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现代女子医院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 石家庄城市史第二编16章 开辟城市建设的新天地

石家庄城市发展史

第二编 现代化中心城市崛起

第十六章 开辟城市建设的新天地

石家庄的解放和城市接管，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根本转折，也是工作重心从战争走向建设的转折。为此，朱德总司令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而中共中央另一位负责人刘少奇则提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护与发展的方针，不是破坏的方针。所以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长期打算。》原件存石家庄档案馆。）

新生的人民政权组织和领导石家庄人民群众，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恢复生产，开始了人民城市的各项建设，虽然有困难，有弯路，但是，众志成城，很快使石家庄从濒临崩溃的一座死城，变为欣欣向荣的新石家庄。

第一节 让死城变活

一、濒临死亡的城市

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用枪炮打开了石门。在人们敲锣打鼓欢庆解放的时候，也不无疑虑：石家庄早已是一座死城，共产党能让它变活吗？

说石家庄是座死城，绝非耸人听闻。

首先是经济濒临崩溃。

早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一切以战争为主，以把石家庄变成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为出发点，导致了石家庄经济和社会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对战略物资，如粮食、棉花、煤炭等实行疯狂掠夺，而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再加上军事封锁，限制了经济贸易，石家庄一派萧条，市民在水深火热中苦熬苦煎。

当国民党接收后，石家庄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国民党政府在石家庄搞得是战争政治、战争经济，一切为战争服务，设卡封锁，出入城凭国民党党证、三青团团证，致使工厂无法开工，商店无法开门，使石家庄货物奇缺，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在国民党统治的两年多时间里，据当时河北省银行《经济半月刊》第三卷第十期记载：“不论前方后方，物价上升莫不狂奔狂跳”，“现时的物价已超过抗战前物价的3万多倍”。该刊在第四卷第八期，绿牛面粉每袋46万元，人民心理甚感恐慌。10月30日，每市斤小米6200元，比1946年1月15日80元上涨77.5倍，小磨面粉6800元，比1946年1月15日160元上涨了42.5倍。”而当他们预感到石家庄守不住时，又采取毁灭政策，要留一个烂摊子给共产党，等着看笑话。因此，当1947年11月12日共产党入城干部进城后，满眼是焦土断垣、壕沟碉堡。与之相伴随的是，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运转，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市。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城市经济生活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二、安定市面 解危济困

“民以食为天”。 解放之初，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城市居民的吃饭问题。

首先是恢复集市居民基本生活品供应。由于战争原因，再加上国民党当局长期设卡戒严，到人民政府进市时，市面上居民生活资料奇缺。市政府千方百计组织货源，克服重重困难，从外地调运粮、油、盐。据当时《冀中导报》报道，到11月27日，自冀中、冀西等地调运粮食120万斤、油10万斤、盐30万斤投放市场。

市政府一方面想方设法调运，一方面组织市场供应。 11月19日，市政府发出公告，由市贸易公司在休门和中山路各设供销处，开始供应粮食，工人、贫民凭证明享受九折优待。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居民生活需要，为稳定人心、安定局势、尽快恢复城市正常社会生活秩序奠定了基础。之后，市政府继续设法组织货源，平抑物价，繁荣市场。据统计，截至1949年4月底，近一年半的时间，贸易公司共供应市场粮食4248.2369万斤，食用油145.9720万斤，食盐639.4635万斤，煤炭10083.4227万斤。

尽管市场有粮可买，解放之初，还是有大批失业者和一部分市民无力购买，已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境地。先让这些人有饭吃，成了人民政府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为此，市政府从外调粮食中，拨出一部分，作为救济粮，发放给失业工人和市民。

1947年11月14日市政府宣布成立，16日就拨粮1万公斤交铁路工会筹委会救济铁路工人，之后又于12月10日、12月31日再次拨出粮食给铁路系统救济铁路工人，三次共计救济铁路工人粮食27419公斤。1947年11月底，给大兴纺织厂拨救济粮约1.5万公斤。除了救济失业工人，还向一部分揭不开锅的贫苦市民发放救济粮，仅向文化艺术界人士就发送救济粮2500余公斤。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之初到1949年3月底，一年多的时间，共发放救济粮10多万公斤，人民券20多万元。1949年，全市一切脱产工作人员又开展了3个月的节约运动，从伙食中节米每月5000公斤，用以救济贫苦烈军属、失业工人、贫苦市民和灾民。对于因国民党飞机轰炸而受损失的市民，市政府也都给予适当安置，发给救济粮，送医院抢救治伤。政府的救助稳定了人心，安定了社会秩序，许多人双手捧着金黄色的救命小米，热泪盈眶，情不自禁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大规模解危济困工作，其功绩绝不仅仅是防止了新的饿尸横市，也不仅仅是安定社会局势，更为重要的是，让石家庄人民群众第一次认识和领悟到了，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第二节 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让石家庄这座濒临死亡的城市变活，必须抓住城市工作的中心，下大力发展生产，让石家庄由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使失业者有活儿干，使饥民有生路。新生的石家庄人民政权，很好地贯彻了中共中央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实行了正确的城市恢复发展政策，把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公营企业和合作经济这三驾马车，作为让死城变活的灵丹妙药，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9年7月份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石家庄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

一、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

石家庄是20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基础薄弱，支撑市面的主要是中小工商业。石家庄市私营工业产品以棉织品、铁具、木材、中西药等为主，多数是前店后厂，真正形成单一经营即只生产不零售的不多。解放时全市有私营工业814户，职工2762人，资本4.5亿元。手工业40户，职工65人，资本2千万元。生产方式以手工生产为主。如全市33户铁工厂，仅有钻床11台、电焊机2台、柴油机1台、10马力发电机1台、砂轮一台、电磨一台、气泵一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从业人员少。和工业一样，解放前石家庄的商业也是以小商小贩为主，全市共有2000余户。

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由于大多数工商业者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再加上“左”的干扰，乱抓乱斗乱抄，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致使工商业者怕炸、怕抢、怕捕、怕并，出现了大吃大喝、化大为小、支应门面，甚至转移资财的混乱局面。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都关门停业。

为了扭转混乱，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首先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安定人心。

一是多次露布安民告示，宣传政府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严禁侵犯工商业者的合法财产和经营权，号召开门复业；

二是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据档案记载，从解放初到1948年上半年，共召开了22次，既有工商业者代表座谈会，又有行业座谈会，既和工商大户座谈，又和店员、学徒座谈。政府宣布政策、方针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处理办法，释疑解难；工商业者提问题，谈想法，双向交流。

三是严禁乱抓、乱抄、争购物资，将查封的17户商号启封复业，将进市抓人的外地农民动员离市。《冀南日报》社争购的铅印机退回原主，并在《石家庄日报》上公开检讨。

其次是解决私营工商业者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实际问题。主要有：

一是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协调劳资关系；

二是调整税收，减轻工商业税赋；

三是发放贷款。据1948年统计，人民银行对私营工商业放贷9072万元，私人银号放贷1.34亿元，合计2.3亿元。市人民银行拿出1万元资金帮助不景气的工商业户转产；

四是供给原料。仅据1948年1～3月统计，供给私营工业的铁料58.5万公斤，铝板100张。

五是帮助扩大产品销路。允许工商业者到外地买卖商品；同时政府加工订货、收购产品。据档案资料统计，仅1948年1～3月份，市政府向私营工商业收购生铁水车119架，锅14484口。与棉纺织手工业订购布匹11400匹。

为此，《人民日报》1948年2月16日报道：“石家庄民主政府为扶植私营工厂发展生产，特由市贸易公司以实物原料从廉折价于私营之永庆、协茂等十余家铁工厂交换成品，广为推销，使各工厂加速周转经营，扩大生产。”

这些措施，既消除了工商业户的不安情绪，又及时解决了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问题，他们看到人民政府的政策不是只停留在宣传上，而是真抓实干，一些已停业的商号相继开了业。到1948年3月份，大部分工商户逐步消除了不安情绪，复工复业。一些出走敌占区的工商户也纷纷返回，1948年2月份返回3户，3月份返回15户，5、6月份返回21户。到6月份，工商业已呈现发展趋势。

