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王泛森北大演讲：人的消失 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

演讲结束后，王凡森院士与罗志天教授、杨璐教授进行了座谈。刘

3月14日下午，着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泛森先生发表了他做客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系列演讲的第三讲：人的消失？！——二十世纪史学的一种反思。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陆扬教授主持演讲，演讲结束以后，王泛森先生还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展开对谈，并接受了在场听众的提问。

王凡森先生指出，这次讲座的题目是他个人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的重要任务就是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即使当结构性力量强大到人们认为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有些人仍然相信通过人类的努力可以扭转局面，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勇气和智慧。在王先生看来，这既是史学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促使他思考本次讲座主题的源泉。一位最近在哈佛大学去世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曾经向他建议，写历史时提到的名字越少越好。名字少了历史才硬，名字多了历史才软，他完全不能认同。

在题目中，王先生用了一个问号和一个叹号，意在表示这里并不是要对“人的消失”表示认同，而是想要强调史学中言说这一问题的脉络。这一脉络逐渐形成一种期待，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相信好的史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一讲主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在20世纪史学一波一波的革命中，对于非个人性、非人格性力量的发现，包括结构的发现、语言学转向等等，包括国内的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强调团体、社会，认为在历史中并不是一两个人在发挥作用。第二个部分则是要介绍1960年代以后产生的“人的消失”或者“人的死亡”的呼声，包括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布罗代尔宣称“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等等。

一、“人”在传统史学中的作用和分量

王凡森先生。刘

王先生首先从传统中国史学讲起。按照梁启超的讲法，传统史学就是“人的史学”，钱穆也反复这样强调。王先生提出，从《尚书》到《左传》，其实就是一个由记事为主转到以写人为主的过程。他随后介绍了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观察。普实克认为中国史学从《史记》以后都像是一个一个盒子一样，如《史记》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就是把材料储存在不同的盒子里。而西方自希腊罗马以来的史学却是像河流一样，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从古至今写下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王先生随即指出，中国史学自《史记》以来渐渐以人物为主体，以至于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唐代李延寿写《南史》、《北史》，主要的部分就是传，他可以牺牲掉别的盒子。人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也都是要以评论人物为主，远如宋代叶适的《习学记言》，近如已经进入二十世纪的蒋百里，都是如此。

二，梁启超的观点和变化

王先生提出，史学中特别看重“人”的情况从梁启超开始有了变化。在1901年到1902年间梁启超写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这两篇文章的时候，他很关键的看法是认为《二十四史》都是写相互砍杀的“相斫书”，认为只有写团体、写社会才有历史性，写个人则没有特别的意义。这其实正是间接提出对以人物为主的史学传统的批评。

到20世纪20年代撰写《中国史学法》和《中国史学法补编》时，梁启超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修正了自己早期的许多历史观。他早期认为历史写作必须符合所谓的“公理”和“共同规则”，但此时他注意到历史上存在“第一出生的人格”，即他重视个人的作用。以明代思想为例，梁启超认为王阳明的出现足以概括其前代的落后。在他看来，历史上第一人格的人有100多人，所以写100人左右就足以澄清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因此，可以说，尽管梁启超开始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后来他自己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并沿着新的观点做了很多工作。

王泛森先生介绍说，梁启超所谓“首出的人格者”，是说其言行要形成史迹，也就是要改变社会。这个人和他所掀起的一阵风，要对于社会有直接的作用。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历史中的人物，不然还是不值得写。在梁启超看来，历史界和天然界有着截然的分别，历史里含有意志，是会改变的，天然则是始终不变的。王先生引歌德的名言来形容梁启超所谓的天然界是“西沉的永远是同一个太阳”，提出虽然在当代史学家看来，因为生态的破坏，似乎天然界也有它的历史了，但是在梁启超那里有很清楚的界定。

第三，新史学

王泛森先生认为，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近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是以历史考证和客观性重建为目标的新史学。新史学的领导者是北大派，包括在北大任教的胡适，以及北大毕业后来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人。他们一派所倡导的新史学，基本上是以问题为本位的史学。新史学还有另外以何炳松为代表的一派，是以事情为主的史学。何炳松在很多地方都讲到，中国史学只有纪事本末一种体裁符合西方近代的史体，就是因为纪事本末是以事情为主。所以像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因为是以事情而非以人为主，能够与西方呼应，在近代也就提高到相当的位置上来。

