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玲 时间的诗人：王家卫谈《重庆森林》

本文授权转载自壹影誌

1994年今天，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在香港上映

本片目前已完成4K修复

｜作者：Tony Rayns，英国著名影评人、东亚电影专家、电影策展人和编剧｜译者：小双，业余迷影人、自由译者，翻译电影文章几十万字数

摘要：在1995年9月的这期采访中，托尼·雷恩斯《堕落天使》的片场与王家卫聊了聊《重庆森林》，这部冷酷而动人的90年代文艺片代表作之一。

这部电影的拍摄地点俗气得完全不像是最出色的美术指导设计出来的场景：在香港的一个游客聚集地——尖沙咀——的一个角落里，一个隐蔽在街边二楼的阴暗美发店。很难说美发店的艳丽绿色墙面和彩色灯泡是否是原汁原味的60年代特色，还是代表了一种不太成功的想要跟上潮流的70年代尝试；但无论如何，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去修复这数十年来美发店经受的巨大磨损和剥落。王家卫和他的设计师张叔平选择这里作为他的新片《堕落天使》中的一个杀戮场景。这是炎热的四月某天，凌晨两点，这里挤满了印度籍龙套演员：大多数是男人，也有几个女人，还有一个抱着婴儿，孩子的父亲正在焦急地四处徘徊，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上床睡觉。由歌手黎明饰演的杀手突然闯入，引起印度人惊慌失措地四散奔逃，其中一人中了枪。当我问王家卫今晚要拍的是个什么场景时，他咧嘴一笑，说："今晚我是吴宇森。"

本文原刊于《视与听》杂志1995年9月时隔两个月后，我再次追到了剧组，这次是在湾仔后街一栋破旧的公寓楼里拍摄，要拍的是片中的另两位主演金城武和杨采妮。杨采妮在大楼里横冲直撞地寻找着什么人，在消防通道的楼梯上上下下大喊大叫；金城武扮演的是她的哑巴伙伴，用喉咙发出的声音和暴力的手势来支持她的愤怒。 又是在凌晨时分，居民们对噪音的抱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场戏原来是重拍已有的素材，不同的是，这次的摄影师是越来越厉害的杜可风，他曾掌机《阿飞正传》《东邪西毒》以及大部分《重庆森林》的镜头，但在4月的时候，他被叫到上海继续拍陈凯歌的新片《风月》，不得不停止了《堕落天使》的工作。王家卫对大部分由替补摄像师拍摄的东西不满意，所以匆匆安排了一次次重拍。据悉，该片将于7月底在台湾首映。 无论《堕落天使》的结果如何，王家卫已经与关锦鹏并列成为香港电影界为数不多的原创作者导演。虽然公众对他的电影的关注度起伏不定，但他的重要地位和国际声誉都在稳步提升。 《堕落天使》，1995他的票房表现不稳定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和关锦鹏一样，比起符合香港观众的口味，他似乎更喜欢远离类型片。另一个原因是，他偏向于选取顶级明星来演反类型片或不寻常的角色，这违背了业界的常识。但是，明星们都在排队等候与王家卫合作。在这个以粗制滥造和业余训练著称的电影行业里，很多演员都把王家卫看成是一个能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到极致的导演。《重庆森林》讲述了两个独立的故事，更多是由主题和情绪而非叙事线联系起来，与他前一部作品《阿飞正传》和后一部作品《东邪西毒》的结构似乎是完全相反的。 这两部电影中的痴迷、愤懑、纠结、歇斯底里的人物，似乎与《重庆森林》中相对轻松的现代都市人有天壤之别，他们的神经质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和你我一样正常。但是，正如王家卫在下面的采访中所解释的那样，他认为这只是程度上的区别。他的人物都有同样的问题：孤独、不安全感、承诺无能，只是《重庆森林》中的主人公都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而其它电影中的人没有。 《重庆森林》中的金城武和林青霞《重庆森林》中的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被女友抛弃的失恋警察。在第一个故事中，便衣警察223号正在算着今天是女友抛弃他的第几日，这个过程与下一个生日的倒计时在他的脑海中交织在一起。机缘巧合下，他接触到一个迷人的成熟女郎，两人度过了一个什么都没发生的夜晚，他不知道她是个一流的毒品走私犯，刚刚枪杀了一个潜逃的毒品送货员，第二天就要枪杀背叛了她的供应商。 在第二个故事中，制服警察663号为他在飞机上成功勾引的空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他而感到闷闷不乐。