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 吕蕊 赵建明：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

介绍

欧盟与美国在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上具有共同利益。但由于欧美地位、身份、认知的差异, 更由于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采取了同前任奥巴马截然不同的政策, 欧盟与美国在对待伊朗核协定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2018年5月8日, 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定并对伊朗进行新一轮严厉制裁。美国退出核协定前, 英国、法国和德国为力保核协定进行外交斡旋;美国退出核协定后, 欧盟先后更新阻断法案并推出特殊目的通道, 力图在美国退出情况下维护核协定。当下, 欧美关于伊朗核问题与核协定的矛盾, 既凸显出双方在解决中东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歧, 又显现出在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下, 处于最高层的美国同较低层面的欧盟之间围绕国际格局和地区格局未来演化方向的竞争。欧美之间的这种竞争将长期存在。

2003年伊朗核问题曝光后，引起了欧盟和美国的严重关注。伊朗核问题对欧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对美国来说，冷战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国家恐怖主义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核武器扩散，特别是伊朗等敌对国家拥有核武器，是美国要防范的重点。美国反对伊朗以任何形式发展民用核能，也反对其他国家与伊朗在核能方面的合作。美国认为，伊朗所有的核能开发与合作都是为发展核武器服务的，一个拥有核武器、反美的伊朗将是美国的噩梦，不利于美国主导中东安全事务和地区安全建设。

冷战后, 欧盟同样将核扩散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 同时伊朗是欧盟的大周边国家, 随着地理范围和安全目标等方面的扩张, 欧盟愈益关注伊朗核问题。欧盟对伊朗核问题政策有三个基本的立足点:一是不允许在自己周边出现拥核国家;二是期望以核问题为抓手介入中东安全事务, 打破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垄断;三是尝试以欧盟的方式基于规范和道义等非武力手段改造伊朗。

欧盟方式与美国方式的冲突体现在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上。第一，军事手段的有效性。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敌人。美国一直强调军事打击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中的决定性作用。欧盟反对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认为这只会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第二，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除了奥巴马政府，历届美国政府都否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认为这一权利只会被伊朗滥用于发展核武器。欧盟认为，伊朗有权和平利用核能。

但欧美都不允许伊朗拥核这一共同点又造就了特殊时期的政策联合。在内贾德执意加快伊朗核进程且联合国对伊朗制裁失效的情况下, 2012年, 欧美基于遏制伊朗核武冲动的共同利益走上了联合制裁之路并最终迫使伊朗改变激进核政策, 于2015年签署了核协定。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在竞选演讲、竞选团队构成、家庭因素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反伊朗特征。特朗普上台后，多次对伊朗核协议表示强烈不满。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宣布退出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美国撤军前后，欧盟、德国、法国、英国进行外交斡旋，维护核协议。8月，欧盟更新了封锁法案，9月，欧盟启动了特殊目的渠道，试图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维护核协议。

一 欧美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共同点和差异

虽然欧盟和美国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表现出各种政策分歧，但它们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共性:永远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这是欧美对伊朗核政策的共同基础。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列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后者发展了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特别警惕伊朗步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的后尘，以民用核能的名义发展核武器。2002年伊朗秘密核设施的曝光，似乎验证了美国对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指责，促使美国采取各种强制措施遏制伊朗核进程。2003年后，欧盟在《欧盟安全战略》、《欧盟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等重要外交和安全文件中将核武器扩散视为对欧盟最大的安全威胁。欧盟不希望周边国家，尤其是地区大国伊朗跨过核门槛，成为核大国。对欧盟和美国来说，拥有核武器的伊朗都是不可接受的现实。这是欧盟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共同立场。

共同政策基础并不能掩盖欧美在对待伊朗和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存在的显着政策差异:第一, 欧美在伊朗政府的合法性上存在认知差异。从1980年4月美国同伊朗断交开始, 美国从未承认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美国驻伊朗使馆人质事件使超级大国美国在外交上蒙受巨大耻辱, 成为其对外关系中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伊朗由此成为美国在海湾和中东最大的敌人。冷战后, 美国各届政府几乎都给伊朗贴上“抵制国家” 、“无赖国家” 、“邪恶轴心” 、“暴政据点” 、“盗贼国家” 等政治标签, “妖魔化”伊朗。相对而言, 欧盟尽管在拉什迪事件、麦克诺斯餐馆暗杀事件 、黎巴嫩人质事件等问题上与伊朗龃龉不断, 其部分成员国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也时断时续, 但从未否认过伊朗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 至多是在双边关系上承认伊朗是问题国家, 更多依赖紧急对话 等手段谈判解决彼此分歧。

第二，美国和欧盟在改变伊朗方面存在分歧。美国一直在寻求改变伊朗的政权。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美国也把政权更迭作为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根本。美国认为，伊朗等国的不民主政权是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支持恐怖主义、国内压制人权的内在根源，因此根本解决办法是推翻伊朗等国的政权。虽然伊拉克国内稳定已经成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最重要的安全关切，美国希望复制伊拉克模式，通过军事打击改变伊朗政权的想法已经终结，但军事手段一直是美国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选择。总的来说，在承认伊朗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反对美国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欧盟期望通过接触政策改变伊朗的行为，使伊朗成为一个遵守国际准则的国家。

第三, 欧美对伊朗核权利和民用核能的认知差异。美国认为伊朗油气资源丰富, 根本没有发展民用核能的必要, 伊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核武器。在核权利问题上, 除2015年签署核协定的奥巴马政府之外, 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否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冷战之后, 美国一直阻挠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同伊朗开展核能合作, 阻止它们帮助伊朗重启布什尔核电站项目。美国认为, 类似核合作将促使伊朗扩充核基础设施、提高核研发能力以及培养核科技人才, 而这只会加快伊朗核武器的发展进程。欧盟则认为, 伊朗作为《核不扩散条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正式成员, 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这种权利即使在伊朗秘密核设施曝光后在《德黑兰宣言》和《巴黎协定》中也作为重要条款予以确认。

