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梦想 美墨战争︱自由与扩张悖论：选择理想 还是选择利益

“天赋使命”让美国不断扩张

自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就有自己的外部利益，其对外关系以各种形式表现为扩张。美国民族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民族，其扩张意识主要源于“自然使命观”或清教徒的“宿命论”，即美国的扩张是为了实现上帝赋予的传播基督教文明、征服野蛮民族和落后文明的神圣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从杰斐逊执政开始，自由的观念就开始与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杰斐逊将美国看作是世界民主的发祥地和世界自由的避难所，他从农业共和的理想出发，认为美国的共和制度建立在自由土地充裕和平均分配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扩大领土，一个领土有限、人口日繁的共和国注定要衰落，因此他主张不断地向西部扩张空间，从而保证共和制度的经久不衰。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后，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之后历届总统都选择用领土扩张的形式来诠释美国的自由观念，在维护自由的名义下，将美国的领土不断向西推进。

吞并美国领土的过程，中间部分是1803年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州

伴随着领土的急剧扩张，各种扩张理论迅速兴盛，其中最流行的便是“流动共和国”理论。这一理论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流动着的共和国，她的人民是自由的特殊持有者，并且一直处于流动状态。这一理论得到了众多观点的支撑，例如“文明中心西移论”和“熟果理论”。“文明中心西移论”认为文明的中心是朝西转移的，美国穿越大陆向西进军的过程是为了将文明延伸到亚洲这一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熟果理论”则是根据物理学的引力定律，建立在美国对邻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一基础之上，将邻近的别国领土比作熟透的果子，在政治引力的作用下必将落入美国的手中。

与“流动共和国”理论相对应的是，19世纪40年代出现的“天命论”，进一步合理化了美墨战争期间美国领土的扩张。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命运由天决定”的正式提出者是《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创始人约翰·奥沙利文。

1845年七八月份，奥沙利文在《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兼并》的社论，谴责欧洲国家干预德克萨斯兼并的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实现美国的“天定命运”。所谓“天定命运”，即拓展到上帝为美国每年倍增的几百万人口的自由发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这是奥沙利文第一次使用 “天定命运”。12月27日，他在《纽约早间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针对俄勒冈问题的社论，第二次运用“天定命运”这一概念。他提出不管怎样，美国对俄勒冈领土的所有权将是最强有力的，这一所有权凭借的是美国的“天定命运”。“天定命运论”融合了以往美国国内流行的各种扩张主义思潮，是这些思潮的抽象和浓缩。其中，美国人口的急速增长、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上帝的赐福或者上帝的眷顾是奥沙利文定义“天定命运”的基础，而这些基础早就扎根于美国早期历史当中了。

辩论:主张自由的美国应该扩张吗

然而，美墨战争毕竟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以战争的方式从弱小邻国获取领土，战争带来的诸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扩张的再思考。美国向来以自身的“纯洁性”自居，但这种赤裸裸的武力掠夺无异于将自己等同于欧洲强权。因此，波尔克政府的扩张政策必然激起众多批评，其中最广泛、最尖锐的批评是：扩张政策有害于美国的自由事业，侵略战争违反了“美国的信念”，违反了美国的自由原则和共和制度。但是波尔克政府及其扩张政策的拥护者们则从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出发，认为扩张可以增强美国的国家实力或权力，这是国内自由的保证，也有利于自由在国外土地上传播。

美国总统巴拉克·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针对扩张与自由的关系，美墨战争期间战争异议者与扩张主义者之间围绕以下三方面内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美国会重蹈古罗马的覆辙吗？

辩论再次引起人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重蹈古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覆辙的关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美国的存在是一次伟大的“实验”，还是一种预定的“天命”。

