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猫六国 大选之际看土耳其：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相关性

编者按：6月7日，土耳其大选举行。本文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昝涛为盘古智库所做的研究报告《大选之际看土耳其——历史遗产、地缘政治及与中国的相关性》。本文转自盘古智库微信公众号，由昝涛教授授权本站使用。

       近年来，土耳其这个国家似乎受到了格外的关注，这一点不光是在一般意义上的中东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关注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人，他们因为对土耳其与中国之间一些特殊且敏感问题的兴趣，从而产生了对土耳其的某种特殊的知识性需求。

土耳其是欧亚大陆之间的中东大国，但作为穆斯林国家是北约成员国；十多年来，土耳其经济一直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长率。它是非西方国家中的中等发达国家之一，现在是世界第16大经济体。近年来，中东地区经历了复杂的动荡和动荡，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5年6月7日，土耳其将举行议会选举，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当前和未来的国内事务和外交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今年11月，G20峰会也将在土耳其举行。在上述背景下，让我们来看看土耳其，尤其是从人们更关注的历史传承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审视土耳其的多重角色、变化和定位，揭示其与中国的特殊关联性，或许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和了解当下的土耳其，为制定关于土耳其的战略对策提供一些知识背景。

一、背景：走近土耳其

1.概况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的大国，面积78万多平方公里，现有人口7500万，其中99%都是穆斯林。土耳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穆斯林国家。中东地区还有三个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方面都堪称大国的穆斯林国家：伊朗、埃及与沙特。

从地缘政治来看，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北与俄罗斯接壤，东接高加索和中亚，西接欧洲，南与东南与北非和中东接壤，尤其是守卫着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地理优势独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近年来，土耳其在亚欧大陆“悄然崛起”，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的明星。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土耳其经济实现了较快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已经成为继“金砖四国”之后的新秀，和越南、印度尼西亚、南非和阿根廷一起被称为“展望五国”。国际学界还提出过“灵猫六国”和“金钻十一国”的概念，这其中都有土耳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土耳其2013年的GDP为8221亿美元，居世界第17位，人均国民收入为10971美元，土耳其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不过，目前土耳其经济正面临陷入停滞的危险，这也影响到在位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票仓变化。

       2、历史演变

2.历史演变

1922年11月，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离开土耳其。

       当代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绵延六百余年，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1923年，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经过四年浴血奋战，土耳其人终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共和国。

历史不是若干逝去的岁月、人或事，它是流动的、活在当下的。至少有三种重要的“力量”塑造了土耳其目前的历史存在:

       一是帝国遗产。这里强调的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各项遗产之复合，而主要是帝国记忆。单纯就帝国本身之存在来说，一个学习自身古代史的土耳其人，他或她要学习的基本上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关于帝国的兴起、强盛与衰落，从领土范围来说，除了今天的土耳其领土，肥沃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北非、巴尔干等地区，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这些地方的20世纪之前的历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作为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史而存在的，土耳其人的历史意识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历史意识是不一样的，毕竟，土耳其人自视为这个帝国的主人，这样说起来，土耳其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带有某种深刻的帝国意识，其眼界和心志也会是不一样的。

       二是伊斯兰教。当然，这对所有穆斯林来说都很重要；但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有其特色，也可以总结为“土耳其版本的伊斯兰”。尽管在土耳其的民族叙事中，突厥是一个很重要的古老认同，甚至之前的鲜卑、匈奴，也一并被他们认同了，但作为一股与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直接相关的突厥力量，他们是在11世纪的时候才登上近东历史舞台的；尤其是在1258年蒙古人攻破巴格达并残杀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之后，阿拉伯的伊斯兰帝国就彻底完蛋了，这个时候奥斯曼-突厥人是作为伊斯兰帝国的继承者和复兴者出现的，因此，对土耳其人来说，他们不是什么被伊斯兰帝国征服的对象，而是恰恰相反，他们成为了伊斯兰的拯救者。今天土耳其人绝大部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正统派——逊尼派。由于皈依伊斯兰较晚，一路上还不断吸收古波斯、拜占庭、古希腊-罗马等多方面的历史-文明遗产，而且主要通过苏菲主义的修行方式皈依，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色，简单来说就是更强调神秘主义的内敛传统，较少教条化的理解；亦积极通过伊斯兰教发挥与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第二个是伊斯兰教。当然，这对所有穆斯林都非常重要；但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有自己的特点，也可以概括为“土耳其版的伊斯兰教”。虽然突厥是土耳其民族叙事中一个重要的古老身份，甚至连鲜卑和匈奴都被他们认可，作为与奥斯曼帝国崛起直接相关的突厥势力，他们在11世纪才进入近东历史的舞台。尤其是1258年蒙古人入侵巴格达，杀死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之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彻底完蛋了。此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作为伊斯兰帝国的继承者和复兴者出现。因此，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他们并没有被伊斯兰帝国征服，反而成为了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如今，大多数土耳其人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正统逊尼派教徒。由于皈依伊斯兰教较晚，沿途不断吸收古代波斯、拜占庭、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明遗产，皈依主要是通过苏菲主义实践。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简单来说，强调神秘主义的内敛传统，不太教条的理解；它还通过伊斯兰积极发挥和扩大其影响力。

