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的修养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三个重要版本

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创造性地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修养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修养》作为重要文献，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对其版本的校勘研究仍是空白。

在《修养》的众多版本中，经刘少奇整理、修改、审定后发表的有三个版本。一是1939年8月20日至9月20日《解放》杂志首次发表，同年11月7日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二是1949年8月北平解放社出版的修订第一版。三是1962年8月《红旗》杂志第15、16 期合刊发表，为作者的第二次修订；后又经作者校补，于同年9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修订第二版。这三个版本是人们学习研究《修养》的基本依据。本文以这三个版本为对象，通过校勘来研究文献的历史演变，其余版本均不涉及。

一、《修养》首次发表和第一个单行本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许多党员只了解共产党是抗日队伍，而不了解党的性质和任务；只知道抗日，而不知道如何做一名共产党员。

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1938年10月，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党规党法的报告，并主持起草三个文件。《修养》的思想萌芽，就产生于这个时期。会后，刘少奇南下筹建中原局，在河南撰写了党员修养报告的大纲，这是他关于党员修养问题的最早文献。同时，在豫西省委党员训练班上，刘少奇第一次作关于党员修养的报告。

1939年，刘少奇回延安汇报工作。期间他应马列学院约请，向学员讲共产党员修养问题。讲演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7月8日，讲第一部分“绪论”和第二部分“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第二次是7月12日，讲第三部分“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讲演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要求尽快印发讲演稿。于是，刘少奇将第一次讲演的整理稿送交《解放》，总编辑张闻天阅后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1939年8月20日至9月20日，《修养》在《解放》第81期、第82期和第83、84期合刊上分三次连载。同年11月7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修养》的第一个单行本。该单行本约51000多字，包括第一章“绪论”四节、第二章“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六节，内文首页的标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此单行本与《解放》杂志版校勘，两者的章节、标题正文、排版等均完全一致。

《修养》问世后，曾节录收入《整风文献》。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纷纷翻印，据不完全统计不下40种。到1943年，《修养》已发行约10万册。这在当时非常罕见。

二、《修养》的第一次修订

《修养》初版十年之后，1949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修养》订正再版的《出版简报》：“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者已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交解放社重版。”同月，北平解放社出版《修养》修订第一版。

关于此次修订，1949年6月4日，刘少奇在《修养》校阅序言中说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到处仍在当作小册子翻印。为了减少错误，我校阅了一次，并作了若干修改。由于此文写得太长，有些地方很不好读，意思也不明显，并有些重复，故在中间删去了几段，并将最后一段删去。此外，又将我在一九四一年写的《人的阶级性》一篇短文附在后面，对于这篇短文，我作了一种原则性的修改。”

此次修订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修养》在辗转翻印中错误甚多。其中，大连大众出版社擅改书名为《论革命家的修养》，播种社改为《论青年修养》等。有的误把初版年代推前到1938年；甚至《整风文献》订正本，也把成文时间误为“8月7日”。还有的误收内容，山东新华书店和大连大众书店等版本，都收入了刘少奇1941年在华中局党校的讲演《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这些错讹的流传造成了一些混乱。第二，原文太长并有重复。

经过校勘，1949年版对1939年版的修订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总字数的变化。1949年版约45000多字，比1939年版少5700多字。

第二，重要的删减。删去1939年版第二章第六节“在政治上开展我们的思想斗争”，共七段，约4000字，使第二章由六节变成五节。在第二章第五节末尾，作者自己总结：“党员的基本的思想、意识的修养，照我讲来，就是这样。”由此可见，原第六节与第二章主题无关，为求精练而作了删减。

第三，由于历史情况变化而作的修改。

首先，删去193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第七、八两段，计700多字；同节第九段，删去约800字。这三段文字主要是讨论当时的世界形势：尽管苏联革命胜利，但资本主义世界仍很强大，并用一切方法阻止破坏革命运动。但是到了1949年，随着二战结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在大大增强。所以，为了符合情况变化，删去这段文字。

