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在哪 重塑人类历史的鼠疫 到底来自哪里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大象公会溯源是为了厘清病原体及其传播机制,从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鼠疫如此,对于其他疾病也是如此。文|麦迪有史以来,哪种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最深远?答案很可能是鼠疫。历史上有三次瘟疫大流行:第一次即通常所说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 541 年,瘟疫在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暴发,直接击碎了查士丁尼大帝的罗马帝国复兴之梦。瘟疫流播到地中海沿岸地区,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几度复发。据估计,累计总死亡人数达 1 亿。第二次被称为“黑死病”。1346年,瘟疫在意大利爆发。到1353年,瘟疫在欧洲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并在15-17世纪数次卷土重来。它大大减少了欧洲的人口,间接导致了文艺复兴和现代欧洲的崛起。
在黑死病的冲击下,死亡之舞成为中世纪晚期欧洲一个常见的艺术主题
第三次大流行的范围更广。1855 年,疫情在在中国云南出现。1894 年扩散至香港,并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 60 多个国家。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次大流行才逐渐消歇。据估计,全球死亡人数在 1500 万以上。其中,前两次瘟疫的最初源头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对欧洲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第二次大流行。人们对“罪魁祸首”的追溯可以反映现实。瘟疫来自东方?“黑死病”一词出现在1832年。在此之前,人们通常称之为鼠疫或瘟疫,相当于“瘟疫”。在《十日谈》中,薄伽丘这样描述这场浩劫的由来:几年前发生在东部,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后来不幸传到西方,到处传播,凶猛程度越来越强烈。《十日谈》是在黑死病流行期间写的。图为1485年法国版《十日谈》:薄伽丘等人逃离瘟疫
更具体的描述,来自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根据他的记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黑海以东广阔的土地是蒙古人建立的金汗国。金帐汗国的君主扎尼班汉率领军队进攻黑海北岸克里米亚半岛的卡法,卡法是热那亚人建立的据点。蒙古人围攻卡法三年之久。此时一种神秘的疾病在蒙古人中迅速扩散,许多将士死去。蒙古人因而失去了攻城的兴趣,在撤军之前,他们用投石机将病死者的尸体抛入城内。卡法的尸体堆积如山,臭气熏天。热那亚人被迫乘船逃往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瘟疫在整个欧洲蔓延。穆西斯是来自意大利皮亚琴察的一名律师。他的描述有板有眼,将疫情的爆发归咎于蒙古人的损招。这一事件,也被视作历史上第一个生化战的实例。空抛尸——古代生化战
穆西斯笔下的一些内容的确可以得到侧面的验证。根据伊塞克湖附近的考古发掘,在 1338~1339 年,也就是欧洲黑死病暴发前夕,中亚曾有不少人死于瘟疫。当时普遍认为疫情是从远东传来的。至于有多远,人们没有明确的概念。根据摩西的描述,中国和印度都是最早受影响的地方。不少人言之凿凿认为鼠疫来自印度。如英格兰牧师、编年史家亨利·奈顿指出:在那一年和第二年,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大量死亡事件。它从印度开始,然后传播到塔尔西斯,然后传播到撒拉逊人,最后在基督徒和犹太人中传播。当时印度正值德里苏丹统治时期,并没有文献记录表明南亚次大陆在 14 世纪曾流行严重的瘟疫。从交通航线看,如果黑死病发源于印度,首先受到波及的应是中东地区。阿拉伯人伊本·瓦尔迪去过中国。1349年,他死于叙利亚阿勒颇的黑死病。根据他的描述,黑死病「开始于黑暗之地」,在游荡了 15 年之后,「中国未能幸免,然后,瘟疫感染了印度的印度人」,继而蔓延到波斯、地中海沿岸以及中东各地。作为亲历者,且对中国有较多了解,他的说法值得重视。麦格里齐是马穆鲁克时期的埃及历史学家。根据他的描述,黑死病到达埃及之前,在契丹人和蒙古人居住的地方很流行。三个月死了十六个王子,大批蒙古士兵牺牲。大汗和他的六个孩子最终死于瘟疫。彼得·布鲁格尔的绘画《死亡的胜利》