土耳其国父凯尔莫正在教拉丁语

       三是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当代土耳其的最重要传统。当然，它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在凯末尔·阿塔图克的主导下，土耳其的政治与文化精英联手缔造了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即凯末尔主义；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末尔主义在土耳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达至顶点。它规约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这也正是凯末尔革命与改革对当代土耳其的意义：它历经风雨，却始终挥之不去，它是仍然‘在场’的历史。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回顾与体验，在历史学家身上或在公众之中每每牵动某种在时间流逝中顽强延续下来的政治或文化的认同，可以说，凯末尔革命不仅创造了使‘当代’土耳其能在其中被识读的政治文化，还给这个土耳其留下了各种合法性之争和围绕一种几乎不明确的可塑性的一摊子政治论争。”

第二，向西还是向东:土耳其的外交战略

       2014年中，中东地区陷入“伊斯兰国”所引发的乱局。在打击ISIS的问题上，土耳其表态“很暧昧”，让一些人琢磨不透：土耳其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毕竟它是北约成员国，按理似乎应该紧密配合西方的表态与行动。有西方评论家说，土耳其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个“兼职盟友”，甚至有人提出，是不是该把土耳其踢出北约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紧跟欧美。然而，东正教党上台后，“西方正在失去土耳其”，或者土耳其正在改变亲西方国家的立场，开始“面向东方，背对西方”。正义与发展党于2002年上台，此后一直执政，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表面上亲西方但实际上反西方的伊斯兰政党。在东正教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成为中东最反美的国家。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土耳其拒绝使用其军事基地；2009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达沃斯论坛上对亲美的以色列总理佩雷斯“怒不可遏”。近年来，土耳其还积极发展与叙利亚和伊朗的关系，尤其是积极参与伊朗核问题，甚至同情哈马斯。关于加入欧盟，在2005年开始的入盟谈判之后，东正教党政府似乎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热情。

       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似乎已经改变了其传统上“一边倒”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定位，日益显示出一个地区性“中枢国家”的形象，亦不掩饰其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的企图。

“西进”和“东进”是土耳其对外战略选择的两条主线。土耳其位于东西方之间的特定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命运和选择“东”或“西”的可能性。这一选择受到内外两个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是国家统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外面是国际形势的影响。在近代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东方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奥斯曼帝国后期的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御的战略选择，无论是泛伊斯兰主义还是泛突厥主义，都只能是“东进”，这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殖民野心。在共和国建立之前，土耳其拥有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对自主权。

       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当时的世界上只有一种高级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土耳其人要想生存和实现进步，就必须全面地学习西方与改革自我，采纳欧洲文明，建成一个世俗国家；同时要否定并切断土耳其人与中东-伊斯兰世界在制度和精神方面的联系。

冷战前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基本上是孤立主义和中立。新成立的土耳其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怀疑和猜疑，尤其是当时苏俄极力支持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土耳其当时只能采取孤立主义策略。凯末尔意识到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新土耳其是多么重要。他提出了著名的“国内稳定，国际和平”的政策原则。事实上，土耳其至今没有背离这一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直到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才加入盟军阵营。在冷战格局下，土耳其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军事力量南下的前哨。土耳其全面接受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接受了美国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实行亲美、亲西方的外交路线。

       冷战期间，直到1980年代以前，主导土耳其外交的是军方和外交部，这两个部门主要由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所控制。这些精英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唯一选择就是与西方结盟。推动凯末尔党人与西方结盟的重要因素是：传统的西方主义定位和持续的内外威胁。内部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

