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里窥人 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很难再出韩寒 光环渐褪有的不再写作
曲薇薇
落座后,曲玮玮的第一件事是拿出电脑,“先处理一个工作,很快”。当她的大四学生忙于找工作、读研或出国时,21岁的曲薇薇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带着其中的三两个人经营了一个微信官方账号。公号介绍里,她是“两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和“最有故事的女同学”,她的微博认证写着“第十四届、十五届‘作家杯’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1998年,《萌芽》杂志创办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鼓励青少年创造性写作,其影响力一度辐射全国中学生。像前辈韩寒和郭敬明一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是曲玮玮头上的光环,它象征着年轻、才华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当然,这两位前辈已不再需要用它证明自己。2016年,这场青少年比赛迎来了它18岁的“成人礼”。目前互联网对“创意”开放,“新”的定义在高考作文中不断刷新。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人数从第一届的20人左右增加到65人,但始终没能走出“现象级”作家。“新概念就像一颗卫星,它最耀眼的光芒,在于它进入轨道之前。”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形容,这颗“卫星”进入轨道之后,就慢慢均衡发展。带着文学梦想走出“梦工厂”的年轻人中,有进军严肃文学的,有成为偶像的,有从事图书出版、编剧、情感时尚写作的,也有创业的。“偶像韩寒”曲薇薇选择了上海五角场大学城路上的一家咖啡店来迎接这个场地。她现在的住处是附近的一套复式公寓,也是用作工作室。差不多用了5个月左右,她把自己的公号从3万粉丝做到了40万。官方标题的文章主要写的是爱情,她说自己很擅长。1995年出生的曲薇薇,刚刚大四,自称恋爱不到十次。青春期的她,沉浸在我喜欢的男生长时间不喜欢我的悲伤中,写作可以“拯救”她,因为“一个世界是可以弥补的”。曲玮玮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看《萌芽》。《萌芽》在1996年改版后,将读者群定位在“大、中学生”,整本杂志弥漫着浓浓的青春文学气息。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史》一书中提到,《萌芽》杂志的年销量从过去的几十万册下降到一万册,以分数为导向的语文教育引起了教育界和文学界的关注。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在这个背景下横空出世,它倡导无约束的创意写作。李回忆说,起初参赛选手主要集中在上海。为了招募更多的参赛者,他们制作了海报,并发送到许多学校。新概念作文大赛主要面向30岁以下参赛者,分三个组别:A组是高二、高三学生;B组是初一到高一学生;C组是大学生。通常,A组参赛者最多。住在上海金山区的高二学生韩寒是第一名选手。那一年,他凭借半决赛作品《杯中偷窥》获得一等奖,之后借助《萌芽》杂志,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三重门》。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实行和高考挂钩的保送制。和韩寒同时获一等奖的有20人左右,有7位被保送进大学,其中,陈佳勇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韩寒本想高三时也可以这样,但他未升入高三便退学了。以一个反对应试教育的叛逆少年的形象,韩寒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偶像。从小读《沈从文与张爱玲》长大的曲薇薇,在读这些比她大一点的学生的作品时,非常开心。她开始“有意识地看这群人的作品”。在初中的最后一年,曲玮玮尝试着向新概念作文大赛投了一次稿,没进复赛;高一时再投,又没进。她觉得应该是自己功力不够,只能继续努力。文艺青年和曲玮玮相比,钱好参赛的经历要顺利许多。钱豪,1986年出生,现在是一家上海报纸的记者。她是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第六届、第七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钱好是浙江湖州人,她从初一开始看《萌芽》,新概念正红火的前两年,她在父亲的鼓励下,选了三四篇作文投过去。钱豪记得,她的获奖作品发表后,她的父亲惊慌失措:“女儿,有些东西你必须坚持。那篇文章不是我们的。他们犯了个错误。”