八个便衣警察和几十名自发协助围捕的群众紧紧追赶，呼喊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飞贼” 心急慌忙，如过街老鼠一般乱窜，转眼溜进了另一条胡同。这又是一条死胡同，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便衣警察见状暗喜，寻思这回看这小子往哪里逃。

“飞贼”逃到胡同尽头，被一堵二米五高的水泥墙挡住了去路。他退到墙脚，转头望了望正逼近过来的追捕者，吸了一口气，没用助跑，又“噌、噌、噌”地上了墙头，飞也似地跑了！

当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举行了“飞贼案”案情分析会。会议开始，专案组领导向与会者介绍了白天蹲点干警围捕“飞贼”失利的情况。众人对“飞贼”不用助跑便“走”上二米五高的墙壁这一情景无不感到吃惊。飞贼有如此惊人的攀登能力，他究竟受过何等特种训练？是不是可以通过摸清他的本领来源而获得侦查线索？与会者经过一番讨论，达成了共识：在这方面着手摸一摸。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请来了五拨人进行模拟试验。这五拨人是：学散打的，练武术的，教柔道的，市公安局防暴处和武警总队特警大队的尖子。模拟试验地点选在一家工厂里，那是一家大厂，当初建厂时圈进了一条胡同，还保留着一小截，尽头正好有一堵二米五高的水泥墙，与远南运动会开幕式那天“飞贼”逃掉的现场几乎完全一样。

试验开始，先由两名散打选手上墙。这两人，先是练少林功夫的，练了五六年，后来改学散打，师承一位早在解放前就已出名了的散打高手。散打学了四年，参加过十几次比赛，捞到了好几块牌牌，在散打界享有不小的声誉。两人试下来，墙是能上去的，但需要短距离助跑，并且还要借助手的力量。

接着是市局防暴处的防暴警察试验。防暴警天天在训练场上熬练筋骨，受过专门的攀登训练，这堵二米五的墙壁自是不在话下，但并非完全不用助跑，并且做不到像“飞贼”那样“噌、噌、噌”的轻松自如。

后面三拨人也一一上去试了试。试验结果表明，上墙速度最快的是武警总队特警大队的尖子；同时证明：二米五高的墙壁，不用助跑直接上墙，非常人和受过一般训练的人所能做到。如果去除“飞贼”在遭围捕时所受的心理影响，估计“飞贼”的攀登能力要胜于参加模拟试验的每个人。参加试验的各拨角色都是“本门派”中的成名人物，如果“飞贼”以前也公开练过，他所特有的本领定然使他名声在外，但他们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人，所以，排除了“飞贼”曾经在武术队、散打队、柔道队、防暴大队、武警部队待过的可能，这显然增加了查摸线索的难度。

模拟试验的结果证明“飞贼”的本领实在是非同一般，想用平时对付一般盗贼的手段抓获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所以，专案组经过研究并请示上级后决定：如“飞贼”再出现时，蹲守的干警确认后可以当场开枪将其击伤。

“飞贼”继续进行着他那猖狂的犯罪活动，就在刑侦处进行模拟试验的当天，他又在西城区盗窃了一户居民的寓所。次日，“飞贼”又光顾东城区，闯入一位高级干部的寓所，窃走了现金、国库券万余元。他所表现出的那种疯狂劲头，似乎是横下一条心要和公安干警较劲。

发案数如三伏天的寒暑表一般在直线上升，自6月25日西城区那户居民被盗开始，一直到10月18日，西城区被盗24户，东城区被盗5户，合计总共29户。受害者中，现任中央部委、党、政、军领导及知名人士的9户。据现场提取的指纹证实，这些案件均系“飞贼”所为。

“飞贼”的作案手法千篇一律：选择在白天下手，事主家中人都上班了；作案的手法都是从墙外翻进院子，砸窗开门。

根据公安部的命令，北京市公安局调动了三千名干警，在西城区、东城区的发案重点地段的路口、要道布岗设哨，进行蹲点守伏，务必要生擒“飞贼”。

蹲点守伏的干警是尽心尽职的，第一天各路人马就盯梢、查问了27名嫌疑人，其中6人被请进公安局核对指纹，但均被排除。刑侦处领导闻讯坐不住了：查缉 “飞贼”，总不能老是惊动群众啊！究其原因，是执行的干警对“飞贼”的形象概念模糊不清。每个干警手头都有一份关于“飞贼”体形特征的文字资料：年龄在 25岁至30岁之间，身高大约1。66米至1。72米，不胖不瘦，脑袋上部较大，前额开阔，鼻梁较长，眼睛不大但显狭长，眉毛狭而浓。这些文字介绍的特征，在干警脑海中的成像是各有理解，千差万别。刑侦处领导于是考虑：能否采用画像缉拿之法？

