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来武 张来武：基于科学的创新 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演讲者:张来武

主题：“上海-加州创新对话”

日期:2016年9月13日

主办：复旦大学 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

“创新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基于工程学、以客户为中心、基于科学以及效益全能型的创新。其中基于科学的创新是我们的重大弱点。”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前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在第二届“上海-加州创新对话”上说，阻碍基于科学的创新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体制性、机制性和对人才管理、知识管理的一系列障碍性因素。

以下是张来武在这个网站上的讲话摘录:

现在创新已经无所不在，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谈创新。我个人理解，现在对于创新的理解最重要的一个误区，尤其以我国为例，认为是线性递进理论：基础研究大学做，应用研究大学老师和企业一起做，然后企业应用——是一个线性递进关系。如果这样理解，稍稍有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线性的模型一定能够解出来，如果能解出来的创新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设计出来。这么多年来，由于我们过去是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创新确实可以模仿。在这样的情况下，貌似我们这个做法很有效，在某些历史阶段也确实有效，但是今天就产生了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我们谈创新是要重新审视创新理论问题。我们认为创新理论目前最先进的是三螺旋理论，创新是由科学、技术以及市场应用，这样三个螺旋桨在一起搅拌、融合、创新，形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因此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三个螺旋很重要，三个螺旋之间的关系我们用数学模型来说叫运算，你可以用加号但是请你在加号上画个圈，它是用这种螺旋在不断地运算和融合，在经济学叫创新。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在过去二螺旋理论基础之上的一个推进，过去二螺旋理论没有划分科学和技术，但是这个划分是极其重要的。

谈创新，可以谈四种创新:一种是以工程为基础的创新，一种是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三种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四种是全方位的创新。

第一，基于工程学的创新，你说中国创新不行，我曾经在科技部工作多年，30多年来中国创新是很有成就的。但是如果你说中国创新很行，现在我们的创新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历史性的挑战。问题就在于没有细细地研究。中国过去30多年来基于工程学的创新，有人说我们很行，高铁、风电、电信、包括三峡水库电力系统等等，确实这种成就无可否认。但是同样是基于工程学的创新，我们的汽车却不敢恭维。这么多年来，由于我们中国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我们过去搞“两弹一星”，有一种国家意志和国家这样一个统筹能力工程学基础，并且我们还有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当年是中西融合，应用了很多工程学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我们确实在这方面获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中间有个重要差别，但凡是政府买单，但凡是一个全局共同买单不需要市场细分的，我们都做得不错。而一进入工程学的创新系统，像汽车这样要市场倒逼机制的，我们却做得很差。也就是说在我们做得很好的创新中，还要注意我们的不足。

第二个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基于工程的创新，在我们的市场是行不通的，但是反向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市场能力。我们做好了电视机、冰箱、空调整甚至网络服务业。这真的是以客户为中心。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中，世界十大网络企业中，中国有四家，但都不是国企或央企。这说明中国人并不擅长以客户为中心，但你能解决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的制度问题和与世界接轨的问题吗？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我们也非常抱歉有这样的疑虑。

最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基于科学的创新，这是我们重大的弱点。我们有像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这些好的学校，应该说我们的学者也非常努力，我们有很多理论上的成就，但是我们这种创新成就，经常被人们批判。我在科技部的时候经常遭批判，中国成果转化非常差，其实那不是哪个人的问题，那是从创新理论到创新模式中间必然的问题。为什么？基于科学的创新，中国在创新理论中从来就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在实践中更是没有懂得怎么消除阻碍科学成为创新最重要要素的体制性的、机制性的、和对人才管理和知识管理一系列的障碍性的因素。

利益驱动创新，基于前三个螺旋创新，系统管理，各要素有效组合，而我们的工具是最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首先，我们学习了一些美国人用合作游戏做了很多年的市场设计，从诺贝尔奖到一系列操作都取得了成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尔文·罗斯解决了四男四女的婚姻问题。如果不用合作博弈，能得到最佳匹配结果吗？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的政府遇到了很多实际上比这更简单的问题，结果我们非常努力，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合作博弈的方法论。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是让下属服从，政府让社会服从，有了这样系统的认识，这甚至落后于系统工程理论，也是人文社会治理系统理论中最落后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的这四种创新，用三螺旋理论重新解读，大家认为三螺旋理论也不神乎，是跟现实的创新密不可分的，我们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做了成功背后潜力在哪里，都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它。

因为这样一个理论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我们最时髦的说法叫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们的三螺旋理论直接进出口创新驱动的产业经济学和六次产业理论。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是西方，甚至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多的美国，主流经济学都是固守三次产业理论，或者停留在三次产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果是，我们国家在用西方经济理论寻找我们的经济治理工具时，不是凯恩斯的三驾马车，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某种供求关系，而是我们每天都在谈论创新战略，却找不到创新工具。

这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经济学是停留在三次产业划分理论中，它是工业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学，而其他的东西，信息化、知识经济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展开，都限制在工业化经济的牢笼中。因此根本不能适应信息化时代，不能适应知识爆炸，人力资本的时代，那就更不能适应人工智能的时代。

我们提出了六大产业分工理论。我们通常时髦地说“互联网+”，意思是在加号上加一个圆圈。我们认为这是第四产业。这第四个行业的发现来自2010-2012年中国经济学的统计，中国网络服务业以72%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传统信息服务业增速不足12%，这说明这种裂痕意味着出现了与传统三次产业理论完全不同的新经济规律，一个新的产业诞生了。这个行业的诞生是没有消费者买单的，只是你给我点击率。没有必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只有赚钱的时候才能在资本市场溢价卖出，不赚钱的时候也可以溢价百倍千倍卖出。

第五产业是我们的独创，我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构成第五产业，大家说文化创意在第三产业中也有，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有三个要点：第一你必须创造人力资本，这样我们的创新教育应该构成这个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我们认为未来是一个梦想的社会，是一个人们对精神需求可以付诸于购买力的社会，因此我们认为未来附加值的不绝源泉来源于人们对精神需求、对幻想的不断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第五产业的使命是把人们的精神需求转化为市场定价、市场附加值。

第六产业的运营需要第五产业的创造力。第六产业的运行规则有四个简单点:制度运行、合作网络、开放创新、共享经济。如果能够通过共同对话消除共享经济的障碍，不仅中国人会受益，美国人也会受益，除了中美两国，世界也会受益。