实际上,登出来的那篇文章正是钱好写的——“他们在楼下打牌,我在楼上写,也没有打草稿,一气呵成。里面写了对家庭的不满,还写点小暧昧,然后就偷偷封上,剪了一个《萌芽》贴上寄过去,谁知道最后真的就中了这篇。”李说,第一届比赛有4000多人参加,后来猛增到7万到8万人。从2008年开始,人数有所下降,但无论预赛贡献多少人,复赛人数始终控制在220人左右。新概念作文大赛从举办至今,一直采用纸质投稿的形式,即使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每年截止日期前后,位于上海巨鹿路的《萌芽》杂志小楼都很热闹。那些信是由邮递员或快递员用麻袋送到二楼发芽办公室的。走廊和办公室里满是信件。作家张悦然是第三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她曾在采访中提到,每年的比赛日,教师都带着同学们一起参赛,就像一个团队。到了张悦然的第三届比赛,学生步行制被废除了。从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一些名校开始试行自主招生制度。那些认可新概念成果的大学可以把它作为高考自主招生的加分项。上高中后,钱好又参加了两次新概念作文大赛,都得了一等奖。高三时,她拿到20分加分,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两次未能打进半决赛的曲薇薇,在大二的时候再次投稿,这次入围。她说得很快,描述了当时的感觉,“嗯...不适宜”。有一会儿,她疯狂地挤压她的大腿,大腿肿了。“然后有一个扩张的时刻,扩张之后开始冷静下来,思考采取什么样的状态去竞争。”曲玮玮独自从山东威海的一个县城来到上海参加复试比赛,她跟一些同样没有家长陪伴的学生一起去外滩玩,拿着啤酒在江边吹着风,边喝边聊卡尔维诺、卡夫卡。“觉得很奇妙,新概念能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获奖给了她极大的信心。“我以前写的时候头都闷着,觉得很绝望。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版一部作品或者出版一部。”在第二次参赛获奖后,她坚定了许多:“觉得自己可能是有实力,可能人生永远有一个地方要留给文学。”孙。
创业者上海市巨鹿路× ×号26岁的孙陈余一口气记住了《萌芽》杂志的地址。他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已经快10年了。在北京中关村的一栋高端写字楼里,他懒洋洋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气中充满了孩子般的兴奋。广东惠州人孙宇晨是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但1990年生的他现在更知名的标签是:年轻的创业者。2015年,孙入选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企业家。他是湖滨大学首批学生中唯一的“90后”学生,现在他是一家移动社交应用程序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项比赛,改变我的一生。”孙宇晨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老师,母亲曾是记者,他从小涉猎书籍甚广。“当时在我们这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眼中,新概念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拿了一等奖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没什么差别,应该叫青年诺贝尔文学奖。”说这话时,他的眉毛挑起,神色有些激动。韩寒是当时孙的偶像。高中之后,他又喜欢上了王小波和李敖,“喜欢反权威、讽刺幽默的作家”。他自称极度厌恶应试教育,觉得自己是天才,“从小自我感觉特别会写文章,因为作文经常会被老师拿到班上念。”他不想“认真学习上大学”:逃课去图书馆看书;用中文回答英语考试;历史考试让他写负号的时候,他就写老师的名字,想写正号的就自己写。反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在新概念拿奖了,就可以不参加高考了。然而,2003年,初三的孙第一次没有参加新概念比赛。后来,他连续参加了三届,其中高二是他认为自己准备得最好的一届。他一次投稿三篇,一篇幽默讽刺小说,一篇实验小说,一篇随笔。“我决心要赢,我觉得没有人能比我写得更好。”说到兴奋,他会自己笑。他买了三本《萌芽》,分别撕下后面的投稿表格,填好寄过去。之后每天在学校偷偷用教师的电脑刷《萌芽》官网,直到发现自己又没入围。“天都塌了。”他大哭一场,一连失落了两个月。孙说,在那之后,他意识到“高考是唯一的办法”。当时已经到了高二下学期,他的成绩只有390分,连三本线也达不到。半年左右,他一口气把成绩提高到了500多分。“那就是彻底好好学习了,再也不搞什么猫三狗四了。”高三上学期,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又开始了。