回到胡适和傅斯年身上，他们一再表示，史学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这里，王先生引用了辽金史学家写给的一封信，以说明新旧史学观念的差异。声明告诉傅斯年，他进入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才发现，老先生们的历史是以一本书为基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所有的文章都是为了解决历史上未解决的问题而写的。傅斯年自己的理论可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主旨》的最后三个口号中看到。第一句话是“把一些传统的或者自制的‘仁义礼智’等主观东西和历史、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肯定不是我们的同志”。据王先生说，这里面有一种客观的味道。傅斯年并不反对传统史学。但从几篇重要文章来看，他认为传统史学只是物质的，真正有必要写史学或以问题为基础的史学。

王先生还提到，他的着作《傅斯年》最早以英文出版的时候，有评论将傅斯年与1940-50年代英国的史学大师路易斯·纳米尔相提并论。纳米尔提倡群体学研究，提出要把心性从历史中拿走。傅斯年没有纳米尔那么极端，但是从这种意见也可以看出傅斯年在史学上的偏向。

胡适曾在《胡适文选》序言中写道，有人认为他不重视个人，他不能承认，但他认为自己其实很重视个人。王凡森先生指出，之所以有这样的批评，是因为当时持传统历史观的学者不适应新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但后来，简伯赞用这段话来批评胡世泰重视个人，不讲群众力量。王先生认为可以看到历史观念的变化。

四、左翼史学

王凡森先生认为左翼史学在探讨个人与历史关系方面最具启发性的著作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普列汉诺夫提出，应该结合历史规律来对待个人。他不同意个人代表机会的观点，但认为虽然历史有其必然的规律，但个人可以尽情舞蹈，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两者不和谐，历史就不会以实际发生的方式呈现。王凡森先生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发言非常详细，限制非常恰当。

讲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王泛森先生认为其中最有贡献者之一是李大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思想的变动要从社会经济的基础来看，这与胡适他们有着很大区别。但是李大钊也注意到这一股史学潮流太过轻视历史中重要的个人。他批评当时一些历史课本和通俗读物为了追求历史的客观性，讲汉武帝的时候不讲汉武帝要讲汉初时期，讲商鞅变法要改叫秦代变法，讲亚历山大大帝不提他的名字而讲成马其顿如何如何。他不赞成这样的办法，所以一方面介绍社会经济史，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方面也反对过度抹杀个人。

王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柳亚子与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回的对话。北伐战争期间，由于刘亚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曾提议惠杀蒋介石。但是，回答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杀了他也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只是当时社会关系的产物，另一个人也是如此。只有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规律，才能有所成就。王先生认为，历史的实际走向未必如此绝对。

五、钱穆等人的驳议

王凡森先生接着介绍了钱穆关于史学中人的问题的观点。在钱穆看来，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错误的。王先生指出，钱穆在史学上并没有专门讨论人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他的许多著作中会反复出现。钱穆对梁启超并没有太多的批评，可能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比如他还强调历史人和自然人的区别，认为一个人在历史中不发挥作用就是自然人，发挥作用就是历史人。然而，钱穆对扮演角色的定义有一个有趣的看法。王先生指出，章太炎曾批评编年史只写大人物的历史，而忽略了小人物的作用。他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小人物玩的。钱穆没有受到章太炎的影响，但他们有着相似的思想。钱穆说，历史上有一些人没有经历过可以写进编年史，但对历史影响很大的大事。

王先生将钱穆所指的这种影响概括为“历史的潜势力”。比如说孔子在《左传》里不过只有几句话的记载，颜渊就根本没有出现，可是孔子和颜渊对于历史却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反而是《左传》里着意描摹的许多人在此后却没有影响了。再比如三国时期的隐士管宁，王先生笑称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逃跑和躲起来，可是管宁对于后来人同样有很大的影响。还有时失败者会比成功者更有影响，比如文天祥就并没有做到他想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以事情作为历史的单位，那么他们就不重要，但是他们在历史上却形成了一种潜势力，在事情的舞台后面的台子上施加他们的影响力。

王先生指出，钱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往往是针对胡适、、左翼史学等。，认为他们都是重物而不是人。在钱穆看来，重视人是传统史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史学最初的使命应该是写人。在总结了希腊和罗马灭亡的原因后，他认为应该归咎于他们在史学上对人不够重视，所以在衰落之后没有办法挽救他们。王先生充分发挥了他对钱穆的认识，认为钱穆应该认为现代史学就像一场足球比赛，没有人在踢球，只看到球在跑来跑去。在钱穆看来，过多地谈论社会经济、结构、地下史料等东西，会破坏他理想中的史学。王凡森先生指出，他同意钱穆对人的强调，但不能同意他“以上皆非”的态度。

