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朗德 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女友新书中文版推出 回顾八年情路

最近，奥朗德总统前女友、法国记者瓦莱丽·特里耶韦莱的回忆录《感谢这一刻》由上海九久读书人引进出版。

瓦莱丽今年刚刚50岁，是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编辑部的成员。2005年至2011年，她在法国电视8频道主持政治新闻节目。自2005年以来，她与奥朗德相处了八年多，但他们从未结过婚。2012年，奥朗德当选法国总统，瓦莱丽和奥朗德一起住在爱丽舍宫，成为事实上的“第一夫人”。与前第一夫人卡拉·布鲁尼不同，瓦莱丽是一名记者，她聪明且低调。

2014年1月，奥朗德与女演员、制片人朱莉·加耶的私情被媒体曝光，奥朗德因此向法新社宣告：他与瓦莱丽分手。

同年9月，瓦莱丽发表了《感谢这一刻》，回顾了她与奥朗德长达8年多的恋情，从陪伴奥朗德进入爱丽舍宫到写下两人分道扬镳。她在法语封面上写道:“我写的一切都是真的。在爱丽舍宫，有时我觉得我在报道……”在书中，她不仅对这段感情怨声载道，还写了许多奥朗德不为人知的方面，比如，他表现得像个讨厌富人的人，但实际上，“总统不喜欢穷人”。

《感谢这一刻》的出版能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该书上市两天，首印的20万册便销售一空。它也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等地发行。

现在，它的中文版也已经出版了。这个网站被授权提取其中一些。

爱人的沉默犹如无声的犯罪。

塔哈尔·本·杰伦

第一条短信我是在周三早上收到的。我的一位女性记者朋友向我发来了警报：“周五出版的《近焦》杂志要在封面登出弗朗索瓦·奥朗德和朱莉·加耶在一起的照片。”我当时的回复很简略，心里也几乎没产生什么不快。这个传闻想制造出总统与这位女演员的花边新闻，几个月来，它已经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烦恼。这传闻起了又灭，灭了再起，而我实在无法将此事当真。我于是把这条短信原样转发给弗朗索瓦，没有添上自己的一个字。他立刻就回复了我：“这是谁对你说的？”

“谁说的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你是否有什么可自责的。”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我很放心。

可在这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传闻愈演愈烈。下午弗朗索瓦和我谈了些事情，晚上也一起吃了饭，但我们都没提起这个话题。这个传闻曾经让我们争吵过，没有必要再无事生非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收到了一位男性记者朋友的短信：“你好，瓦莱丽。加耶的传闻又闹开了，《近焦》杂志明天封面上的头条新闻就是她，不过你应该已经听说这事了。”我再次把短信转发给弗朗索瓦。这一次，他没有回复。他此时正去往离巴黎不远的克雷伊，并将在那里会见军方人士。

我请了一位新闻界的老朋友来探讨真假。他一直与娱乐八卦媒体保持联系。这时，爱丽舍宫也接到了越来越多各大报刊杂志的来电。而总统府内所有的媒体公关顾问，都因为这个拙劣的封面，疲于应付一个又一个问题。

这一早上我都在与密友交换意见。按照当天的日程安排，我要和爱丽舍宫幼儿园的全体人员一起，共享由儿童餐厨师准备的午餐。我们是从去年开始这一活动的，并将其设为惯例。总统府里工作人员及顾问的孩子是由十二位女士看护的。一个月前，幼儿园孩子们的家长和我们共度了圣诞。当时，弗朗索瓦和我一起派送了礼物，他和每次出席此类活动时一样，来去匆匆，而我则待了很久，一直和大家聊天讨论。这种平静的避风港让我深感快乐。

我很高兴参加这个午餐会，但此刻我感到非常沮丧，就像灾难发生前的感觉一样。幼儿园在爱丽舍街的另一边，女校长在大门外等我们。陪同我的是帕特里斯·比安科纳，他曾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是我的同事。现在他成了我忠实的办公室主任。进门时，我从口袋里拿出两部手机:一部用于工作联系，一部用于公共生活；另一个仅限于与弗朗索瓦、我的孩子和我的密友交流。餐桌布置得像过节一样，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我隐藏了我的不安，把我的私人电话放在盘子的一边。主厨弗雷德把自己做好的菜一个个端上来，老师们轮流上桌，保证有人照顾孩子。

