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去向 仇和变形记:岳母和弟弟打着他旗号赚钱 曾被下属当庭举报
仇和。东方集成电路数据
当仇和还未成为“符号仇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校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已经给当年那个贫困农家带去足够的荣光。放弃全家力量的受宠儿子背后,有五个留在农村务农的姐弟俩。 当仇和走入仕途步步高升,官方媒体乐于借此宣扬“一人得道”并未“鸡犬升天”的美名,仇和也十分注意在乡里和官场维持个人清誉,一度对外明示不准亲属经商。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仇和岳母和唯一在世的弟弟的脚步,他们在他的行政区内四处走动。 本站记者在宿迁、昆明两地调查发现,2000年前后,仇和岳母曾借沭阳县大规模强制栽树的契机,高价倒卖杨树苗敛财;仇和弟弟人称“仇老二”,也干过倒卖教材、建筑工程的生意。此外,两人均曾充当仇和与政商人士的“桥梁”,收钱受托办事。同学和邻居普遍看到仇和的“诚实和无私”。与此不同的是,在仇和倒台后,仇和早期统治下的许多官员开始反思仇和作为一名官员“善于编织网络”。 在他们的描述中,从主政沭阳起,仇和便开始向下级伸手要钱要物向上打点,不时进宁进京办沭阳籍官员“老乡会”。“仇和如果收钱,绝大部分都是向上送的。”上述早年治下的官员回忆。注重人情在它的运用上体现得更为明显。沭阳官场的一些高级官员告诉该网站,仇和不会拒绝任何受到他的上级问候的人。 无论是“改革明星”还是“政治酷吏”的褒贬,以往投掷在仇和身上的争议,都无关仇和本人廉政与否。随着2015年3月15日中央纪委的通报,仇和和他的亲朋好友的骄傲戛然而止。曾禁止家人经商,父亲墓碑20多年未修 在他的家乡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仇和的落马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 自1978年考上南京农学院离开村庄,仇和便与这里渐行渐远,留给乡人的更多是官衔攀升的名气和荣耀。然而,对于吴迅镇张旭村的村民来说,那些见证和陪伴仇和成长的人显然更难接受这种变化。 在他们眼中,仇和对家乡“吝啬”、对家人“严苛”。对仇和家乡的记忆在那段贫困的岁月里历历在目。饥饿和死亡笼罩着一个11口之家,两个弟弟因为没钱治病而死。仇和的凄凉景象将来仍记忆犹新。 2008年完成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写道,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这使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了缘,直到现在除了吃点鱼外很少吃肉。 如今,仇和老家当然已不再是几十年前的那个茅草屋。顺着村民的指引,很容易便能找到仇和家,在一排砖瓦平房中,多少显得“鹤立鸡群”,但也并未超过普通新农村洋房的配置。牌坊与防盗铁门浑然一体,四面围墙环绕,只有破碎蜷曲的春联和门铃上的蜘蛛网,彰显着主人的经久不归。今天,仇和的家乡不再是几十年前的茅草屋了。在村民的指引下,很容易找到仇和的家。在一排砖砌的平房里,看似鹤立鸡群,但并没有超过普通新型农村房屋的配置。牌坊与防盗铁门融为一体,四周高墙环绕,只有残破卷曲的春联和门铃上的蜘蛛网,展现了主人长久的不归。
仇和的家乡是封闭的。本报记者陈
对于房子的装潢,仇和家隔壁邻居不以为意。据其透露,几年前,仇和家在老房子快倒的情况下才重修了这幢新房,花费不会超过10万元。据邻居说,仇和有六个兄弟姐妹,留在农村的只有一个弟弟,名叫邱恒江,此外还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妹妹在外面结婚。目前,仇和的母亲在南京养老,所以通常只有邱恒住在滨海的老房子里,但她经常不回来。 “仇和只有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才会回来,除了家人陪同没有别的排场,到家坐一会儿就走了,进村前后呆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上述邻居说,“虽然官越做越大,但仇和没什么架子,还会拿烟给乡亲抽,亲民的态度让大家都很受用,以至于听闻仇和落马的消息,很多人都哭了,不敢相信。”这位邻居说,离开仇和当官员并没有给村子带来任何好处。仇和任江苏副省长后,曾回国。村民们还要求他负责村里的建设,比如修路,但仇和婉拒了。他说要顾全大局,不能有偏见。 仇和老家的邻居们说,仇和曾要求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要经商,做做农活、够吃就行了。