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overish 翻译岂能如此任性地偷工减料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的经典着作，问世以来影响力持续不衰，它提出的思想命题以及对中国现代转型所做的极具洞见的解释，启发了一代又一代学者。该书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2009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据译者郑大华说明，再版并未做大的改动。作为该书唯一的中译本，一般论者都以它为依据。不幸的是，翻译非常粗糙、低劣，说是对原着的严重扭曲也不为过。

郑翻译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有很多疏漏，几乎达到了随意删改的地步。根据《后翻译》第一版，郑的翻译是基于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三卷本合订本。为了节省空间，删除了一些注释，并且不翻译索引。虽然这本身很荒谬，但删除的内容其实远不止这些。原著分为三卷，每卷相对独立。合订本开头有总序，每卷都有自己的序言。第一卷有单独的介绍，每一卷都附有参考书目。这些都消失了，没有任何解释！学术著作的序言和引言对于理解整本书的主旨有多重要。此外，列文森的书以其伟大的身体和伟大的头脑而闻名，许多关键的命题和概念在前言和导言中都有暗示性的解释，更不用说它们的重要性了。比如第一卷第一部分的题目是《中国近代早期思想文化的现状》，什么叫“近代早期”，引言中已经解释过了，但中译本的读者却很困惑。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译者放弃这一切。

译者说只删去了少量注释，这也是欺人之谈。原着第一卷第一章有三十四个注释，郑译本只有五个，第二章有一百十八个注释，郑译本只有二十一个！删去的是“少量”吗？恐怕译出的才是“少量”吧？原着各卷注释差不多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而郑译本总共三百七十三页，全部注释只有七页，遗漏之多可以想见。原着注释不只是标明引文出处或参考文献，还有大量引申和评述性内容，对理解列文森的思想非常重要，郑译本一概欠奉。

更严重的是，注释的删除往往伴随着文本的扭曲。如果提到米芾的书画观，原著直接引用米芾的原文并注明出处，而郑的翻译则去掉了引号，将原文直译成现代汉语的总结，还删除了出处。译者省去了还原原文和翻译注释的工作，却让读者产生了搜索的欲望。类似的例子是，省略了原著中提到的具体文件和相关注释的信息，代之以“一篇文章”等模糊的提法。比如“有一篇文章把孔子与卢梭、孟德斯鸠相提并论，声称‘共和’是孔子的伟大发明”，原来解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许承庆，并注明了标题和出处。很容易找到薛正清1913年5月在《中国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孔子共和论》。又如《当一部备受推崇的明代著作在日本出版》，原注是谢的《五杂集》，并不少见，但译者模棱两可。这种情况遍及整本书，令人震惊。

郑译本对正文部分的删减也随处可见。某些章的开头有题记，引用一些经典文献中的短句，对理解全章有提示作用，郑译本除少量译出外，也都付诸阙如。某些章节的小标题，译者也擅自主张，译得七零八落，致使原本清楚的语义转而晦暗不明。如“反动与革命：近代古文经学”，原文为“the modern ku-wen opposition，reac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to chin-wen reformism”，即“现代古文经学对今文维新主张的反对、反动和革命”，译文则不知就里。又如“民族主义与文化至上论”，原文为“culturalism and nationalism as competitors for loyalty”，后半句完全没译出来。

此外，译者有时会试图通过在译文中加入原文内容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井田制”，原文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信声音”，那么“井田制”的影子在哪里？又如“放弃普世价值标准而不牺牲历史洞察力，就能消除历史与价值的对立”。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原文是“倡导标准，远不是历史洞见的代价，就排除了它”，意思是“放弃标准，远不是为了获得历史洞见而付出的代价，它会阻碍我们获得这样的洞见。与“历史与价值的对立”有什么关系？

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的翻译错误。有些是非常简单的词语误译，比如“抗议和骚动”，原文是“蛋白质和稳定”；“如果没有强大的君主”，原文是“如果有效的君主”；“他不是一个反对满排的人”，这原本是“他只是一个反满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翻译人员都翻译了相反的意思。

有些是译者选择了错误的义项。如“在他那篇杰出的循环论证的文章”，“循环论证”一般都是贬义，怎么能和“杰出的”并用呢？查原文是“in his splendidly circular title”，circular固然有“循环”之义，但还有“流布”、“传播”的意思，其实汉语里面有一个现成的成语可以对译splendidly circular，即“脍炙人口”，译者未经思考，交臂失之，殊为可惜。

另一个例子是“在过去，共和主义似乎是对儒家信徒人性的退化；现在，正是这种对中国人性的违背，抵制了一个反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什么叫“抵制了一个反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是机器翻译的吗？翻看原文“现在，忏悔一个反共和的人是违反中国本性的”，这里的击退显然是指恶心或厌恶。译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种说法不合理。比如“他真正的对手站在现代世界的门外，把他和井田制混为一谈，这是所有抨击经典的文章都难以触及的。“胡适和井田制怎么能“混为一谈”？翻看原文，后半句是“向胡吐露经纶，几乎没有动过他对经典的全部打击”。倾诉有“迷惑”的意思，但这里应该翻译成“迷惑”。原文大意是:胡适反对敌人所谓井田制的论点，几乎不为胡适对经典的攻击所动，使胡适感到混杂，译文千里之外。