第四，欧美对经济制裁与核问题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对美国来说，经济制裁是其遏制政策的重要支柱。经济制裁，加上外交遏制、军事防范和打击，以及排除伊朗的地区安全安排，已经成为威慑伊朗的政策组合。以推翻萨达姆为模式，经济制裁越来越多地与政权更迭联系在一起。欧盟并不完全反对经济制裁，只是将经济制裁视为恶化伊朗经济、迫使后者重回谈判桌的必要手段。而且，欧盟反对过度削弱伊朗，认为过度削弱伊朗会在海湾地区制造新的力量，可能引发局部战争，造成中东地区的不稳定。

正因为欧盟同美国存在上述政策差异, 决定了欧盟在切入伊朗核问题时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政策。综合来看, 从伊朗核问题曝光到奥巴马任期结束, 欧盟对伊朗核问题的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伊朗秘密核设施的曝光到《德黑兰宣言》和《巴黎协定》。

2002年10月, 伊朗在纳坦兹和阿拉克等地的秘密核设施被曝光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于2003年6月启动核查, 伊朗在应付一系列核查中表现得欲盖弥彰。此时恰逢美国在2003年5月结束伊拉克战争。小布什政府表示决不容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威胁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权变更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外界普遍预测, 伊朗将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下一个目标。美国强大的军事打击威胁使伊朗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避免再生战端, 英、法、德三国代表欧盟同伊朗先后签署《德黑兰声明》 和《巴黎协定》 。在这两份文件中, 伊朗同意暂停敏感的浓缩铀研发和生产, 欧盟承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一旦暂停被确认, 欧盟将同伊朗重启《贸易合作协定》谈判, 欧盟将支持伊朗加入世贸组织。伊朗签署《有关核问题的安全保障协定附加议定书》 。欧盟通过和谈与协定来解决核问题避免战争, 而伊朗则借助欧盟暂时规避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

内贾德的核冒险和联合国制裁的困境。

2005年8月, 伊朗总统内贾德上台后不惜同国际社会对抗也要强推伊朗核进程。他撕毁了前任同欧盟达成的核暂停协定并重启浓缩铀生产。伊朗不断提高浓缩铀丰度, 将离心机数量增加到16000多台, 并生产了更先进的P-2型离心机。内贾德的核冒险和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伊朗核现实的做法将居中斡旋的欧盟推向了美国。随后, 欧盟和美国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谋求通过经济制裁防范伊朗走向拥核之路。安理会先后通过1696号 、1737号 、1747号 、1803号 、1835号 和1929号 等决议, 但联合国制裁并没有遏制内贾德的拥核冲动。由于俄罗斯和中国反对过分削弱伊朗, 安理会制裁陷入僵局。内贾德则对联合国制裁表现出强烈的不屑。

从欧美联合制裁到伊朗核协议的签署。

出于对联合国制裁走向僵局和内贾德可能加快推进核进程的担忧, 欧盟开始同美国一起走向了联合制裁之路, 欧美对伊核政策的共性开始发挥作用。2012年欧盟切断SWIFT并禁止进口伊朗原油之后, 伊朗的经济遭受重创, 原油日出口量从2011年的220万桶最低降到2013年5月的70万桶。9面对经济困境和外交压力, 2013年上台的总统鲁哈尼调整了伊朗的核外交政策, 通过在核问题上的让步谋求同西方改善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投桃报李推出同伊朗缓和的“奥巴马主义”, 通过两国关系改善来推动伊朗核问题的解决。奥巴马主义相对于冷战后乃至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长期坚持的遏制伊朗的政策而言, 是个巨大的政策转折。

2013年，鲁哈尼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以及与奥巴马的电话外交，推动了伊美关系的改善。2015年7月，伊朗与欧盟三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伊朗核问题全面行动计划》。该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伊朗在铀浓缩和钚提取方面暂停核活动10-15年，以换取欧美解除对伊朗的核制裁。持续了10多年的伊朗核问题分阶段结束。

伊朗核协定对欧美的意义在于, 欧美通过共同的外交努力以核协定的形式将伊朗的核武进程至少延缓了10-15年。而且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欧盟倡导的谈判与外交, 而非美国倡导的军事打击和政权改变。伊朗核协定的功效相当于拆除了一颗定时炸弹, 避免让海湾和中东再罹战火。该协定也被认为是中东地区安全的稳定器。

然而，2016年大选让美国对伊朗政策再次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几乎反对奥巴马的所有内外政策。在竞选期间，他多次公开表示，伊核协议是美国签署的最糟糕的协议。如果当选，他的首要外交议程是废除伊朗核协议。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伊朗核协议势必面临新的变数。

二 特朗普退出核协定与欧盟的外交斡旋

2017年12月19日，伊拉克宣布政府军收复了伊拉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的全部领土。在美国宣布对伊斯兰国取得历史性胜利、拒绝承认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后，维护和废除伊核协议成为特朗普政府中东外交议程的首要议题。经过多次审议并免除对伊朗的制裁后，特朗普于2018年1月12日发表最后通牒讲话，称:第一，伊核协议违背了美国的初衷。伊朗以非常小的代价获得了巨额利润，但它并没有改变行动方针，而是利用协议释放的1000亿美元从事恐怖主义和地区破坏性活动。因此，这是修改或废除伊朗核协议的最后机会。第二，修改合同有四个原则:第一，伊朗必须保证永远不拥有核武器；第二，伊朗必须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帕尔钦等军事基地的核设施；第三，废除日落条款。为了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新协议不应该设定期限，而应该永远有效；第四，远程导弹与核计划密不可分，伊朗任何远程导弹的研制和试射都将招致严厉制裁。第三，2018年5月12日是截止日期。如果美国国会和欧盟未能在最后期限前解决核协议的重大缺陷，美国将退出。