从下表可以看出，1948年6月份工商户增加了70%，人数增加67％，资本增加了8.6％。

私营工商业变化对照表

日期 1948年1月1948年6月

项目 户 数 人 数 资 本 户 数 人 数 资 本

商业 1956 6093 174.6亿元 2441 7941 165.0亿元

工业 814 2762 45.55亿元 1438 5297 84.89亿元

小商 2867 3918 10.66亿元 4052 5679 15.63亿元

小手工业40 65 0.2亿元 150 205 0 .56亿元

合计 5677 12838 231.0亿元 8081 19122 266.1亿元

1948年下半年，虽然有国民党军偷袭石家庄的干扰，但是，私营工商业还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通过备战活动，劳资关系有了长足的改善。再加上市郊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水车、农具需求量增加，市场需求刺激了加工业的发展。1948年12月工商局对私营工业30个行业的统计，共计1661户。

平、津解放后，工商业中心北移，石家庄的工商业受到冲击。1948年底至1949年1月，保定、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受其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影响，商户转走、歇业、增加者均有，商业上出现波动。据1949年1～3月统计，增190户，减186户，歇业103户，转出4户。波动到五月中旬以后逐步稳定下来。

为适应市场变化，市政府实行“经济改组”，调整工业生产品种结构，确定工业生产以棉织、铁工业、煤炭、榨油为主，到1949年六、七月，生产便恢复正常。1948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对此做了报道，指出：“石家庄的私营铁工业，解放后在人民政府及公营企业的领导扶植下，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现已超过其任何时期的生产水平。据统计，工厂户数今年十一月底有六十四家。”

为了发展商业流通、活跃市场，在1948年建立14个集市的基础上，1949年又建了粮食、棉花交易所，统一了度量衡，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1949年1～3月统计，私营工业户歇业转出共112户，新开180户，转入4户，1949年3月，为1733户。到1949年8月，全市共有私营工业户1557户，其中机械生产138户，手工业1419户，从业人员5758名，资本12.8亿元，较1949年3月增加1.1亿元。截止到1949年8月统计，私营商户2501户，从业人员6558人，资本17.148亿元，小商贩时有5101户。公营、合作和私营三种经济成分，1949年粗略统计，私营工商户占48.5％，从业人数占51%，商品额占30％左右。

二、公营经济的起步与发展

在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人民政府把公营经济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

建立领导体制

为保证正确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加强对公营经济的组织领导，入市之初，中共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就探索建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和领导体制。1947年12月18日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工运工作。1948年9月1日，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建立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作为实行民主管理工厂或企业统一领导机构的决议，中共石家庄市委撤销职工运动委员会，成立工厂工作委员会，总的任务是：“管理工厂内党和职工工作及协助加强行政管理工作。”具体任务是：设在市内的华北政府，华北军区司、政生产委员会，石家庄市直属的工厂的党务、职工运动归其领导；全市工运通过市总工会领导。工委会领导铁路局、裕民实业公司党委、华北系统工厂委员会、电灯公司、大兴纺织厂总支、福源化学厂、工业局机工室、炼焦厂、电话局、自来水公司、总工会支部等11个大型、中型的工厂企业。相应的，市政府于1948年8月设立经济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均由市长、副市长兼任，以协调、解决市内各经济部门、单位在生产经营中的问题。

建立民主管理体制

石家庄市解放后，各公营工厂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管理体制，在企业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和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民主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干部、工人、生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各工厂企业在建立中共基层组织的同时，都建立了工会组织，由职工代表组成职工代表会，工人和管理人员结合，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生产计划、管理制度、工资福利、奖惩等重大问题都经由管委会研究决定。职代会定期召开会议，由厂长报告生产经营状况，提交经营管理重大问题讨论决定。

同时，切实解决职工的工资、工作时间、社会福利等切身利益问题，普遍实行8小时工作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先后三次调整职工工资，真正体现按劳取酬的原则，使工资稳定增长，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管理积极性。一些较大的工厂，除了工资收入外，还采取一些福利性的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如大兴纺织厂，由工会领导下的配给部，从1948年2月起，每半月配售一次小米、白面、混煤、油、布等，职工八折，家属九折。石家庄铁路局成立职工消费合作社，对职工和家属实行定量供应，保证了职工生活必须。

公营经济大发展

解放初，石家庄的公营经济分为两类。归属晋察冀边区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从有利华北解放战争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需要出发，同时发挥石家庄市华北经济中心的作用，将带有战略性的工商企业划归边区政府所属，将中等工商业划归石家庄市。石家庄的国营、公营工业企业共31家，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的工商企业，主要有铁路大厂、电厂、电话厂、炼焦厂等；二是从根据地迁来的企业，主要有面粉厂、制药厂、轧油厂、烟厂等；三是新建企业，工业企业有：裕华铁工厂、华北交通工厂的机器制造、裕民玻璃厂、裕民造纸厂等。商业企业共有23家。

1948年1月，国营、公营工商业分布情况，如下表：

石家庄市国营公营工业企业统计表

归 属 工厂名称 从业人员 资本

晋察冀边区 大兴纱厂 970 5000

晋察冀中央局 振华铁工厂 10

晋察冀中央局 振华兴厂 25

晋察冀中央局 振华制棉工厂 16

晋察冀中央局 振华工厂门市部 5

晋察冀中央局 振华制冰厂 22

晋察冀中央局 振华酒精厂 11

晋察冀军区华北实业公司 华北联合工厂 50 2

晋察冀军区华北实业公司 华北铁工厂 40 3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 炼焦厂 300 70

晋察冀边区工业局 朴坚工厂 70 2

石家庄市政府 裕民实业公司 200

石家庄市政府 裕民制粉一厂 38

石家庄市政府 裕民制粉二厂 55

石家庄市政府 育德铁工厂 46

石家庄市政府 裕民制冰厂 18

石家庄市政府 新华织布厂 402

石家庄市政府 裕丰电磨 42

石家庄市政府 石家庄制油厂 18

石家庄市政府 第一酱油厂 14

石家庄市政府 石家庄公营制面厂 28 1

石家庄市政府 公营露酒厂 42 4

石家庄市政府 第一酒 厂 67 1

石家庄市政府 第二酒厂 26 1

石家庄市政府 第三酒厂 27 1

石家庄市政府 第四酒厂 28 1

石家庄市政府 第五酒厂 20 1

石家庄市政府 解放铁工厂 35 0.1

石家庄市政府 华北皮革厂 19 3

石家庄市政府 北方印刷局 5 0. 05

合 计 31 2035 951.6

石家庄国营、公营商店统计

归 属 名 称 从业人员 资本

晋察冀军区 影片营业部 10 0.2

冀中区 冀中实业公司分销处 0.6

石家庄市政府 石家庄日报社 136 10

石家庄市政府 晋察冀日报材料厂 17 0.5

石家庄市政府 晋察冀新华书店 12 2

石家庄市政府 华北新华书店 8

石家庄市政府 兴业印刷局 12 1

石家庄市政府 石家庄贸易公司 70

石家庄市政府 市民油盐店 14

石家庄市政府 民众粮店 32

石家庄市政府 大众商店

石家庄市政府 晋中煤铁公司 33

石家庄市政府 建业五金电料行

石家庄市政府 华茂商行

石家庄市政府 裕华隆染厂 6

石家庄市政府 兴华裕电磨 6

石家庄市政府 裕丰×× 7

石家庄市政府 永昌号 3 10

石家庄市政府 四号旅馆 4 0. 03

石家庄市政府 正大煤铁公司 23 1000

石家庄市政府 石大花店 8

石家庄市政府 信托商行 24 300

石家庄市贸易公司 永安旅馆 6

石家庄市贸易公司 建华二厂门市部 4 0.5

合 计 23 359 494.73

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对企业的归属做了调整，原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属工业企业，均划归政府部门。市政府也将一些企业归部门管属。此时国、公营工厂33个，职员、工人总计18322名。工厂人员较1948年1月2035人增16287人。公营商业与1948年1月统计无多大变化。

平、津相继解放后，石家庄市国、公营工商业迅速发展，军政机构和经济部门进石家庄办的企业增加迅速，据统计，全市共有22个单位进石家庄开办工厂60家，比1948年8月增加近一倍。商业相继建立了国营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煤炭公司、百货公司等。