他在一个深夜小吃店喝咖啡时，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年轻女店员爱慕对象，更不知道她在他外出的时候，习惯性地进入他的公寓，为他打扫卫生，重新装修。这两个故事都把浪漫的忧郁与幽默糅合在一起。 《重庆森林》中的梁朝伟和王菲1988年，王家卫成为导演，拍摄了自己的剧本《旺角卡门》，原意是作为谭家明导演构思的三部曲的第一部。这部电影是对《穷街陋巷》的情节和主题进行了另类怪异的创新，以旺角黑社会的后街为背景，主人公是一个神秘的杀手，被他那个易怒的“徒弟”一次又一次地拖入各种麻烦中。 这部电影是王家卫迄今为止最大众化的电影，但其高亢的视觉效果和步步为营的动作高潮，让他比一般的香港黑帮电影导演高了好几个档次。之后的电影将他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他不仅是一个超凡的视觉造型师，也是一个诗人，在他的镜头下，让人们分崩离析的是爱，而偶尔让人们重归于好的仍然是爱。 他也是一个时间的诗人。自阿伦·雷乃距今很远的鼎盛时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导演能如此敏锐地捕捉到时间对记忆、感觉和情绪的影响。很少有其他导演能在他们的电影中注入这样形而上学的时间感：扩张、拉伸、摇摆、拖曳、飞速流逝。 与杜可风合作让王家卫为他对于节奏的冒险找到了完美的合作伙伴，杜可风出生于澳大利亚，作为一名摄影师，他几乎从不用三脚架，在拍摄时身体会与电影中的动作高度一致，并因此风格而出名。杜可风流畅的拍摄手法同样适合于动态的跳切以及停滞的瞬间，也让王家卫在与演员的即兴创作中获得了充分的发挥空间。 而团队中的另一人是美术指导张叔平，他的设计感完全符合王家卫对布景和场景的需求，可以唤起过去、现在和未来，或证明时间的影响，他们三个人一起组成了当今电影制作中最有张力的创作团队。杜可风和王家卫 王家卫为《堕落天使》已经连续拍摄了三个通宵，当我们终于在他作为临时办公处的酒店的咖啡店里坐下来聊天时，他已经累了。相对于接下来紧急的剧本修改工作和进一步的重拍，这次采访显然会让他转移注意力，但他很开朗，也愿意和我分享，还觉得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乐观。我真的很想和读者分享我们聊到的八卦。 TR：你在香港理工大学学的是平面设计专业，但你进入电影行业时是做编剧的。对你来说，电影的写作和“造型”哪个更重要？ 王家卫：我一开始做导演就改变了我对写作的想法。作为一个编剧，我希望我的剧本是完美的、完整的。作为一个导演，我知道总有一些因素是我无法控制的。任何电影中的很多事情都不能事先做具体的计划。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你想要的东西视觉化，然后在你去了片场后再随机应变。现在我都是从一个相当松散的剧本开始，然后在拍摄当天才开始写对白。以《重庆森林》为例，我会坐在弥敦道假日酒店的咖啡店里写台词，然后走两个街区到重庆大厦，在拍摄前交给演员。 我电影的“造型”，是我和张叔平以及摄影师们多年来共同培养出来的。我和张叔平认识很多年了，我们都来自很相似的上海家庭，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彼此之间有一种本能的默契。我第一次和杜可风在《阿飞正传》中合作，一开始并不太合得来。后来我们才成为了朋友。他没有很强的技术背景，但他对光线的把握特别好。这其实是他在《东邪西毒》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拍摄，而他对可控光线条件下的室内拍摄更有经验。 《重庆森林》，1994我开始拍《重庆森林》的时候，刘伟强是摄影师，但他中途要去拍自己的片了，最后我在东京遇到了杜可风，当时他正在为关锦鹏的《红玫瑰白玫瑰》处理后期，我就请他来接手。他最终把他入组之前的一些部分都重新拍了一遍，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统一影片的“造型”，另一部分原因是我重新考虑了一些场景，想重新拍一下。 《阿飞正传》是对我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的反叛，那部电影充满了刺眼的光线和霓虹灯。我告诉杜可风，我想拍一部“单色”的电影，几乎没有色彩。这是一部关于不同类型的抑郁症的电影，它需要非常空虚的感觉，非常薄的质感。这就给杜可风带来了很多问题：滤镜多，灯光少，很难控制焦距。这也是它花了这么长时间拍摄的原因之一。 而《堕落天使》则有不同的棘手问题。我们几乎全部用广角镜头拍摄，演员们离镜头很近。我们又没有使用很多灯光，不断出现问题，比如脸部阴影什么的。使用短焦镜头的原因是，即使你离人物很近，也会有一种远距离看他们的感觉。 《东邪西毒》，1994TR：《东邪西毒》和《重庆森林》都使用了大量的画外音，这是不是因为你想把自己的写作方式在最后一刻延伸到剪辑过程中？ 