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郝炬 为李井泉说几句公道话

根据宋文彬的谈话整理

整理者注：把李井泉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者，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但是宋文彬对此一直有不同看法。本文是根据他平时谈到的对李看法的一些记录整理而成的。

宋文彬文革前在西南局任农办主任，负责四省、区的农村和农业工作，确实属于李“重用者”之一；但是，宋文彬并非与李始终一致，在大跃进“放卫星”、贵州“四清”等等问题上，宋也与李有过一些争论，李对他也有类似“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等尖锐批评；而宋与李从无工作之外的交道；他自1952年任地委书记，直到1963年底才被提拔，定级时的级别也一直未动过，并未得李更大“好处”。所以总的说，宋对李既无恩亦无怨，因此他的评价，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

当然，由于本文是根据宋生前的谈话记录整理的，又无法由谈话者本人审阅，所以虽然整理者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宋文彬的原意，但亦难免会有疏漏甚至不当之出，这就只能说是“文责自负”了。

因所涉及事有的历史久远，为便于理解，整理加了一些自己的判断和注解。

改革开放以后，对李井泉同志的评价，除了组织上已有定论外，干部群众中的看法，基本上以否定的居多，认为此人一贯极左：“大跃进”时热衷于浮夸，困难时期为了自己能保官而在四川强行多征购粮食、从而导致了大量非正常死亡；作风霸道，喜欢整人；等等，不一而足之。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否定意见；但如果放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看，上述看法也不尽客观公正。总的讲，我感到在李井泉同志的问题上，目前还是缺少一些出来讲公道话的人。

虽然我先在晋绥、后又在四川工作多年，属于李的一个“老部下”，但多数时间我是在地区一级工作，所以对于李井泉的全面情况，不尽然了解。我只能就自己了解的、别人也说得最多的几件事，谈一谈所知道的情况，仅供参考。

一、关于大跃进“放卫星”

1958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逐渐形成了一股浮夸风。四川在粮食产量上“放卫星”，当时确实也是比较突出的。报纸上有很多的宣传，而在一段时间里，李井泉同志对此也的确很热心。比如说，当我们发现了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万斤田块”有假后，李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个问题时就说了：“不要大惊小怪，这块是假的，再搞一块真的嘛!”在1958年郑州会议后，李对我们下面反映搞400万亩万斤田有困难时，他又批评我们是“怀疑派”。后来，当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问题越来越多、顶得也比较厉害时，李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二元论，又想跃进，又不敢跃进，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这一点，我在《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中有一些介绍。

但这个问题，也要客观、全面地看。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点是：对于“放卫星”，当时大家都热，确实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不是客气话，其实，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现在我们都认为，邓小平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当时显然也“热”，这就说明，当时有“热”倾向的人确实是大多数。

第二点是：李井泉在发现了放卫星的问题后，还是能够改正的。我在《两个问题》中交代温江“放卫星”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过了几天，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第二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同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

从中可以看出三点：一是，李井泉同志在毛主席发表《党内通讯》后，虽然思想上有一些斗争，但最后还是采取了下面的意见，避免了一些损失。二是，李当时并不仅仅是主观上一意孤行，他还布置了几个试点做比较，要用事实观察是不是可能“放卫星”。顺便说到，李井泉同志在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后，后来很重视试验田工作，他甚至在省委院子里种了一块试验田，这种做法恐怕各省中也不多见吧？三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说当时广东的领导比较实事求是，而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连眼下被说成是最热衷于“放卫星”的李井泉都开始怀疑了，要向陶铸同志了解情况，而广东那边却还在“加温”，还说“密植”没问题。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热”李井泉并不是“特例”，而是像邓小平说的，是当时全党所共同犯下的错误。顺便说一句：虽然我对“放卫星”有一些抵制，但开始头脑也有过发热的时候，这我在《两个问题》中也有交代，只是我们比较接近基层一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更多一点，所以发现问题比较早一些。

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事实求是，要历史地看：李井泉同志开始的确比较“左”，甚至试图压服我们接受“左”的东西；但他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到后来，他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左”，至少比一些人们现在认为比较能实事求是的人甚至还要谨慎一些。

二、关于困难时期四川出现非正常死亡问题

此事，是四川干部群众中对李井泉同志最反感的一件，所以后来甚至派生出了一个“李井泉用四川几千万人的生命换了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说法。现在逐渐有人说得全面客观一些了，“用四川人民的生命换了一个政治局委员”的说法当然也不攻自破了。因为此事与温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再多说两件事。