特朗普的最后通牒引发了欧盟的恐慌, 作为伊朗核协定最重要的推动者, 欧盟加大了对美国的游说, 力图在4个月时间内说服特朗普政府不要废约。以特朗普任命对伊朗强硬派人士蓬佩奥和博尔顿分别为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为分界线, 任命之前欧盟主要同美国磋商补充协定以弥补既有核协定的不足;任命则引发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的背靠背游说。

从补充协议到季度审查会议再到三国提案

针对特朗普政府或修或废提议, 英法德三国官员代表欧盟同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布莱恩·胡克 从2018年1月开始针对特朗普提出的核问题和非核议题进行补充协定 的谈判。双方在伦敦、巴黎、柏林先后举行了四轮磋商。在伊朗核问题方面, 主要谈判议题是核协定的日落条款、协定到期后的后续安排、洲际导弹问题、体系外核查;在非核议题方面, 谈判围绕着特朗普提出的非核六议题展开, 即伊朗支持地区恐怖组织等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资助来源、伊朗的导弹发展和扩散、伊朗的网络入侵、伊朗的国际航运威胁及伊朗侵犯人权。

2018年3月，伊朗核协议签署方在维也纳举行了第八次定期季度审查会议。由于本次例会是特朗普1月12日发表讲话后各方首次直接接触，因此格外引人注目。美国代表胡克在本次会议上表示:第一，美国遵守了美国在核协议中的承诺，美国也会让伊朗严格遵守自己的承诺；第二，美国正在评估伊朗核协议是否有助于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但总的来说，近两年伊朗的内外政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危及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应停止资助恐怖主义和破坏中东局势；第三，伊核协议不是军控条约，也不是协议，而是各方承诺的行动计划。这一计划存在许多缺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如果没有补充协议来纠正其缺陷，美国就不会允许伊朗核协议继续存在。

伊朗则认定美国在推延波音飞机销售许可等问题上违背了协定承诺, 警告各方不得引入新的非核制裁, 希望欧盟不要为取悦特朗普而追随美国发起对伊朗的非核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德丽卡·莫盖里尼 在例会结束后表示欧盟将同伊朗磋商导弹和地区问题。

3月16日，英、法、德三国在欧盟委员会提出对伊朗实施新制裁的联合提案。此举被视为欧盟试图通过加大对伊朗导弹和地区破坏性活动的非核制裁力度，说服特朗普不要放弃核协议。根据联合提案，伊朗向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国扩散导弹及其技术，违反了其在核协议中停止发展、试验和扩散弹道导弹的承诺，欧盟将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和叙利亚干涉实施包括旅行限制和资产冻结在内的新制裁。欧盟不会违反核协议的条款，但有权在无核领域引入新的制裁。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和德国将与美国进行密集接触，以在最后期限前挽救核协议。

通过上述谈判内容可以看出, 无论是美方的胡克还是欧盟都倾向认为伊朗核协定不会被废除。通过修补核协定和增加非核制裁就能维护核协定, 因此, 谈判的核心是如何修订既有的核协定。但4月特朗普对两名高级官员的任命彻底打破了上述政策预期。

从法国“四大支柱战略”到核协议附加条款

2018年4月, 美国国内政治再掀波澜, 被认为能制约特朗普的两位温和派老将国务卿蒂勒森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先后被特朗普解职。摆脱制衡的特朗普在遏制伊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4月9日任命约翰·博尔顿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4月26日任命麦克·蓬佩奥为国务卿。博尔顿和蓬佩奥都以强烈反对伊朗及核协定着称。博尔顿更是主张政权变更 的代表人物, 强调对伊朗等非民主国家实行政权改变。他认为, 核协定是奥巴马签署的绥靖协定。早在奥巴马政府签署伊朗核协定的次日, 时任众议员的蓬佩奥就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就职之后, 蓬佩奥进一步表示, 伊朗核协定是建立在伊朗欺骗世界的谎言基础之上 , 甚至主张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打击伊朗核设施。蒂勒森和麦克马斯特的出局标志着美国对伊政策更趋强硬, 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组成了敌视伊朗的“铁三角”。三者的共识是废除维系伊朗政权的核协定。

面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快速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加强了对美国的背靠背访问，英国首相特蕾莎也可能与特朗普进行电话沟通。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密集游说是欧盟在最后期限前挽救伊朗核协议的最后努力。在会见特朗普时，马克龙表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将刺激伊朗发展核武器，引发中东新一轮战争。尽管伊朗的核协议并不充分，但它也未能解决所有安全问题，包括核问题。然而，在达成替代计划之前，各方应保留并遵守伊朗核协议。马克龙提出“四大支柱战略”，以解决特朗普的安全担忧。“四大支柱”是指伊朗的短期核活动、长期核活动、弹道导弹项目和地区军事行动。马克龙认为，各方应在保留核协议的前提下，本着平等原则，就上述问题达成新的协议。除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谈判的参与者还可以包括欧洲和美国的盟友。法国没有解决伊核问题的后备方案，认为协议解决伊核问题优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模式。

德国也认为废除核协定会促使伊朗退出甚至走向拥核, 中东将陷入战争的泥潭。核协定由七国谈判达成, 在目前状态下是确保伊朗弃核的理想形式 , 反对就核问题重新谈判。德国当前的优先政策是维持伊朗核协定并敦促各方履约。德国将认真考虑法国的四支柱战略, 不过担心伊朗拒绝开启这一进程。在修订日落条款方面, 德国认为需要补充相关条款, 各方有权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伊朗违约后施加更严厉的制裁。在中东事务方面, 德国反对特朗普政府过分亲以色列, 德国拒绝美国将黎巴嫩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的要求, 也不会跟随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搬迁大使馆。