一位与邱恒关系密切的邻居说,邱恒自称这几年一直在给别人打工,不清楚该怎么办。 最后一次碰到他是在去年春节,他自称一年赚了一万块钱,感到很高兴。 小弟处处谋利,有一次让下属“不理他”。 但一些接触过仇恒将本人的政商界人士,向本站记者描述了一个与上述形象截然不同的“仇恒将”。一位曾在宿迁与邱恒同桌吃饭的政客说,几年前邱恒会出面为一位远房亲戚办事,当地干部亲自陪同,司机开着奥迪A6接送。 上述政界人士称,在仇和从沭阳县委书记逐步升任宿迁市委书记的过程中,仇恒将时常充当政商之间的掮客角色,延揽土地和工程,转手卖给开发商。类似的说法已经在沭阳的官场中广泛传播,一些与云南省委关系密切的政界人士向记者证实,仇和的一个兄弟是昆明的活跃经纪人。 一位曾任沭阳某乡镇领导的人士告诉本站记者,十多年前,有一位县处级官员带仇恒将来找他,介绍他是仇和的弟弟。当时,邱恒自称家里开了一家印刷厂,专门印刷辅导书,请他帮忙联系各乡镇学校出售。 “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但走路说话的样子都和仇和一模一样。”这位人士料想教辅书应是仇从别处批发而来,价格差不多,便帮他办了。据这位消息人士说,不久之后,仇和不知从哪里得知此事,打电话询问,说他弟弟“素质低”,叫他“别理他”。 多位接触过仇恒将的人士都描述,仇恒将近年来并无固定职业。本站记者调查发现,其早年有一公开身份是滨海县华厦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02年1月,滨海县建设局下属的原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创办的集体企业滨海华夏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正在筹划重组,在企业内部实施股权转让,要求“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管理层持股,经营者持股较大”,即员工的股份全部转让给管理者,法人持股较大。 半年后,滨海县华厦开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设立登记,注册资本由原先的411万元上升到908万元。仇恒将以313.3万元出资额成为最大股东,占股34.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土石方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等。根据工商登记资料中记载的邱恒简历,邱恒出生于1965年8月,比小8大一岁半,仇和人,高中学历。1986年3月起,21岁的邱恒在滨海县吴迅建安公司担任技术员工作3年,直至1999年10月晋升为公司副经理。 根据2002年7月填报的一份企业主要从业人员名单,仇恒将在原滨海县华厦房产开发总公司任副经理,另有4名副经理和一位会计也成为改制后的公司股东。事实上,邱恒在接管公司的过程中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仇恒将的出资方式为实物——19台建筑施工机械,评估价为313.3万元。其余股东的出资也均为机械设备。2003年6月底,邱恒及其管理团队全部退股,将企业转让给滨海的两位当地商人。 本站记者联系其中一人,其表示与仇恒将没有任何接触。据他了解,原企业在面临破产的情况下进行了重组,邱恒在没有交钱的情况下成为股东。“当时县建设局看到他弟弟当宿迁市委书记,相当于白送给他了。然而,他一直无法操作,几乎没有做过。建设局已经收回了。” 熟悉仇恒将的上述老家隔壁邻居说,仇恒将当时拿不出来钱投入经营,没有从中赚到钱,不到一年就退出也是仇和的意思。 杨树被强制种植在农田,婆婆参与高价倒卖 不过仇恒将绝非孤例。据本报记者调查,仇和和今年80多岁的婆婆一样,十几年前仇和主管沭阳时,打着仇和的旗号做生意,被要求办事。 一位熟悉仇和岳母的沭阳籍商人告诉本站记者,仇和岳母姓丁,身高超过一米七,白酒能喝一斤多。90年代前,曾在盐城市响水县肖剑镇供销社担任领导职务。在计划经济时代,供销社是连接城乡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此外,位于响水中心区的肖剑镇本身就是一个商业重镇,这个位置非常重要。这也显示了仇和婆婆的“能量”。 1999年春天,仇和主政沭阳的第三年,其开始推行大规模强制栽种杨树的政策,试图推动木材产业发展,作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发展的突破口。