其次，第二章第四节第一段中，1939年版写作“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的最好支部之一”，1949年版将其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这反映了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各国共产党都不再是共产国际支部的历史情况。

第四，更准确地反映史实。

首先，第一章第二节第十五段在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及其代表人物时，1939年版说：“这一种人中最坏的代表如中国过去的李立三、张国焘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1949年版删去这两个人名，改为：“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是不少的。其中最坏的代表，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

其次，第二章第三节最末一段，在论述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党内的影响时，1939年版说：“党的组织的个别部分，个别环节，也可能被这些错误的思想所统治所腐蚀，在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如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等人的时代，这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甚至暂时地支配着党的主要领导部分或重要领导部分。”1949年版删去“李立三”的名字，改为“如在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当权的时代”。

第五，收入《人的阶级性》短文。《人的阶级性》是刘少奇1941年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原载同年10月10日出版的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理》第2期。它论述了阶级性和党性的关系，指出，党性就是人们阶级性的最高的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与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

这篇演讲和同时期的《论党内斗争》等，“不仅在当时华中与新四军中之干部与党员的党性学习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也是在一九四二年迄今的党内历次整风运动中的必读文件”。所以，1949年修订《修养》时，刘少奇对该文作了一些“原则性的修改”后，作为附录收入。

刘少奇对1941年版《人的阶级性》所作“原则性的修改”主要是：

删去第一段“人的一种本性，一种本质”中的两处“一种”。

删去第二段开头一句话：“人有两种本质：一种是人的自然本质，即人的体质、聪明健康及本能等；另一种是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心理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及其要求等。”

删去第三、四段，分别是：“人的阶级性就是阶级社会中人的社会本性，社会本质。”“人的这种阶级性，是哪里来的呢？”

第十五段中“特殊地位及特殊生产方式”改为“特殊地位及特殊生产关系”，并删去该段最后一句：“并不属于自然性，不是人一生出来就是这样的。”

在第十九段“人们的阶级特性也要消灭”后加写一句话：“如是，人类的共同本性，共同的人性，就能形成。”

第二十段中“这个真理的公布，对于无产阶级并没有害处，而对于其他一切的阶级则是很严重的打击”，1949年版把“其他一切的”改为“剥削”。

第六，引文的修改。对1939年版所引用的马列著作，1949年版根据其新译文作了修订。这与延安时期所见到的马列著作有限、译文不准确或变化等情况有关。比如193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第十、十一段，引用了列宁关于消除小生产者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论述，出处是 “《列宁文选》两卷集Ⅱ七五二页”，1949年版改为“《‘左’派幼稚病》三〇页”，引文前后相比差异较大。

《修养》修订第一版自1949年8月出版，到1951年10月，共印8次，发行量达29万册，到1952年底发行近70万册。同时，《修养》在海外迅速传播，除了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俄、英、法文译本外，缅甸、越南、瑞典、古巴等国纷纷出版缅甸文、越南文、瑞典文、西班牙文等译本，仅越南就再版了 8次，印行数十万册。

1954年有人曾向刘少奇建议，审改校阅1941年《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同《修养》合并印行，使之成为一部更完备的党员必读书。刘少奇以无暇顾及为由婉拒。

不过几年之后，《修养》的第二次修订便提上日程。

三、《修养》的第二次修订

1962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5、16期合刊重新刊载《修养》，并加了“编辑部按”：“本文这次发表以前，由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同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也以六个版面的篇幅刊登全文。此后经作者校补，同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第二版。这也是刘少奇生前对《修养》所作的最后一次修订。

1962年修订的原因。

第二次修订有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与党员干部队伍的状况有关。1961年下半年，在1700多万名党员中，80％是新中国成立后入党的，70％是1953年以后入党的，40％是党的八大后入党的。“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党中央对大跃进以来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提出要增强党性，加强民主集中制，提倡做老实人，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很多人认为，党员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党性，放松了思想修养和理论修养，所以，应重新出版《修养》。