当时的欧洲人和中东人容易混淆「中国」「契丹」「蒙古」等概念,中亚的蒙古人和东亚的蒙古人更会被混为一谈。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早期记录多是道听途说。如阿尔·麦格里齐的说法,便多与史实不合。黑死病固然来自欧洲以东,但是否东到今天的中国境内,仍是有疑问的。黑死病来自中国的说法曾经很有市场。加拿大学者约翰·诺里斯对此相当不满。他认为:这一说法在 19 世纪之所以容易被人接受,是和种族偏见分不开的,这种偏见来自西方在技术和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以及将鼠疫视作落后地区产物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非常相信伊本·瓦尔迪的说法。他在他著名的《瘟疫与人》中写道:鼠疫杆菌于 1331 年现身于中国,或者源自云南-缅甸一带原始的疫源地,或者源自在中国东北地区-蒙古大草原的穴居啮齿动物中新出现的疫源地。之后,鼠疫沿亚洲的商路游历了 15 年,才于 1346 年传到克里米亚。在这里,鼠疫杆菌登船沿着从海港向内地辐射的路径,继续渗透到近东乃至整个欧洲。此外,美国学者迈克·多斯得出结论,元朝的瘟疫发生在1332年至1333年之间。
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说法多有可疑之处。在中国的古书中,并没有 1331 年发生大瘟疫的记录。麦克尼尔所主张的蒙古大军远征云南后将鼠疫带回蒙古草原,更显证据不足。那么,中国古代发生过瘟疫吗?古书对瘟疫的记载,通常只用「疫」「大疫」这样的简略记述一笔带过,这为探寻这些瘟疫的具体病因造成了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寻绎到鼠疫的蛛丝马迹。1127年,金人攻占了北宋都城汴京。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金人统治下的汴京,再次发生瘟疫。“汴京是一场大瘟疫,每50天就有90多万人死亡。”。宋元战争时期,瘟疫猖獗。有学者认为,这一系列重大疫情是草原民族带来的瘟疫。意大利人凯尔·波洛在1274年遇到了忽必烈的假想场景,但凯尔·波洛是否访问过中国仍有争议
进入 14 世纪之后,东亚瘟疫频发,与此前形成鲜明对比。在1308、1321、1330、1333、1344、1345、1350、1352、1353、1354、1356、1357、1358、1359、1360等年份,元朝都发生过瘟疫。而这些瘟疫往往相当凶猛。比如1353年的大同路疫情中,“死了一大半人”。1340年后,由于瘟疫等自然灾害,元朝人口锐减。一些学者认为,这些瘟疫是与欧洲黑死病相对应的瘟疫。更明确的鼠疫记录来自明代。成功组织扑灭近代两次东北鼠疫的伍连德最早指出,明代频繁发生的瘟疫是鼠疫。曹树基进一步指出 16~17 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与当时的旱灾、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造成一千万人以上死亡,加速埋葬了明王朝。1910-1911年东北鼠疫流行期间的防护装备
不过,即便元代的疫情是鼠疫,仍难以还原出从东亚到中亚再到欧洲的传播链。目前来说,尚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欧洲的黑死病自东亚而来。有学者倾向于认为当时东亚、欧洲的疫情起源于中亚。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14世纪,欧亚大陆的许多地方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草原民族的扩张促进了早期的“全球化”,这也使得瘟疫的远距离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替罪羊:犹太人及其他当时印度和中国对欧洲人来说都太远了。人们更愿意关注自己更熟悉的自然力量或超自然力量。当时法国巴黎的医师认为,疫情是行星交汇、彗星出现等天体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毒气引发的。也有人认为疫情与地震、火山、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有关。这些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时小冰期带来的气候波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和饥饿,确实让欧洲人更容易生病。更多的人,认为疾病是神对人类的惩罚。欧洲各国的「鞭笞者」鼓吹末世论,为了替世人赎罪,他们每日早晚各一次在公开仪式中鞭笞自己的胸膛和后背。卡尔·冯·马尔的画《鞭子》
也有人将仇恨宣泄在醉汉、盗墓者、乞丐、妓女、残疾人、麻风病人、吉普赛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女巫等社会边缘群体的身上。这些人要么是弱势群体,要么是异教徒和外国人,他们长期以来背负着主流社会的偏见和陈规定型观念。根据人类学研究,在集体焦虑和恐惧下,人们经常四处寻找替罪羊。如果当时有蒙古人、汉人或印度人生活在欧洲,他们同样难逃一死。犹太人首当其冲成了背锅的对象。犹太人注重饮食和身体的清洁。在卫生条件差的中世纪欧洲,简直是“出淤泥而不染”,所以感染鼠疫的人相对较少。虽然他们躲过了疾病,却没能逃脱人类的无知和杀戮。14世纪诗集中的德国犹太诗人
基督徒本来就对犹太人心存敌意,再加上犹太人以放贷取利,很容易成为平民的仇视对象。犹太人的低感染率,反而成为他们的罪证。早在1321年,瘟疫流行之前,法国南部的一个麻风病人被指控在一口井里下毒。在酷刑下,他责怪犹太人。瘟疫传播后,人们又提起了那个古老的故事。人们认为黑死病是犹太人的人为瘟疫,犹太人与魔鬼勾结,传播毒药。根据阴谋论,犹太领导人从耶路撒冷秘密运输从蟾蜍和蜘蛛中提取的毒药,并将其分发给各地的犹太人,以污染水源,意图摧毁整个基督教世界