2015年，爱丽舍宫幼儿园将迎来建园三十周年的庆典，曾经有六百个孩子在这里被照看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也包括了弗朗索瓦的子女，那是在他担任爱丽舍宫顾问的时候。当时，他和爱丽舍宫其他的员工一样，每天早上，都会把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到这所幼儿园。我对这次庆典已经有了个设想，我想把幼年时在这里待过的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请回来聚一次。作为在《巴黎竞赛画报》任职二十四年的记者，我毫不费力就能想像得出，要是把他们在爱丽舍宫院子里相聚时的场景拍下来，会是多么美丽的一张图片。我们还想把这里正式命名为达尼艾尔·密特朗幼儿园，因为这所幼儿园是由她在1985年创立的。进入爱丽舍宫后，我成为了达尼艾尔·密特朗基金会的宣传大使，因此这次庆典活动也由我来负责组织。我承诺，会马上去弗朗索瓦·奥朗德的办公室主任茜尔维·于巴克那里报备，以便正式启动这一活动计划，并得到经费方面的保障。

《近焦点》杂志曝光了奥朗德与女演员幽会的照片。

我的手机震动起来。我托的那位记者朋友去探了消息后向我确认，《近焦》杂志确实要在封面上登出弗朗索瓦从女演员朱莉·加耶家里出来的照片。我心如刀绞。但我尽力不动声色。我把电话递给帕特里斯·比昂科纳，让他也看看这条短信。他是个我不需要隐瞒任何秘密的人：“看，这与我们那份文件有关。”我尽可能地把声音表现得平淡无奇。我们的交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只需一个眼神，彼此就能会意。我摆出一副淡淡的样子说道：“这件事我们等会儿来处理。”

各种想法在脑海中激烈碰撞，但我还是尽力把思绪拉回到和幼儿园老师的对话中。现在是水痘的流行期。我一边点头，一边用短信告诉弗朗索瓦杂志《近焦》。这不再是谣言，而是事实。

“下午三点，我们在寓所里见。”他马上回答我说。

该和校长说再见了。从爱丽舍宫幼儿园到我们的私宅，只需要穿过一条街，一条小街。但这是我生命中最危险的部分。其实这条街上没有特别通行证是没有车辆可以行驶的，但是我还是有闭着眼睛过公路的感觉。

我匆匆爬上通往私人寓所的楼梯。弗朗索瓦已经在房间里面，在这间卧室的高窗外，是花园里那一株株百年老树。我们坐在床上。各自坐在平常睡觉的那一侧。我张开嘴，却只能说出这样一个词：“怎么回事？”

“事实如此，这是真的。”他回答道。

“什么是真的？你和这个女孩一起过夜了？”

“是的。”他躺下，用手支撑着头，承认了。

我们两人其实在这张大床上靠得很近，但我始终无法抓住他那一直在躲避的眼神。我的问题一个个脱口而出：“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什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个月前。”他肯定地回答了我。

我保持着平静，没有冲动，没有喊叫。摔碟子砸碗这样的事就更不存在了，可后来传闻里就是这样说的，甚至还想像出我摔坏的东西价值达几百万欧元。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预示着一场怎样的地震。能做个声明，说只是去她家吃了顿晚饭吗？我向他建议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他是在马戏场街、在那位女演员借住的寓所里过了一夜后，被人拍下了这组照片。为什么不能学学克林顿呢？公开道歉，并承诺不再和她见面。我们可以换种方式重新来过，我并没有想过要失去他。

他编造的谎言逐渐被揭穿，真相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他承认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开始得更早。一个月变成了三个月，再变成了六个月九个月，最后的说法是一年。

“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过的，你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他对我这样说。

然后他离开公寓，去办公室准备下一次会议。但是我不能应付我的会议，所以我不得不请帕特里斯·比安科纳为我会见来访者。我整个下午都呆在门后。一边努力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边盯着手机看推特上会不会有什么消息来预测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我想尽我所能多了解一下这个“新闻报道”的来龙去脉。我和我最亲密的朋友通过短信交流了意见，并告诉我的三个孩子和我的母亲这个消息将被一一公布。我不想让他们通过媒体听到这个丑闻。他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弗朗索瓦回到寓所准备吃晚饭。我们又来到了卧室里。他看上去比我还要沮丧。突然，他在床上双膝跪倒，让我着实吃了一惊。他把头埋进手里。他神情恍惚地问道：“我们该怎么办？”

不经意间，他用了“我们”这个词，但在这个故事里，以后没有我玩的地方了。但这也是最后一句“我们”，因为很快就只剩下“我”了。然后，我们来到客厅的矮桌前，尽力吃完晚饭。在这座宫殿里，每当我们想吃饭的时候有更多的私人空房间，或者我们想快点吃顿便餐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来这里。

