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粟 戴景贤:钱穆先生教我怎样读书
钱穆
今夏钱师宾四九六大寿之翌日,同门诸友相约往杭州南路宾四师新居共聚,表贺寿之忱。余抵钱府之时,诸友已先至,满坐一堂,而宾四师居中,如往日。未久,宾四师微露倦容,师母即请稍作休憩,谈话遂止。约隔时许,宾四师乃重起会客,一时容光焕发,师母从旁笑言:“此于师乃如一新日。”众人遂环侍聆师言,而师亦畅谈竟夕。此之一夕,乃余生平与师晤谈之最后一次,亦余毕生将永难忘怀之一日。未久,余即出国省亲。逮返国未数日,本拟与诸友相约再谒,则已接师遽逝之噩耗。孔子死,门弟子为服心丧三年。宾四师之于我,就连和我一起向钱学习的人,都像生我养我的父母一样善良?在过去的几天里,20年来向老师学习的每一点都时不时地出现,比如昨天。因为会思考,所以能记住的就能记住,印象深刻的人不仅能表现出对老师教育之恩的留恋,还想知道老师的名字,仰慕书生,可见老师平日里是教书育人的。余之从学于师,事始自一九六八年之夏。时余乃一高中二年级生,方将准备投考大学。然平日所喜,尽文史书。常念:如今日学校之课业种种,多记忆、少启发,自限于此,适以斫伤聪明;然不用心,又将丧失续受教育之机会。每以此自苦闷。而侪辈之中,又实乏可与共学切磋之友。一日乃由姻亲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者某君处,借得宾四师所着《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大欣喜,一周之间,凡读四过。其时余已知读宋明儒书,如《近思录》、宋元明儒《学案》之类,又颇涉猎近人之书;乃觉师此册,虽系一讲录,凡理学之基本观念,他书之释,盖无有若是之明晰者。遂自访书肆,遍购宾四师其他着作。又自忖:报考大学既有“历史”一科,何不即以师《国史大纲》一书作课本,当不复觉无聊。凡此皆在余谒师之先。不久,我和父亲与同龄人朱先生谈起了他们的孩子,说:“有一个儿子,立志学文史,正在读钱斌司先生的书。”朱先生说:“于一谦先生早年在苏州中学任教时,是个学生。为什么我不能介绍,或者你可以向于先生学习?”这就是于聪四分裂的原因。第四师师将在中正殿作公开演讲,由朱先生担任调解员。演讲结束后,将正式命名为《余请》。于友记得日中四师的讲座题目是《文化与生活》。斌思老师说:“文化必须从人的生命开始,没有生命就没有文化。但是,人的生活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大的文化生活中,生活离不开文化,离不开独立。”说话时,斌、斌四位老师字字珠玑,举手投足。休息之初,我体会到了这一天一个大师的演讲风格。
会后朱先生领余趋前,与宾四师略谈数语,说明来意。犹记当时尚有一大学生,就读某校工学院,亦在侧,以一问题询先生。大意谓:先生所言诚是,然今日乃工商社会,先生将如何使中国固有之学术“科学化”?宾四师仅淡淡言:“君有此意,自可往此方向发展;余意则殊不在此。”某君若欲又言,师则不愿再谈,转首询余名字等。遂语云:“汝乃一中学生,而知立志向学,甚好甚好。”不久接待人来迎,先生遂步向出口,临行乃又回首略颔。此日之一幕,距今已历二十二年,然犹深烙余之脑海。经朱先生调解后,余奈邀请我父亲陪他,先进了钱府。史先生和珍妮好像是从金山街公寓新搬来苏树楼的。花园里满是泥土和石头,但没有今天的植被茂盛。会议仪式结束后,余奈再次回到上海,斌老师说:“记住,记住。”马上问余平日看什么书。颜瑜最近读了《孟子》,如果你能理解的话。史耐又问:“如果你在孟子,最好的篇章是什么?”俞答:“俞在《知言养气》一章中写得最好。”老师闹了一会儿,然后就随口说说过去各种读孟子的事;也就是后记在《师友杂记》里。老师然后转向我父亲说:“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懂得努力学习的儿子。然而,学习是终身的事情,需要30年、40年甚至50年的就业。不要指望它会突然成功。读书不当只是和现代人相比,一点点成功就意味着知足。你要和古人做朋友。如果你侄子给我指导,他还是要自己干。”然后他对我说:“如果你在这里学习,不要指望得到任何表扬,只求成功。”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在回家的路上,虽然余灿没有得到浪漫的感情,他却快乐而幸福。钱穆晚年故居苏树楼