法德两国的共同立场包括:第一，尽管核协议并不完善，但它是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最佳选择。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不应该在提出更好的替代方案之前就放弃核协议，保留核协议比朝鲜模式更好；二是法德主张核协议附加条款，不仅对核协议附加更严格的条件，还与伊朗谈判弹道导弹和区域行为协议；第三，欧盟未雨绸缪，规划美国撤军后的应急计划。美国下的最后通牒含义很明显，欧盟要面对美国撤军带来的严重后果。

但无论补充协定还是背靠背游说都未能让特朗普满意。核协定最终成为美国政策调整的牺牲品。2018年5月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第13846号行政命令, 废除《伊朗核协定》并对伊朗实行更严厉制裁。在8月4日实施的第一轮制裁中, 美国禁止伊朗政府和央行从事美元和贵金属交易;禁止伊朗从事购销里亚尔的大宗交易;禁止认购或推动伊朗主权债务发行的活动;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在11月4日实施的第二轮制裁中, 美国对伊朗实行能源禁运, 要让伊朗的“石油零出口” 或接近零出口。除非获得豁免, 美国禁止从伊朗国有石油公司 等进口伊朗的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制裁伊朗航运公司在内的港口运营、航运、造船、保险和再保险行业。与此同时, 美国财政部长等高级官员多次威胁SWIFT公司, 要求后者配合美国行动, 在第二轮制裁中切断同伊朗的端口。SWIFT在压力之下, 以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完整为由, 于2018年11月12日起切断同伊朗银行的金融联系。

在上述背景下，英国、法国和德国于5月12日发表了遵守伊核协议的联合声明。“欧盟将保证伊朗核协议的框架不被破坏，不会像美国一样采取任何阻碍核协议实施的行动。然而，伊朗核计划也必须保持其和平和民用的特点。”为此，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重申德国对核协议的承诺。默克尔还访问了俄罗斯和中国，讨论美国撤军后伊朗核协议的维护问题。5月15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对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欧盟将保护欧盟公司在伊拉克的利益，也已经开始研究针对美国制裁的对策，主要集中在伊朗油气出口和欧盟公司权益保护方面”。

三 欧美在伊朗核协定上的政策差异及内在根源

美国的退出使伊朗的核协议陷入两难境地。然而，令美国感到意外的是，跟随美国进行联合制裁的欧盟，在废除该条约的问题上，毫不犹豫地与美国对抗，支持伊朗。这一差异反映了欧盟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治理理念、地缘政治关切以及在伊朗的利益等方面的分歧。

第一, 欧美对伊朗核问题的认知不同。特朗普政府“偷换概念”, 将伊朗核问题上升为“伊朗问题”。特朗普提出保留核协定的条件是修约, 但其条件已超越核问题本身。特朗普设定的议题广泛庞杂, 除了核问题还包括伊朗弹道导弹、支持恐怖主义、地区破坏活动以及侵犯人权等。美国还要求捆绑式的一揽子解决, 即只有伊朗在上述所有问题完全达到美方要求, 美国才会留在核协定中, 明确拒绝欧盟提出的核协定附加条款。由此,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策又退回到冷战后的“四宗罪政策”。冷战后, 美国一直指责伊朗犯有“四宗罪”, 即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恐怖主义、阻碍中东和平进程和侵犯人权。当下, 特朗普政府“偷梁换柱”, 将伊朗核问题变成了伊朗问题。

在处理伊朗核协议时，特朗普政府视核协议为万恶之源，认为伊朗暂停铀浓缩等敏感核活动仅10-15年就带来了欧美制裁的解除，核协议只是伊朗欺骗国际社会的缓兵之计。其日落条款为伊朗未来发展核武器提供了制度漏洞，而核协议并没有让伊朗迷失方向。相反，伊朗利用释放的1000多亿石油美元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侵犯中国人权，支持恐怖主义，支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门侯赛因武装组织等等。特朗普还引用了以色列的情报，并得出结论说，伊朗没有停止发展核武器，伊朗在欺骗国际社会。他认为，签署核协议是美国的耻辱和外交惨败，必须废除核协议。2016年，特朗普在美以行为委员会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多次表示，如果当选，首要政策将是放弃与伊朗灾难性的核协议。欧盟将伊朗视为中东地区不可或缺的行动者，期待与伊朗接触，而不是孤立伊朗。欧盟认为，尽管核协议并不完美，但它是在伊朗核进程接近临界点时签署的，它暂停了对解除制裁的要求，避免了伊朗突破核门槛的斗争，缓解了中东可能出现的核军备竞赛和紧张局势。这一暂停将有助于国际社会获得更多时间，并给所有各方更多空间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进入帕琴军事基地和更严格的侵入性核查。此外，核协议是发展国际社会与伊朗关系的基石，它可以在各方建立信任的基础上帮助解决弹道导弹等其他问题。因此，欧盟主张必须保留核协议。

第二, 特朗普与欧盟的治理理念不同。特朗普将“美国优先”作为执政之本, 在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问题上锱铢必较, 以实用主义心态看待国际制度, 不愿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不愿为国际制度埋单。特朗普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置多边主义于不顾, 上台后先后宣布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补充条款《巴黎协定》《万国邮政联盟公约》《中导条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条约或组织。退出伊朗核协定只不过是特朗普政府退出多边协定和条约的缩影。

欧盟作为国家间共同体，一直强调多边主义和规范力量的作用，坚持守约。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任何进展都离不开欧盟的努力。从《德黑兰宣言》到《巴黎协定》再到《伊朗核协议》，欧盟色彩凸显。欧盟认为，维护伊朗核协议意味着维护欧盟外交成果和规则的权威。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签署国认定伊朗认真履行义务的前提下，特朗普指责日落条款将伊朗的其他行动与核协议捆绑在一起，纯属无中生有。如果欧盟在废除条约的问题上跟随美国，就等于帮助了其他国家，完全放弃了自己长期以来的道德和规范，所以不能跟随美国放弃核协议。