到1948年年底，石家庄昔日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据1949年2月全市工商大调查统计，1948年底，国营、公营工业机器生产13大类46家，从业人员9087名，资本总额18亿多元，手工业生产8大类27家，从业人员394人，资本总额0.16亿元；商业企业16行42家，从业人员1422人，资本总额2.9亿元。国营、公营工商业资本总额占公营、私营、合作经济总资本额的65.56%。全年公营企业发电1011.314千瓦，自来水24.12万吨，制造车床156台，奥油612吨，碳酸200吨，甲酚400吨，肥皂655箱，纸烟35759条，酒及酱62万斤，粮食加工2577万斤。运输力，发展公共汽车54辆，胶轮大车533辆，铁轮大车2233辆，总装载量349.47万斤。全年工商业获纯利25663万元。

公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在建设城市、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94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2000万元左右，到1949年10月，已达4370万元。

三、合作经济应运而生

发展城市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进而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不仅是救市活城的重大举措，而且完善了城市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临时贩运组织

合作经济最初是从农副产品贩运起步的。解放之初，市内市场货物奇缺，价格昂贵。如蔬菜，市郊每市斤128元，市内每市斤上千元。市政府工商局工作人员在组织小商联合会时，萌发了将失业的商贩临时组织起来，到郊外购运蔬菜进市的想法，既丰富市场，又解决就业，一举两得。于是，由小商联合会出面，从1947年11月25日起，组织人数少则四五人，多达六七十人的合作社，贩购蔬菜进市销售。入社自愿，资金集股。开始获利甚丰，吸引了更多的人，到12月5日，仅仅10天，桥西组织起了工商小组135个、合作社18个，社员3694人，股金78万元。桥东排子车工会和洋车工会也起而效之，组建了合作社。市贸易公司也以赊贷方式组织了16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于是，市场价格下浮，白菜每市斤由1000元降到400元，大葱每市斤由1600元降到600元，猪肉每市斤由1万元降到0.5万元，花生油每市斤由8000元降到2000元。市场稳定，失业者有了生路，社会马上安定下来。

初战告捷，各级政府开始加强对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从12月5日以后，各区、街政府开始领导、协助各街道兴办合作社，到1948年1月底，全市办起各种形式的合作社182个，有社员23429人，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而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有26个。共运进市内蔬菜124万公斤，粮食38万公斤，肉、油21万公斤，干鲜果品18万公斤，煤9万公斤，烟卷4022条，烟丝1253公斤。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继续下落。白菜每市斤降至280元，葱400元，猪肉4500元，羊肉5050元，粉条2000元，市内、外价格接近平衡。到1948年1月底，全市合作社共获利2.9亿元，平均每天可供1.5万人生活费用开支。

合作社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使大批穷苦市民绝处逢生，同时，也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以民生市场合作社为例，开始由穷人大院的57户贫苦小商组织起来，分为5个小组，每组公推2人出市购菜，回来后大家分头上街贩卖。头5天结账净赚220万元。股金135万元，每股5万元可分红利8万元。股金扩大到308万元。又过了3天结账，每5万元股金分红利3万元，社员增至97人，股金555万元。过了10天，又盈利588万元，社员增加到180人，股金1350万元。1948年1月5日第四次结账，又盈利450万元。桥东的贫苦市民120人到桥西加入了该社。这个社办社的原则和方法是：1、坚持自愿；2、为社员服务，减少中间盘剥；3、勤结账勤分红，使社员很快受益；4、民主办社，有事开社员大会商量。人多后，分成11个小组，产生代表，每7天开一次代表会；5、照顾特困户。第一次结账后，从盈利中提出4万元，替3户老弱病者入了股，第二次分红时，又提出35万元，替13户失业工人、贫民入了股。

兴办长期固定合作经济组织

1948年2月，市区要解严撤卡，物资交流畅通，靠运销为生的合作社面临生存问题。市政府及时决策，将临时贩运组织转型为长期固定合作经济组织，做出了将合作社纳入全市经济发展计划，改组为群众自愿结合、以行业为主的劳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决定，发出了《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就合作社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营范围、优惠政策、组织领导等做出了5条具体规定。市工商局增设了合作科，专司合作社的审查、发证、管理工作，各区政府专设了工商助理员，各街政府增设了生产委员，负责合作社各项工作。从1948年1月15日开始，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转产等工作。各合作社纷纷瞄准市场，确定经营方向，有18个合作社转为棉织业生产社，民生市场合作社转成卷烟厂。到3月底，转为生产社的56个，供销社69个。调整转产后的合作社，形式多样，更加规范，而且由初级贩运营销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生产、营销企业。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合作社不断变更，终于出现了巩固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据统计，1948年2月至12月合作社生产的产品品种及数量为：洋布4922匹，纱布1000匹，毛巾3941打，袜子77423打，军装279178件，军鞋45400双，土布1230匹，手套12022双，制棉100000斤，脱脂棉147333磅，纺麻6600斤，水车120辆，锅500口，烟筒1300件，硝酸2400斤，酱油20000斤，火柴24000包，纸烟4000条，麻纸4761刀，瓦盒24000套，纳鞋底3000双，纺线3565斤，打绳9645条。这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供应，满足了市民日常生活必需，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形成供销合作社体系

1949年5月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四面八方政策，市政府及时调整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确定大量组建供销社的方针。到1949年底，全市各行政区、行业都建立了本区域、本行业的供销社。据统计，辖区性的供销杜8个，分社23个，生产社58个，职工消费社10个，行业供销社6个，农民服务所3个，合作货栈1个，全市基本形成了供销社网络体系。

第三节 城市基础设施修复和建设

无论是日本侵略军，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把石家庄当作军事据点，为战争服务成了城市的基本功能。石家庄解放，为各业复兴创造了条件。入城之始，人民政府在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石家庄城市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经济、文化生活需求。1948年成立了市政工程队，在负责市政工程施工任务时，担负日常维修养护任务，同时颁布了《石家庄公共卫生规则》、《石家庄暂行建筑条例》、《石家庄建筑区划暂行规定》等法规，城市建设和管理步入正轨。

一、恢复供水供电

恢复供水供电是恢复城市正常生活的基础，市政府组织力量抢修毁坏的供电和供水设施。由于电厂破坏严重，再加上国民党军飞机狂轰滥炸，修复难度极大，原计划1948年1月1日恢复供电。经电厂职工冒着敌机轰炸日夜抢修锅炉，于1947年12月20日发电，电灯公司恢复供电。接收自来水厂后，成立了自来水公司，日夜抢修被炸毁的配水管道12处，1948年1月5日市区恢复供水。为使供水工作逐步走上正规，1948年制定了《石家庄市供水暂行章则》，确定了水价。1948年，自来水用户594户，用水人口5148人，年售水量22.8万立方。1949年自行设计、自行安装第一台10HP送水机，完成了全市消火栓、公用栓的整修工作和宁远街、于家街循环管道铺设工程，提高了中山路以北供水能力，全年售水量达到25.1万立方。

二、恢复邮政通讯

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接管石家庄邮局，邮局改称石门市邮政局，经过短期准备，11月15日恢复邮政营业，与各解放区的邮件均开通。1948年1月1日改称石家庄市邮政局，6月，石家庄市邮政局移驻大桥街东头路北办公；7月，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晋冀鲁豫边区邮务总局先后由曲阳、邯郸迁至石家庄，并合署办公；8月10日，两局合并，成立华北邮政总局发展初等教育

解放前，全市有小学78所，其中完小22所，初小56所，共计学生15825人，教师、员工364人。解放时，全部关门停课。

1947年11月24日市政府布告复课，1947年12月底统计，除市立四、五完小及培信、启明完小，因校长、教职员多系国民党骨干分子而逃亡，没有复课外，其余都已开课。到1949年春开学时，有小学81所，其中市立小学76所，师范附小1所，机关工厂办小学3所，私立小学1所，小学生计16883人。为了照顾工农子弟入学，市一般学校都免除了学杂费，设立了公费生、半公费生。小学校中劳动人民子弟占92%。到1949年底，小学达到122所。