1348 年 5 月,在法国的纳博纳、卡尔卡松、拉博姆等地,犹太人被赶尽杀绝。此后,反犹运动像鼠疫一样迅速蔓延。9 月,一名居住在托农的犹太药剂师被捕,在严刑逼供之下,他最终承认自己受拉比的派遣往水里投毒。在他的犹太社区,所有7岁以上的人都被处死,7岁以下的孩子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被烧死的犹太人
这名犹太药剂师的口供流传到其他城市,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在斯特拉斯堡,民众群情激愤,要求处死城中的犹太人。1349年2月9日,想保护犹太人的市议会被迫解散,新议会向“舆论”屈服,从13日开始逮捕犹太人。2月14日情人节,大约2000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人们对犹太人的债务被取消,犹太人的财产被分割。编年史家雅各布·温格写道:事实上,是钱害死了犹太人。如果他们贫穷,如果封建主不欠他们钱,他们就不会被烧死。被烧死的犹太人
在德国美因茨,犹太人群起反抗,结果遭到更残酷的杀戮。正如他们的后辈被赶进毒气室,犹太人被赶上火刑柱,共有一万两千多人被杀。在德国有记载的325个城镇中,有235个曾经迫害过犹太人。犹太人的血液流经莱茵河。康斯坦茨的一位牧师这样描述人类悲剧:当木柴和稻草燃尽的时候,还有一些犹太人,包括年轻人和老人,气息尚存。围观者中身体比较强壮的抓起短棒和石头朝那些试图爬出火堆的犹太人头上猛掷,就这样迫使他们最终堕入地狱。被烧死的犹太人
截止到 1351 年底,欧洲各国发生了至少 350 次反犹屠杀,60 个大型和 150 个小型犹太人社区被消灭,数万名犹太人死亡,被驱逐、财产被没收的更是不计其数。鉴于日益增长的反犹运动,教皇克雷芒六世不得不在1348年7月5日颁布了《犹太人保护法》。他说:由于这场瘟疫流行于各地,它折磨了并继续折磨着犹太和其他许多民族,因此,认为犹太人造成了这场罪恶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回到东方在中世纪,当时的「西医」对黑死病可以说束手无策,对于造成疾病的病原体更是茫然无知。1894年,在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之际,疫情蔓延至香港。人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东方,正是在东方人们发现了瘟疫的真正罪魁祸首。此时,法国人巴斯德和德国人科赫已经掀起一场现代医学的革命风暴,他们奠定了微生物致病学说的基础。日本人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高足,他带领研究团队来到香港,宣称发现了鼠疫的致病菌。鼠疫耶尔森菌
但事后证明,北里柴三郎并未发现真正的病原体。同样是在 1894 年,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瑞士人亚历山大·耶尔森也来到香港。虽然遭受冷遇,但他买通看守太平间的英国士兵后接触到死者尸体,鉴别出了真正的致病菌——鼠疫杆菌,并研制出了抗鼠疫的血清。为了纪念巴斯德,艾尔森将他发现的病原体命名为巴斯德鼠疫杆菌。为纪念鼠疫耶尔森菌的贡献,1967年将病原体更名为鼠疫耶尔森菌。耶尔森;耶尔森
1898 年,同样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的法国医生保罗·路易斯·西蒙德在印度工作期间,发现啮齿类动物是鼠疫杆菌的主要宿主,而寄生在啮齿类动物身上的跳蚤则是传播鼠疫杆菌的主要媒介生物。值得注意的是,最迟在乾隆时期,中国传统医家也观察到了瘟疫与老鼠的联系,但更多时候把老鼠的大量死亡视为瘟疫来临的前兆。清末,“瘟疫”一词正式出现。随着西方现代医学的介入,我国鼠疫防控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黑老鼠
至此,鼠疫的肇事者才真正浮出水面。但故事还远未结束。随着欧洲对死者遗体的不断挖掘,为我们了解第一次和第二次瘟疫流行的病原体提供了直接的材料。研究人员从人类遗骸中提取出鼠疫杆菌,证实查士丁尼鼠疫和黑死病确实是鼠疫。研究还发现,鼠疫耶尔森菌在一千年后没有明显的变异。2010年,来自德国、中国等国家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世界上17株鼠疫耶尔森菌的完整基因组,指出这些鼠疫耶尔森菌的共同祖先起源于中国或中国附近,可追溯到2600年前。这三次瘟疫流行,可能都是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的副产品。
2013 年,研究者又分析了 133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鼠疫杆菌基因组,发现来自中国青藏高原的鼠疫杆菌遗传多样性最为丰富,表明引发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鼠疫杆菌可能源自青藏高原或附近地区。根据2015年和2019年的研究,欧洲早在5000年前就有鼠疫杆菌感染,这些鼠疫杆菌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5783年前。鼠疫耶尔森菌很早就在欧亚大陆游荡,但早期版本的鼠疫耶尔森菌致病性不是很强,不能通过跳蚤传播。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它逐渐具备了无形杀人的破坏性。从鼠疫的扩散方向以及鼠疫杆菌宿主的分布看,自黑海以东至中国「半月形地带」的广袤草原地带,都是鼠疫的温床。