第一件，是关于温江违反规定借粮的事。1961年夏温江地区完成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农民的口粮就没有达到人均每天一斤原粮，但是，如果留够农民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的口粮，就完不成小春征购任务。经地委研究后，我把这个情况向省长李大章同志汇报了，要求让我们少完成一些小春粮食征购任务，多给农民留些口粮。这样做，在当时是违反政策规定的，所以李大章同志当时很为难，不敢表态。后来我们又向省委书记廖志高汇报，他倒是同意我们给农民多留粮的意见，但又说现在的问题是没有粮，问我们怎么办？我提出借用库存粮食，廖请示李井泉同志，李同意了。这就少饿死了一些人。“借粮食”这件事，在当时是违反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如果李真是一个处处极左的人，他在这种事上就应该很极端，就会比李大章更怕违反规定，就会坚决拒绝。但事实却是，他当时没有那样做，而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另一件，是调“过头粮”的事。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写文章谈到过，认为四川执行中央调粮决定中，有自己加码调了“过头粮”的问题。客观讲，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中央要我们保京、津、沪，四川自然也就会想到首先要保成都、重庆，因为这种严重的事态，在城市的影响要比在农村大得多，后果也可能严重得多。这种做法显然是在牺牲农民，作为一个长期做农村农民工作的老同志，自己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是件极其痛心的事，但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是中国到底是发生大乱还是实现稳定的一种很无可奈何的选择。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省委在成都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议题之一就是小春粮食征购问题。省上提出的讨论文件中给温江地区分配的小春粮食征购任务仍重，完成这个任务农民的口粮又不够人均每天一斤原粮。我根据一九六一年的教训，坚持农民的口粮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安排，要求减少小春粮食征购任务，或者是说小春粮食征购任务能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尚差部分在大春粮食征购中一起完成，使我们喘一口气。省上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发生争论，我发脾气了。我说：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再不解决，继续垮下去，不仅自己没有饭吃，也保不了成都市，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同志和绵阳地委第一书记李林枝同志，都支持我的意见。中午，李井泉同志叫我谈话，问我：你上午发脾气了？我说：发了。他做我的工作说：不要发脾气，心平气和地说。我说：好么。下午，由两位副省长、省财委、省粮食厅的几位负责同志集体给我谈话，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了我们地委的意见，解决了温江地区的粮食问题。按照一些同志对李井泉的“霸道作风”的描述，对于一个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敢于“顶”省委的地委书记，是断然不能被放过的，更不要说还要耐心地做工作了。

上面两件事说明，尽管在四川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粮食问题及后来的调“过头粮”问题上，李井泉同志和当时的四川省委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并不像一些同志后来说的那样，他只知道一概地“迎合上面”，“不顾四川人民死活”。他当时还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严重性的，对于下面的正确意见，他还是能够吸收、并作出正确选择的；在可能的情况下，也避免了一些损失。这样说，可能稍微客观公正一些。

三、关于重用晋绥干部、搞宗派问题

四川一部分干部中怨气很大的一件事，就是认为李井泉重用他从晋绥带来、后来他当川西区党委书记时的一批干部，压制川东来自二野的干部，特别是四川地下党的干部最受歧视。

诚然，干部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党内部确实存在着“山头主义”，一些领导同志喜欢用自己熟悉的干部。但是说李井泉重用晋绥干部，排斥打击二野的干部和四川地下党干部，我个人认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这里有干部来源、历史渊源等方面的一些复杂因素。就来源讲，四川干部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随贺龙同志所部一野十八兵团南下的“晋绥干部”，最初主要分布在川西、川北一带。二是随二野从川东打进四川的干部，主要分布在川东、川南一带。三是四川地下党干部，其中又分成都和重庆两块。第四，还有一批，就是四川作为后方基地，多年中陆续由国家从中央和各地不断抽调的干部，所以对干部任用问题的观察角度就自然比较复杂一些，稍微有点矛盾，就会觉得自己那批人“吃亏”了。就历史而言，四川干部又有一个“四区一省合省”的情况，干部重新安排的数量大，矛盾比较多，所以就导致了干部任用中的一些易于被误解的事。这里我想就自己所知，谈这其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四川合省时干部的任用。建国初期，许多省都经历过先建区行署后合省的情况，但很少有四川这样复杂的：1952年是第一次，由川东、西、南、北四个行署合并为一个“小四川”；第二次是1954年，是重庆市合入成为一个“中四川”；第三次是1956年，又将西康省合入，成了一个“大四川”。前两次调整时，省委班子都是由中央直接任命，1956年才第一次有地方代表大会选举的省委。所以这之前，作为川西书记的李井泉，并不能主宰人事。第一次合“小四川”时，李井泉当了一把手，所以川西的干部多一点，这在当时也属于正常。到第三次合省时，干部来源更多了，所以干部组成上非晋绥系统的比例就越来越高，像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出的省委书记处7人中，原来属于非晋绥系统的干部就有5人，除李井泉外，只有阎秀峰是晋绥来的干部，这也是上面安排的结果。所以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说是李井泉个人能起多大的作用。