凯末尔主义精英领导下的土耳其对外战略似乎很简单:“自从凯末尔将土耳其带入现代世界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偏向西方。他赶走了苏丹，采用了拉丁字母，废除了穆斯林哈里发制度。二战后，土耳其于1952年加入北约，支持西方对苏政策，渴望融入欧洲事务。和美国一样，土耳其也一直支持以色列。换句话说，土耳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例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与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家之间的争端，以及两伊战争等地区冲突；历届政府都成功地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和以色列保持了友好但不密切的关系。除了在1955年加入《巴格达条约》之外，土耳其对阿拉伯世界基本采取了被动、低调的态度；它是当时唯一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

       由世俗-民族主义的政、商、军、官、学精英集团所主导的土耳其国家战略定位，只是到了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才正式地受到挑战。厄扎尔的时代，既是土内政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过渡时期，尤其在厄扎尔担任总统期间，正赶上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的剧变也为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调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从内政的角度来说，厄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个平民出身的国家元首，他的上台代表的是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土耳其已经在国内的社会阶层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主导的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已经进入到一个平民崛起的时代，新的中产阶层由于参与到全球化的世界分工体系，而在土耳其得到成长，正是他们借助于已经比较成熟的土耳其政治民主机制，将厄扎尔推上了领导地位。也可以说，厄扎尔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土耳其备受压抑的、边缘化的社会阶层的崛起。

从内政角度来看，欧扎尔是土耳其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国家元首。他的上台代表着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土耳其国内社会阶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主导的奥扎尔时代的土耳其，已经进入平民崛起的时代。土耳其新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因为其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正是在成熟的土耳其政治和民主机制的帮助下，他们将奥萨尔推上了领导地位。也可以说，欧扎尔代表了土耳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的崛起。

欧扎尔采取了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实行了东西方并重的外交政策。1992年，他欢迎来访的法国总统密特朗。

       在外交方面，厄扎尔改变原有的政策，谨慎地探索，寻找新的可替代性选择，加强多边合作。厄扎尔寻求的是土耳其能从对西方的依附转变为与西方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并密切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包括伊朗的关系，强调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厄扎尔采取的是多元化的多边外交战略，执行的是东、西方并重的对外政策。

奥萨勒非常重视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关系。他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强调传统价值观，使他更加关注中东-伊斯兰世界。奥扎尔的目标是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此期间，土耳其积极调解巴以冲突；两伊战争期间，土耳其采取积极中立的态度，从两个方面受益匪浅。土耳其还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欧扎尔鼓励土耳其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加强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的宗教活动。海湾战争期间，欧扎尔批评了北约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强调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厄扎尔更加强调土耳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为了提高土耳其在与西方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厄扎尔谋求改变和提升土耳其在西方联盟中的角色，他强调土耳其应同时与美国和欧盟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其中的一方。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标，这是其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厄扎尔主要地是将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机遇。他其实很清楚，欧盟对土耳其有宗教和历史的偏见。厄扎尔也改变了与美国关系中过于强调军事方面的倾向，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更加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

写这么多关于欧扎时代的战略转型，不是基于一个判断，那就是近十年来推行埃尔多安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并没有太多全新的东西，正统党只是忠实地继承和执行了欧扎设计的战略。不了解奥扎尔时代，空谈论东正教的新外交政策难免流于表面。

三、走向“新奥斯曼主义”的土耳其

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开始的较晚，到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的较早。按照这个逻辑，21世纪的开始就是后冷战时代的开始。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后冷战时代具有以下特点:从东西方冲突到南北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已成为新世纪冲突的核心因素；世俗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有着特殊的地位。两极世界变成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在单极格局下，中等强国将获得更大的活动空和自主权。对土耳其来说，有必要真正开始从“消极中立”转变为积极的地区角色。

       1993年厄扎尔去世，厄扎尔时代开辟的内外战略新导向一度停止，凯末尔主义者重获权力，他们放弃了在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政策”，从伊斯兰世界退缩，并与以色列建立起战略的、政治-经济的合作关系，重新回归到在地区事务中过去的那种亲西方路线。也就是说，后厄扎尔时代的土耳其短暂地回归到了传统凯末尔主义时代的在地区层面上的孤立状态。