王家卫：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但不管怎么说，画外音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人更多的是对自己说话，而不是对别人说话。 TR：你读过很多书吗？ 王家卫：是的，读小学的时候，我父亲就逼着我读中国名著。那时我已经在香港，但我的哥哥和姐姐还在上海，我们一直写信联系。在中国，他们接触到的优秀小说非常有限——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其他的就不多了。我想跟上他们的脚步，于是我尝试着读同样的书。我发现，一旦你看完了前200页，就会觉得小说很不错！后来我又读了雷蒙德·钱德勒和约翰·斯坦贝克以及一些日本小说家。现在我主要读的是自传：玛丽亚·卡拉斯，穆罕默德·阿里，田纳西·威廉姆斯。 TR：有些人注意到《重庆森林》和村上春树的小说有联系，我注意到原声带CD上的很多音乐都是取自村上春树的书名。 王家卫：我特别喜欢他早期的小说《1973年的弹珠玩具》和他的短篇小说《遇见百分百女孩》。现在他开始担心中年的来临，我有点失去兴趣。但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我们的成长经历非常相似：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间的那几年，美国文化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痕迹。我们都去买音乐，买香烟，买生活方式；大街上高大的老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最认同的是他的书中所表达的是一种特定年龄的感觉：还没有走出早已被忘记的二十几岁的年龄，但还没有到中年的感觉。 TR：《重庆森林》的起源是什么？ 王家卫：我们拍完《东邪西毒》之后终于有时间休息了，然后我觉得应该为自己拍一部小电影。作为一个编剧导演，我有很多电影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开发出来。坐在咖啡店里，一个想法冒出来了，却没有时间去深入研究。可能只是一种直觉，很容易就消失了。《重庆森林》就是基于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两个想法而来的。原本有三个想法，后来第三个成了《堕落天使》的故事基础。 第一个故事在拍的过程中改变了很多。林青霞本来是要在拍完《重庆森林》后退出银幕的，所以我们最初设想她的角色就像《欲望号街车》里的女主角白兰芝一样。她很喜欢这个角色：她永远都在试戴假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演戏。原本的故事很简单：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募女演员就来应征，碰巧遇到了金城武饰演这个角色，后来却放了他鸽子。最终的故事中，我们保留了假发元素，以及并非浪漫爱情的想法，但我们把故事原型从《欲望号街车》改成了约翰·卡萨维蒂的《女煞葛洛莉》。 TR：为什么这两个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警察？ 王家卫：一部分原因是大家认为香港电影应该是以动作为导向的，电影里总会有很多警察和黑帮，我选择了警察，部分原因是我喜欢警察有制服和警号这个概念。 TR：你认为影片中的人物是否像《阿飞正传》中的人物一样具有象征意义？ 王家卫：《阿飞正传》围绕关于留下或离开香港的种种感受展开，而现在快到1997年了，因此那不再是个问题，《重庆森林》更多是关于人们现在的感受。在《阿飞正传》中，人物因为孤独而不开心，在《东邪西毒》中也是如此。而《重庆森林》中的人物懂得自娱自乐，哪怕只是对这一块肥皂说话也可以是快乐的，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在城市里生存。 《阿飞正传》，1990TR：在《阿飞正传》中，你是否认真尝试过重现六十年代的香港？ 王家卫：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去研究那个年代，甚至去细究当时餐厅里一块牛排要多少钱，但后来发现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把旧香港的生活细节还原得这么详细。最初的想法是把电影的第一部分设定在1963年，也就是我小时候来香港的那一年。在做了研究之后，我把它搬回了1960年，因为当年人们有一种感觉，随着肯尼迪的当选等事情的发生，历史会进入新的一页，香港人开始变得很有雄心壮志，整个世界都在为新的事物而觉醒。我设定了三个对比鲜明的类型：来自上海的移民、来自长洲岛的香港本地人和无根的流浪汉。 