第二，关于“排斥二野干部”问题。上面讲到了四川合省过程的复杂性，而且最初是中央直接安排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讲用谁不用谁。如果硬要讲李井泉排斥二野干部，就应该在一些地方体现出来。这方面也不能说出多少实例，而一些相反的例子倒是不少。比如说，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情况是，川西干部级别普遍都比川东低，这一点川西的干部就说跟李井泉吃亏了，这能说是李排斥二野干部吗？又比如说，李大章说他从川南只带来了一个许梦侠，还被李井泉拉走了，这反倒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李井泉并不是排斥二野干部。而李大章本人的任用，则是西南局的二把手——常务书记，这恐怕也不能说是“不重用”吧？再比如说，川东地区的重庆，其书记是西南局书记，而川西地区的成都，其书记，则只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如此等等，都不好说是二野受排斥吧？

第三，关于排斥四川地下党问题。一种说法是，李井泉不信任四川地下党，他从外地带来的大批干部，把四川一直到乡一级的政权都接管了。四川地下党是我们党领导下一支坚强的力量，为全国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牺牲了许多优秀同志，举世震惊的白公馆渣滓洞、十二桥大屠杀，就是四川地下党光辉业绩的写照。但历史地看，在四川地下党干部的任用中，确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一是，四川是一个大省，长期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地下党人数不多，所以在建国初期大量地使用外来干部，应该说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不仅四川如此，在其它国统区也是如此。二是，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地下党同志中确实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比如说，解放初期温江地区有一位出自地下党的负责同志，他的行为就十分地让同志们费解：一大早就去茶馆喝茶聊天，一搞就是一天，基本上就不工作，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旧社会恶习”的东西，连我们当地区领导的都很奇怪，但又不好说。而下面的同志就有反映了，说别的领导干部都在紧张地工作，为什么他能这样？这还像共产党的干部吗？群众影响很不好。对此，他本人则要求向上面反映，说只有周总理知道他的情况。后来说他是“特别党员”，并很快把他调离了。为了便于敌占区的工作，地下党还吸收了一些身份比较复杂的人，这在战争年代没什么，但解放以后这种情况就不好说了。所以查了一些人的情况，一些不适应的人做了处理，这不仅在地下党，就是在老区，如果背景复杂一些，也要清查和处理，这是那个敌我斗争严酷的年代不能不考虑的，所以恐怕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讲“不重用”吧。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地下党的干部在任用上其实是偏高的。一个例子是廖伯康同志，他是1945年入团、1947年入党的地下党干部，这要在晋绥，到文革前担任处级干部就算是很高的了，因为那时候的县处级干部大多数还是抗战时期的，像后来当过省政协副主席的辛文同志，是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晋绥干部，能力很强，属于提拔比较快的，但文革前也就是省计委的一名处级干部，而廖60年代初期的职务，就是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重庆市当时是副省级，廖这个职务相当于副地厅级，也就不低了。再如四川地下党的李培根同志，也是40年代初期入党的，文革前从团省委书记调涪陵地区任一把手，属于重用提拔的对象，当时四川地厅级干部大多数是三八式。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几个例子就说不重用四川地下党。

四、李井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处理问题中有时会主观武断

以我个人的体会，李井泉同志的作风有时的确比较主观武断，容易引起反感得罪人，以致后来许多干部说他“霸道”。

除了前面讲到他多次严厉批评我的那些事外，我第一次见到李，一见面，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对此，我在“文革”的检查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一九四六年春季，我在二专署做专员，晋绥边区行署决定雁门行署与第二行署合并，成立中心专署。雁门行署派民政处长徐翔来专署办合并事宜。有一天，李井泉从北线下来，到二分区司令部。司令部告诉我们之后，徐翔和我去看他。我们都只问候了一下，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他从右玉到五寨，沿途看到雁门行署动员群众的大车和牲口，把左云的小麦和桌椅板凳往五寨运。他批评这个错误后就指责我们：“罚你们这些处长、专员老爷们半年不准吃白面。”我听了之后，内心很不满意。这个事情是雁北行署搞的，我根本不知道，你不把情况问清楚，就把我也批评了一顿，实在没有道理。第一次见面给我的影响很不好。