第三，欧盟与美国和伊朗地理关系的差异也导致了它们对伊朗政策的差异。欧盟在伊朗问题上存在“池鱼困境”。伊朗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欧盟的安全。冷战后，反核扩散和对周边的关切是欧盟安全关切的两个维度。伊朗在这两个方面挑战欧盟的安全。欧盟不希望作为邻国的伊朗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也不希望伊朗因为拥有核武器而成为美国军事打击的目标。在伊朗核问题上，欧盟面临着所谓的“池鱼困境”，因为一旦伊朗陷入混乱，首当其冲的将是邻国欧盟，而不是遥远的美国。

从政策推演看, 美国极限施压针对的目标是伊朗政权, 伊朗或者如蓬佩奥5月21日的演讲所展示的路径一样改弦更张, 在行为上做出重大改变, 或者面临博尔顿所称的政权变更。如果伊朗反对美国提出的行为改变甚至政权改变, 那么伊朗必然在核问题、地区军事行动等方面寻求突破, 这反过来会诱发美国、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反制。随着美国、以色列、沙特绞杀伊朗的绳索不断收紧, 地区冲突升级的概率将陡然上升, 甚至会出现伊朗核设施遭受军事打击以及伊朗同美以之间的局部战争。

无论发生什么，欧盟都将首当其冲。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问题已经让欧盟感到厌倦。一旦伊朗出现危机，难民潮和恐怖袭击的升级将压倒欧盟。因此，夹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欧盟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干预和接触的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欧盟选择在伊核协议问题上与美国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是，地理位置的接近使欧盟成为更容易受到攻击的一方。

第四, 欧盟与美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不同, 美国对伊朗的长臂制裁直接伤害了欧盟在伊朗的利益。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直指伊朗的外资和能源出口, 根本目的是断绝伊朗同国际社会的能源和经贸联系。美国的制裁将使2016年核协定生效后欧盟对伊朗的经贸投资付之东流。

美国制裁对欧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能源禁运将切断欧盟从伊朗进口石油。核协议签署后，欧盟全面恢复从伊朗进口能源。2017年，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希腊成为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欧盟国家每天从伊朗进口的石油达到62.4万桶，占伊朗石油出口的24.8%。这个金额接近双方的历史峰值。如果欧盟服从美国的制裁，这些国家将在半年内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并寻找替代卖家。

其次, 经贸投资制裁将使欧盟现有的对伊朗投资付之一炬。核协定后欧盟对伊的经贸和投资迅速攀升, 欧盟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2017年欧盟对伊朗出口增长了31.5%, 进口增长了83.9%。其中德国对伊出口从2016年的26亿欧元提高到2017年的37亿欧元, 增幅高达42.3%。法国对伊出口从2015年的5.62亿欧元飙升至2017年的15亿欧元。欧洲空中客车公司2016年与伊朗签署价值175亿欧元的合同, 向伊朗出售118架商用客机。对伊投资上, 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斯堪尼亚货车公司、法国标致公司等在制裁解决后加大了对伊朗的投资。法国道达尔公司2017年7月与伊朗签署了42.5亿欧元的为期20年的协议, 开发伊朗南帕斯气田。法国标致公司同伊朗SAIPA合资生产的标致205、305车型是伊朗最畅销的汽车。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同伊朗签署了12亿欧元的合同, 修建从库姆到阿拉克的高速铁路。法国雪铁龙公司在2016年与伊朗SAIPA公司签署价值255万欧元的协议, 在伊朗设立年产量20万辆的汽车厂。雷诺与伊朗签署660万欧元合资协议, 建设年产量35万辆规模的汽车厂。瑞典斯堪尼亚公司 在伊朗建立年产1350辆重卡的工厂。德国西门子公司同伊朗签署数十亿欧元的铁路和电力合同。如果欧盟毁约, 这些公司将面临撤出伊朗的局面, 所有的投资都将毁于一旦。

美国制裁的严重性还体现在:一是除了伊朗的能源、金融领域，制裁还扩大到了汽车、钢铁、航运等民生行业；第二，美国的制裁属于“长臂管辖”，即美国的制裁不仅侵犯了美国公司，也侵犯了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公司和实体。欧盟公司的权益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长臂管辖权”的侵害。因此，欧盟要么服从美国从伊朗撤出资金终止合作，要么采取实质性措施保护欧盟公司和实体的利益。2018年5月8日是欧美对伊朗政策分歧的分水岭。在要求美国豁免欧盟在伊朗的民用项目，不行使域外长臂管辖权的同时，欧盟开始“收紧围栏”，防止自身在伊朗的利益受到损害。

四 欧盟的自我防范:从阻断法案到特殊目的通道

从2018年6月6日起，欧盟委员会开始启动1996年的封锁法案。1996年8月，为应对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和对伊朗、利比亚的相关制裁立法，抵制美国制裁对欧盟商业公司和第三国合法活动的影响，欧盟通过了《封锁法》。这是欧盟反对统一第三国域外立法行动的重要成果。然而，1996年的封锁法案没有得到执行，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分歧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得到了解决。为了激活《欧盟封锁法案》，欧盟委员会更新了《法案号》附件所列欧盟公司无法遵守的第三国法律清单。2271/96，并加入了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经过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两个月的审议，更新后的封锁法案于8月7日生效。