然而，这只是短暂的回报。欧扎尔时代留下的重要遗产被东正教党政府继承和发扬光大，更系统地表述为当代土耳其的对外战略主张。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一个人，那就是土耳其“基辛格外交官”、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理道特·奥卢。道特·奥卢说，他非常欣赏奥扎尔和他的时代，认为奥扎尔是一个有洞察力和长远眼光的人；他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上要注意总结欧扎尔时代的经验教训，再次发挥调停者的作用。

       达乌特奥卢是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他在2001年出版了一本着作——《战略的纵深》，该书力图为土耳其的外交战略规划一个新的路线图。达乌特奥卢认为，土耳其共和国长期以来否定了奥斯曼帝国的过去/遗产，以及土与邻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因此，安卡拉将自身与其周边世界孤立起来了；但仍然有一个在那里的世界等待着土耳其去发现和接触，而要这么做之前，土耳其首先必须转变思维。这一战略思维的转变，伴随着正发党在2002年上台而开始。塔石珀纳尔称这一转变是从“凯末尔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就是把土耳其界定为一个与其自身的穆斯林身份能够和平相处的、‘拥有伟大感和自信’的国家。”“战略的纵深”意味着要加强土耳其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达乌特奥卢说：“土耳其与西方传统上的紧密关系，代表的是一种疏离过程”；“自奥斯曼帝国末期以来，穆斯林一直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正发党就是要纠正这一切。”

多特·奥卢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学者。道特·奥卢认为，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不仅影响他们的学术，也影响他们的政治；也许这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曾经是历史的主要引擎。“然而，在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你不能再用完全西方的范式来看待世界。”道特·奥卢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共享的全球政治秩序”。

       亨廷顿曾把土耳其看成是一个无所适从的、身份撕裂的国家，而达乌特奥卢认为，这恰恰是土耳其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讲两种文明的语言”，可以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德黑兰和华盛顿同时对话，由此，土耳其就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的一个有效的仲裁者与和平的缔造者。

道特·奥卢为土耳其新外交战略设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强调民主与国家安全相互促进，民主是土耳其的软实力；与周边国家的“零问题政策”；不仅与邻近地区发展关系，而且与更远的地区发展关系；坚持多元外交政策，强调互补而不是竞争；实行有节奏的外交意味着强调参与重要的国际组织及其活动，并建立和加强土耳其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力。例如:参加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涉及伊朗核问题、阿以问题等。关于土耳其的中东政策，道特·奥卢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安全第一；强调对话；经济共同繁荣；文化共存和多样性。

       达乌特奥卢认为，当前世界正处于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人力资源和金融的流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同时，流动性的增强也使得文化的边界日益明显，各种边界在土耳其这里交汇。在此情况下，土耳其必须找到自己的空间定位。达乌特奥卢提出的定位是，土耳其必须成为一个“积极的角色”：一方面是自保，另一方面是要把上述空间条件充分考虑到。达乌特奥卢强调，地缘政治既与内政密切相关，也与一些不可或缺的价值地区提供安全与稳定。也就是说，土耳其应该确保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并通过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来为其所处地区提供秩序、稳定与安全。达氏说，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就已经开始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的基础上建构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就在于能否恰当地运用其独特的地缘优势。

接下来，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土耳其与周边不同势力的关系。

       与俄罗斯的关系。土-俄关系随着去年普京访问土耳其而凸显出特殊的重要性。尽管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伊核问题上立场并不一致，但普京和埃尔多安形成了所谓“绅士协定”，即不要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根基。近年来出现的乌克兰问题使俄罗斯经贸和外交日益陷入困局；作为俄罗斯邻国的土耳其就显得日益重要。尤其是过去这些年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它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是普京所看重的；另外，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也让俄罗斯稍感“放心”。

与叙利亚的关系。在叙利亚内乱的形势下，土耳其的中东政策发生了变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坚决要求推翻阿萨德政权。这既是土耳其协调与西方关系的要求，也是土耳其不可逆转的外交利益的要求。自叙利亚内乱以来，土耳其政府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单方面应对这种局面，必须回到与西方协调的老路。因此，土耳其只能支持反对派，改变“零政策”战略；然而，在阿萨德熬过最艰难的局面后，叙利亚目前的局势却极其不明朗，给叙利亚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暂时肯定可以袖手旁观，但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土耳其越来越焦虑。