由于我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真实地重现那个年代，所以我决定完全凭记忆来创作。而记忆实际上是关于一种失落感，这在剧情片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用时间来记忆事物，“昨晚我遇见了……”，“三年前，我是……”。但是，223号警察在《重庆森林》中用菠萝罐头的销售日期来玩的游戏，又是另一回事，那仅仅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让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有意义。 TR：《东邪西毒》算不算是《阿飞正传》没拍成的后半段呢？ 王家卫：我还是一直想了解刘德华在《旺角卡门》中饰演的那个角色。他是个黑社会混混，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其他的角色都很容易理解：我很清楚表妹和那个冲动的孩子在想什么，但却从来猜不透刘德华那个角色。我对这个角色的好奇心延续到了张国荣在《阿飞正传》和《东邪西毒》中饰演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东邪西毒》确实是《阿飞正传》的延续。但《阿飞正传》不是类型片，而《东邪西毒》是类型片。通常情况下，我觉得类型片的一些传统做法会妨碍我处理人物心理的某些方面，但我创作《东邪西毒》的灵感之一是约翰·福特的《搜索者》——这部电影展示了你可以如何进入一个表面上看不透的主人公的内心。在福特的电影中，我一直对约翰·韦恩这个角色和他的嫂子之间的关系极为触动，你只能从她递给他一块抹布的方式中看到，仅有三秒钟的银幕时间，但暗示已经足够了。 TR：你曾经为谭家明写过剧本，他的电影带有出了名的厌女特征——事实上，你写的《最后胜利》可能是他拍过的最厌女的电影。一般来说，你是否对男性角色比对女性角色更感兴趣？ 王家卫：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在《阿飞正传》中，最初的概念是一开始以男性为中心，逐渐将重心转移到女性身上。第二部会以张曼玉和刘嘉玲这两个角色为中心，展现他们如何克服爱情的失败所带来的创伤。而我认为张曼玉在《东邪西毒》中的角色，是整个故事的支点，故事围绕着这个支点来转动。但是，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真的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布景和任何一个人物形象一样重要。我有时会用一个完全没有演员参与的画面，比如《阿飞正传》中的电话亭。你可以通过展现不变的东西来表现变化。 TR：那么《堕落天使》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王家卫：电影的核心其实是《重庆森林》的延续。但自从我决定把它独立拍成剧情长片时，故事就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关于硬币的两面性的故事。它从一枚硬币的翻转开始，然后进入两组人物的平行故事，但两组故事的交集比《重庆森林》中不同故事的交集要多得多。 TR：这和你对怀旧和遗憾的感受有什么关系？ 王家卫：都是关于如何让自己保持快乐的方法。 ~ 王家卫谈论《重庆森林》中的6个场景 1、林青霞在重庆大厦的一间旅馆里发钱给一群印度人 《重庆森林》，1994这是第一个故事里的内容：林青霞雇佣这些印度人把毒品运出香港。拍摄这些场景非常有趣，因为每次拍摄来的龙套都是不同的印度人，唯一一个每次都会来的是坐在林青霞旁边的那个人以及他上铺的兄弟：他们俩来自印度的不同省份，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后来我在《堕落天使》中又用了他们俩，甚至想留下他们俩的护照，以便在我需要的时候让他们回来拍戏，但最后也没成功。 我小时候住在尖沙咀区，结交了一群非常国际化的朋友：西方人、白俄罗斯人，还有很多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我记得我的体型总是比印度人要大得多，所以突然有一天发现男生长出了胡子，女生长出了胸脯，这让我很惊讶。我之所以在《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中使用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临时演员，与那些童年的记忆有很大关系。 2、只穿内衣的梁朝伟和周嘉玲在玩玩具飞机 《重庆森林》，1994这是一段倒叙片段，是关于663号警察和前女友在热恋时期的场景。当时我需要决定周嘉玲饰演的角色要做些什么，因为她职业是空姐，我脑海中浮现出很多不同的关于空姐的东西。