从历史上看,商业、战争和农业等人类行为促进了瘟疫的传播。在我国,主要的自然疫源地是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云南等省,分布在长城沿线和藏彝走廊沿线,并向东南沿海蔓延。追溯鼠疫来自哪里并非没有意义。溯源是为了厘清病原体及其传播机制,从而避免悲剧重演。对于鼠疫如此,对于其他疾病也是如此。瘟疫是一种动物传染病。在新发传染病中,78%与野生动物有关。2019年11月内蒙古发生的鼠疫病例和近期新冠肺炎的疫情,警示我们要进一步妥善处理与野生动物的关系。鼠疫或其他疾病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它们的威胁对象,也不受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的限制。诸如中世纪针对犹太人、女巫等特定人群的污名化,才是一种真正的人造瘟疫。参考文献: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曹与李玉山。瘟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状况与社会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崔玉军、宋亚军、杨瑞馥:《鼠疫耶尔森氏菌的进化研究:从系统发育学到系统发育基因组学》,《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3年第1期。李华成:“瘟疫来自中国?——《14世纪黑死病起源研究述评》,第3辑,中国史学理论,2007年。 魏兆飞、尹家祥:《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进展》,《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2015年第12期。Aida Andrades Valtuena,Alissa Mittnik和Felix M. Key,“石器时代的瘟疫及其在欧亚大陆的持久性”,《当代生物学》,第27卷,第23期,第3683-3691页。 Cui Yujun, Yu Chang, Yan Yanfeng, et al., "Historical Variations in Mutation Rate in an Epidemic Pathogen, Yersinia pesti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0, no. 2 , pp. 577-582.大卫·瓦格纳,詹妮弗·克伦克,米凯拉·哈贝克等,“鼠疫耶尔森菌和公元541-543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基因组分析”,《柳叶刀》。《传染病》,第14卷,第4期,第319-326页。 George D. Sussman, "Was the Black Death in India and China?"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5, no. 3 , pp. 319-355.乔万娜·莫雷利,宋雅君,卡蜜拉·马佐尼,等,“鼠疫耶尔森菌基因组测序鉴定全球系统发育多样性模式”,《自然遗传学》,第42卷,第12期,第1140-1143页。 Jacob R. Marcus, The Jew in the Medieval World: A Source Book:315-1791, New York: Atheneum, 1979.约翰·诺里斯,“东方还是西方?黑死病的地理起源”,《医学史通报》,第51卷,第1期,第1-24页。 Joseph P. Byrne, The Black Death,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4.米凯拉·哈贝克,丽莎·塞弗特,斯蒂芬妮·哈恩施,等,“公元6世纪尸骨中的鼠疫耶尔森菌DNA揭示了对贾丝汀尼安鼠疫的洞察”,《PLOS病原体》,第9卷,第5期,e1003349。 Michael W. Dol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Nicolas rasco van,Karl-g ran sjgren,Kristian Kristiansen,等,“新石器时代衰落期间鼠疫耶尔森菌基础谱系的出现和传播”,《细胞》,第176卷,第1期,第295-305页。 Rosemary Horrox , The Black Death,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西蒙·拉斯穆森、莫滕·艾伦托夫特和卡斯珀·尼尔森,“5000年前欧亚大陆鼠疫耶尔森菌的早期分歧菌株”,《细胞》,第163卷,第3期,第571-582页。 Vincent J. Derbes, "De Mussis and the Great Plague of 1348",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196, no. 1 , pp. 59-62.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纽约花园城:主播出版社/双日出版社,1976年。原标题:《重塑人类历史的鼠疫,到底来自哪里|大象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