余自是乃每周登门请益。一日师问:“汝平日近人中好读何人书?”余答:“余最好读黄冈熊十力先生书,常置案头。最不喜者,乃梁任公书,觉处处于己见有抵牾。”先生言:“余至北平,任公已前卒,未及见。其书多误,陈寅恪即有此言。熊十力则我甚熟,往日在北平时,尝同住一处。汝所好,乃十力何言?”余答:“十力书我颇熟,且有批点。他日当面呈。”另日,余遂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诸书往。师读其一二章,乃以指示余,曰:“若此等处,乃其见解;若此等处,则其粗疏。汝所圈皆无大误。若此细心,可读书。”又询:“汝除学术思想外,尚好何学?”余答:“理学家言外,余最好读古文辞。”师又问:“古文家中汝又最喜何人?”余当时脑海中,但记有一篇篇古文,所好乃其体。骤然遭问,尚不知何辞以对。略作寻思,乃举欧阳文忠。师乃言其早岁读书知求识书背后着书之人,初即因好古文。因以韩文公、欧阳文忠为例,言其大节,旁及顾亭林等;嘱勿忘于此等处寻入。随又言及古文之义法,乃至评点去取等。此本余所素喜,遂觉大有收获。师又言其藏有归、方评点之《史记》乙部,余既好此学,可以相赠。余遂得一书。后此书为人取去未还,今遂觉失一纪念。“读书当仔细辨精、粗”与“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此为余初识宾四师,得其教诲,领略最深之两点。而于禁大学,老师也说:“你在这里,最小的一年,一定有人问对方;不要指望很多人知道,扰乱你的野心,不要为自己说话。”所以在台湾省大学读书的最初几年,这件事很少为人所知;只有何猷森和裴普知道,所以他们一直留在前府。后来整理了宾四师的讲话稿后,才逐渐为人所知。于在老师的学校,私底下要福利。他还在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听老师的博士班;事情发生在进入大学的第二年。前两年,于开始读《通鉴》,并参与《左传》。是根据这三部《传记》用不同的问题,请文章记住你所看到的。看了两三篇文章,老师不肯看,说:“你写的东西,纠结于清经学门户之见。如果你想研究《左传》,可以先读顾的《春秋大事表》,从中获得很长的历史知识。如果你对史学感兴趣,可以来听听石喻研究院的“史学名家”课。”隋玉,一名大一学生和一名大二学生,和历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一起上课。其第一堂课毕,师乃留余问心得;余遂就课堂所闻,举言其要。师言:“汝既有兴味,可于下周起,携录音机将余所讲录音,笔记成书。”故自下一堂课起,余即遵师命由边座挪前,次师位旁。此事直至最近一二年,课堂讲授始改换形式,延续亦十余年。而余初始,以最稚龄之学生,跻身课堂,后乃成为素书楼听讲时间较久之一老学生。除了按照老师的吩咐读顾的书,每节课老师给的每一篇著名的史学著作都会一一通读。当时觉得爬宝塔就能拿下第一关;再比如绕山而上,当一个场景消失了,另一个场景又来了。其余的只是史学史的一瞥,此后。于游深深感叹,老师每次上课,只用每本书的前言和目录来区分出处和流向,太神奇了。余重视“目录研究”,始于这一课的启示。读书就像爬宝塔,一级比一级好。
余同时又读师《孔子与春秋》一文,得大影响。而其前一年,余已先读师所着《国学概论》。犹记当时取《概论》一书,读第一章,名《孔子与六经》,即骇然于师言所谓“六经”与“孔学”之分别。盖余之投考大学,以中文系为首志,即受熊十力“儒学义理当求之六经”之观念所影响。今若言“六经”与“孔子”之关系仅此,则岂非已是误认门径?然余取师之所举言者细思,终觉其说确立无可疑。自是余乃知经学考据别有工夫,非言义理者所尽知。而黄冈熊先生之书,余亦自此不复读矣。我读《国学概论》,关注儒家经典之书;这一年,读孔子和《春秋》就像拨云见日。继续阅读刘心香先生和他儿子的《编年史》、周冠的《写作时报》等。在《孔子与春秋》一文中,反复引用清代章士斋的话,说俞也懂读书。于是当时《文史通义》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侯斌四师上课的时候,于引用他的书并列出来,很兴奋。