第二，编辑《刘少奇选集》的阶段成果。1960年八、九月间，经毛泽东一再提议，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刘选》编辑组。但刘少奇忙于国民经济调整等工作，无暇顾及《刘选》的编辑。七千人大会期间，很多人建议，既然不能很快出版《刘选》，可先重新出版刘少奇关于党建的论著尤其是《修养》，供党员干部学习。

第三，《修养》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们党的独特创造。据邓力群回忆，刘少奇曾说：“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

1962年修订的大致过程。

在编辑《刘选》过程中，人们要求再版《修养》的呼声很高。刘少奇认为，这是解放前版本，如要再版，须重新修改。《刘选》编辑组负责修订再版的具体工作，于1961年春开始整理文稿，用了一年多时间，数易其稿，刘少奇也作了多次修改。1962年7月13日，经作者定稿的修订本，送中央书记处和总书记邓小平审批。1962年8月1日，《红旗》第15、16期合刊重新发表。同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第二版。

1962年版的修订情况。

1962年版对1949年版做了很大改动，基本上每个段落都有修改。通过校勘，修订情况主要如下：

第一，总字数略有增加。1962年版约46600多字，比 1949年版增加1000多字。

第二，总结构有较大变化。删去“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不再分章，而是直接分为九节，减少了层次，使结构更紧凑，论述更顺畅。

第三，重要的删减。

删去《人的阶级性》短文。

删去部分引文，计有：第一章第二节第十一至十三段、第十七和十八段斯大林关于两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第四节第二、三段关于思想意识阶级基础的论述，第二章第一节第十三、十四段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论述，第五节第十四至第十六段列宁关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斯大林关于教育党和群众、对中间路线的批评、党内斗争和分歧、自我批评的论述。

删去个别例证。如1949年版第二章第三节第十四段中关于俄国新经济政策的例子。

第四，重要的增补。

1962年版第四节“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新增约3800字，是这次增补最多的部分。其中，在第四节开头新增第一段，即亮出了观点：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相统一。第五段增补的内容，论述对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之间的关系采取不同态度，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新增第六段、第八段至第十六段，论述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对于坚守无产阶级立场、培养革命品质、实现人类解放的作用；并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为例阐明，共产党员必须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密切结合，同时反映党的战略策略问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当时人们对原版没有谈到抗日战争的疑问。

为何做如此丰富的增补？原因有二。

首先，编辑组提出，原版中理论修养的部分讲得不够充实，需要补充。刘少奇表示同意，但他对编辑组拟写的补充内容不太满意，认为只引用列宁论述和外国党的经验，没有阐述我们党怎样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而创造的许多新鲜经验。于是，刘少奇写了书面要点，又向编辑组口授，笔录了一大段话。经过整理，又由他反复修改，写入第四节。

其次，刘少奇向编辑组提出，需要补充党的战略策略方面的内容。他认为，团结什么人，争取什么人，中立什么人，打击什么人，要根据各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来确定。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战略策略就有变化。原版没讲这个问题，是个缺点。编辑组记录刘少奇的意见，整理成文，并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

增加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

首先，增加毛泽东论述。刘少奇曾说，《修养》1939年初次发表时，限于当时条件，没有引证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员修养、党性锻炼方面的意见。所以，1962年版补充毛泽东论述计有七处：第一节第十六段《实践论》关于实践和认识辩证统一规律，第三节第七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四节第十三段《实践论》关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跃进规律、第十六段《实践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行动的论述和毛泽东关于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等问题，第六节第四段《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关于共产党员个人利益服从民族和群众利益，第九节第三十一段《矛盾论》关于党内斗争问题。