“实验思想”是美国开国元勋们普遍持有的一种思想。共和国初期，人们从基督教的“原罪论”出发，结合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命运，认为一切世俗政权都是有限的。有繁荣，有衰落，有开始，有结束。没有一个共和国能够逃脱腐败和堕落的命运。从这样一个历史假设出发，开国元勋们把美国的诞生和存在视为一次伟大的“实验”，一次摆脱古典共和主义厄运的“实验”。随着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共和国在新世界扎根并蓬勃发展，美国人的自信心迅速增长，“命运”的观念逐渐取代了“实验”的观念。

这一思想同样来自于基督教，不同的是它从基督教的“上帝选民说”出发，将历史看成是“救赎的历史”，美国是上帝选定的国家，美国人是上帝选定的民族，担负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救赎的重任，因此可以超越历史。“实验”思想暗含着美国未来发展的某种不确定性，体现着建国之父们对美国未来的谨慎乐观，而“天命”思想则折射出美国人对美国特殊性的绝对信任，这两种心态都是美国独特的历史经历的产物，两者的对立与冲突也就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美墨战争期间，关于波尔克扩军政策的争论充分体现了这一内容。“实验”思想的信徒从美国势力的扩张中看到了重演罗马帝国覆灭历史悲剧的可能性。辉格党社论作者贺拉斯·格里利引用了“希腊和罗马用剑扩张帝国领土，甚至摧毁自由的历史”，认为只有“白痴和恶魔”才会寻求征服的荣耀，这对国家是如此有害。然而，“命运”观念的信徒认为，希腊和罗马灭亡的历史规律不适用于美国。美国是由不同的材料组成的。她拥有“一种特殊的扩张能力，这是其他政府从未拥有过的天赋”。她的命运是独特的。没有暴君和叛徒的危险，也不会有在其他时代伤害自由人民的毫无意义的战争。所以，美国的军事扩张不会导致和古罗马帝国一样的命运，美国“注定”要向全世界扩张。

扩张是国内自由的保证还是威胁？

在“流动共和国论”的支持下，扩张主义者将扩张视为自由的保障，正如一位支持战争的参议员在辩论中所说:自由需要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扩张”。另一位参议员接着说，“我们必须依靠无休止的行动。”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保持自由。“让我们扩展到准确和适当的范围，我们的自由将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力量会加强，火焰会更亮，会照亮更广阔的领域。”如果不是这样，一个被动的美国将停滞不前，最终成为欧洲的一道菜，因为欧洲已经人口密集，充满社会弊病，不堪重负。

针对扩张主义者为自由寻求发展空间的理论，反对派议员托马斯•科尔温发表演说，讽刺这种毫无意义的寻求。他说如果他是墨西哥人，他将用这样的话来回应：“难道你们国家没有地方埋葬死人了吗？如果你们胆敢进入我的国家，我们将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住进我们好客的坟墓。”他很早就预见到扩张主义的战争将产生地方冲突，致使联邦内的姊妹州陷入内战的深渊。就扩张可能给国内自由带来损害和威胁这一问题，卡尔霍恩也发表演讲说“历史上没有例子说明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试图占领像墨西哥这么大的一片领土而不出现灾难性后果的”。他将墨西哥比作一颗“禁果”，吞下这颗禁果，将给美国政治体系带来致命打击。

卡尔霍恩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政治家

扩张能否促进自由的传播？

早在美墨战争初期，辉格党议员作为反对派就意识到战争的侵略性，并予以强烈谴责。当国会讨论波尔克总统的宣战请求时，参议员约翰·克里廷登发表演讲，指出:“南美洲和墨西哥的独立国家曾经被视为伟大的共和制度的一部分，与旧世界政府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共和体制的领导人，我们的政策是珍惜这些国家，用我们的榜样带领他们走向自由。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战争状态，与最大的共和国和我们最近的邻居。这一事件将成为一个坏榜样，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和共和主义产生不利影响。”一位年轻的辉格党成员也发表了讲话，他说，虽然他欢迎“我们的制度在整个大陆上的扩展，以及在世界上建立共和政府”，但他认为，完成这样的“使命”绝对不是靠武力，而是靠自愿。“战场上的流血和屠杀可能使人英勇，但很少使国家富强、伟大和有道德”。侵略扩张主义只能摧毁共和美德，因为它可以摧毁所有法律、秩序和宪法本身。