       与伊拉克的关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库尔德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依赖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就建立起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在萨达姆倒台后，伊拉克陷入教派冲突，目前又被ISIS问题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人还成了抗击ISIS的重要力量，并得到美国的切实支持。土耳其长期面临境内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挑战。作为有着3000万人口并地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四国的跨境民族，它在土耳其的人口超过1500万。无疑，伊拉克已经并正在发生的变化，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有着直接的影响。实际上，自1960年代以来，左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给土耳其历届政府造成了严重的困扰、损失和挑战，尤其是1999年PKK领导人奥贾兰被捕后，PKK日益走向恐怖主义化。在KRG实际上已经坐大为一方重要的力量后，土耳其利用KRG在地缘上相对孤立的局面，积极开展与KRG的外交，从而与KRG达成了多项谅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理解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之间的关系方面，须牢记土耳其人最为关心的还是库尔德问题，这个向度是理解它在地区层面的很多动作的前提。

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ISIS问题上，沙特的外交带有非常典型的宗派色彩，主要是在很多方面与伊朗长期见。土耳其长期奉行超然的“超越宗派视野的地区外交战略”，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明显奉行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与沙特保持关系，不疏远伊朗。近年来，地区局势的变化让土耳其对其南部形成的所谓“石页新月地带”心存警惕，不得不关注地区层面的宗派问题。比如最近土耳其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近，尤其是在也门问题上，土耳其至少在态度上支持沙特。但是，不能说土耳其超然的“超越宗派视野的地区外交战略”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土耳其仍在平衡该地区的宗派冲突。

       与欧盟的关系。加入欧盟仍然是土长期奉行的一项战略，尽管欧盟曾经开出过“特殊成员国”的选项，但土耳其人并没有认领它。对土耳其内政来说，欧盟是一项强势的外部规定性，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不可能说什么独立自主/主权完整，它必须按照欧盟的各项标准和要求行事，同时也要接受欧盟的监督与评估。不过，对于土耳其内政来说，欧盟这个外部规定性成了新兴保守主义力量遏制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的有效手段：土耳其选举精英擅用欧盟标准对军队、国家官僚进行管控和调整。长期看，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土耳其不愿意失去欧盟带给它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利好，最近在TTIP问题上，土耳其也积极提醒欧盟不要把自己给落下。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欧洲的故意刁难、偏见、不愿意接受土耳其为完全成员国，都极大地刺激了土耳其人的民族主义情绪。2004年，欧盟接纳了塞浦路斯，激怒了正发党以及土民众。这也是土耳其决心加强其与中东伊斯兰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尽管美国并不是土耳其严格意义上的邻国。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土耳其的立场受到美国在伊拉克、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ISIS问题上的极大影响。近年来，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调整期，特别是土耳其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引起了美国的焦虑和不安。

       从厄扎尔到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在二十年间基本上完成和确定了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对外战略的再调整。这个转型中，还蕴含着土耳其的一个“大国梦”，用达乌特奥卢的话来说，就是土耳其首先要成为一个同时具备软硬两方面实力的地区性大国，进而再谋求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力量。

动词 中国和土耳其的特殊关系

       近年来，中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日显微妙。从有关土耳其的知识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国内有关土耳其的知识生产是远远跟不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思想界和媒体界对有关土耳其的知识的需求的。尤其是自2009年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以来，土耳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迅速恶化了。土与中国关系在经贸领域的主要问题是，土长期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土对中国经济依赖度高，而中国对土经济依赖度极低。在思想上，土耳其“骨子里”是一个支持、同情甚至主张“泛突厥主义”的国家——即使不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两国之间在“东突”问题上存在难解之结。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比较常识性的认知架构。

亨廷顿还说，土耳其被布鲁塞尔拒绝了，它拒绝了麦加。也许它的命运应该在塔什干。如果不以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为标准，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和成功的；因此，被布鲁塞尔拒绝或拒绝是一种文明的判断，但话说回来，一个如此亲西方的世俗土耳其也是被麦加拒绝的；至于说命运在塔什干，无非是关注土耳其与中亚在种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亨廷顿应该是在冷战结束之初土耳其经历了泛突厥主义的复兴，而欧扎尔本人是积极支持泛突厥主义的领导人时做出这一判断的。但是我们不能只看意识形态。虽然土耳其和中国一样，已经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生产国，也就是说两国经济结构相似，并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受益匪浅，但土耳其的生产力不足以支撑中亚重新进入世界分工体系，目前只能由中国来实现。毕竟中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对土耳其的依赖程度，所以土耳其的“塔什干命运”只能是文化或文明。这是它的致命缺陷。亨廷顿的理论符合土耳其的三重身份:渴望融合的西方，梦想和梦想的故乡中亚，在历史的征程中逐渐转变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土耳其的这三个身份之间有着巨大的内在张力。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是中国的新型对外开放思路，随之就提出了中国与中央欧亚大陆上的国家进行新型合作的时代课题。土耳其正是欧亚大陆上地理位置极重要的区域性大国。“在很多方面，土耳其已经符合一个地区性大国的标准。”