义项理解的错误有时会使译文显得荒唐可笑，译者却毫无察觉。如“清朝授予儒家以满人的特权，明朝授予儒家以宦官的特权”，如此违背历史常识的话，译者写下来没有觉得不安吗？查原文为“What Manchu prerogatives represented to Ch’ing Confucianists, the prerogatives of eunuchs may have represent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under the Ming”，represent一词很少被翻成“授予”，这句话稍难，但仔细体会还是可以理解的，意思是“对清朝儒家来说满人特权所体现的东西，对明朝儒家来说可能已经由宦官的特权体现过了”。又如“清代替了‘满’，并且汉族君主的名义也不会妨碍汉族反君主主义者对种族问题的强调”，清王朝怎么会有“汉族君主的名义”呢？查对应的原文是“Chinese monarchical name”，Chinese显然应该译作“中国”。

也有一些词，译者可能会认为是其他类似和不准确的词。比如“一句话，精英不允许提升自己单一的知识构成”，原文是“精英，简而言之，不允许‘专业化超越个性’”。不完美大概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原文说精英不能在专门的活动中失去个性，所以翻译可以用无关紧要来形容。再比如“浪漫主义不是儒家信徒唯一的防御资源”。原文是“浪漫的辩护并不是唯一的信仰者的简历”。译者显然将简历视为一种资源，意思是“寻求帮助的方式”。

有些误译明显使译文荒谬错乱，译者也掉头不顾，照译不误。如“顾颉刚就公开否认了章炳麟的‘古文经’之存在的合法性；实际上，他也公开否认了康有为的‘今文经’之存在的合法性”，顾颉刚何曾公开否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查原文是“Ku confessed a debt to Chang Ping-lin. True, he confessed a debt to K'ang Yu-wei as well”，明明是“受惠于”的意思，大概是被看成了denial。同一页还有“古文经学家赢得了将致自己于死地的胜利”，都“致自己于死地了”，还能叫“胜利”吗？查原文是“The ku-wen school had won a faded laurel”，是说古文经学家赢得了一顶褪色的桂冠，或者说是一场惨淡的胜利。译者很可能又把faded和fatal混淆了。

除了单词之外，翻译人员在翻译一些短语时也要找单词，这样查字典就不会出错。比如“当孙中山称之为世界政治改革进程中的‘最新事物’的共和国，在所有其他领域公开禁止最新事物”时，共和国怎么可能禁止最新事物呢？查原文，对应“公共禁酒令”的原文是“打开了盖子”。盖子确实有“限制”的意思，但当与打开放在一起时，它显然意味着“打开限制”！再比如“共产党员对骂帝国主义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原文是“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不屈服于任何人”，不屈服于任何人就是“不输于任何人”。

郑译本的误译也集中体现在语法和逻辑的关系上。比如“胡适的矿田理论很弱，但反对它的人的力量很强”，前面的文章还是说胡适对矿田理论的否定很彻底，那么它是怎么在这里变成“弱”的呢？查原文“经天论对胡适的弱点，就是它对对手的长处”，意思是“胡适的矿田论在他眼里的弱点，就是它在对手眼里的长处”，译文可以说是跑题了。

还有些语法错误完全是译者对关键性的连词或短语的误译造成的。如“作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传统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对传统价值的赞美已日益失去其说服力”，原文是“as traditionalists，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ecome more self-conscious， their commendations of past values seems ever less convincing”，as在这里是连词，而不是介词，句子结构没弄对，译文也完全走样了。又如“要不是胡适和现代人指出了怀疑论的原因，这种怀疑自然也就成立了”，原文是“The doubters， of course， were right， but for what Hu Shih and the moderns would consider the wrong reasons”，译者看到but for，就想当然地译成“要不是”，殊不知这里的for关联的是reasons，意为“怀疑者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怀疑的理由在胡适和现代人看来却是错误的”。

郑翻译中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原文中的一些同位语或状语被严格地纳入主句结构。比如“如果中国人一味追求‘有理有据的儒家思想’，那么中国的改革就永远不会有进展”，原文是“如果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的本真信念，这种信念早已令人心酸黯然失色”，导致同位语从句变成了“那么”，完全扭曲了原文。再比如“这就是为什么当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能够比五四时期的革命者，甚至是那些在野或不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温和地对待传统的原因”。原文是“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革命当权派白羊座会比五四革命时期的白羊座对中国的过去显得更加温柔，不管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脱离了权力，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都可能是对过去的”，当翻译成“这就是为什么当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待中国的过去要比五四运动时期不掌权的革命者更加温和——不管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译文中“即使……也”的语法关系就完全被创造出来了。

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了郑译本最明显的错误。书中漏译、误译及由此造成的缠夹不清和不知所云的段落随处可见，有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列文森的这部着作虽然号称难译，但若认真细读，小心从事，还是完全能够译好的。平心而论，郑译本的某些地方也译得比较妥帖，因而我不认为是译者的水平问题，恐怕更多是态度不认真所致。那种粗枝大叶、匆忙草率、胡乱译过而不肯回头检视的心态，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据《再版后记》，郑先生在征求版权的过程中曾给列文森夫人罗丝玛丽写信，她一开始不同意，说“列文森的书太难把握，与其被误读误译，还不如让中文读者读英文原着”，后经魏斐德的介绍和推荐，才同意授权。不得不说，郑先生辜负了罗丝玛丽女士和魏斐德先生的信任，交出的远不是一个合格的译本。既然版权来之不易，我们也希望郑先生能够对现在的译本做全面的修订，补上漏译的部分，改正错误的地方，贡献给读者与这部经典着作地位相称的中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