发展社会教育

为适应解放后城市建设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在全力办好学校教育的同时，市政府还重视业余教育。市政府教育局专设社会教育科、干部补习教育科，协调解决社会教育的校址、经费、师资等问题。通过开办多种形式的业余学校、补习班、扫盲班，进行干部补习教育和工农速成教育。先后开办了石家庄市民众教育馆、市干部文化补习学校、业余补习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市内各区办了市民学校，各厂矿也设立了补习学校，很快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学习文化热潮。仅从1948年开始，到1949年夏季，业余补习学校就办了四期，先后开办7个初中班，4个小学班，一个升学预备班，一个就业预备班，学生600多人。为解决私营企业职工的学习问题，还开办了私营企业职工业余学校，到1949年7月，全市有私营企业职工业余学校5所，共计17个班，男女学生784人，其中工人611人，占总数的78％，职工家属、家庭妇女、小商贩等173人，占学生总数的22%。文艺界还开办了石家庄市艺人文化补习学校。市内各区、郊区各村建立以扫盲、识字为主的民校、冬学。全市由各区建立的民校，到1949年下半年有8处，学生约500人。郊区赵陵铺、柳辛庄等6个村庄的冬校发展成为经常性的民校。

二、文化

为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1948年10月市政府组建了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下设秘书、美术、音乐、戏剧、戏曲改革工作组，1949年4月成立了文艺工作委员会。全市展开了对旧文化的改造和新文化的建立、普及工作，文化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石家庄，石家庄成为革命文艺的中心，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丁玲在石家庄创作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联大文工团演出的《红旗歌》、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不是蝉》、华北平剧院的现代戏《四劝》、晋察冀电影队摄制的解放战争纪录影片、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都突出地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在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以及接收旧文化单位、改造旧艺人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改造旧班社

石家庄解放后，即着手对文化系统全面接管。接收的剧团有：革新剧社、义合评剧社、丝弦剧团、前进秧歌团。当时，全市艺人总数为541人，大部分艺人生活无着落。市政府在向失业工人和贫苦市民发放救济物资时，也把艺人列入救济范围，向艺人们发放救济粮和布匹。在安定了艺人的生活后，开始组织艺人学习，在艺人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后，即开始改革旧的班社制度，让艺人组织起来，废除私人班主，民主推荐社长，逐步将旧班社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剧社。同时，成立新的文艺团体。

在班社体制改革的同时，对剧团演出剧目也进行推陈出新的改革。首先进行剧目审改，通过组织艺人学习，结合重点剧目分析、座谈，进而组织“讲习班”，请专家讲课，提高艺人的思想认识、分辨能力，有计划、有组织地改戏。在对旧戏改造的同时，排演了一批新戏，如《兄妹开荒》、《白毛女》、《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闯王进京》、《反南阳》、《陈胜王》、《九尾狐》、《正气图》等。还有丝弦剧团自编自演的剧目《农民服务所》、《农民与蛇》等。这些剧目的演出，既发展了戏曲，也增加了剧团的经济收入，戏剧界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改造演出场所

解放之初，接收影剧院15个，其中戏院多，影院少，大都破烂不堪，演出条件很差。还有一些曲艺演出场所，如茶社4个，露天书场6个，杂技场2个。人民政府接收后，逐步进行了改造。

首先是经营体制的改造。区别不同情况，对这些影剧院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一是收归国有经营，如建国堂戏院，后更名人民礼堂；第一舞台，更名新中国戏院；升平戏院，更名五一戏院；劝业场影院，更名解放影院；还有艺术戏院等，一切行政、财务、人事和影戏业务均归当时的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盈亏由国家负责；二是由国家暂时代管的过渡形式；如新世界戏院、新新戏院、同庆戏院、中华戏院等，这些戏院都分布在南花园，条件较差，由国家扶助经营，经济上自负盈亏；三是自管制，如东华戏院、和平戏院、海市戏院、义友戏院、胜利戏院、天泉曲艺厅等，这些场所多系临时建筑，设备简陋，但当时业务情况较好，收人较多，所以私方有自营的积极性，仍维持了私有制。

文艺队伍云集

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就有不少文艺工作者随解放大军进石家庄，参加石家庄市文艺部门的接管、领导工作，1948年之后，更有大批文学、音乐、戏剧、美术干部从各地云集石家庄。1948年8月，华北文艺界协会在石家庄成立，数以千百计的著名革命文艺工作者云集石家庄。协会成立后，出版了《华北文艺》，一直出版到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前夕。以后，华北平剧院、晋察冀抗敌剧社、群众剧社、工人剧社以及冀中火线剧社、前线剧社等解放区的著名文艺团体都先后进驻石家庄。之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统区的著名艺术家也进入石家庄，长期在北平坚持进步戏剧活动的祖国剧社与演剧二队，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也秘密转移到石家庄。以石岚、石梅、刘景毅、蓝天野、苏民、童超、赵寻、严青、夏淳等为骨干组成华大第二文工团。当年在石家庄的著名文艺家还有田汉、丁玲、艾青、崔嵬、任桂林、薛恩厚、张梦庚、刘乃崇、李紫贵、凌子风、汪洋、孙维世、石联星、郭兰英、王昆、贺敬之、严辰、蔡其矫、胡沙、彦涵、李琦、王朝闻、江丰、吕骥、徐光耀、陈明等。

据粗略估计，1948年到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多位。革命文艺队伍空前壮大，有力地推动了石家庄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文艺舞台空前繁荣

文化艺术工作者齐聚石家庄，群英荟萃，带来了文化事业尤其是艺术创作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开创了石家庄文艺史上的巨大辉煌，同时也对全国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7年11月底，华北联大文工团全体开赴石家庄开展工厂文艺活动，参加郊区土改，并进行广场、剧场演出。除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及腰鼓秧歌外，还创作演出了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一百万》、《李顺坦白》、《一场虚惊》、《大报冤仇）等剧。

由汪洋率领的晋察冀电影队被根据地军民称为装在一辆大车上的流动电影制片厂。该队于1946年10月15日，由聂荣臻司令员请东北局从接收的伪“满映”的物资和人员中支援而成立的，分为放映队和摄影队，在艰苦的条件下，主要是拍摄新闻纪录片。因录音、洗印等设备安装在一辆胶轮大车上，是可以用两头骡子拉着走的流动电影厂。他们用简陋的设备，手工操作，制作了《华北新闻》，内容包括《钢铁第一营授旗仪式》、《解放定县》、《正定大捷》、《向胜利挺进》，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于1947年7月1日在晋察冀军区首映，受到指战员的好评。石家庄解放后，他们随部队进驻石家庄，制作了记录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华北新闻》纪录片，影片真实地纪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指挥战斗，和解放军攻打石家庄时攻据点、炸口子、架云梯的场面，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革命纪实电影艺术资料。1949年2月在石家庄放映，获得广泛好评。

1948年3月，冀中年画研究社由辛集迁入石家庄，与华北联大美术工厂合并，成立大众美术社，到年底出版了30多种木版新年画。几个月时间，共印制60万份，如冯真的《娃娃戏》、李琦的《四通八达》、洪波的《参军》等作品，这些新年画从多方面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现实生活和英雄事迹，使新内容与旧形式兼包互容，相得益彰，新中国成立前夕，部分作品还在北京中山公园展出，受到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为了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在北平解放以后，石家庄市的几个戏院，曾接待过梅兰芳、尚小云、马连良、张君秋、吴素秋、丁果仙、常香玉、荀慧生、毛世来、李和曾、王玉罄、金月仙等全国著名的艺术家、表演家的演出，对石家庄戏剧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加强对旧剧的改革，写出了对戏曲工作带有指导性的重要文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专论，1948年11月1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专论把当时上演的旧剧剧目，大体分为对人民群众“有利”、“无害”、“有害”三大类，作为审定剧目的标准，指出对后一类剧目应该停演或经过重大修改后再演出。专论发表后，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根据专论精神，并结合当时舞台演出现状，初步审定了一批“现时准演及准备暂时停演的剧目”，共计433出。

文艺创作空前活跃。1948年8月创作并演出的话剧《红旗歌》，是当时全国第一部反映城市工人生活的优秀作品。它以大兴纱厂为创作基地，以纱厂女工为原型，描写了工厂开展红旗竞赛中发生的故事。《红旗歌》在石家庄由华北联大文工团首演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并由吴祖光执导摄制成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坛盛事。由于对《红旗歌》的不同看法，还在文艺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影响十分深远。