与中国相比，土耳其的影响力主要在软实力方面。正如E. Fuat Keyman教授所说，虽然土耳其没有能力在中东实施政权更迭，“但土耳其是一个有相当能力通过软实力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实现变革的国家，其贡献将包括建立善治和民主政府、经济发展和民间社会的发展。”根据土耳其智库进行的一项研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不同，土耳其“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特别重要和有效”。“这种能力体现在三个明显的方面:国家建设领域；国家建设领域；建立经济发展领域和动力机制。”

       土耳其在中亚的广泛影响力正是通过其软实力实现的。在这个方面，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历史联系被广泛地运用。其中，最具潜在影响力的是，土耳其作为一个对广大中亚穆斯林具有吸引力的模式，影响到了大中亚地区诸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土耳其也有意无意地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小兄弟”。尽管正发党时代的土耳其官方宣称放弃了泛突厥主义或者“突厥语世界的统一”这样的政治诉求，但它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仍然是很大的。

最近，中国和土耳其在伊斯兰教育方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合作，这在土耳其学者眼中也是土耳其在中亚穆斯林中软实力的体现和证明:“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好战主义影响主流穆斯林的现象感到不安——无论是来自邻国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是沙特阿拉伯的激进瓦哈比主义。他们认为土耳其版的伊斯兰教注重精神、自省与和平，是反对极端主义的屏障。”虽然这可能被土耳其人自己过度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土耳其在自己的领土上相对较好地克服了极端主义的影响，这一经验值得总结和研究。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根据笔者个人的了解，上面这个宗教教育方面的合作议题尚没有得到具体的开展。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如何利用土耳其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服务于国内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还是一个非常新颖且未被充分重视的课题。但有识之士大都认为，在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所受的宗教影响，主要地还不是来自土耳其的，土耳其的那种更为世俗化、温和的伊斯兰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小。中国的穆斯林对于所谓伊斯兰正统知识的接纳，主要还是来自于沙特、埃及和巴基斯坦，尤其是沙特麦地那大学，在中国的穆斯林心目中具有更为正统的地位，这一点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育所不能比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为认可来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伊斯兰学者。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认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育，目前推进这方面的合作还面临多方面的认识上的困难，此外，包括土耳其语这样的客观性障碍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毕竟穆斯林更认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教育。

从软实力来看，中国和土耳其在中亚和非洲都具有竞争力。根据笔者近年的观察，中国在非洲和中亚投资最多，但收获影响力不及土耳其、美国或日本。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很少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做本土的精细研究，而是习惯于以国家的强大力量快速投入，最终的结果未必容易赢得人心。这是软实力投资与收益的巨大失衡。吉尔吉斯斯坦的铁路在中国低息贷款的帮助下建成后，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几个收费站，声称要偿还中国政府的债务，这在当地民众中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对华负面形象。相反，日本人在当地以最少的投资进行的清洁水项目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支持。在非洲，土耳其企业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做了很多好事，为当地人民服务，这最终将为土耳其国家和政府加分。另一方面，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有很好的主观意愿，但经常受到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增加非政府组织和民营经济的份额，给予合理的引导，是未来更重要的发展方向。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吸收土耳其在这方面的经验。

       当然，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毕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土耳其在这里尽管以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土耳其模式作为软实力来谋求更多更大的利益，甚至曾经表现出明显地要取代苏联当一个新的“老大哥”的姿态，但中亚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土耳其的抱负远远超出了它的实力，与周边的俄、中两个大国相比，土耳其所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和支持，远远无法满足中亚诸国的需求。