其中一个东西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飞机模型：为了拍片，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这种玩具。我还想到的是戴娜·华盛顿唱的那首《多么不同的一天》，我记得多年前泛美航空公司的一个广告中用过这首歌。周嘉玲角色的职业确定后，我们就得去想她为哪家航空公司工作：和她一起拍戏的那天早上，我的执行制片人Jacky Pang打电话给她的一个在美联航工作的朋友，借了一套制服，才决定了她在这家航司工作。当王菲在片尾以空姐的身份再次出现时，她应该是在国泰航空工作。但王菲穿上国泰的制服后显得很难看，于是她也成了美联航的空姐。 3、金城武在用公用电话时，王菲出现在背景处《重庆森林》，1994 这个镜头在电影最终版本中没有出现：我们在一个快餐店拍摄，因为快餐店不让我们拍备餐间，所以最后我们在快餐柜台的场景都是在Midnight Express这家店拍的。这场戏是在那里重拍的，金城武穿着不同的衬衫，而王菲没有戴墨镜。这个镜头标记着从第一个故事过渡到了第二个故事；那也是金城武拒绝了和王菲约会这个机会的发生地点。 金城武来自台湾，刚开始和他合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中日混血。他在拍摄的时候告诉我，他会说日语，所以我就决定利用这一点。其实，他说日语的时候好像很自然，感觉就像在拍日本肥皂剧。 王菲也是刚踏入电影行业的新人，一开始的时候很紧张，尤其是有对白的场景。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在最初的几天里一直把她放在背景中，拍了梁朝伟和快餐店经理之间的戏。我不确定她能不能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但她的肢体语言从一开始就很好。几天后，她就放松地进入了角色：完全没有问题。 4、王菲在梁朝伟的公寓里拿着玩具飞机 《重庆森林》，1994这是王菲一个人在663警察的公寓里，其实是为海报而非电影本身拍摄的。我们让她玩这个飞机。其实拍摄的那间公寓是杜可风自己的，我们为了这个公寓找了很久，最后杜可风建议去他家看看。我只看中了两点：一是窗帘，从这个镜头中可以看到，二是半山腰的扶梯就在窗外经过。 杜可风对我们在拍摄期间对公寓做的事情很不满意。我们搞的房间水漫金山，还搞了很多其他的破坏，还把他的传真机彻底弄坏了——他急需用这台传真机来和他所有的女朋友们沟通。当时他对我们很生气。但就在最近，有两个日本摄影师因为看了电影所以去他家拍摄，所以现在他的公寓已经出名了！ 5、林青霞在重庆大厦的走廊上和印度龙套在一起 《重庆森林》，1994这是第一个故事的初期，林青霞在重庆大厦招揽潜在的毒贩子的场景。其实我们用了三个地点来拍这些场景：一个在重庆大厦，另两个在隔壁的美丽都大厦。我在这几栋楼里找寻合适的地点，我记得我敲了一个特别破旧的公寓的门。一个很胖的女人开了门，指着隔壁的公寓低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隔壁是个瘾君子，一直说 "别在这里开枪"。炎热的天气，还有那种气味和噪音，整个经历很糟糕，我就是想拍出这种感觉。 我们是在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拍摄的，当时大家都很疲惫，心情也很糟糕——除了林青霞，她挺冷静，还帮助指导印度龙套。她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专业。在《堕落天使》的拍摄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但这次我没有像林青霞这样的人可以依靠。 6、王菲在玩具店里，挂着宝丽来相机，同时林青霞在店外的人行道上《重庆森林》，1994 这是王菲在第一个故事中唯一的出场：她在店里买了一个可爱的玩具，出于本能地拍下了在外面等着的林青霞。我让两个女人互相看着对方，王菲会觉得对方是年老的自己，而林青霞觉得对方是年轻的自己，最后两人拍了个合影。这一切在完成后的影片中都被大幅缩短和简化了，因为我们没能在片尾拍两人的后续戏，那时林青霞没时间拍片了。 我的原意是，这两个故事应该有更多的交集，四个主要人物至少都应该在影片中的某个地方见过一次面。我写的一个结局是，他们四个人同时在台北机场的中转休息室里。梁朝伟在等待飞往加州的转机，林青霞因贩毒被捕，金城武回台湾探亲，王菲因为是空姐所以也在那。因为我无法获得台北松山机场的拍摄许可，最后就放弃了。那个机场感觉很合适，面积也很合适。他们给我提供了中正国际机场，但我不喜欢。｜原文出处：《视与听》杂志 1995年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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