余早年追随宾四师之记忆中,尚有数事,印象极深。余初入大学,有“国文”一课,因乃选读《史记》;故作文之命题,皆与《史记》相关。其时任教之某师,好文言,故题皆甚雅;同学面对二三十字之题,皆瞠目。独余纚纚行文若得意,而批阅者亦欣赏;嘱令传阅。余后以其中二篇呈阅。其第一文,乃论蒯通说韩信事,师笑言:“汝文较中学所呈,已薄有所进。”及读第二文论伯夷,乃怫然不悦,谓余曰:“汝所论,较《史记》何啻天壤之悬绝。史公此文,余所读岂下数十百遍!汝何议古人若是之轻易?”遂举《论语》、《孟子》书中言伯夷者论之。余后知读《史记》之难,与考论史料之别有“好学深思”之一层,自此始。唯师当日所及,着言无多,余虽知用心《史记》至今,亦不知真得师意与否。学问之事,有无法具体举问者,此亦一例。还有一件事和这个差不多。我经常在业余时间读朱子的《四书章句笔记》。有一天老师问我读四书的经历,我平时的读书笔记夹在书里。没有外部朱把的话写成,如果是获得的,如果不是完成的,等等。老师读的文章,也丢弃了。乃颜说:“朱子是近八百年来的大儒,但其书无可论;然而,前人至今推崇它,总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输了就看不到没有古人,但你聪明,比前辈优越。你至少应该拿着朱子之的古书,就像清人说的,先读一读,再讨论也不迟。当你读你的书时,你不必首先尊重你的人民的心。你怎么能擅长呢?”当时觉得如果老师的话太重,我自己都控制不住。闭关,是拿清人对朱子的《四书集注》来读;比如钱、戴东垣、毛希和。我觉得我的知识浅薄。但是,反复了很久之后,感觉像是的书,引用了朱书中的错误。几十本几百本书的知识有多深刻,涉及天文的在顶,陆地的在底。仔细想想,是因为斋藤优子吗?读完之后,我懂得了如何豁达。在这一天谴责我的老师是关键。再有一事,则因余某日读先生书,至《文化学大义》一册,书末言西洋之政治诚善,亦有所未足,中国亦自有其政治之长处;乃大诧异。盖余前虽读《国史大纲》,心中总觉中国虽有制度,然时至今日,自当以民主政治为努力之方向,何以先生书中乃有此言?遂持以问师。师闻余言,但笑不答。谓:“汝习于社会之俗见,自觉余言可怪。当自寻其义。”余自是此言常萦脑际,成为至今思考之一大问题。还有一件事。大一结束的暑假,我读《史记·夏商代》,拿《尚书》交叉阅读,根据地图一个一个地搜索龚宇的地名;今天读读孙星衍的《尚书古文笔记》。当老师询问他读什么书时,他引用了孙书作为参考。老师说:“你最近主要看这本书了吗?”于回答:“是的。”乃颜老师说:“你怎么能有耐心呢?”当我在业余时间读《史记》时,方震惊讶地听到老师这样说,因为他详细阐述了老师写的《史记·地名考》。意思我听不懂,但也是故意的。如果你想向老师学习,首先你必须有一个领导者,然后你可以尽可能详细地安排你的时间。如果只是作为考证,其实是不开心的。其时又有一事深入余脑海,即余之读《学龠》一书。余自中学读近人书,即知注意诸名家论“为学门径”之言;及读《学龠》书中《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乃知学者论为学门径,皆与其时代相关。由时代,可探知其论学所面临之问题;由其主张,亦可了解其学术精神之所汇聚。继又读《本〈论语〉论孔学》一文,深觉于《论语》之体悟,又进一境。余好此二文,每读必密加圈点;后亦举以告师。师乃言此书其自觉最要者,在于《朱子读书法》一篇,即“读书当读甲书如不知有乙书,读上句如不知有下句”之说。师毕生学问之长进,得力于此者甚多。此语余本亦自书中知之,乃得师数言提示,遂觉领会全然不同。因知读文章者,皆难离于本身思考之问题,以是书中精义,常易忽略。此后余读文章,凡重要者,必常反复;亦必易时再读。其领略自此日。于也读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此之前,他读过《汉书·古文经论》,也就是《孔子与春秋》,很有意思。读完这本书,他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保山。而于之的老师,也很好的查阅了这本书。这本书最初是北京大学教师使用的讲义,至今已近四十年。但是,老师空用手说话的时候,有上百个以上的名字、头衔、理论,都是数不胜数的。每次养一个人,一定要说他是某省本地人。他所在的县靠近某个县,远离某个县。