1949年10月，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了三幕话剧《不是蝉》。全剧以后进工人马顺保的转变为线索，描写了铁路工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场面，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很有艺术感染力。《不是蝉》应邀到北京演出，连演几十场，引起轰动，中央广播电台还录制了唱片向全国广播。当时甚至流传过这么一句话：农民戏看《白毛女》，工人戏看《不是蝉》。以《红旗歌》和《不是蝉》为标志，文艺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塑造了新中国舞台上最初的一批工人形象，为以后城市工厂题材作品的创作开辟了道路。

由薛恩厚编导的京剧《四劝》，表现了封建势力被完全推翻后，农民如何树立新的劳动态度，被称为“解放戏”。著名学者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写道：“《四劝》用平剧来写土地改革后的农民生活，是平剧改革的一个新的尝试。”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同志观看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四劝》的创作是平剧发展的方向。

华北平剧院在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之后，由任桂林、阿甲创作演出《进长安》一剧，运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批评太平享乐观念，形象地宣传了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精神，很受观众欢迎。

此外，还有华北大学文工团于1948年8月创作上演了揭露国民党石家庄特务机关罪恶的话剧《十九号》，演出效果十分强烈，在全市造成很大影响。由贾华含创作，陈因、郭钧绘图，老艺人刘魁显演唱的《土地还家》，表达了土改后，翻身农民获得土地的喜悦和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的激动心情；还有由鲁煤作词，周巍峙作曲的《石家庄解放对口唱》、《工人翻身万万年》等革命歌曲，经著名艺术家王昆、郭兰英演唱后，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的劳动热情。

群众文化工作活跃

石家庄在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建有民众教育馆。解放后，晋察冀边区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文化组接收了民众教育馆，在对民众教育馆的资产进行保管、登记的同时，开始在朝阳路155号筹建新的民众教育馆。经过短时间筹建，于1947年12月24日正式开馆。新的民教馆设立了图书股，开辟了展览室，建立了图书阅览室，1948年，市政府拨价值五万斤小米的资金购置图书和宣传品，购买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图书3000多册，报纸10多种。馆藏图书达5000册。把经过整理的有科学价值的旧文物和搜集的胜利品，用来建立陈列室，还建立了问事处，办起了黑板报，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报道国内外和本市的重大新闻。之后，又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在中山路、新华路、大桥街、南大街等街道安装广播喇叭20多个，每日中午、晚上休息时间进行广播；在各区建立了教育分馆；开展了图书借阅活动，在人民公园建立了图书代借站，在大桥街、解放路设立了图书室，到1949年，年图书借阅量达3万册。同时，陆续从中央直属机关、晋察冀边区和华北政府图书馆接收文物近万件，图书12万册，于1950年成立了图书博物馆。民教馆从开馆到1949年底，在基层、外地举办各种展览会35次，街头展览50次，参观的民众约有20万人次。到附近7个县展览15次，举办各种讲座27次。

为适应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全市还成立了俱乐部，修建了体育场，开展了生动、丰富的业余文化活动。1949年开了职工运动会和秧歌比赛，参加秧歌比赛的有1400多人。各工厂有秧歌队12个，俱乐部13个，职工自己创作剧本20多部。

三、新闻事业

石家庄解放后，一方面接收国民党时期的报纸和电台，一方面筹建新的报纸、广播电台，建立人民自己的宣传舆论机构。

第一张城市党报

石家庄战役前，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决定，从晋察冀日报社和冀晋日报社抽调一批新闻干部、管理人员、电务人员、印刷工人，成建制地开赴新解放的石家庄市，创办第一份城市党报，并成立了社务委员会。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抽调的人员随同新组成的中共石家庄市委迅速进入市内，一边接管原国民党的《石门日报》、《前锋报》、《新生报》、《建国日报》等报社的人员和设备，一边积极紧张地创办《新石门日报》。

为了加强对党报的领导，中共石家庄市委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经过几天紧张筹备，《新石门日报））于1947年11月18日正式出刊，为四开四版周七刊。1948年1月改为《石家庄日报》。

《石家庄日报》社委会由张春桥、陈道、周游、何纪荣、石虹五人组成，张春桥是社长兼总编辑，副总编陈道。内设编辑部、采通部、经理部。1948年11月，在社委会领导下建立了编辑委员会。

报社成立之初，地址在桥西华安街六号原《新生报》社旧址。大约在1947年12月初，在福源街另建了工厂，编辑部移入人民公园背后新开街的日式房子内，和市委在一起。1948年初移到人民公园西侧。1948年11月备战结束后，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一起搬到新华路西头革新街东侧。

当时，物资紧缺，开始出版的报纸，全部使用的是麻纸。1948年初，一度出版对开两版，后来是四开四版。

《石家庄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城市党报，保证报纸质量，真正成为党的喉舌、联系群众的桥梁，是非常重要的。为此，做了多方面的探索。

城市报纸不同在农村根据地办的报纸，必须注意新闻的时效性，避免在农村根据地时因交通通讯不便而使新闻报道延时过长的弊病。当时报社记者白天活动，当晚就发稿，一般在晚九点截稿。个别重要新闻，编辑部一直等到十一二点，报纸一般要求清晨六点至七点发出，全由发行科投递员直接投递。

在内容和版面编排、设置上，适应城市特点，特辟多种专栏，登载经济新闻、行情物价；开辟了副刊和读者来信栏。读者来信栏刊登群众的批评建议，回答群众提出的一些问题，让城市群众耳目一新，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增强了群众和政府的联系。

认真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依靠群众办报。当时报纸的容量大，又是日报，每天都出报，而记者不过五六人，最多时是8人。一方面依靠记者积极努力，另一方面建立通讯员队伍，依靠通讯员。通联科3个人，联系着100多名通讯员，负责修改来稿、复信、退稿。重要新闻很少漏报。

《石家庄日报》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创办的。解放之初，发电厂还没有恢复生产，印刷机依靠手摇。电台收发报也依靠手摇发电机。全体编辑、记者、职工，团结一心，艰苦创业。编辑人员一支蜡烛工作到深夜。排版铅字字模不全，铅字的耗损又大，因此每天要大量翻字。而刻字工人凭着高超的技艺和积极性，从不误事。进城之初，编辑部全部人员和经理部的少量人员是外来的，工厂的工人绝大部分是本地的。编辑部人员十分注意和工人的团结。夜班发稿完毕以后，部主任、科长、编辑就来到排字车间，一方面当场解决拼版中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帮递送点东西。每天下午，有一小时学习，由编辑、记者轮流讲解社会发展史、党的方针政策、时事等。工人们热情很高，提出许多问题，要求解答，热烈讨论。正是依靠全体职工的团结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不仅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而且印刷厂不断扩大，添置了许多字模、机器，后来盖了新厂房，盖了一些职工宿舍。这些都不是依靠国家投资，而是依靠自身积累。

当时，《石家庄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石家庄分社是合一的。报社记者在向报纸供稿的同时，又向新华社总社发稿，报社各科接收新华总社电讯，同时向总社拍发本市的稿件。1949年河北省成立后，新华通讯社改称新华通讯社石家庄支社。同年下半年，这种报社与通讯社合一的形式才取消。1949年9月份，报社除有社长1人外，还设有正、副总编，编委会下设办公室、报编部、采通部、经理部。此外，还在全市聘请了特约通讯员，形成了百余人的业务通讯网络。

建立人民广播电台

石家庄解放后，接收了国民党广播电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台址在休门赵家祠堂。当时称“石家庄新华广播电台”，隶属市民教馆管辖，1948年初移交市人民政府文化局管辖，台址由休门赵家祠堂迁至中山路市文化馆，由文化馆代管。当时，石家庄周围的一些大城市尚未解放，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改为“石家庄新华有线广播电台”，使用10瓦、30瓦、40瓦三部扩音机，并借用电信局线杆架设线路，安装喇叭，使南大街、大桥街、民族街、五一街等繁华地带通了有线广播。

1949年夏，石家庄新华有线广播电台迁到中华大街128号，在搞好有线广播的同时，开始恢复无线电广播。此时，广播设备和播音条件极其简陋，一部25瓦发射机，发射线只有20米高，全台有9名工作人员，直到1950年以后，广播设备才有了明显改进，全部改用无线电发射广播，正式定名为“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