孙对没抱多大希望,也不想后悔,所以他原封不动地把第八届的三部作品送来了。一天中午,他到现在还记得日期——1月9日。父亲来学校找他,说上海来信了。“我看到是萌芽寄过来的参赛回执,说是能给我报火车票什么的。”这是孙第一次来上海。他只有16岁,去了外滩。“那时候,我觉得我要回惠州了。我真的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他是带着想写出“新概念历史上最牛逼文章”的雄心进入考场,看到标题《从这里出发最远》时就觉得很对胃口,“我当时写得很认真,心无旁骛。写完就觉得我能拿一等奖。”他确实获得了一等奖,也获得了申请北大的机会,增加了20分。光环褪去对于很多人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的光环很快就被证明是过去式。大一时,曲玮玮陆续在韩寒主编的电子杂志“one”和《萌芽》上发一些文章,写的仍然是青春爱情小说。这时,她想进入严肃文学,给出“几乎所有主流严肃小说杂志都提交了文稿”,但没有得到回复。“我在想是不是才能胜不了野心”,那个时候的曲玮玮处于一种极悲观的情绪中,忽然觉得严肃文学这条路很窄,“我前面的‘70后’、‘80后’在文坛上真正有所建树,被大家所认知就那么几个人,再反观我的实力,好像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大学时,钱豪加入了北京大学文学学会。在她的文学视野变得开阔之后,她意识到新概念作为青年文学的一种类型,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多获奖作品都有类似的风格,比如叛逆、忧郁。这些早期被认为具有创新性的文学风格,几年后形成了某种固化的标签,限制了更自然、更生活化的文学可能性。“我想跳出青年文学的框架,学习正统的纯文学写作。”在北大文学社,钱好潜心写作,“不会去外面倒腾,我觉得我写得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钱好做了文化记者,平时写点散文,自娱自乐。工作中偶尔也会碰到郭敬明、张悦然、韩寒。 孙在大三时进入北京大学。在钱的好印象中,孙活泼可爱,是一个积极分子。然而,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几乎没有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他称自己为理想主义者,致力于“改革”。大学毕业后,孙宇晨去了美国读研,从研二开始创业。现在他开公司,管着几十号人。他不喜欢被称为“商人”,但愿意被称为“创业者”。曲薇薇决定在大一暑假做实习记者。工作一年后,她突然觉得当记者不是她的最终目标。“记者是一个藏在稿件背后的人。但我想表达我的观点,想输出价值观。”她开始以“文艺女青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两届一等奖”的形象活跃在各大卫视的综艺荧屏上,化着浓妆,言谈举止间是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2015年5月,20岁以下的曲薇薇参加超级演说家,发表了《我们都病了》的演讲。她昂首挺胸,霸气十足,想“以思想为武器”。那场演讲后,导师金星评论“直观感觉有点假”,她说这是个“写得非常好,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很好”的演讲稿,但“老觉得隔了一层东西在你我之间”。导师涛评价她有“中国大学生典型的学生口音”,用顿悟的语气说出了一个大道理,“口音大于内容”。现在再回忆起来,曲玮玮觉得那个时候确实带点表演的性质,“面对电视,还是会紧张,那些灯光让我感觉人生不真实。”用梦工厂制作当曲玮玮频繁出现在网络和综艺节目上时,同是1995年出生的汤斌还在准备第三次高考。唐斌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中获得第16名二等奖和第17、18名一等奖。他没有看到曲薇薇,但他说她一口气参加的综艺节目。在唐斌的印象中,曲薇薇是“知名人士”,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中的活跃阶层。汤斌说新概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真的,不夸张。”来自江苏邳州的他,成绩不太好,对于未来的规划本是考上本省的一个铁路高职院校,然后做地铁司机或者铁道乘务员。唐斌最初的写作启蒙是《围城》,五年级时在叔叔家看的。虽然不懂内涵,但觉得很有意思。他从高中就开始捐款。“这只是一个梦。试试看。如果我不参加,我很抱歉。”高中之前,唐斌提交了两份草稿,但都没有入围。2014年他读高四时,参加了第1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得比赛二等奖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有另一条出路:考艺考,然后从事写作和电影。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汤斌高考数次落榜,但他又在新概念比赛中连续拿了两次一等奖。