他还必须说,他的亲戚向他学习,交了朋友;说到同时参与,就涉及到历代学者,以及穷人的年龄。每次举一个地方,都要讲一讲它的古代情况,风土人情,甚至学术氛围。记忆的清晰和言语的烦恼常常让河汉大吃一惊。当时尤森大师要每两周去一次,经常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他讲的更像是以此为范围。清末以来,梁任公主张学术上重视地理分布,刘、章太炎对此也有论述。然而,有这样的想法和做出这样的努力是两回事。宾四师的学术史,自清代以来至少已有近300年,贡献颇多。而且以我个人的知识,冰丝在清朝读书,很了解。他书中的所有文字都深入他的脑海,而不是临时的笔记。只在文笔上合格,未能取其所得,而一一收录。那些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泰山是一个好莽;这没有错。代景贤
文化学院史研所之课程,自《史学名着》成书,遂改开他课。时宾四师《朱子新学案》巨着方新成,遂以“朱子学”为讲题。余得师赠书乙部,题字其上,遂朝夕讽读。余自中学,即读黄、全两《学案》,而《明儒学案》影响尤深,及听师讲“史学名着”,于两书为体之不同,益有会心。今又续读《新学案》,乃觉如居高之临下,庭园花木屋舍楼廊,尽收眼底。遂同时买正中书局所汇印之《朱子语类》一部,相互比读。乃知宾四师此书,真不知为后人省却多少工夫。然似亦因此,讨论朱子学转成易事,人人可谈,而于师此书,乃颇有以“材料”视之者。着作体例与学术影响之难明,有如此。宾四师每笑谓余:“人皆谓某人乃本治史学,近遂改治义理。真不知由何说起。”又谓余:“昔在北平,冯芝生尝对我言:先生着书,乃古人之说大字,自己之见小字。我着书,则自己之见大字,古人之说小字。此即‘经学时代’与‘子学时代’之不同。”大字、小字乃譬喻,先生着书不忘以古人之说为大字,实有其矫世之深旨在。斌四师完成了《朱子新学案》,但续写了《颜·丛》。前不久,应韩国邀请,我去了其他国家;他得了四本书:韩推喜、李素姑、宋友安、韩南堂。回国后,儒生俞灏给了俞一本《汉南唐吉》。这也是一个纪念,其余的一直隐藏到现在。近年来,宾四师在宋代学术上有所发展,似乎有意识地有了新的想法;每个重要的家庭都会被再次讨论。其中,顾的治学常常在他的脑海中浮现。珍惜每一个工作日,你都尝不到。然而,正因为如此,我知道如何仔细阅读林挺的书籍。余先生还说,以前他尝过一个《朱子文钞》的稿,本来是要带注释出版的,我可能就此作罢。但是,由于王先生有很多写作和编辑的计划,这件事就不再提了,内容是否还存在也不得而知。《朱子学》的课教完之后,接下来的两年将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余乃勋先生,你还需要记录吗?老师正在讲话,因为他已经做了草稿,他只需要听就行了。本稿为《双溪都语》一书,将于日后出版。《思想史》一直是这本书最喜欢的项目之一,上课的时候都会屏住呼吸听。是听的第一天,也就是大事故。王先生并没有首先解释“理”、“气”、“性”、“命”的概念,也没有首先选择先秦两汉的一个朝代作为理论,而是实际上从生活中的四件事开始:衣食住行。于从来不知道怎么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但他还是有这样一个角度,真的让他大开眼界。于谦读了冰施思关于中国思想的通俗演讲,即他意识到抽象概念是用抽象的定义来表达的,而且很容易;覆盖着前人的成就,我们可以依靠他们。它的得失、真伪,很难分辨出那些不是真的。抽象的概念可以用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如果是正确的,不真实的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一个深刻的思想,但它能如此紧密地与生活结合,能从如此简单的地方观察到而不伤害普通大众,它有自己的精妙和聪明。斌第四师集史学之利与正义于一身,真是绝了。现在,王先生在课堂上说的话,很难完全描述出来。剩余一年听讲座的快乐难以言表。