四、医药卫生

石家庄市解放后的第三天，即1947年11月14日，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卫生组开始接收旧医疗机构，先后接管了铁路医院、国民党六十三军后方医院、市立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和国民党第三野战医院。1948年1月初，市政府正式成立卫生局，内设一室四科，即秘书室、总务科、医政科、药政科和卫生防疫科，领导全市的医疗卫生工作。

在接管旧医疗机构的同时，着手进行新医疗机构的筹建工作。将原第一、第二医院合并成立石家庄市立医院，院址在今中山东路路北，设内科、外科、妇产科、药局、化验室、X光室，有病床30张，医护人员71名。成立的第二所医院是将接收的平汉铁路北段医院改建为晋察冀边区铁路管理局医院。第三所医院是1949年7月16日建立的石家庄市传染病医院，当时有医护人员18人，病床10张。

为适应解放初医疗单位少的情况，合理安排市民就医，在1948年2月，石家庄市政府、晋察冀边区石家庄铁路管理局联合发出通知，对市立医疗机构的诊治范围进行分工，石家庄市立医院负责市供给系统的机关、学校及各区市民的医疗，铁路医院负责铁路职工、市区内各公营企业职工及不属于石家庄市领导的各机关人员的就医。

同时，加强对公立和私立医院医疗人员医疗水平的考核、管理。1948年9月6日，市政府发出对西医医生资格考试的通知，1948年10月25日又发出对全市中医医生资格考试的通知，对全市执业的中、西医生进行了严格的考试，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

解放后，医疗卫生工作发展很快。据卫生局对解放初全市的医疗机构和执业医生进行核定，解放初期，全市医疗机构，包括公立、私立医院和诊所共计26个，有中医136人，西医72人。1948年全市医疗机构16个，床位125张，中医145名、西医94名、医士2名、护士20名、药剂师2名、检验1名，其他人员91名。1949年有医疗机构29个，床位220张，中医150名、西医113名、医士25名、护士42名、药剂师6名、检验4名、行政管理及其他人员155名。

到1949年，全市平均每千人医院床位数0.79，平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1.60人，平均每千人护士数0.15人，平均每千人医师数0.58人，其中中医师0.54人，西医师0.41人。

第五节建立新民主主义财政金融体制

一、 财政体制

石家庄解放后，立足于建设机构。1947年12月27日成立石家庄市政府税务局，之后，在市内的方针，致力于发展生产，增加经济收入，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工商税收和预算管理体制。

税收

首先建立和完善税收征管四区建起4个税务所，郊区建起两个税务所，职责是：负责小商贩的登记审查、组织评议、换发牌照、催交入库，以及对偷税漏税问题的处理、临时营业税和交易税的征收管理。1948年又建立车站税务所，负责铁路应税货物的征收和检查工作。

为了使工商业者有“喘息恢复的机会”，免征1948年1月前应征的工商业税，推迟春季征税时间，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前半年多时间未征税，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着手税收征管，对工商业征收工商业税，范围包括固定工商业营业税、所得税、摊贩营业牌照税和临时营业税等。1948年6月份新开业者免征，同时规定，制造业减半征收。

1948年9月，华北解放区在石家庄市召开全区财政会议，制定了新农业税则、工商业税、烟税、酒税等税收法令，统一了华北解放区的税收制度。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华北区农业税暂行规则》，对完成土改的地区，由征收统一累进税改为征收农业税。石家庄市已完成土改，开始征收农业税。1949年1月起，华北人民政府先后颁布牲畜屠宰税、薪给工资所得税、进出口货物税、工商业所得税、营业牌照税、临时营业税、房地产收益税、矿业税、交易税、印花税等十几个税收条例细则和办法，使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到1949年底，石家庄市先后开征临时营业税、房产税，地价税、交易税、工商业税、烟税、酒税、屠宰税、摊贩牌照税。

不断完善的税收制度，使工商业和市民的负担趋于合理，保证了财政收入。1948年全年税收，包括工商税、农业税、契税和其他税收共计266万元。1949年，不包括农业税，共计198万元。

预算管理

在开源的同时，加强预算管理。1948年1月12日，市政府即发出严格预算制度的通知，规定从2月份开始，各预算单位按季编报预算，经批准后方可拨付粮款，并于每月底造报决算并附单据报销。通知还规定全市各公营企业也应每季向财政局编报预算，经批准后在该企业内自己开支，财政不拨粮款。

1949年，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指示，财政体制改为华北财政与地方财政两级制度。华北财政体制内又分为两部分，华北开支和华北留归石家庄开支。

财政支出，1948年113万元，1949年219万元，主要去向有三大项。一是用于城市市政建设和维护，1948年支出11万元，1949年31万元，分别占全年支出的9.07%和14.16%。二是用于文教卫生，1948年43万元，占全年支出38.05%，1949年67万元，占全年支出30.59%。三是用于行政开支，1948年50万元，占全年支出44.25%，1949年65万元，占全年支出29.68。

二、金融业

接收旧金融机构

石家庄解放前，市内的金融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银行，共有6家，中央银行石门分行、中国银行石家庄支行、交通银行石家庄支行、农民银行石家庄办事处、河北省银行石门分行及石门市银行，属于官僚资产。石家庄解放后，首先清理接收了这些银行，全部由晋察冀边区银行接管。

另一类是银号。1947年共有明、暗银号45家，1947年4月，有20家银号倒闭或自动转业，解放后，清理接收了25家银号。其中的公营银号经清理于12月归并边区银行，私营银号逐步允许复业。1948年石家庄市区的私营银号华丰、德兴隆等17家相继复业。

建立人民银行

1947年12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南大街44号建立边区银行石家庄分行，受边区银行总行领导。1948年4月12日，冀南银行总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迁至石家庄市联合办公。同年10月1日，两行合并，改称华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石家庄分行随之改称华北银行石家庄分行。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华北银行石家庄分行随之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分行。

统一流通货币

为了扭转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华北银行石家庄分行成立后，即开始在石家庄建立本位币。1947年11月18日，晋察冀边区银行石门分行即发出确立本位币的第一个布告，即从11月18日开始，兑换法币，作为过渡，法币还可在市面流通。11月26日，作为确立本位币的第二步，市政府发出“为了建设新石门，繁荣市面，便利市民交易，使市面货币划一，今后市场交易以边币为准，不准冀南币在市流通”的布告。1947年11月28日，市政府发出自29日禁止法币流通的布告，正式以边币定为本位币，确立了单一币种。确定本位币不久，市政府发出对金银管理的布告，“严禁生金银及银元私自交易，但允许保存，民业亦不得经营”。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完成了对货币、生金银的流通、管理工作，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金融市场的混乱状态。

存贷业务

金融存贷业务有了很大发展。1949年，全市存款281万元，其中企业存款275万元，财政性存款6万元，年末存款余额11万元。

发放贷款，扶助工农商业发展。1948、1949两年，对公营工商业、郊区农业、机关企业、合作社经济、私营工商业发放大量的贷款，极大的扶助了全市工农商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1948年石家庄分行放贷共计356009228元。其中贷予公营企业224729074元、私营企业97726581元、合作社33553571元，郊区农业贷款达40多亿元。

1949年市内工商业贷款共计2716693万元。其中公营工业547481万元，占贷款总数的20.2%，商业贷款564677万元，占贷款总数的20.8%，其他12205万元，占0.45%；合作社贷款224600万元，占总数的8.2%；私营工业284695万元，占2.3%，商业22079万元，占0.8%，其它48828万元，占1.8%。郊区农业贷款方式改为实物放贷，全年放贷棉籽10万斤，肥料近60万斤，打、修井600多眼，增添、修理水车250多架，增加牲口1000多头。

第六节 战备和增产补损竞赛

石家庄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没有一天忘掉要毁灭这座城市，除了派遣潜伏特务，暗杀、纵火，制造混乱外，就是凭借空中优势，派飞机狂轰滥炸，并伺机动用地面部队偷袭，妄图使石家庄变成焦土、废墟。

人民政府面对极为严峻的生死考验，用大无畏的精神，带领石家庄市民作好战备，抗击国民党军肆意轰炸和军事偷袭，众志成城，既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也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一、抗击飞机轰炸

从1947年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军的飞机就飞临石家庄上空，狂轰滥炸，目标主要是军政要地、电厂、大兴纱厂、焦化厂、铁路大厂、铁路以及居民区，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