我什么也咽不下。我想尽量多了解点情况。我把这件事会造成的各种政治后果都设想了一遍。本该身为楷模的那个总统现在上哪儿去了？一个总统不该一心两用，一得空就跑到邻近的某条街去会女演员。在工厂停工、失业率增长、民意降到最低的时候，一个总统不能有这样的举动。在这一刻，与我们的个人危机相比，政治上可能面临的困境倒是更令我担心。或许此时我还抱有挽救我们关系的愿望吧。弗朗索瓦让我别再唠叨这些可怕的后果了，道理他全懂。他草草地吞了几口，便回到了办公室。

我又一次陷入了独自煎熬的状态，与此同时，他在没有告诉我的情况下召开了会议。我的命运正在被别人讨论和决定，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什么。晚上十点半，他回来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看上去困惑不解。我决定会见总统办公室秘书长皮埃尔-雷内·马乐，并提前给他打了电话。弗朗索瓦斯问我见到他时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需要见个人才行。”

现在，轮到我走这条连接私人住宅和总统办公室的几乎是秘密的通道了。我一到，皮埃尔-勒纳就向我张开双臂。我把他的手臂当作我躲避风的避难所。我第一次放声大哭，泪水溢满了他的肩膀。和我一样，他不明白弗朗索瓦怎么会造成这样的事情。皮埃尔·雷内与大多数其他顾问不同，他一向善良大方。在过去的两年里，当弗朗索瓦白天发脾气时，往往是他挑起了重担；晚上，我会扮演一个吸气剂的角色。我们一直互相支持。我们简短地交谈了几句。我向他解释说我准备原谅他。但后来我明白了，在刚才的第一次会议上，有人提议起草一份遣散通知。我的命运已定，对此我一无所知。

我回到了卧室。一个几不成眠的漫漫长夜开始了。来回折腾的还是那同样几个问题。为了逃避折磨，弗朗索瓦服了粒安眠药，在床的另一头睡了几个小时。我差不多只睡了一个小时，然后在五点钟左右起了床，到客厅里看电视里的新闻频道。昨天的晚餐还放在矮桌上，我嚼了几口冷菜，接着听起了广播。早间广播的第一个节目是最新的要闻播报。这件事突然变得非常现实而具体了。可昨天这一切在我眼里还显得是那么不真实。

弗朗索瓦醒了。我想我撑不下去了。我要崩溃了。我真的不能听这些东西。我冲进浴室。我打开装化妆品的抽屉，抓起一个藏在里面的小塑料袋。包里有几种安眠药，包括药品和药丸。弗朗索瓦跟着我进了浴室。他试图把包从我身边拿走。我转身跑回卧室。他抓住了包，包立刻被撕破了。药撒在床上和地上。我还有一些药片。我尽可能多地吞下了药。我想睡觉，但我不想面对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感觉一场风暴向我袭来，我无法抗拒。我想找到一个逃跑的方法。我失去了知觉。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2013年奥朗德第一次访华时，瓦莱丽和他在一起。

自我昏睡后，我完全对时间失去了概念。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觉得有人把我弄醒了。过后我才知道，此时已快到中午了。我向上看去，在一片朦胧的迷雾中，我辨出了两位挚友的脸：布莉吉特和弗朗索瓦·巴希。布莉吉特向我解释说，我可以上医院待一段时间，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行李。两位医生正守候在旁边的房间里。其中一位是爱丽舍宫的医疗顾问奥利维埃·利翁—康，他已经把一切打理妥当，还把儒万大夫叫了过来，他是萨伯特慈善医院精神医学科的主任。两人都问我是否同意住院。那还能怎么办呢？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度过这场暴风雨，尽管此时此刻，我都不太清楚自己是谁，也不太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无法靠一己之力撑下去。

我说我想在离开之前见见弗朗索瓦，但一位医生反对。我用尽全力说，那我就不走了，除非……他们还是派人去找他。但他出现后，我又遭受了一次打击。我双腿无力，瘫倒在地。看到他让我再次看到他对我的背叛。和前一天相比，更是雪上加霜。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他立即做出决定，把我带走了。

我无法站稳。两位侍卫官一人一侧，托起了我的胳膊，尽力搀扶着我。楼梯漫长得仿佛走不到头。布莉吉特拎着我的包跟在后面，这个包很漂亮，它是爱丽舍宫和我一起工作的团队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正式访问时的专用包。不过，现在的情形可远没有出访时的那种华贵。第一夫人如同一个披头散发的布娃娃，既站不稳，也无法独立行走。布莉吉特陪我上了车。一路上，我一直保持沉默。其实也根本没法说话。