至于师次年所讲,则上自先秦,迄于最近,区分时代;内容亦与所期不同。余思想史略熟,宾四师之着作亦无不用心,乃听此课,但觉熟悉之中有陌生。有时觉乃听一旧识述旧事,有时又觉似所遇乃一新知,其所言全无记忆。余由宾四师此课,始知前读《学龠》,文中所谓“读前一书如不知有后一书,读上一句如不知有下一句”之工夫,是何境界。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乐趣,那就是读斌四师新创作的《孔子传》。宾·施思谈孔子,谈《论语》,有很多书。这本书是应本的邀请写的,但书中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涵盖孔子生平的史料各有局限,王先生没有其他材料,学者在之外;然而,如果你在考证中看到一个情况,读他的书,你就能看到一个人和一个社会,就像现在一样生动。我对未来的“社会史”很感兴趣,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培养它。“思想史”一课后,宾四师又讲“经学大要”一年;余年则或集若干专书,或举若干专题。此时余已进研究所。其中宾四师有意编辑成书者,唯“经学大要”一课;其初亦由余负责整理。惜当时录音带乃本地仿制,质极劣,中间遂有若干部分音声模糊,无法辨识,卒剩一残稿。余印象较深者,有论“阴阳家”与“顾亭林”两讲,乃当时特觉听后有所得者。宾四师当时又有意编辑《文言自修读本》一书,其计划先前曾有文发表,乃其时宾四师目已不能见细字,遂欲以此事委余与同门何泽恒。后泽恒别任校勘事,乃由余独任。余先后为此尽心者,凡_两三年,每周必另择时往素书楼二至三次。此为余登钱府最密之一期,耗费精神亦甚巨。然此事不比着书,宾四师欲编之课文乃散句,每编一课,例由余自经、子旧籍中,择录相关者约数十条,再于其中汰存若干句,相与讨论。然讨论一毕,宾四师因不能目见,只能置一旁;无法再作损益斟酌。且积稿既多,更难止凭口耳加以驾驭。兹事体大,余亦不敢断以己意。故从事于此近三年,终以废弃。而存稿盈箧,亦若无用。此为余之一大憾事,然亦无何良策可想。唯期他日授课写作之事告段落,或有精力复理此业。此事虽未成,然余与宾四师日就文句商量讨论,乃如同为余上一国文课。训诂行业,我很享受,也略知一二。在和斌四大高手对打的时候,感觉自己是在学习汉字的语法,有它优秀的一面,不一般。珍惜老师在这里,没能做更多。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和于斌、于浩一起读《马史文通》。所以老师说他在小学教书,这本书是普工,写《论语文解》这本书就是为了弥补。这是他一生的第一部作品。余喜出望外地问为什么这本书没有出版,也从来没有被提及。施乃彦:这本书早年交付商务印书馆,以线装印成两卷薄册,很少流传。手头只有一张,但不打算再印了。于向老师借了一本书,并向老师复述了这本书的意思。斌第四师把书给了于。这也是家里的孤儿。余多次劝老师再版他的书,但老师定的标准很严格,他不准。这本书今天还在书架上。如果你不亲眼目睹,很难想象。近数年,余因教学之外,另兼行政,常居外地,北上谒师之机会,遂渐减少。然师之教言,乃至师为学之规模,则犹常往来于心中。每有昔日师所偶言,余蓄诸胸臆多年,而后渐觉有体悟者。钱穆先生墓
犹记一年,师于课上言及晚近之学术,乃特举孙中山与梁任公二人。师以“学术史”之眼光衡孙公,最早始自其所着《国学概论》;此余所固知。乃今又举梁任公,则出余意外。任公书余少所不喜,然自聆先生之言,余后读其书遂多留心,乃渐知“论世知人”有超出知识之是非者,任公何可轻忽?昔日乃自己浅见耳。又记一年,师于课堂上言,今日读书人自不当复涉身仕途。余于此言,当时未了其义。臆其意,乃指今世非可用之时,遂不应投身政治乎?抑谓今后社会必将走入此局为无可奈何乎?抑读书志学之人自身即不当再存此想?余初读严又陵早年所着议论,倡言今后政、学宜分途,大不谓然。然知识稍增,乃觉其说有深识。抑吾师乃同于此见乎?然如此等,亦唯永在余之内心徘徊,无复能当面质之于师矣!余美年:于之和斌四师互不相识,但我不避唐突,所以贸然求见,然后被教导,被视为家人。我不能为我的员工服务,也不能给予任何东西。羞愧是什么感觉?但是,我们要继续思考:我的老师读过的,在这里的,也是我真心向往的。我要以此心求教我的老师,老师不会放弃我,而是用他的方式开导我,造福我,为什么我不能想当然呢?哲人凋零,何不与天地共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