以大兴纱厂为例，从11月12日开始，国民党的飞机对大兴纱厂狂轰滥炸一周，共投弹175枚之多，炸毁厂房、仓库、办公室等房屋建筑452间、116331平方米，炸毁细纱机3000锭、络经机200锭、络纬机300绽、变压器5座、其他机器设备50余台。炸后起火烧毁棉纱12000件、棉花2307包、棉毯41.5包、毛巾7包，和足够11000锭、300台布机使用至少三年至多十余年的各种机物料，另外，还损失了二亿多元的法币现金。

再以1947年11月15日为例，飞机轰炸后，复兴路东口路北路南、厂子巷、吉祥胡同、声远里、普安胡同、三条胡同等居民聚居区变成一片废墟。躲进地洞的四五十人，因洞口炸塌，全部闷死。二区七街、学堂街一带，炸毁房屋50多间，居民罗小皂一家5口全部遇难。大同街炸毁房屋七八十间。工商业繁华区炸毁商店、作坊、摊点房屋370间，受损工商户315户，死伤37人，损失物品折合款额205850余万元。

1948年国民党飞机继续对石家庄狂轰滥炸。据统计，1948年4月至1948年底，国民党军共出动飞机87架，轰炸、袭扰46次，共投弹304枚，炸死138人，伤141人，毁坏房屋2113间，以及损毁火车头两个，炼焦锅炉1个，以及自动电话机器及电灯、电话线路。

其中尤为严重的是，1948年8月22日和9月中旬的轰炸。8月22日三度有18架飞机轰炸居民区，死伤67人，毁房100余间。9月中旬，一连五天狂轰滥炸，13日更为肆虐，从下午2点半至4点半两个小时内，21架国民党军飞机，分三路投下炸弹70余枚，其中1000磅的重型炸弹10余枚。袭击的目标集中在市内首要机关区。公安局干警13人遇难，新华路铁路分局被炸死职工7人，新开街警备司令部死难工友4人。还有一些单位和居民区被炸死职工和居民30人，伤25人，炸毁房屋200余间。14日，又有17架飞机集中轰炸了郊区南新城、大郭村及肖家营等地，驻南新城的“华北军大”牺牲21人，伤22人，村民被炸死78人，伤95人。军校驻房全毁，民房仅大郭村一村即毁2320余间，损失粮食540石。

正如10月6日石家庄市各界联合追悼历遭美制蒋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死难同胞大会上的祭文写的：“美蒋匪帮，残暴不胜，铁枭肆虐，闾里尽掠，机枪扫射，炸弹砰轰，商号工厂，屋厦四倾，婴儿妇女，尸体纵横，瓦砾遍地，一片血腥……”

狂轰滥炸，企图制造混乱，扼杀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血腥屠杀，妄图吓倒石家庄人民，迫使群众和共产党政府离心离德。这对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政府的应变、管理能力，也检验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市政府组织党政军民抗击敌机狂轰滥炸。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损失，特别是人员伤亡减低到最低限度，市政府做了大量防空、救护、救济工作。1948年2月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建了防空总队，各区、街也组建了相应的防空救护队，动员机关、群众挖掘防空壕沟，做好防护准备。据统计，至1948年底，全市共挖防空壕45781米，掩体2134个，防空洞1521个。对受灾市民适当安置，并发给救济粮，死者给以棺木。市政府领导同志到医院慰问伤员，多次举行追悼会，悼念遭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死难同胞，号召全市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组织起来，重建家园。

各级干部临危不惧，及时报警，组织群众疏散、隐蔽。在每次敌机轰炸中，防空总队和各区街防护小队都能及时到位，维持防空秩序和实行警戒，挖掘被掩埋市民，及时送医院抢救。在敌机连续轰炸中，公安局虽然受损严重，但是，干警们不顾个人安危，或坚守岗位，或奋不顾身地抢救群众。在历次大轰炸中，全市几百名干警无一人脱离岗位。当时的消防队只有二十多人和两部日本老式消防车，他们冒着天上呼啸的炸弹、地上炸起几丈高的飞土和气浪的冲击，昼夜不停地救火、救人，哪里有爆炸火光就往哪里冲，使燃起的多起火灾未能成害。群众说：共产党的消防车也是救护车、救命车。在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干警们有的守护电话及时向上级报告情况，使公安系统的通讯联络始终保持畅通。全市各交通要道、十字街口都有干警指挥群众疏散，救死扶伤。有的自身负伤，仍继续抢救群众。由于政府采取了积极的防空措施，虽然屡有损失，但市面平稳，民心安定。

二、粉碎蒋傅军偷袭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空中轰炸对石家庄的破坏，而是处心积虑地策划地面奔袭。1948年5月，就策划了阎锡山、傅作义部合袭石家庄的计划，因阎锡山部损兵一师，傅作义部惧歼，未敢轻举妄动，偷袭破产。10月，蒋介石又一次策划了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迁来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西柏坡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石家庄的地位，更加显赫起来，蒋介石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从1946年7月即内战爆发时算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要求各战略区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在九月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华东野战军攻克山东省会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战场，辽沈决战胜利展开，锦州、长春被人民解放军解放。

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蒋介石坐卧不宁，于10月慌忙飞往北平。蒋介石此时深感军事形势江河日下，必须采取某种实际行动。他同傅作义几经密谋，认为石家庄一带兵力空虚，如能组织一支快速部队突袭石家庄，突袭中共中央，足以收扭转战局之效。

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华北“剿总”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成命令，任命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四师师长刘春方、新二军暂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并规定了部队在保定集结的时间。

参加突袭的蒋傅军各部队于第四天下午在保定集结。当晚七时左右，总指挥郑挺锋在保定城内新二军军部召开师以上官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郑挺锋下达了攻占石家庄兵力部署的命令，“剿总”参谋处副处长任兆同宣读了“剿总”关于夺取石家庄之后部署的命令，大意是：占领石家庄的各部队，要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同时派出兵力，搜集市内战略物资，装车运回保定。成立石门市政府，由“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任市长，成立石门市守备司令部，由暂编三十二师师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占领后不能固守时，由杜长城爆破大队和工兵部队协同，对一切战备设施和建筑进行被坏，一直破坏到不能使用为准。

蒋傅军策划的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尽管极其机密，但是，当天就被北平地下党获悉，急报华北局城工部，转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军委几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计划。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华北军民在保石路沿线的望都、唐河、沙河、滹沱河筑起四条防线抗击敌军。

冀中军区七纵队和上万民工，在望都、唐河两线，构筑抗阻阵地。北岳、冀中两区党政军和各县主要领导干部，带领所属部队和20万民兵，开到了平汉路上，对进犯之敌可能通过的各条道路展开破路断交，埋雷设障，并准备待敌到来时，给以猛烈袭击。沿途军民在敌可能经过的村镇、路口，实行村村联防，空室清野，他们埋藏了粮食，掩盖了水井，转移了家畜，准备以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迎击进犯之敌。同时，军委和华北军区急令在平绥线东段作战的华北野战军三纵赶往保定以南的望都地区。连石家庄华北军政大学的学员也组织起来，准备抗击进犯的蒋傅军。

10月26日，蒋傅军突袭部队自涿县南北地域沿平汉线向南进犯。先头的九十四军当日下午乘火车到达定兴，尔后换乘汽车向保定开进。刚过徐水，道路断了，地雷响了，汽车瘫了，马匹惊了，顿时人马乱作一团。预伏于路西的解放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向慌乱之敌发起袭击。战至黄昏，九十四军遗尸过百，损坏汽车三十多辆，无法继续南犯，只得返回徐水以北，第二日另谋他途。这样，原定集结保定的日期，被迫推迟了一天。从定兴到保定不过六七十华里，汽车竟走了26小时之久，平均每小时只走2里多。28日，蒋傅军偷袭部队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从保定兵分四路齐头并进，向石家庄进犯。沿途遭到猛烈袭击和顽强阻击，到30日，还在唐河、沙河一线徘徊。