阻断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 阻断法案禁止欧盟公司和实体遵守美国制裁法, 也禁止其承认并执行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法院判决和行政命令。这主要包括美国对伊朗实施的《1996年伊朗制裁法》 、《2012年伊朗自由与反扩散法》 、《2012财年国防授权法》 、《2012年减少伊朗威胁与叙利亚人权法》 以及《伊朗交易与制裁条例》 、美国第13846号行政命令等;其次, 阻断法案明令禁止执行与欧盟及其企业相关的外国尤其是美国的法院判决、法律法规;最后, 允许欧盟公司或实体对因美国制裁而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进行追索。欧盟公司应当在获知经济利益因域外法律制裁受损的30天之内通知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法院在收到欧盟公司的起诉和索赔申请后, 启动相关的定损和追索等相关程序。与任何损害赔偿诉讼一样, 法官将评估案件的实质和因果关系。赔偿可以采取扣押或出售美国在欧资产来获得。欧盟公司可以向造成损失的自然人或法人或任何其他实体追讨损害赔偿。

从法律上讲，欧盟更新后的封杀法案，在欧洲法院、国际法院或国际商会对美国制裁提起仲裁和诉讼时，为欧盟公司和实体提供了法律依据，可以防止美国制裁侵犯欧盟公司和实体的利益。从政治上讲，重启封杀法案具有明显的政治信号意义。事实上，欧盟向美国传达了捍卫伊朗核协议的决心，同时也向伊朗传达了推动核协议的初衷和善意。

阻断法案的重启与更新是欧盟保护自己公司和实体免受美国制裁侵害的第一步, 未来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第一, 阻断法案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增加了执行难度。如果欧盟受理投诉或向世贸组织提请仲裁申诉, 一要确定诉讼标的。欧盟公司或实体退出伊朗有很多理由, 但是欧盟执法部门难以确定并惩罚那些因规避美国制裁而以政治风险、营商环境恶化为名退出伊朗的公司。即使受理索赔, 欧盟也难以举证欧盟公司退出伊朗的原因是美国制裁和恐吓造成的经营困难预期;二要确定索赔对象。阻断法案容许欧盟公司追索因美国实施制裁法而造成的损失, 但如果向美国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美国政府将以主权豁免为由驳回诉讼;三会面临违法处置权困境。处罚欧盟公司违法的权限在成员国。但由于这些公司多为母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很少有成员国因为这些公司规避美国制裁而愿意施加惩罚。

二是封杀法案给欧盟公司带来困境，其理性选择使得封杀法案失效。首先，欧盟企业面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选择。由于欧洲企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严重依赖美国主导的国际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大多数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选择放弃伊朗。毕竟，伊朗4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与美国19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相差甚远。任何在美国有业务和利益的欧洲公司，无论是拥有美国股票、使用美国零部件，甚至使用美元结算，都受到美国制裁的限制。因此，法国的道达尔公司、德国的戴姆勒汽车公司、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瑞典的斯堪尼亚公司都表示，由于美国的制裁，他们已经退出了伊朗市场。

其次, 欧盟公司面临遵守阻断法案还是美国制裁法的选择。欧盟公司要么因遵守美国制裁法而违反阻断法案, 要么因遵守阻断法案而违反美国制裁法。从历史上看, 阻断法案的执行非常有限, 即使在视违反阻断法案为犯罪的英国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先例，但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巴克莱银行、瑞士信贷银行和劳埃德银行等在美国的子公司都在2009年之后有过被美国征收巨额罚款的经历。基于先例, 欧盟公司会认定违背阻断法案的成本更低, 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而将阻断法案置于无用之境。

正是因为上述阻碍法案实施的困难，欧盟才开始构建特殊目的渠道。2018年7月6日，英、法、德、中、俄、伊五国部长举行会议，讨论美国退出核协议后，如何确保伊朗进出口结算渠道畅通。在9月份的第73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六国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特殊目的载体问题。9月24日，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伊朗外长扎里夫共同宣布，欧盟同意建立特殊目的渠道，促进包括原油在内的伊朗进出口贸易。“这意味着欧盟建立了法律实体，以促进与伊朗的合法金融交易和正常贸易关系。”2019年1月31日，法、英、德三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贸易结算支持机制”，这是一个支持欧盟与伊朗合法贸易的特殊目的渠道，主要涉及药品、医疗器械、农产品和食品等领域。针对六国部长级会议和宣布成立SPV一事，特朗普、蓬佩奥和博尔顿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公开指责伊朗。欧美互相对立的意思非常明显。

从运行机制上看, SPV是欧伊双方为开展合法业务提供便利记账式易货贸易的平台。SPV是独立于SWIFT 的结算体系, 在SPV系统之下, 伊朗将出口欧盟的石油收入以欧元计价纳入SPV体系;如果伊朗购买欧盟的商品与服务, 伊朗在SPV的账户金额将相应减少为规避，美国的新制裁, 所有交易都以欧元或英镑计价, 而非以美元或伊朗里亚尔计价。SPV 系统内的所有交易都不对美国公开, 不受美国监管。伊朗总统鲁哈尼将欧盟的SPV称作少有的胜利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期望将SPV演化成“真正充当欧洲独立的金融工具, 容许欧盟在遵守国际法和欧洲义务前提下同任何国家从事任何交易。”

虽然欧盟和伊朗在和解方面取得了方向性突破，但SPV在实践和技术上仍需更大程度的改进。首先是SPV的注册。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不同意德国和法国的SPV着陆提议，担心被烧伤。未来，德国或法国更有可能同意将SPV设在自己的国家。2018年12月，欧盟和伊朗表示将在2018年底前解决落地问题，但具体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其次是SPV的参与者问题。尽管欧盟宣称信息保密, 美国不会知晓SPV的参与者和交易标的, 但由于美国的制裁阴云始终存在, 任何愿意参加SPV交易的公司都意味着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德国社民党外交事务发言人罗尔夫·穆特泽尼希 认为, 规模较大的德国公司、商业银行和央行因为担心美国的贸易报复不会使用SPV, 但依赖伊朗市场的中小公司很可能会参与其中。