六、1950年代以后世界思潮中“人”的问题，以及它们对华人史学界的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王凡森先生认为应该单独做一个专题讨论，这里只介绍一点基本情况。他认为，西方史学有重视事物的传统，特别是19世纪以后，人们往往认为历史发展自然有其自身的模式和规律，因此不重视人的层面。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大历史思潮都与人的逐渐消失有关，甚至提出要取消人，这是一种新的发展。王先生认为，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的消失”有关的西方历史思潮，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归；二是过分强调社会经济史；第三，历史自下而上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历史学家回到了左翼史学的立场，认为人是多元的人，是集体的人。王先生引用的经验来说明。邓之诚在1956年的日记中写道，他阅读了俄罗斯的《真理报》，并提出崇拜个人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这让他很惊讶，因为他属于传统史学，认为人很重要。在当时，重视人已经成为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

在上述三个方面以外，王先生认为对于“人的消失”更为重要的，是后面他将要论述的三种思潮：一是结构主义史学；二是年鉴学派；三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的史学思潮。

七.结构主义

王泛森先生提出，结构主义反对人文主义，认为结构先于个人存在，结构里面所有的意图、心智、规划、行动都只是结构中的关系项而已，都要受到深层规律的制约。这就带有很强的反历史主义的倾向。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施特劳斯

认为历时探索本身意义不大，更应注重从共时结构中发现规律。这种影响体现在史学上，即人类去中心化，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许多史学家都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

八、年鉴学派：人是历史的“泡沫”

王先生认为，年鉴学派深受涂尔干的影响。涂尔干强调集体再现，关注社会事实，影响了年鉴学派的很多方面，包括王先生在第一讲中介绍的心态史研究。以的《王者之触》一书为例，王先生认为，这本书的集体心态体现在历史事实上，即王者可以通过触摸病人的头部来治愈疾病，这只是在涂尔干的影响下。年鉴学派往往追溯到涂尔干对他们的影响，但在王先生看来，他们的史学思想至少受到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结构主义，二是他们反对当时法国受兰蔻史学影响的主流政治史研究。当时的主流史学家往往认为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力量，这遭到了布罗代尔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还处在学术界的边缘。

从以上三方面的影响出发，布罗代尔在他的着作中往往否定个人的重要性。譬如《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全书有两千页，可是真正和其中受世人瞩目的战争相关的内容只有七八十页。布罗代尔认为气候、地理，包括次一级的经济，都要比事件更有力量，事件和人都不过是历史的泡沫。在《论历史》一书中，他提出人是历史的囚徒，只有长期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关键的，它们透过限制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布罗代尔说他在巴西的一个晚上看烟火，烟火放上去天空大亮，可是烟火掉下来黑暗马上又攻占了所有，他认为这些烟火就好像是事件，好像是人，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所以他认为人是历史的囚徒，是泡沫，强大的都是长时段的因素。

9.福柯的“人的死亡”

王先生随后介绍了福柯“人的死亡”的讨论。福柯认为，“人”是很晚才发现的观念，是18世纪以来的建构。而且，他对于现代的人文学科系谱有很大的批判，认为几个世纪以来产生的人文学科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人，人的意义反而被人文学科联合埋葬了。此外，在《词与物》第九章“人及其复本”中，他又提出人既是被认识的对象，也是认识的主体，这是矛盾的。王先生认为，福柯喊出这样的口号，对于近代西方史学就产生了暗示性。

X.后现代主义

王泛森先生认为，后现代主义同样对史学中人的问题有很大影响。1967年，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编了一本《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使得“语言学转向”受到广泛关注。后来证明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且在80-90年代给史学以显着的影响。王先生提出，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先于人的意图而存在，自有其规律性，所以人是不重要的。受到语言学转向影响的历史着作，往往对于人的主体作用感到怀疑，甚至有世界知名的史学家，在提到人的时候都要扭扭捏捏。

然而，在西方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与理论》的一期上，有几篇文章提到，新文化史似乎重申了人的地位。王先生指出，新文化史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结构相同的网格，是无法改变的，但人作为一个主体，仍然可以通过它们完成一些事情。这确实是承认人还是可以有一定的主动性的。