这话虽然是“文革”中检查时写的，但至今我也不认为当时李井泉的做法就合情合理，不弄清楚情况就训了我们一顿，确实有些主观。

但对于李井泉的主观武断作风，也不要说得那么绝对。有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这件事，我在“文革”中的检查中也写过：

我个人感觉，在一九五二年秋季四个川合省以后，至一九五六年夏季第一次省党代表大会以前，这三年当中，李井泉对温江地区的工作抓得比较紧，除叫我来省委汇报工作以外，他还亲自去过温江地委几次。一方面是温江距成都近，而且交通方便，一个新的精神要尽快下达时，就是开会传达，当天就可以下达到各县，第二天就可以下达到乡，第三天就可以和群众见面；另一方面，我们向省委的报告也比较多，工作情况、问题、经验反映也比较及时。李井泉想叫温江地区的工作走前一步，摸个底，发现些问题，总结点经验。一九五六年夏季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有的同志批评省委以温江地区的经验指导下面的工作不行，一则温江地区主要是平坝，在全省代表性不大，二则温江地区夏季晚，往往是“马后炮”。以后，李井泉就把重点转移到内江和南充等地，他再没有来温江地委，叫我去省委汇报工作的次数也少了。

听了别人提意见就能够改正，这一点，恐怕现在的一些干部未必能做得好吧？现在某些领导同志讲起李井泉的“霸道作风”时，气那么大，但他们后来自己担任一把手以后，又做得怎么样呢？为什么现在下面的干部大多不敢对上级提意见？——这是不是一种更“霸道”的作风呢？

再有一点，四川干部级别普遍偏低，也是李遭致普遍不满的原因。比如我吧，文革中说我是李的“心腹”，我自己都感到好笑。不说别的，李给了我这个“心腹”什么好处？我1954年定级时就是10级，几十年不变，后来因此给我的待遇问题也造成后患。还有我1952年任地委书记，直到1963年调到西南局，历时11年职务未变动过,到西南局也是只提职不提级。一些原来比我级别低、任用比我低的，后来都上去了。但李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对我一个人，像我这样职务级别的并不少，特别是晋绥来的，这也反映出李对晋绥干部要求比较严格。对此不是所有人都会想得通，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计较这种得失的思想越来越甚，当然就会从不满逐渐地变成一股怨气，李在四川台上时，人们不敢多说什么，而他一离去，像李井泉“把四川干部级别压得太低”、“李井泉自己是四级却压其他人的级别”等看法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来了，加上前面说过的困难时期的问题，“宗派问题”，等等，也就对李有了“作风霸道”这类的看法。我想，这可能是李井泉同志招致普遍埋怨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总而言之，对于李井泉同志如何评价，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能说他没有缺点错误，有些错误甚至还是比较大的，例如对于“放卫星”开始的过热；但也不能说他的错误大得不得了，大到了罪不容赦的程度，一无是处，四川有些大的工作失误责任不全在他，而且他也还是做了一些正确的决定，例如困难时期四川多调粮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李井泉同志身上所发生的种种这样那样的事件，很多还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要全面地去观察，而不要单凭一时一事，就把李井泉同志个人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就此而言，邓小平同志说的“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恐怕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整理者后记：宋文彬是一个不大愿意去评价别人的人，所以他对李井泉的评价也极其有限。从宋有限的所言所论进一步分析，李似乎是一个自身的毛病“正好撞到了枪口”上的人：他的作风比较主观武断，如果放在一个干部队伍相对简单的地区，可能就没有那么麻烦，但在干部队伍“四合一”的四川，就会不是招致这方面的不满，就是引来那方面的怨言；如果把他放在一个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业省，主观武断得罪的人也会有限，而四川不仅仅是农业大省，而且是国家的重要三线后方基地，人事关系复杂了许多，李的“霸道”，就会使方方面面的人有不同看法，很难一致。但是反过来想，正因为关系、矛盾比较复杂，有一个敢于决断的人，可能解决矛盾也会快一些。——但如果是这样，照样还是要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