从目前泛突厥主义在文化上的实践和影响来看，在中国有许多改进的可能性。其中，例如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论坛属于国家间关系的正常纽带。过去，他们不断对中国新疆问题发出奇怪的声音；但是，能否以对话参与的态度考虑加入，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相对立的存在，也是对中国外交的机遇和考验。无论如何，这些机制都可以通过中国的参与，合理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加入这样的政治议程来延伸自己的意志和意志，是一种更合理、更积极、更有魄力的伎俩。相反，如果只是从外到内的过程，不断被人诟病，不仅收不到好的效果，还可能树立更多的敌人。目的:中国应该通过积极参与的态度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在中土关系中，这个问题可以纳入谈判或磋商。

       此外，在土中关系方面，如何探索一些新的、其他的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这方面的经验来看，一是在国际上既有的组织和架构方面，中土都认识到加强合作以提高在一些既有架构中的权重的重要性，但目前来看，还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土作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地区性大国，两国都面临21世纪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极端主义的挑战，如何切实地在这个领域中设置议题、加强相互的合作，并且将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置于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加以认知，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知框架，可能是两国关系获得突破的重要切入点。尤其是考虑到土耳其在突厥语世界所具有的软实力，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具有的相对更强的硬实力，中土两国也确实有加强新型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是两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打造新型双边关系的突破口。G20在今年底将在土耳其召开，这可能是中国能够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所着力打造或设置的新议题。

不及物动词结论

       土耳其建国九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型，这个转型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土耳其内政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影响到了其对外战略的选择。具体表现就是：从强调拥抱西方文明、进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到更加强调伊斯兰认同、强调土耳其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强调发展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谋求在中东地区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从外部形势的变化来看，冷战的结束和西方对土耳其态度的转变对土耳其的对外战略选择影响最大。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土耳其在欧洲的防御作用下降，不再是西方阵营的前沿国家。此时，还没有真正进入欧洲俱乐部的土耳其，势必要面临重建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

       但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它抛弃了传统上亲西方的定位。亲西方是土耳其对外战略的基本底色，这个底色目前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加入欧盟、与美国建立紧密且多元的双边关系，符合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仍是土耳其外交的主线。厄扎尔调整了土耳其向西的策略，但并没有忽视加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他强调土耳其的“桥梁作用”，其目的是要土耳其能够与西方竞争，并争得西方的支持与合作，同时借助于这种合作来平衡土耳其国内的凯末尔主义反对派。多元化其实就是在亲西方的这个倾向之外，再加上伊斯兰倾向、地区倾向和东方倾向。这一点对当前的正发党政府来说也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对道特·奥卢的批评，即他认为土耳其可能过早地被视为全球力量。例如，土耳其积极参与阿以冲突、哈马斯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重要国际议程，并不一定符合土耳其的实际利益。这种批评很有道理。土耳其的现实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只能成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大国。

       纵观土耳其共和国九十多年的历史，它对外战略大体上经历了从与西方结盟、相对忽视东方到更加重视东方、东西并重的调整和转型。现在有些西方学者担忧的所谓土耳其正在脱离西方阵营、回归到东方伊斯兰世界，这个判断是片面的。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东西方并重的土耳其，对他们来说，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只能是亲西方的。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也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了。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土耳其在新的历史时期和现实形势下寻求一种新的国家认同和对外战略，是无可厚非的。对我们来说，关键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土耳其的这种对外战略调整，尤其是对当前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现在看起来，它更多地植根于对土耳其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单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动。

七、剩余理论

       2014年8月，土耳其前总理、前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埃尔多安在该国首次总统直选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以52%的得票率获胜，当选为土耳其第12任总统。原埃尔多安内阁的外交部长、忠于埃尔多安的达乌特奥卢顺势接任了总理职务。土耳其将在2015年6月7日举行议会大选。在这期间，达乌特奥卢面临一系列艰巨的政治任务。据《华盛顿时报》称，“作为正义与发展党领袖，达乌特奥卢的任务首先是在2015年6月议会选举中获胜，以便埃尔多安修宪；但作为代总理，他必须首先挽救土耳其的泡沫经济，并凝聚因埃尔多安政策而日益分裂的土耳其社会。”达乌特奥卢接任埃尔多安，并肩负起将在2015年带领正义与发展党赢得议会大选的重任，这意味着正发党主宰土耳其内政外交十余年的政策将得以继续。

2015年5月17日，在正义与发展党的一次集会上，士兵们守护着土耳其国父凯尔莫和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的画像。东方集成电路图