最后是特殊目的公司的配额和赤字。伊朗与欧盟的能源贸易是SPV背后的驱动力。除非欧盟和伊朗就资金预储达成协议，否则理论上，伊朗的石油收入应该存储在SPV系统中，以开始后续从欧盟进口伊朗。由于伊朗来自欧盟的石油收入与SPV配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国际油价过低或欧盟进口金额过低，SPV中的石油收入将减少，将不支持伊朗来自欧盟的进口配额，SPV体系的运行将面临信用短缺和停滞。欧盟从伊朗进口的石油约占伊朗石油出口的20-30%。如果每桶石油价格为40-60美元，伊朗对欧盟的能源出口价值约为240-360亿美元。这也是伊朗在SPV中可预见配额的上限。显然，这些配额难以满足伊朗的所有进口需求。如果油价再次下跌或者欧盟国家减少伊朗的石油进口，那么伊朗和欧盟SPV之间就会出现赤字，这就需要双方进行谈判并做出安排。与欧盟类似，在美国制裁和SWIFT断供的情况下，除非伊朗、韩国、印度等国也建立类似的欧盟SPV制度，否则伊朗对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回收仍是难以突破的难题。

五 未来形势的发展及其对欧美关系的影响

欧盟和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博弈仍在继续。欧盟是否有能力制衡美国的金融霸权，伊朗能否承受美国的极端压力，都将影响伊朗核协议的存在。伊朗核问题将是一个难以避免欧美关系分歧的问题。

欧盟的企业保护与金融自主

从以保护贸易和投资为重点的封杀法案，到以金融和结算为重点的SPV，欧盟完成了伊朗贸易、投资和结算的闭环。在功能上，封锁法案更像是欧盟的防火墙，封锁美国的“长臂制裁”，而SPV则是提供金融服务的后台处理，保障欧盟与伊朗之间的正常贸易。无论是封杀法案还是SPV都存在很多漏洞，但其积极意义毋庸置疑。

第一, 欧盟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对伊朗核协定的承诺。

欧盟为应对美国制裁而出台的集团法案和SPV，理论上实现了从贸易投资保护到支付独立的封闭运行。这样，欧盟实现了对伊朗的承诺，完善了对欧盟企业的立法保护。欧盟在对抗美国时表现出的勇气和采取的可操作的措施表明了欧盟维护核不扩散规范的决心。随着特朗普政府在治外法权和长臂管辖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何保护国内企业的利益不仅是欧盟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其他大国应该思考并提上日程的重大问题。

第二, 阻断法案和SPV是欧盟寻求金融独立对抗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举措。

美国的金融霸权不仅体现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上，还体现在美元铸币税、石油的美元定价权、VISA和万事达卡等信用支付上，难以撼动美国的金融霸权。然而，当美国将这些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平台和服务视为为自己谋利、威胁他国的武器时，制衡美国的金融霸权就提上了日程。

2002年欧元正式流通成为国际储备和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 这是欧盟挑战美元霸权的第一步。而欧盟筹建不受美国监管的SPV则是欧盟走出的重要一步。欧盟在金融领域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防御性银行体系, 防止美国以美元为武器要挟欧盟。从长期看, 这将促进不依赖美国的替代性金融机制的发展。这种做法将制衡并削弱美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强权地位。不仅如此, 欧盟的计划还包括拟议中的欧元利率基准和即时支付系统, 创建石油的欧元定价制度并将欧元作为同第三国能源合同的默认货币, 创建独立于SWIFT的金融服务公司等。毋庸置疑, 这些远景计划从筹划到落实的每一步都需要时间, 都需要抗拒来自美国的阻力, 但这些计划对创建平等公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倡导金融服务平台独立中立。

美国利用金融霸权将SWIFT公司作为打击伊朗的武器, 关闭伊朗的航运、钢铁、航空等民生产业的金融联系, 使欧盟处处被动。SWIFT金融通讯服务公司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是国际金融服务平台, 不应卷入国家纷争, 更不应当屈从美国的强权恃强凌弱。维护金融服务平台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是创建平等公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要内容。

欧美对伊朗政策的差异与伊朗行为的变化

欧盟推出的阻断法案和SPV以及由此凸显的欧美矛盾都源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毫无疑问, 欧美在对伊朗政策上至少存在两点共性:一是绝不容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二是敦促伊朗的改变。欧美的政策初衷与目的都是要改变伊朗, 只是欧盟更侧重改变伊朗的行为, 而美国侧重改变伊朗的政权属性甚至政权本身。

欧美在改变伊朗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使得欧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产生了怀疑。目前美国实际上是在推行扼杀伊朗的政策，让伊朗陷入困境，最终实现政权更迭。极端制裁只是美国政策组合中的一环。此外，美国还在多条战线上压制伊朗。比如，向海湾派遣航母战斗群，阻止伊朗军事冒险；在叙利亚问题上，它以化学武器危机为借口，对叙利亚发动战术打击，并在叙利亚问题上逐步与沙特、以色列协调政策，与以色列、沙特形成遏制伊朗的战略三角，斩断伊朗地区干预的触角；在国际市场上，敦促沙特打压油价，防止美伊紧张局势刺激油价飙升，导致伊朗获利。美国为了陷害伊朗，同时在多条战线上发力，导致伊朗经济长期疲软，从而促使伊朗内部政治崩溃。