刑侦处找了几位擅长画肖像的画家，请来目击者，当面口述，当场画成肖像。每位画家都是修改了又修改，画稿搞了一大叠，但始终得不到目击者的认可，都说不像。怎么办？人搞不成，是否可以请机器帮帮忙？警方于是驱车前往清华大学，那里有先进的电子计算机，能够画出很好的肖像。操作人员坐在计算机前，根据目击者的口述，不断发出指令，屏幕上的成像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弄来弄去却始终得不到目击者的认可。计算机画像也失败了！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商讨缉拿“飞贼”的办法。烟雾弥漫中，西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韩建国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请上海铁路公安处的张欣来京试试？此公专攻模拟画像，颇有建树，人称“警坛神笔”。

韩建国提出此议，好几个刑警立刻附和，都说张欣可能画得像，不妨一试。于是，刑侦处处长王殿栋立即要通了上海刑警803总部最高负责人办公室的电话。上海警方支持北京同行，随即指派张欣出山。

张欣，系上海铁路公安处技术科工程师，三级警督。他在长期的实践中，练就了一手模拟画像的绝活。他的这手绝活，“绝”在能将受害者、目击者一眼惊瞥的罪犯再现。在多年的工作中，他曾画了披着斯文外衣的色狼的狰狞，从而侦破了一起影响甚大的奸幼案；他的画笔，还曾将杀人奸幼犯送上断头台；曾为瓦罐里的头颅报了血海深仇……张欣的成就，为他赢得了“警坛一绝”、“画坛神笔”的美名，并被公安部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张欣的成就和名气，使从未谋面的北京同行以为他是一个戴眼镜的老头。专家嘛，一般都是这样的。10月20日上午10时，当上海开往北京的14次直达特快列车驶抵北京站后，前往接站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刑警迎着列车长问：“张欣在几号车厢？”

列车长一怔：“哪个张欣？长什么模样？”

“老头子，戴眼镜的。”

正说着，张欣已经来到面前，自我介绍：“我是张欣。”

北京刑警面对着这位文静、默然的客人，愣了：大名鼎鼎的神奇人物张欣竟是个青年？

一个小伙子，行吗？这几位北京警界有名的资深侦察员没敢抱太大的希望。

张欣一住下来就开始进行工作：下午听北京警方介绍案情，晚上看案卷。他看了一整夜的案卷，次日一早，对“飞贼”一次次的作案情景已经烂熟于心，马上要求召来三位曾对“飞贼”有过匆匆一面之瞥的目击者。他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分别画了三张像，然后综合、修改，最后成像。三位目击者看后，惊呼道：“没错，就是他！”

北京市公安局立刻把模拟肖像复印了三千份，发到蹲点守伏的每一个干警的手中和基层派出所，要求牢牢地默记于心。同时，还传下命令：凡发现与这张像相似的人，一律请到公安局登记核对指纹。

一张用画笔绘就的法网，悄然张开了！

三天后，10月24日中午12点15分，身穿便衣的北京市公安局防暴处警察张晓东在东城区北河沿骑河楼附近蹲点守伏时，发现从身旁走过的一个男青年与模拟画像上的“飞贼”酷似。他一阵紧张，马上给最邻近位置的另一名便衣警察张俊杰打了个暗号。

张俊杰一看，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悄声道：“哎，太像了！”

两人很沉得住气，悄悄闪到一边，掏出模拟画像反复与这个人进行对照，结论：就是他！飞贼！

凭他们两个，不一定完全有把握擒住“飞贼”，为防万一，两人保持距离，紧紧盯住，并与曾和“飞贼”照过面的公交公安分局的两名刑警取得了联系。

被盯的男青年，走到紫禁城西华门5路汽车站旁边的一个电话亭前，稍一迟疑，人内拨起了电话。

此时，公交公安分局刑警队长刘福旺率领七八名便衣刑警正好赶到。9月4日追捕过“飞贼”的两名刑警只一看，马上确认：“就是这小子！”

刘福旺下令：“下手！”

刑警迅速将电话亭围住，将男青年一举擒获。

男青年被押解公安局，取下指纹检验，与犯罪现场提取到的指纹完全一致。审讯结果，在无可辨驳的证据面前，男青年供认自己就是警方寻捕多日的“飞贼”。

经预审查明，“飞贼”名曹延奇，26岁，北京市东城区人，无业。曹自幼拜名师习武，有特强的攀登能力，曾因流氓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1992年4月在服刑期间外逃，自1994年6月25日至10月18日，共作案29起，盗得的财物价值总计达93.2万元人民币。

1995年3月1日，“飞贼”曹延奇在北京被处决。

文/东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