       随着埃尔多安当选为土耳其总统，并在理论上脱离正发党，正发党在未来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它是否还能够作为第一大党赢得议会选举，并继续执政？甚至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力量帮助埃尔多安实现土耳其向总统制的转型？不久，这些问题很快都将见分晓。但从我们的分析，从土耳其的长期历史发展来看，“一边倒”式地亲西方的对外战略已经根本性地得到了纠正，土耳其当然还会是西方的盟友，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维系其作为西方特殊盟友的地位和关系，但土耳其再也不是那个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小伙伴了。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上台，土耳其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都不会被根本性地逆转，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土耳其已经真正地走向了多边主义。

然而，今年6月的大选将是对土耳其内政的巨大考验。

       很多人或许并不太清楚，埃尔多安是一个野心颇大的人，他之前就力图赋予总统更大的权力，现在他已经成功当选为土耳其总统，但仍然不满足——他想使土耳其变成总统制国家，从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一些土耳其批评家说，埃尔多安想要的不是总统制，而是独裁，或者成为合法选举后上台的“苏丹”。当他嘲笑奥巴马因为经常受到国会的约束而无法做出决定时，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埃尔多安想要什么。在当代土耳其，根据宪法，总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应该保持中立的角色。然而，自2014年8月埃尔多安当选总统以来，他多次呼吁民众通过大规模集会支持正义与发展党，显然是为了填补议会席位，从而为他顺利将土耳其改为总统制铺平道路。以埃尔多安目前的身份做这样的事情，显然是极其不正常的。

       从选举技术的操作角度来说，土耳其的大国民议会一共有550个席位，一个政党要想单独组阁，就必须达到简单多数，也就是276个席位，这一点AKP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达到能够推动修宪，就必须至少达到至少是3/5的议会选票支持，也就是拿到330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也无非就是能够将议会的修宪提案提交全民公投；如果想要在议会中单方面做出修宪的改革，那正发党至少需要2/3的席位来支撑，也就是367个席位。目前来说，对正发党最大的挑战来自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它的最新民调显示能够得到大概13%的选票，这对AKP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土耳其议会的10%门槛是一个重要的制度限制，过去的库尔德政党都不敢以政党名义参选，因为不自信能够过10%这个门槛，但现在的HDP是自信能够过门槛儿的，这样就能够保证AKP没有指望会吃掉它的席位，从而对AKP造成最为直接的威胁。

在过去的十年里，埃尔多安的东正教权力集团能够掌管土耳其，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更民粹主义的人的支持。HDP代表着库尔德集团的崛起，这表明土耳其的民族政治问题在未来将更加重要。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库尔德人已经开始踏上土耳其选举政治的历史舞台，并将日益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对于土耳其未来的政治可能比成为总统制更重要。

       也因此，当前土耳其的大选也不见得如很多观察家所说的那么具有决定性，不管怎么说，人都是要老去的，埃尔多安自然也不例外，在今年2月，笔者已经在布尔萨通过参加埃尔多安的清真寺聚会，感受到了这一点；另外，选举政治所特有的审美疲劳症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埃尔多安具有负面的影响。如果AKP能够以目前民调的41%进入议会，也基本上会获得单独组阁的机会；同样地，无论是否能够推动土耳其改成总统制，埃尔多安都是土耳其的总统，他并没有什么损失。

埃尔多安独裁集权的倾向，以及推行保守主义的倾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所有的增长国家似乎都有集权的倾向，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向往新的权威领袖。在现在的土耳其，埃尔多安的起起落落应该对我们了解当前“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领导人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理解中国和这些国家共性的一个很好的起点。这是土耳其或埃尔多安的另一个启示。

       埃尔多安已经在土耳其上演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他在总统位置上可以谋求连任，那么，埃尔多安将统治土耳其直到2024年。以这样的预计来看，关注土耳其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过去几年里埃尔多安那么喜欢提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如何如何。这样的一个埃尔多安，其权势已经直逼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其统治时间也很可能要比凯末尔长。土耳其的民主化已经走过半多世纪了，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是缓慢的，埃尔多安就是这样一个奇葩时代的奇葩。

如果埃尔多安成为“苏丹人”总统，他只能成为一半土耳其人的总统，不支持他的人会感到更加绝望。东正教保守的政治议程将更深刻地改变土耳其，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更加保守的国家。土耳其的城市世俗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会感到更加沮丧，土耳其近年来长期积累的政治压迫和裂痕将会加深，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是埃尔多安当选后的前景，尤其是土耳其成为总统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