唐斌记得领奖后,李给一等奖获得者打电话说:“捧我们的水晶杯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我希望我们中的一些人能获得诺贝尔奖。”凭借第18届一等奖,汤斌获得上海戏剧学院的自主招生资格。“慢慢地胃口大了起来,迷失了方向吧,非名校不上。”几次高考失利后,他现在正准备参加第四次高考。现在,他说,随它去吧。在参加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时,钱好跟郭敬明同考场,“那个时候他太显眼了,个子很小,背了一个特别大的包,坐在我的斜前面。当时我爸妈都注意到他,说这个男生这么小个,背这么大的包,自己一个人来的,都没有家长陪吗?结果一等奖颁奖时他就站在上面,后来才知道他叫郭敬明。”在新概念作文大赛10周年庆典上,郭敬明说,新概念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起点。“也许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这条路,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作家。”他以为毕业后可能会做金融,跟商业有关。从1998年至今,“80后”和“90后”构成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要参赛人群。钱好觉得,新概念改变了一代人的阅读审美,甚至饮食、着装。很多之前的获奖者都会提到安妮宝贝和村上春树,比如钱豪,他们曾经找到自己的书看,曾经爱上自己的女孩,光着脚穿鞋,喝着苦涩的蓝山咖啡,甚至买了白色的棉质连衣裙穿。曲玮玮喜欢前一个男朋友就是因为“当时他穿着白衬衫,身上的洗衣粉味特别好闻”,她说那种感觉就对了,虽然那时也不是很了解对方。当新概念大赛处于巅峰时,胜者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进入作家圈。钱豪记得,每年新概念大赛的入口处,都会有几位年轻的编辑向候选人提交稿件,许多新概念获奖者都是在同一个环节与她出版的书一起获奖的。钱好最初几届给过出版商一些稿子,“那时候就觉得来钱快。”但是高二高三时,她就不再参与了——合集往往存在重复用稿的问题,且印刷质量参差不齐,至于个人文集,她认为自己的作品还不足以独立出版。继续任务多位获奖者和评委都表示,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举办了18届之后,已经很难出现像当初韩寒和郭敬明一样的“现象级”作家了。网络文学和自媒体兴起,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平台展现自己。在曲伟伟看来,现在韩寒、景米国无处不在,没有必要用新概念去捧几个标杆。不少参赛者冲着高考加分参赛,也会有意识模仿新概念作文的风格。李其纲认为,这种功利性在所难免,但他也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就在这种功利心态下爱上了文学。曾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评委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告诉本网站,像新概念大赛这样的比赛,对文艺青年的培养和高考制度的改革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它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历史使命,现在还在继续。”曲玮玮如今偶尔整理电脑,看到以前写的东西,感觉那些文字很稚嫩,“属于野心爆棚,但是才华还没有跟上”。但她又觉得,在那个时间点,那样的阅历下,写得也蛮好的。“反而现在没有以前那样进步的速度,被很多琐事包围,是在一个平整的前进中微妙地后退着。”采访当晚10点,曲薇薇的官方号推送了一篇文章。半个多小时后,点击率接近2万。曲玮玮的目标是公号粉丝达到100万。“如果积累到100万,我不管写什么,是不是都有人为我买单,那就可以支撑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希望下一年出两本书,写一部真正能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就算短篇小说,哪怕是一个微电影也行。”这时,唐斌开始准备下一年的高考。他最近和几个同样喜欢写作的朋友开了一个微信账号,陆续写了一些微小说。他将来想在大学里写一本小说。9月的一天,在《萌芽》杂志社办公室的二楼阳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去年几万份初赛投稿,已经积上了灰尘。而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又整整齐齐摆了十几捆第19届大赛的投稿,每捆有100份,之后的日子还陆续会有新的稿件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