十一、其他的观点

王凡森先生指出，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无法认同他上述关于“人的死亡”和“人是历史的泡沫”的观点，包括一些意大利历史学家首创的“小历史”。这不仅是为了年鉴学派，也是为了当时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相信他们只关注大的情况。小历史强调个人非常重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乔瓦尼·列维等人。王先生提到他问过金兹伯格关于布罗代尔的事情，金兹伯格说乔瓦尼·列维指出，虽然布罗代尔的书不错，但是里面没有人。这代表了一派历史学家对人类问题的反思。

十二、“人”的复返，以什么方式复返？我们能假装近百年的新历史思潮都没发生吗？

王凡森先生认为，20世纪的大部分伟大历史作品都表现了人的特征。就像埃里克·沃尔夫的代表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一样，里面有一些非常渺小的人，但与当时欧洲这些人关系最大的重要人物却没有出现在他的书中。因此，有些书评认为书名是“没有历史的人”，但作者实际上写的是“没有人的历史”。

王先生提出，年鉴学派到了第三代，其实也开始越来越重视人的作用。按照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法国史学革命》里的介绍，年鉴学派的发展是“从地窖到阁楼”。原来在地窖时否定人的作用，后来到了阁楼则发现人的重要性。于是在1990年代前后，年鉴学派也开始写人物的传记，包括勒高夫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传记《圣路易》。可见即使在西方思想最否定人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不以为然，提出反对的意见。

王先生郑重指出，史学史的重要任务是以史为鉴，以德服人。如果人在历史上没有作用，希特勒只是德国繁荣周期的产物，那么德国大多数人都应该承担历史责任。但是，如果希特勒的作用得到承认，那么希特勒和他的集团就应该承担很大的责任。现代史学不再重视历史批判和教训。但这毕竟是史学的重要初衷，是史学的责任，也是历史学家应该考虑的问题。

最后，王先生提出，我们不能对20世纪史学里面对非个人性、非人格性力量的看重视而不见，就像讨论今天的文化，不能假装五四运动没有发生过。但是即使是有大的结构性的力量，如果不考虑孔子、朱子、王阳明这些思想家的作用，也就没有办法讲思想史的问题。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既看到结构的阻力，也看到个人的努力。关注个人与结构、与长时段之间的关系，在对结构有充分体认以后，重新把人考虑进去。这是他个人对于这一百年来史学发展的反思和想法。

杨璐教授听完这三个演讲后总结了自己的感受，认为如果只把王凡森先生看作是一个专注于思想史的学者，那就很狭隘了，因为他关注的是思想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所有历史研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杨璐教授认为，这三场讲座都有一个内在的脉络，即它们都重视思想的暗流和潜能以及思想的层次。而且，这不是过去的思想史，只把重要的思想人物作为对象。在研究中，并没有事先规定哪种思想资料具有优先性，而是以更全面的方式分析思想的渗透。

陆扬说王泛森先生善于运用比喻来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的能力，也给他以很深刻的印象。他还认为，20世纪专业史学中人的消失，除了意识形态等原因外，史学的职业化本身也是重要的推助力。如德赛图强调的，过去的历史观是连续的，今天则是中断的，史学的职业化是以过去的纯然客体化为前提。现代史学发展出来的种种手段几乎都是为结构性和群体性分析服务的，各类专业工具越来越不适用于分析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或对历史产生的作用。

传统史学中描述个人影响的语言大多因过于主观或文学化而遭到拒绝。与此同时，正如柯塞热克所说，在史学中夸大历时性，必然导致人的积极、正面存在失去空的空间和行动空间。但是，这也造成大众史学的通俗著作与专业史学之间的巨大差距，因为前者仍然以历史人物的叙述为骨干，而这种差异实际上造成了专业史学的边缘化。为了突破这一困境，使史学在19世纪末前重新获得功能，王凡森等学者采用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可能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在对谈中，罗志田教授则提出，他同样认为史学中人的消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如果只关注结构、气候的影响，对于个体的研究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在科学面前失去史学的独立性。现在，人们越来越不喜欢讲费正清的“冲击-反应”学说，但是还应看到西方对我们一直有巨大的冲击。他还提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人和事也并不矛盾，可以相互配合，这样的历史才更有穿透性，而且无需另外专门寻求所谓的历史意义。王泛森先生的着作，也正是这方面的典范。最后，罗志田教授提出，今天往往倾向于把文化传统也变成一个结构，好像可以替人的行为负责，虽然事事都讲传统，其实却是一种新的思想，以前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