其次，增加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等的论述六处，计有：第二节第二、三段恩格斯论马克思，第四、五段斯大林论列宁；第四节四处分别是第十二段马克思恩格斯论共产党人所代表利益问题，第十三段列宁关于工人阶级的真正阶级觉悟、关于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应是人民代言人，第十五段列宁关于先进理论指导作用。

第五，为增强论述而作的其他重要修改，主要有四个方面：

修改大部分标题，使论述的问题更明确。1949年版七节的标题有修改，只有两节的标题未改。例如，第一章第一节标题“共产党员为什么要有修养”，改为“共产党员为什么进行修养”，从“有”到“进行”，一词之差，意义不同，强调了修养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活动。第一章第三节标题“修养的各方面和修养的方法”，改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集中论述两者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一章第四节标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关系”，改为“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直接阐明二者的关系。

局部结构调整，使逻辑更清晰。1949年版第二章第五节第五段至第十段，把对党内缺点错误的五种态度并列论述。1962年版则把这五种态度改为三种态度，并以后两者为重点。其中，第二种态度又分三种不同表现，实际上是1949年版的第二、三、四种态度。这样的改动使层次更分明，对比更明晰。

修改例证，使之更严谨准确。1949年版第一章第二节第十五段在批评把背诵马列著作词句当作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现象时说，“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是不少的。其中最坏的代表，就比上述情形更坏”；1962年版改为“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一改动，把批评的对象具体指向了教条主义。

部分修改增强现实针对性，提升现实感。《修养》1962年版现实性的增强，主要表现在它充分吸收和运用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深刻总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等重大问题，展开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论述。

所以，1962年版增加了许多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性、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194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第二段谈到共产党员的基本责任时，说：“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要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1962年版第五节第六段丰富为：“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对于各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经过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自己的手，去改造自己的国家，从而一步一步地把世界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世界。”这个改动，强调各国共产党和人民要承担和实现共产党人的基本责任和历史任务，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

其次，1949年版在很多地方只提“共产主义”；1962年版则改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论述。

再次，194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第五段论述共产主义事业为什么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1962年版加了几句话：“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才能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显然，这个改动更加强调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任务既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道德建设等。

四是，1949年版第二章第一节第十五段以中国为例，说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时说，“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1962年版第五节第十七段改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长时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逐渐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这就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同共产主义的目标有机统一起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对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深刻认识。

第六，关于领袖人物方面的修改。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修改。这与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有关。所以，凡1949年版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地方，1962年版基本上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或“马克思和列宁”，这样的改动有28处，并把第二节标题由原来的“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关于毛泽东。1962年版除增加毛泽东论述之外，还增加两处关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文字。

第七，重要提法的修改。

首先，1949年版中通常并提世界观、人生观，1962年版则基本上删去“人生观”，只提“世界观”。这样的改动有 14处。

其次，1949年版提及“立场与方法”处，基本上改为“立场、观点和方法”。三是，1949年版提及“社会进化”“历史进化”处，基本上把“进化”改为“发展”。

到1962年底，《修养》在全国发行近500万册，随后不到四年里，印数就高达1800多万册。按1965年底党员人数1895万计算，基本上人手一册。与之相应，《修养》的海外传播也掀起高潮，陆续出版挪威文、冰岛文、阿尔巴尼亚文、乌尔都文、孟加拉文、阿拉伯语等译本。仅古巴政治出版社，1964年5月就出版发行五万册。

经典文献是不断发展完善的，其所蕴含的深厚思想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修养》就是其中的代表。《修养》的思想来源，既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也有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还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它不但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而且给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们以启迪，使他们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钥匙。据不完全统计，《修养》从1939年问世迄今，先后印刷数十次，总印数达数千万册，有英、日、捷、荷、西班牙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发行。

《修养》经久不衰的原因还在于，它系统阐明了修养的内容、目标、方法和途径，把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统一起来，把远大理想和个人修养统一起来，同时阐明了修养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使修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可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