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 法国汉学家新书 谈那些挑战欧洲思想的中国观念
从“存在”到“生活”:中欧思想关键词,弗朗索瓦·朱利安著,加利马出版社,2015年3月
这本书像一部词典:左边是欧洲思想中的伟大概念,右边则是它们在中国思想中的对应词。它阐释了中国和欧洲思想中的关键词,同时强调两者的差异。比如欧洲人的理性是基于“因果”的概念,而中国人思考的是“势”。“因果”和“势”之间的差距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实很深刻,其中有两种世界观的差异。 这本书的作者、着名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曾经就说过,在思想之间,互不相干、漠不关心的确比差异更难跨越。在新书《从“存在”到“生活”:中欧思想关键词》中,他以迷人的准确性,使那些非专业的读者理解这样的差异。朱利安是法国哲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1975年,他从师范大学毕业,并通过考试获得了一个高中教学职位。在法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职业生涯开端。当时他决定去中国,那里吸引他的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中国传统思想。 以其惊人的博学,并逐渐掌握传统中国的伟大作品之后,朱利安本可以满足于做两种文明之间的中介人。但他更进了一步:他持之以恒地将对中国的认知转向欧洲,并以此向我们揭示西方思想中那些让人不假思索的预设。在朱利安的书中,我们很难找到什么异国情调或是东方主义,中欧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对话完全是平等的。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哲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生于1951年。曾任法国中国研究会会长、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主任、国际哲学研究所所长、当代思想研究所所长、法国大学协会高级会员。2010年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迂回与进入》《自然还是裸体》《圣人无意》等20多部作品。
在这本新书中,朱利安提出了20组欧洲和中文的对应词,以下是本站摘译的6组,每一组词的第一个都是欧洲概念,而第二个则是中国思想提出的“反驳”。所有这一切,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重要的是不要转向另一种文化或寻求某种妥协。我很珍惜欧洲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没有去中国自由思考,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强项。我去中国是为了让自己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世界上。”以下相应的概念也可能有助于中国人思考欧洲。因果性—势因果关系是所有西方思想的起源。我们不描述眼前的事物,我们解释它们。而且,我们解释的方式是离开事物,以便探究它之外的原因。希腊人曾经寻找“第一原因”,比如上帝;而“原因”和“选择”来自同一个拉丁词根。用理性认识事物是“科学”的基础。 至于中国人,他们在论理时与其说在解释,不如说是在暗示。这正是所谓的“势”:重要的是我们不再把事物与其发展的方式分割开来。然后“势”的观念也同样用在历史研究中。中国历史学家在谈论帝国的诞生时,所做的不是寻找原因,而是描述中国社会向某种统治方式演变的整体趋势。在西方,倾向的观念仍然处于边缘,但也许因果模型也有其局限性。主体的能动性—几之势在欧洲哲学中,一切都以“我”开始。人应该是“主体”,后者可以思考和欲望,他是一定的主动主体,把自己放在一切的开始。 中国思想更倾向于从局势出发探讨其潜能。行动的动力不再是“主体的能动性”,而是“局势的潜能”,即“几之势”。肇事者是有中国特色的人。他们所做的不是制定某种计划,也不是依赖某种“天才行为”。中国的圣贤谋士所做的就是观察有利因素,以便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自由—虚待西方思想被因果关系纠缠,不断反思个人如何摆脱因果关系。我们的理想是停止遵守强加给我们的规则,称之为“自由”。自我主体首先被赋予自由:这是他的第一品质,由此衍生出他的价值。 希腊人将自由与奴役相对立,并在面对波斯人时肯定了自由的紧迫性,在这之后自由成为城邦和内在的精神生活的理想。中国人没有这种政治经验,反之,他们发展出我所谓“虚待”的概念。自由意味着有选择,而“白白等待”则相当于消解任何立场。它意味着不做决定,意味着完全“开放”,不遵循任何既定的计划,它使人们不会遭受任何挫折。孔子曾说圣人“不要,不需要,不固化,不要我”。当弗洛伊德解释精神分析学家应该保持“同样无拘无束的注意力”时,他不是隐约预感到了同样的“假等待”吗? 当然,我们也不该抱有太多幻想:“虚待”同样也是服从于某一种权威。因为在政治中,我们总是在一边或另一边,不采取任何立场则等同于效忠。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士人从来不会正面提出“我控诉”。正奇数 我们的政治空间是围绕着对立组织起来的。在雅典,无论是战争还是集会,决定只能从面对面的争论中产生。中国人更倾向于侧面、间接和迂回,即所谓“奇”。在正面对立中,我们互相损毁。在中国,政治批评只能是间接的,不过,中国的文人已经将其发展为一门艺术,这使它变得愈加危险。中国最早的诗歌理论之一建议人们应该通过意象来传达模糊的含义,以免冒生命危险。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近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逐渐消除,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但这种变化是基于自己话语的无声转换,而不是公然唱反调,会让我们逐渐了解它的演变过程。天启—中庸上帝的启示及其世俗版的革命构建了西方人对时间和历史的认知:事物总是在他们面前出现。中国人避免时间连续体中的中断,并且倾向于被预定的规则或规范所规范。“中庸”的意思是,变化有其自身的不变性:因为不会偏离轨道,所以一切都会自我更新。这恰恰是中国人敬畏“天”的原因。 与规则不同,“中庸”不会模型化,它不会做出决定。正因此,中药是一种调理医学,而不是手术。与其同疾病抗衡,不如通过调理保持身体健康。其他世界空间 希腊人提出了彼世的概念,并将善、正义和真放置其间……形而上学的一切意义都在于此。他们区分出经验现实的此世和理想性的彼世,由此把世界分为两份。真理永远在彼岸,在极限处,而希腊人对二分法和截然对立的偏好也正是由此而来。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这样的设定都有自己的效果。借助这个设定,知识分子可以作为自主主体和自主形象脱颖而出:面对权力,他们可以依靠这个理想世界。 不过由此一来,希腊人也就忽视了事物的“间”,也就是所有那些中间事物,后者正因为“间”而隐晦不明。亚里士多德知道如何定义黑与白,但对灰色他就束手无策了。因为“居间”就其本性来说没有自在:它没有本质。不过,世界的生机、呼吸的流动正是穿行于这未被规定的朦胧与模糊。“间”这个象形文字很好地说明了“居间”的观念:在两扇门之间,月亮的光芒穿越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