“仇和在富阳推广种植杨树,可以说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一位乡镇干部曾在个人博客中回忆,“仇和在县级干部大会上第一个把杨树苗搬到主席台上,亲自讲述杨树的习性和价值;第一次大规模种植杨树提出了“五个占有”,即所有的村庄、所有的边、所有的沟、所有的路旁、所有的田地都要种植杨树;第一次下大力气种杨树,提出“人活树,树死官”,安排政府干部留在乡镇监督植树。有时候我亲自去村里看天头。” 这位干部称,当时老百姓不理解占用耕地栽植杨树,对套种技术也不接受,干部们压力特别大,“就像老鼠钻进风箱里,两头难受”。然而,在这样的行政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杨树开始在沭阳大规模种植。 上述沭阳籍商人透露,就是在此时,仇和的岳母大量运送杨树苗到沭阳,两三年间,沭阳有过半乡镇都被迫以高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购买了这些杨树苗,“赚了有数十万元”。沭阳官场多位高官向本报记者证实,仇和的婆婆活跃在沭阳。 例如,一位沭阳建筑公司经理认仇和岳母为干妈,仇和岳母帮其揽得工程后收了数十万元回扣;一位乡党委书记因涉嫌受贿被组织谈话,面临调查前夕其向仇和岳母送去数万元和几条烟,最终调查不了了之;还有干部向其送钱送礼后如愿得到提拔重用。本报记者联系的上述老兵表示,这些例子是当事人自己透露的,或者是目击者转述的,足够可靠。我们的记者试图联系客户,但尚未得到回应。向下属伸手“要钱”,曾被官员当庭举报受贿 在论证仇和或其家人是否收受礼物、收受贿赂的问题上,沭阳官场很多人都会提到沭阳乡镇企业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卢淑仪一案。他曾在法庭上报告说,仇和的妻子收受了他的贿赂。 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2月,沭阳县人民法院以受贿、贪污罪,判处吕述沂有期徒刑11年。本报记者从沭阳县人民法院内部人士处获悉,陆当庭举报,称其曾两次向妻子送礼。“第一次金额小,第二次15万元。” 这位人士记得,当天看到时任法院院长十分紧张,不停地在打电话,“可能是在和仇和汇报这件事。”其还透露,吕述沂当庭举报时,庭审现场立即封锁,不允许非法院人员入内旁听。目前,卢淑仪已经去世。沭阳县人民法院拒绝向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人提供案卷和庭审录音录像。 一位未旁听庭审的吕述沂的亲戚称,据其了解,吕述沂举报内容中的“第一笔”涉及一条上千元的围巾,曾托一位与仇和妻子共事的表亲送到仇和南京家中,当时仇和不在家,其妻子收下了,事后仇和家想退钱,汇款单曾寄至吕述沂家中,但吕又将钱寄了回去,最后是否收了钱也不知道。对于法院内部人士提到的15万元“二次赔付”,卢淑仪亲属表示不清楚。 事实上,仇和本人对于金钱往来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警戒线”。据一位在沭阳一个乡镇工作的干部说,仇和被任命为沭阳县委书记时,他通过电话要求乡镇给他5000元,但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人知道钱后来去了哪里。猜测可能是当时省里来的人很多,需要招待送礼,而县财政不够。 过了一段时间,仇和又打电话请这位干部去附近乡镇收集一些文物,趁过节时间带到省里去拜访领导。但由于文物收购费用贵,乡里财政亦很紧张,这位干部焦虑了一个礼拜,告知仇和完不成这个任务,仇和方才作罢。沭阳官场多位高官向本报记者指出,仇和入主沭阳以来,表现出了走上层路线、拉关系的特点。 例如要求各单位统计上报沭阳籍处级以上官员名单,不时到北京和南京组织“老乡会”活动,拿县财政招待、送礼。一位曾在沭阳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部门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仇和上任沭阳县委书记时,已经在市直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仇和邀请他和几乎同一批原沭阳市调工作的干部回到沭阳,专门举行“欢送会”联络感情。 “我是被一路举报,但是我的仕途却是一路惊喜……”今年春节前,仇和与一位曾采访过他的媒体人通话时如是说。 多方消息显示,其时,与仇和关系密切的浙江籍商人刘卫高已被控制。待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仇和已陷入“四面楚歌”,秘书、司机均被控制。最终,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仇和未能逃过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