面对蒋介石突袭石家庄、西柏坡的阴谋，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进行严密的部署予以抗击的同时，在政治上及时予以揭露，这也是破敌的重要措置。毛泽东主席亲自为新华社连续写了四则电讯。10月25日写了第一则《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27日写了第二则《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31日又写了《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述评。四则电讯揭露了蒋傅军“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的阴谋，公布了偷袭敌军的兵力配置，报道了“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在述评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为了刺激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造成北平空虚，反问“究竟他们还要不要北平”？指出，“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些消息和评论，十分准确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对偷袭的国民党军造成了极大的震慑，敌突袭副总指挥刘化南，看到2５日新华社的消息后，哀叹说：我们自以为这是一次极为秘密的行动，可是部队尚未出发，解放军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登在报上，只怕此举是“有去路，无回路”。

而此时，远在５００多里路外的晋察冀野战军三纵，克服重重困难，日夜兼程，仅用了４天多的时间，于３１日凌晨到达指定地点。进犯的蒋傅军见状，急忙回窜，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的阴谋破产，共丧失官兵３７００余人，战马２４０匹，汽车９０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

蒋介石阴谋偷袭石家庄的消息传到石家庄，备战工作在石家庄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肖克的指挥领导下，石家庄成立了统一的备战指挥部，由市长、市委书记亲自领导，有关部门参加，下设经济、宣传、战争动员、武装治安各部。同时各区也以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分局长以及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建立了区指挥机关。所有干部都按系统编入战时组织。

动员全市军政人员和群众一齐投入斗争。26日，揭露蒋傅军袭击石家庄阴谋的消息在石家庄的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当天晚上，中共石家庄市委召开了全市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布置了备战工作。27日石家庄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布了布告，30日市长柯庆施也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紧急动员起来进行备战，用自己的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偷袭阴谋。

在备战中，首要的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市政府把保护技术人员和工人家属的安全作为重点，动员他们疏散转移到外地，妥善安排衣食住行等问题，在驻地建立了食堂，成立托儿所。除个别高级职员、工程师、会计、技师没有跟随转移外，大多数技术人员都顺利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保证青年学生的安全也是重点，号召和组织青年学生转移到山区，全市９０％以上的青年学生转移到了赞皇山区。

采取切实措施，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们群众的正常生活。

一是留下部分干部和职工照常上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保证电话畅通，照常供电、供水。

二是为了防止敌特、坏人的破坏和偷抢物资，稳定社会秩序和保护工厂、铁路的安全，以警察和保安人员为骨干，组织起了4500余人参加的治安防护队，日夜巡逻、放哨。

三是平抑市场物价，保证市民正常生活。备战消息于26日在报纸上刊载后，27日上午一些群众即开始争相抢购米面；一些投机商也乘机收买，致使米面价格猛涨，白面每袋由7000元上涨到36000元，小米每市斤由370元涨到600元，食油每市斤由1350元涨到了1600元。出现这种情况后，有关部门及时采取对策，工商局、工商联合会、贸易公司召集粮店开会，商定价格，提出不能囤积。仅5天内，由公营贸易公司售出的面粉即达3500袋，小米9.5万公斤；公营裕民公司在7天内也出售面粉15363袋，黑面11180公斤，小麦5万公斤。当时私人投机商每袋面涨到36000元，而公营商店则售价32000元，随后又逐步下降，这样就使粮价跌了下来，到28日涨价风平息。对于其他日用品，市政府规定，要留下相当数量的必需品供应市民；公营商店必须有人支应市面；公营企业必要时抛售平价物品；必须分散出售，并联合起来，打击私商囤积和操纵市场。经过这些工作，市场物价得以平抑。

疏散转移设备和重要物资。针对偷袭的国民党军携带大量炸药，妄图对工厂进行破坏的阴谋，迅速组织疏散，重点是大兴纺织厂、炼焦厂、铁路机厂、电灯公司、裕民实业公司等6个单位。各企业迅速组织工人、技术人员，拆卸机械设备，组织运输，用最短的时间，疏散到了束鹿、衡水铁路沿线和赞皇等山区县境。由于铁路员工的努力，一天运量最高达3000余吨，一周内共转运物资重量达11000余吨。

三、增产补损竞赛

11月初备战结束。为了把损失弥补回来，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补损”运动。首先由铁路大厂开展，得到了中共石家庄市委的高度赞扬。市委于1948年11月20日发出全市公营企业开展增产补损竞赛运动的号召，得到了全市职工的热烈响应。全市近30个公营企业积极投入到竞赛运动中，历时两个月，截止到1949年2月底胜利结束。

各工厂的党、政、工组成了竞赛委员会。各部门互相支援，密切配合，经过工厂中党，政、工各组织在职工中深入的动员与思想酝酿，使这一运动成为有领导的群众自觉的行动。各单位结合工人自发的热情，制订计划，进行挑战竞赛，使劳动效率成倍地增长。

有的从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上来达到补损目的。铁路大厂平均每天完成两个星期的复工计划，原来计划两个月装修客货车76辆，实际一个月零一天就提前完成了；装修所原定一个半月修好机车12台，结果也提前完成任务。不仅补偿了备战的全部损失，而且增产相当于21万公斤小米的价值。第一发电厂两天完成十天的计划。大兴纱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安装11296锭的工作任务。

在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竞赛运动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在大兴纱厂，著名歌剧《红旗歌》女主人公，就是以纱厂女工阎金芬为原型的。机电保全和纱厂保全工，除了修理损坏的零件外，还搞大修配，完成了三部细纱机、暖气设备、给水设备、喷雾设备、以及四道粗纱机的大修配任务。原来本厂根本不能制造生产的机器零件，如锭脚、锭心、罗拉、距纱架等，现在工人自己动手制造。1948年共制造大小机器零件141963件，解决了修复当中的困难。在安装机器方面效率更高。保全工人安装288个锭子的一台细纱机，在5月份以前需要140多个工，到9月份安装400个锭子的一台细纱机，就只要100个工了，10月备战以后，安装一台细纱机只50个工就够了。短短几个月中，工效提高了二倍以上。安装钢丝机5个人12个小时包大锡林5个，比以前12个小时包大锡林2个的效率，也提高了一倍。另外，电料科18个工人，全年完成了500余马力动力、近千盏电灯的安装工作和管理工作，工作量之大，是过去根本做不到的。由于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纱、布产品总产量迅速上升，棉纱由1948年1月份的4.87件，提高到12月份的854.82件；棉布由1月份的23匹，提高到12月份的4595.10匹；棉毯由开始生产时(6月份）的1506条，提高到了12月份的3587条。不少厂矿还改进经营管理，改革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了效率，并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如酿酒厂过去每市斤酒需红粱1.5公斤，煤炭0.75公斤，竞赛中５个厂中有3个厂降到每市斤酒需红粱２斤12两，煤炭1斤4两，大大降低了成本。在竞赛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发明和技术改造的典型，烟厂技师张文增发明制造了新式切烟机一部，从而使华北实业公司烟厂增产25％。

对此，《人民日报》做了大量报道。如：1949年2月21日报道：“石市工人阶级在建设人民工业城市中高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石市光明厂机器房机器班长王文藻，锅炉房班长雷振波两同志克服困难自造刨车已获成功，高度发挥了无产阶级的创造精神。”1949年3月30日报道：“石家庄电灯公司实验室工人继续发扬竞赛中的创造精神，装成一个三相六十KVA变压器。”1949年3月30日报道：大兴纱厂工人“细心研究创造了铜焊机，短路试验器与包缠棉纱机等。”1949年3月31日报道：“第三发电工厂工人改善烧煤办法，每日节省煤一百余万斤。铁路机厂在一个半月的竞赛中，有价值的创造发明达百件以上。”1949年4月15日报道：“裕民玻璃厂发明了以汽管代替口吹，增产四倍；振华皮革厂技师发明了烤干机等等。”

这次竞赛，除了上述收获外，更重要的收获还在于使干部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开始认识到工人群众的力量与创造性，在竞赛过程中，工厂中党、政、工组成的竞赛委员会，成为竞赛的统一的领导组织，行政上的生产计划与企业管理获得党组织和工会的有力支持。在运动中加强与丰富了党组织和工会的工作内容，改进了党、政、工在关系上不够协调的现象，并且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竞赛中提拔了不少工人干部，在14个单位提拔的175名干部中，有１３０人是工人。不少工厂在竞赛中公开了共产党组织，并号召工人入党，进一步提高了党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