我一到医院，就有人上前照顾我。我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但是，在我来这里，穿着病号服接受输液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噩梦？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我睡了多久？一天，两天？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几点了。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找到我的两部手机。但是手机不见了。医生向我解释说“为了保护我不受外界干扰”，手机被临时保管起来。我坚持要他们还给我，并威胁说如果我不退就马上离开医院。在我的坚持下，医生们终于同意交出手机。

我看到了那位自总统当选后就一直在我身边的侍卫官，他穿着白大褂走进了我的病房。为了小心起见，他在病房门口放了把椅子，还把自己打扮成护士的模样。探视的人是否能进病房是由他来定的。不过来探视的人极少。这时我还不知道，整个流程全都是经过控制把关的。只是并非是我本人的控制把关。私事被当成了国事。我从此只是份需要保护的档案。

我向记者证实了我住院的消息。我觉得爱丽舍宫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感觉得到了证实。事情刚传到外界，“那帮人”就想让我出院。第一夫人住进了医院，这对总统的形象是不利的。事实上，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太多支持他的形象。尤其是他戴着头盔从朱莉·葛耶家出来的照片。这一次我战斗到最后，我告诉医生我想多呆几天。其实我能去哪里？回科西街？这是七年前我决定和弗朗索瓦住在一起时发现的房子，但从现在开始我不知道该叫它什么。我应该称它为我的家还是我们的家？脑子真的不省人事，完全站不起来，血压降到了6 kPa。甚至有一天，血压低到无法测量。

医生们在说把我转到某个疗养院的事。但我的记忆非常模糊。我又看到了那些给我量血压的护士，她们非常精确地定时过来测量，即使是夜里也会把我唤醒。探视的情形有些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当然，儿子们和母亲的探视总是忘不了的，儿子们每天都会给我带来鲜花和巧克力，我的母亲则像遭到大难一样从外省赶来看我。此外则是我最好的朋友弗朗索瓦·巴希，他也会每天来病房看我。布莉吉特则与爱丽舍宫保持联络。她后来对我说，她当时碰上的种种不人道做法实在是让她惊诧不已。就仿佛一堵高墙挡在面前。

弗朗索瓦每天都会给我发几条短信，但直到第五天他才来看我一次。我听说是医生不让他来看我。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个决定不仅伤害了我，从政治角度来看也是非常糟糕的。经过激烈的讨论，医生基于我的理由让步了，他解除了禁令。他同意进行十分钟的访问。但实际时间是一个多小时。

对于这次探视，我的记忆依然模糊不清。我们的谈话是平心静气的。别人给我开了这么大量的镇静剂，我服用了之后还能不起效果吗？每隔十分钟，儒万大夫都会进病房看一下谈话情况，确认一切安好后他就离开。他后来对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有一种看到恋人重逢的感觉……

我唯一记得的是，我告诉弗朗索瓦，我将如期参加那周在蒂勒举行的新年会议。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先跟我说了我的身体状况，然后坚持说从政治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他不想让我去。我想我已经为各种各样的眼睛做好了准备。不管是好奇的眼神还是敌意的眼神。

蒂勒是弗朗索瓦以前当选公职的地方，这几年来，我从没错过他在这座外省城市的任何一次公共集会。在他当选总统之前很久，我就开始陪他出席这样的见面会了。这已经成为我们和蒂勒市民之间的一种惯例性活动。大选投票的那几天我们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我曾陪他来回去过多少次各处的投票点？我们又一起去过多少次拉古埃纳镇的镇政府，在地窖里品尝镇长罗歇的美酒，吃他做的肉酱饼？

出院约三个月后，2014年市政选举第一轮投票于3月24日举行。这一天，我哭着醒来。这一天不和他在一起真的很痛苦。这次投票唤醒了我所有的记忆。过去，我有幸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和他一起激动。除了每一次投票，当我们在罗氏暑期培训俱乐部与其他社会党成员团聚时，我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过去一起参加过所有的大型政治集会。已经差不多二十年了，一开始我是作为记者，后来成了他的女友。他公共生活的所有重要时刻，我们都曾一同分享。每一次，我们都过得激情四溢。年复一年，他和我之间走得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一切天翻地覆，我们的故事正式开始。

但是已经结束了。他不再需要我了。我坚持:“那我自己开车，我一定去。”

那条公路白天黑夜我一个人开过多少次了？为了能享受一刻两人世界，我可以在A20公路上一口气开五个小时，然后再反方向开回来。那是些如痴如醉的时刻，只有陷入疯狂的爱情，才会做出那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