如果说在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上存在基本共识, 那么在政权变更问题上欧美的战略目标严重冲突。特朗普政府废除伊朗核协定并不仅仅停留在核问题的表面, 美国实际上是在推行新一轮的政权改变。欧盟为了不让稍微稳定的中东局势重又紧张, 必须反对美国推倒伊朗核协定这一稳定支柱, 反对极限施压, 反对弱化伊朗。欧盟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欧盟接受建设性的伊朗, 并愿意以更大的战略耐性给伊朗做出改变的时间。可以预见, 欧美在敦促伊朗的行为改变上会继续合作, 但在涉及弱化伊朗和改变伊朗政权问题上却将分道扬镳。这也是欧盟为什么会通过阻断法案和特殊目的通道来保护伊朗, 不惜公然同特朗普对抗, 因为欧盟深刻意识到, 如同海湾战争后被制裁的伊拉克一样, 长期被美国制裁和弱化的伊朗将会形成新的权力真空, 更易诱发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而欧盟所能够做的就是向伊朗输血, 不让伊朗因为制裁而被过分削弱。

伊朗易货贸易体系与外交困境

特朗普政府的顶级制裁和SWIFT的切断隔绝了伊朗同国际社会的能源和投资联系, 深刻地改变了游戏规则。美国制裁目的是实现伊朗石油零出口或接近零出口, 迫使所有外资撤离伊朗。在这种情势下, 欧盟与伊朗之间建立了易货贸易结算体系。但易货贸易的负面作用相当明显, 它是不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而达成的交易, 牺牲了货币的交换功能, 是从货币贸易和信用贸易后退到更原始的贸易形式。易货贸易将限制伊朗的选择自由度和议价能力, 伊朗只能在有限的贸易伙伴和商品服务中做出选择。即使伊朗有能力和意愿联通多个易货贸易体系, 比如印度、韩国等国通过端口接入欧盟的SPV结算平台网络, 但伊朗的自由度仍相当有限。

此外，面对美国的干预，伊朗的易货体系相当脆弱。美国凭借其强大的二次制裁能力，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离开伊朗。欧盟SPV迟迟不落地，中国暂停昆仑银行在伊朗的业务，背后是来自美国的压力。随着美国制裁的深入，日本、韩国甚至印度的公司都非常有可能离开伊朗。美国的制裁使伊朗成为贸易和投资的高风险国家。伊朗里亚尔的崩溃和结算的不便，大大降低了伊朗市场的吸引力。此外，低油价和原油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不断削弱了伊朗的议价能力。较低的投资收益、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对美国可能报复的预期，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离开伊朗。

可以预见经济的持续走弱是伊朗将要面临的长期问题。就伊朗而言, 对核协定的遵守“如同鸡肋”。当初核协定设定的以核暂停换取经济制裁解除的交易框架 对伊朗而言已经形同虚设。核协定对伊朗的边际效应递减带来伊朗国内政治暗流涌动, 保守派和强硬派对鲁哈尼政府的攻击日渐加强。在这种情况之下, 伊朗不排除像当年内贾德那样选择“核冒进”突破困境的可能。但是这一路径较为凶险, 伊朗不会轻易做出上述选择。首先, 如果重启浓缩铀寻求发展核武器, 伊朗将再次把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国家推到美国一方, 伊朗通过核协定争取到的外交空间将彻底丧失, 伊朗必将迎来更严厉的国际制裁。其次, 重启浓缩铀和研制核武器是两回事, 伊朗的核进程很可能因为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而夭折。即使伊朗成功研制出核武器, 伊朗核威慑的边际效应也将因经济虚弱和强敌环伺而呈现递减。再次, 美国一直在防范伊朗的冒险行动。军事上, 美国驻巴林的第五舰队和派驻到海湾的航母战斗群时刻提防着伊朗的军事冒险;安全上, 美国加紧同以色列和沙特构建遏制伊朗的战略三角。伊朗放手一搏的结果很可能是“鱼死网不破”。所以对伊朗来讲, 最稳妥和现实的路径就是循规蹈矩, 在核问题和地区军事行为上寻求妥协, 为自己赢得更多空间和筹码。

欧盟独立外交与欧美伙伴关系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在关税谈判、气候协定、北约军费分摊等问题上频频对欧盟发难,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和霸凌风格使大西洋变宽的说法再度甚嚣尘上。欧盟日益强调独立自主。马克龙在法国年度外交政策演讲中呼吁欧洲保障自己的安全和主权, 要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和防务系统。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呼吁为对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盟应该变得更加自主。在欧美伙伴关系未来走势问题上, 欧盟希望建立更加平等的欧美关系。德国外长马斯表示, 欧美伙伴关系应该更加平衡。当美国跨越“红线”时, 欧洲将予以制衡, 但德国需要同欧洲国家合作制衡美国。

上述争议的背后，其实是欧盟的自我认同建构和欧美伙伴关系的性质。经过60年的发展，欧盟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应的，欧盟的独立意识也增强了。尽管受到英国退出欧盟等内外因素的干扰，欧盟仍在欧洲一体化、共同外交和国防政策、欧元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措施。规范权力正在成为欧盟自我认同建设的方向，在国际事务中呈现出不同于美国的外交特征。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欧盟基本上可以坚持原则和道德，批评包括美国在内的违背正义和道德的欺凌行为，而不是像日韩等盟友一样跟在美国后面。

此外, 欧盟成长导致欧美伙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重建欧洲并为其提供了防范苏联威胁的安全保障, 欧盟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的援助与呵护。但美国不满于不断成长的欧洲表现出的独立自主和离心倾向。美国复杂的家长心态和欧盟成长必独立的对抗心理成为欧美关系不睦的潜在要素。

由于欧美在废除核协议、更换政权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伊朗核问题将是欧美难以弥合的问题。从更大的地理和国际视角来看，当前欧美围绕伊朗核问题和核协议的分歧凸显了欧美在如何解决包括中东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争端的认知和处置方式的差异。与此同时，在超强的国际体系下，美国最高层级与欧盟较低层级之间的竞争围绕着未来国际和地区格局的演变方向展开。这种竞争将长期存在。

作者简介：

鲁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赵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标题:“鲁瑞·赵建明:欧美关系视角下的伊朗核问题——基于2016年以来欧美和伊朗核政策的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