面对辉格党议员的诸多指责，扩张主义者将“天定命运”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从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出发，强调让大陆上的落后民族获得新生是美国的责任和义务。“再生”一说将美国的扩张主义与旧世界的扩张主义区别开来，前者是为了拯救落后民族，后者则是为了统治其他民族。随着墨西哥战争的逐步深入，到“全墨西哥运动”时期，“再生”理论被扩张主义者发挥到极致。他们一方面宣扬墨西哥人民渴望加入联邦，另一方面将美国在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和美国对墨西哥的兼并解释成，这是为了将墨西哥民族从残忍、自私的统治者手中解救出来，并使其得以分享美国秩序、和平与自由的恩惠。

1847年10月22日，《波士顿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征服和占领墨西哥》的文章。文章认为，“征服”给墨西哥带来了和平，给墨西哥人民提供了教育和文明，促进了墨西哥的宗教和思想自由。这样的“征服”，其实是对被征服人民的一种“祝福”。《纽约之子》的编辑莫斯比奇也在这一天写道:墨西哥人习惯了被征服，我们的胜利给被征服的人带来了自由、安全和繁荣。我们的使命是解放和促进，而不是奴役和贬低。对于从未品尝过自由的墨西哥人来说，空谈论国家的丧失是虚幻的。.....墨西哥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朝着一个伟大、崇高和真正自治的共和国前进。

尽管扩张主义者坚持认为兼并有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美国共和使命的完成，以及“落后的”墨西哥民族的再生，但这些观点却招致辉格党人的嘲讽。

针对扩张主义者的“再生”理论，反对党辉格党成员提出反对意见:一是认为美国吞并墨西哥违反了统治者必须征得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其次，他们对伴随领土吞并而来的大量外国和混血儿能否重生表示怀疑，对拯救“落后”的墨西哥民族普遍持怀疑态度。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辉格党参议员威廉·卡贝尔·里夫斯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中强调，美国“没有干涉其他国家制度的使命”。其他国家应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命运，就像“我们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以武力和侵略扩大国家边界是“一种卑微和不光彩的企图”，不值得美国追求。”扩大法律、和平、自由和宗教的道德帝国是一个值得美国不懈追求的梦想”。

扩张与自由：美国外交政策中无法回避的矛盾

美墨战争期间，美国关于扩张与自由关系的大辩论，并没有削弱“流动共和国”理论的传播和“天命论”的盛行，更没有改变美国的扩张进程。原因是:

其一，对自由的扞卫并不能否定领土扩张对于美国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大陆扩张是美国发展的必经阶段。1840年代的大陆扩张既是早期领土扩张的延续，又是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东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急需扩大国内市场；西部农业的商品化迫切要求向西部纵深地区拓殖；南部种植园经济的衰落促使奴隶主求助于周期性的土地扩张，所有这些都促使这一时期的领土扩张表现为更加急进的形式。

其次，随着大陆扩张的快速发展，美国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也在逐步发展和完善。成熟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将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与美国自由相结合，从而扫清了美国扩张道路上的“拦路虎”。

自由派未能阻止美国兼并墨西哥领土并不表明将自由作为美国国家目标的自由派已经完全失败，对自由的珍视始终是制约美国武力扩张的重要力量，这在后来美西战争前后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有充分表现。美西战争是美国从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的开始，美国国会和各地就美国是否应该进行海外扩张、吞并海外领土展开辩论，从而形成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外交大辩论，扩张与自由的关系再次成为辩论的焦点。美国的扩张到底是有利于自由的事业，还是会损害自由的事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与矛盾。在现实利益与自由理想之间，美国外交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