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曲线 经济痕迹︱再见“菲利普斯曲线”

对个体而言，我们之所以关注宏观经济运行，是因为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例如，物价水平影响我们的购买力；就业水平影响我们的收入预期。

通常，在考虑实际购买力和收入预期等因素后，我们会调整自己的消费、投资和储蓄，而这些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宏观经济。

微观个体千差万别，行为模式各自不同，却又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这反映到宏观经济运行中，便是各类经济指标之间错综复杂、相生相克的各类关系——这些关系通过正负反馈机制作用于宏观经济，使得经济运行呈现出当前的样子。

因此，厘清各种经济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对于微观个体还是宏观层面，否则我们都很难对经济走势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更谈不上实现各自的利益。

还举上面那个例子。物价和就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在这个问题上，最著名的讨论是“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一种替代的权衡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失业率下降，物价上涨；在下跌期，失业率上升，价格下跌。同时宏观政策意味着你可以实施扩张性政策，用更高的通胀率来换取更低的失业率；还可以采取紧缩政策，在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菲利浦斯曲线”是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1—1913年间的统计资料，归纳出来的一条经验规律，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对该曲线有效性有很多质疑，例如货币学派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反对“以通胀换就业”的办法。

因此，这里首先要做的是观察我们的历史数据中是否存在菲利普斯曲线。

从1996年算起，至今整整20年，时间跨度基本支持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观察经济运行。如果简单地以经济增速为划分依据，这20年的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一个半周期：

第一个周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从1996年的9.9%下降到1999年的7.6%，然后逐渐回升，2007年达到14.2%的峰值。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再次进入下行周期。其间，仅在“4万亿元”刺激下，2010年经济增速暂时升至10%以上，但并未扭转经济下行趋势。2015年，经济增速降至6.9%。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期。

至于失业，鉴于有关数据的质量存疑，所以笔者采用观察就业和物价的方法——如果就业与通胀呈现同向关系，那么逻辑上讲“失业和通胀的反向关系”就成立，即“菲利普斯曲线”存在。我分别用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和GDP平减指数，分别代表就业和物价的情况。

首先，在选定的时间跨度内，GDP平减指数从第一周期下行期的7.2%下降到-1.4%，降幅为8.5%，同期城镇年净就业人数从882万人下降到796万人。

其次，在本次危机中，虽然在“四万亿”刺激之下，经济增速出现了短暂反弹，但是2011年刺激政策退出后，GDP平减指数由2011年的8.9%降至-0.5%，降幅达9.4%，同期城镇年净增就业人数也由1227万降至1100万。

因此，就数据曲线而言，在经济下行和经济危机期间，中国确实存在“菲利普斯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上次是如何摆脱曲线的，对现在来说意义重大。

为此，我翻看了1999年至200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关宏观调控的部分。这五年间，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有：扩大内需、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此外还有三件大事：平衡西部大开发、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监管改革。

目前，同样的曲线再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样的宏观关键词再次出现。鉴于我们已经成功扭转了曲线，许多观察人士对未来的经济运行持乐观态度。

这里，笔者不欲扮演反方的角色，而只是想说：人不会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现在的问题清单上，有诸多尚待解决——如何将今天的投资转变成明天的增长？如何将实验室的研发转变成技术创新……

经济下行，好比大病一场。照方抓药是必须的，但更根本的，是要激活自身的免疫系统。用中医的说法，是打通任督二脉，为提升劳动生产率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